显德元年(954年)正月十七日，后周太祖郭威病卒，养子柴荣即位，史称周世宗。
北汉刘崇认为这是南下作战的有利时机，立即请求契丹再次出兵。
周世宗柴荣，河北邢州龙岗（今河北邢台龙岗）人，家境贫寒，自幼投奔姑母郭威的夫人柴氏，后来被姑父、姑母收养为义子。
因为郭威常年在外当兵打仗，为了补贴家用，柴荣就和当地一位名叫颉跌氏的商人一起搭伙经商。
当时，江南地区出产的茶叶在北方最为畅销，茶叶的集散中心，在荆南高氏政权的首府江陵（今湖北荆州）；河北定州（今河北定州)则是北方的瓷都，曲阳（今河北曲阳）定窑出产的白瓷是当时的抢手货。
所以，柴荣主要就是推车贩运这些特产，奔波在江陵和定州之间。赵州桥是定州和邢州间的必经之路，所以当地留下了许多关于周世宗的传说。
周世宗经商十余年，凭借着推车贩卖瓷器和茶叶，很快就发了大财，郭威从政也得到了源源不断的资金资助，终至开创了帝业。
由于郭威的两个亲生儿子都被汉隐帝刘承祐所杀，柴荣就以养子的身份成为郭威的继承人。显德元年(954年)，周世宗登上了皇位。这一年，他三十三岁。
刚刚即位的柴荣，就面临来自北方的强大挑战，而能否打赢这场战争，是攸关后周政权存亡的大事。
显德元年(954年)二月，刘崇将兵3万，以义成节度使白从辉为行军都部署，武宁节度使张元徽为前锋都指挥使，会同辽国政事令杨衮将兵六七万人，自团柏谷南趋潞州。刘崇鉴于先前南下两次攻打晋州失利，重新制定了行军路线和作战部署。
这次自太原出发，拟自潞州、泽州过天井关（今山西晋城南）进入河南，直逼大梁。这条路线沿途山路狭窄，但途程较近，而且北汉军不准备攻打晋东南军事重镇潞州，以减少途中的行军时间和人员伤亡，以便实现早日灭亡后周、重建后汉的梦想。
北汉军屯于团柏谷南面的梁侯驿。后周昭义节度使李筠派军将穆令均率步骑2000迎战，自己领大军停于太平驿准备声援。北汉大将张元徽与穆令均战，伪装作战失利，穆令均跟踪追击。
北汉伏兵发，杀穆令均，俘杀后周士卒1000人。李筠逃归潞州城内，闭城防守。
周世宗得知北汉军入犯，急忙召集大臣商议对策。
臣僚们都说：刘崇在晋州失败后，元气大伤，一时难以恢复。今佯称亲自领大军南下，故意迷惑我们。陛下初即位，人心未定，不宜轻易离开京师，应命大将出征。
周世宗不顾几朝元老冯道和满朝文武大臣的反对，断定北汉刘崇肯定会利用周太祖大丧而自己刚刚称帝之际，大举南犯。
他说：“且善用兵者出其不意，吾当自将击之”，遂决定亲自领兵抗击北汉与契丹军的入犯。
三月初，北汉乘梁侯驿之胜进逼潞州。
三日，周世宗命令后周军队分三路出发：
以天雄节度使符彦卿、镇宁节度使郭崇威领兵自磁州固镇（今河北武安县境内）出北汉军后；河中节度使王彦超、保义节度使韩通自晋州东出，邀击北汉军左侧；马军都指挥使樊爱能、步军都指挥使何徽、义成节度使白重赞、郑州防御使史彦超、前耀州团练使符彦能等先赴泽州，尔后大军北上，正面迎击。
三月十一日，周世宗从大梁出发。
十六日抵达怀州（今河南沁阳)，十八日宿营于泽州东北。北汉刘崇不知周世宗前来，途经潞州而未进攻，引兵南下，当天夜晚军于高平（今属山西）之南。世宗从大梁出发，连续急行军8天，打乱了北汉军急于挺进河南的作战部署。
十九日，后周军前锋与北汉军在高平南面相遇，北汉军稍退。周世宗防止北汉军逃走，命诸军急进。刘崇以中军列阵于巴公原(今山西晋城北35里)，前锋都指挥使张元徽列阵东面，契丹将杨衮军其西。
后周河阳节度使刘词率后军这时尚未赶到，众心危惧，世宗却坚定果断，命白重赞、李重进领左军居西，樊爱能、何徽率右军居东，向训、史彦超统精骑列阵中央，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将禁兵扈驾。
世宗亲自临阵指挥。刘崇见后周军人少，后悔不该请契丹出兵。契丹将领劝刘崇不要冒进，刘崇拒不采纳，反而要契丹军将在旁观战，并立即指挥东线张元徽出兵攻击后周右军。
双方交战不久，后周马军将领樊爱能、步军将领何徽引数千骑兵溃逃，步兵千余人投降北汉。
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周世宗镇定自若，临危不惧，亲自领亲兵督战。
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与偏将赵匡胤各领2000骑兵，冲锋陷阵，敌军望风披靡。
内殿直马仁瑀跃马引弓，连毙数十人。殿前军将马全又也引数百骑冲入敌阵。北汉刘崇这时得知周世宗临阵督战，指使骁将张元徽抓紧时机乘胜进兵。但张元徽旋即被后周军所杀，北汉军士气顿时低落。
后周兵士越战越勇，争相杀敌，大败北汉军。北汉刘崇举旗指挥北汉兵休战，也无法停止后周军的冲杀。契丹大将杨衮害怕后周军强大而不敢援救刘崇，全军退走。
十九日傍晚，北汉刘崇领余众万余人利用一条河涧设防布阵。
这时，后周河阳节度使刘词将后军赶到，立即与诸军一起追击，又败北汉兵，杀其大将张晖及枢密使王延嗣。
北汉军队丢尸弃甲遍野。初夜，后周军至高平，降北汉军数千人，缴获辎重、驼马、兵器等不可胜计。
高平之战时间很短，规模不大，但它是后周、北汉两国兴衰存亡以及全国统一的重大转折。
《旧五代史》卷一一四载：
“是日危急之势，顷刻莫保，赖帝英武果敢，亲临寇敌，不然则社稷几若缀旒矣”，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北汉自这次大败后，国势日弱，一蹶不振，长期盘踞在太原及其周围一隅之地，再无力挑起对后周的大规模战争。
与此相反，周世宗在高平战后，威望大增，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抓紧进行改革，国力日强，全国的统一事业不断得到发展。
刘崇自高平之战失败后，隐姓埋名，领亲骑数十人经沁州逃回太原；接着收集溃散兵卒，修缮兵甲器仗，完备太原城堑的防务工程，加强对后周的防御。
契丹大将杨衮领军北屯代州，准备充作北汉的军事后盾。北汉刘崇再次派使者王得中赴辽国乞求出兵，辽穆宗答应发兵援救太原。
周世宗三月二十三日由高平抵达潞州，一方面诛杀樊爱能等败军之将，一方面奖赏高平作战有功将领李重进等数十人，鼓舞士气，并积极策划围攻太原。
显德元年(954年)三月二十八日，周世宗命令分兵二路进攻太原：
以天雄节度使符彦卿为河东行营都部署兼知太原行府事，镇宁节度使郭崇威为副都部署，向训为都监，李重进为马步军都虞候，史彦超为先锋都指挥使，率步骑2万人从潞州北上；同时命河中节度使王彦超、保义节度使韩通自阴地关北上，先攻占太原东、南面一些州郡，再会合符彦卿军分头围攻太原。
周世宗带领河阳节度使刘词、鄜州节度使白重赞等暂停潞州，密切注视着战争态势的发展。
四月，后周符彦卿率军队到达太原城下。王彦超攻汾州，北汉汾州防御使董希颜降。
后周大将康延沼攻辽州不下，继而后周使者单骑赴辽州劝说，北汉辽州刺史张汉超降。
周世宗派符彦卿白潞州北上时，鉴于太原远离大梁，交通又不便，军需刍粮供应困难，一时未议攻击，“且令观兵城下，徐图进取”。
当后周军队进入北汉境内时，各地百姓纷纷送上食物表示欢迎，哭诉北汉刘氏赋役苛重，愿意向后周军供应军需物资，助攻太原。
周世宗得知后，萌发了一举灭亡北汉的打算；符彦卿、王彦超军事行动的顺利进展，也增强了周世宗攻打太原的决心。
世宗派使者与诸将商议。众将领认为军粮、饲料不足，请求班师，等待时机再行征讨。世宗不同意。
但后周大批军队、民夫齐集太原城下，纪律败坏，剽掠骚扰，北汉民众大失所望，依山结寨，坚壁清野。
世宗急忙驰诏严禁兵士剽掠，安抚农民，只准征收当年租税，还募民纳粟赐以官职。同时命三司使李谷到太原附近地区筹集军粮，征调泽、潞、晋、绛、慈（今山西吉县）、隰以及靠近太行山东侧的河北诸州民夫运粮馈军。
四月十八日，符彦卿奏报北汉宪州、岚州归降。十九日，王彦超攻克石州，俘北汉石州刺史安彦进。二十日，北汉沁州刺史李廷海举城归降。二十七日，周世宗鉴于后周军队连夺北汉数州，决定自潞州出发，赴太原亲征刘崇。
三十日，北汉忻州监军杀死刺史赵臬及契丹大将杨耨姑而降于后周，被授为忻州刺史。
五月三日，周世宗领大军抵太原城下。后周军队在太原城外40里布防，士气高涨，给北汉刘崇与屯军代州的契丹大将杨衮很大威胁。
在这种形势下，杨衮与北汉代州刺史郑处谦发生了严重裂痕，杨衮派几十名契丹兵士把守代州城门，阻止郑处谦与后周方面的联系。郑处谦尽杀契丹守城门的兵卒，关闭城门阻止杨衮进入城内，迫使杨衮逃归辽国。郑处谦以代州城降附后周。
后周自三月底到五月初，一方面将大军部署在太原城外，不断向城内发起进攻；一方面攻占其他州县，或迫使北汉军将投降，占领汾、辽、宪、岚、石、沁、忻、代等8州，占北汉全境12州的2/3，围攻太原的战斗态势非常有利。
但是，后周军队接着在忻州一带作战失利，又出现了重大的转折。
周世宗鉴于契丹数千骑屯驻忻州、代州之间为北汉之援，决定出大军主动迎击。
五月七日，世宗派符彦卿、郭从义、向训、白重赞、史彦超等大将率步骑万余进入忻州，契丹军退保忻口（今山西忻县南)。二十日，世宗根据符彦卿的要求，又增调李筠、张永德领兵3000人驰援忻州。
五月二十三日，符彦卿与诸将列阵忻州城外待敌。史彦超将20骑为前锋，与契丹军交战，李筠引兵追上，杀契丹兵2000人。但史彦超“恃勇轻进，去大军浸远，众寡不敌，为契丹所杀”。李筠仅以身免，后周军死伤甚多。
符彦卿被迫退保忻州，接着领兵回到太原城外。
与此同时，后周军队久攻太原不克，又遇上大雨滂沱，军士劳累不堪。世宗于六月一日诏令班师，指使匡国节度使药元福负责后军，北汉出兵追击，药元福将其击退。
但后周军队仓促撤走，“刍粮数十万在城下，悉焚弃之。军中讹言相惊，或相剽掠，军须失亡不可胜计”。所得北汉州县相继失守。六月二十八日，周世宗回到大梁。
高平之战是后周、北汉双方在山岭野外的遭遇战，攻打太原属于攻城作战，两者有很大区别。周世宗虽在高平作战叱咤风云，取得大胜，但在古代使用冷兵器作战的条件下，后周军进攻经过多年设防、城墙坚固的太原城，比起高平之战困难得多。
周世宗对此缺乏足够的认识，尚不大了解攻城作战的特点，缺乏周密的计划，军需运输困难，诸将领思想认识也不统一。
在这种情况下急于攻城是难以奏效的。
其次，后周军纪律败坏，遭到当地人民群众的抗击，也是久攻太原不下的重要原因。幸而周世宗见机行事，及早撤退，才免遭更大的失败。
周世宗对全国群雄割据，国家分裂，深为不满。当高平之战取胜后，世宗“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所以趁热打铁，立即进军太原，企图一举灭亡北汉，为谋求国家统一打下坚实的基础。
太原作战受阻后，世宗又感到彷徨。他对朝中宰相说：自后唐、后晋以来，国家分裂，长期得不到统一，朕日夜思考怎样治理，一直得不到要领，寝食不安。
显德二年(955年)四月，世宗特召集文学之士二十余人，各撰《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及《开边策》一篇，为他出谋献策。
许多文士都主张修文德以招怀各国；翰林学士陶谷、窦仪、御史中丞杨昭俭、比部郎中王朴却要求用兵征服。
注：
比部郎中是唐代刑部官职，1人从五品上，掌句会内外赋敛、经费、俸禄、公廨、勋赐、赃赎、徒役课程、逋欠之物，及军资、械器、和籴、屯收所入。
当时，全国分裂为后周、辽国、北汉、后蜀、荆南、南唐、吴越、南汉等国。闽、楚两国虽被南唐灭亡，但不久又为当地封建军阀所占据。后周实际上处在辽、北汉、后蜀、南唐等国的包围之中。
这些国家实力有强弱，距离中原远近不一，与后周的关系也不完全相同。周世宗绝不可能用十个手指同时打人。
所以比部郎中王朴献《开边策》说：
“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与吾接境几二千里，其势易扰也。…既得江北，则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则岭南、巴蜀可传檄而定。南方既定，则燕地必望风内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东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当以强兵制之，然彼（指河东北汉政权)自高平之败，力竭气祖，必未能为边患，宜且以为后图，俟天下既平，然后伺间，一举可擒也。”
这就是王朴主张统一全国的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作战方略。
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说，周世宗用兵诸国皆如王朴之言，高度评价了王朴这篇策文的作用，其实有很大误解。
北汉与辽国相联络，先后发动晋州之战、高平之战，还不断深入河北地区进行骚扰。这对后周是很大的威胁，也是周世宗统一全国的最大障碍。
王朴策文提出先南后北，俟南方作战取胜后再挥师北上，确有一定的合理因素，这大概是周世宗十分器重王朴这篇策文的重要原因。
经过后周太祖、世宗的一系列改革，后周的实力远远超过了南方邻国后蜀、南唐。然而后蜀远离中原，关山阻隔，交通不便，远征作战困难很多。
后唐曾两次出讨蜀国，一次得而复失，一次半途而废，前车之鉴，无疑对周世宗谋划统一全国的事业会产生很大影响。
南唐是南方诸国中最强大的国家，占地三十余州，经济发达，人口较多，具有抗击后周进犯的相当实力。
这两个国家建国几十年，封建统治盘根错节，后周要一举灭亡后蜀、南唐两国，也决非轻而易举的事。在此之前，南唐费了很大力气灭亡闽国、楚国后，派重兵戍守，但不久这两国军将起兵闹事，赶走南唐驻军。
周世宗要灭亡以至长期占领南方诸国，必然会经历长时间的艰巨作战，要派兵屯驻各国境内，稍一不慎，还会发生南方诸国旧军阀重新复辟的危险。
因而王朴提出先全部讨平南方诸国再进军北方，统一全国，很可能成为泡影，甚至给后周生存带来严重威胁。
周世宗全面分析国内外的复杂形势，吸取王朴策文的部分合理因素，分清主次，制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统一全国的用兵方略。可以说，周世宗拿出了五代第一个切实可行的统一天下的具体方案。
后周出兵后蜀，只收复原先为后唐、后晋所占有的秦(今甘肃秦安西北)、成（今甘肃西和县西北）、阶（今甘肃武都县东)、凤（今陕西凤县东北）4州，决不越过剑门（今四川剑阁县东北)，攻打成都（今属四川)。
后周出兵南唐，一再声明只占领江北14州，两国以长江为界，希望南唐帝李璟照旧统治长江以南各州县。
周世宗更未乘胜出兵荆南、吴越、南汉等国，而是与这些国家继续友好交往。
周世宗作这样的军事部署，既教训了后蜀、南唐统治者，迫使他们对后周边境不敢轻举妄动，借以保持后周关中与淮河以北地区的安宁；又从经济富庶的江北14州取得大量人力物力补充后周的军事力量，保证有足够的实力讨伐北面劲敌辽国、北汉，收复河北失地，灭亡北汉。
周世宗再领兵南下，灭亡南方诸国，自然是水到渠成，比较容易。由此可见，周世宗统一全国的战略决策是先南后北，再由北往南，稳妥慎重，积极可靠。这与王朴策文的作战方略既有部分相同之处，但又有重大区别。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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