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3年（太平兴国八年）底，为强化对朝中军政的控制，宋太宗罢去宰相赵普，拜参知政事宋琪、李昉二人为相，擢任翰林学士李穆、吕蒙正、李至三人为参知政事，枢密直学士张齐贤、王沔二人为同签书枢密院事；责成枢密院拟出北征方略。
不久，河北高阳关出兵深入辽境内捕得契丹领兵官，供称“契丹种族心怀忧虑，为预防宋师北伐，于近边塞地区大筑城寨以为守备”。
宋太宗一听，得意地对宰相说：
“戎人以剽掠为务，今乃修筑城垒，为自全之计耳。昔日者刘继元盗据汾晋，周世宗及我太祖皆亲征不利，朕决意取之，为世宗、太祖刷耻，遂亲擒刘继元，至今日视之，犹几案上之肉耳。当其保坚城、结契丹为援之时，岂易制乎？”
宰相宋琪应和道：
“北庭种类繁多，其心不一，自平太原以来，缘边诸州频有克捷。故以臣度之，其部下必定怀有贰心，国家也不须征讨，即可坐待其灭亡。”
984年(宋雍熙元年，辽统和二年)，知雄州贺令图上言：
“昔日国家征伐太原，而契丹叛盟好，发兵来援，倘若不是决然取之，则河东之师几乎成为迁延之役。今日契丹主年幼，国事皆决于其母萧燕燕，大将韩德让宠幸用事，其国人怨疾。请乘其衅，发兵以取幽蓟。”
宋太宗以为然。
此后，岳州刺史贺怀浦(贺令图之父，又宋太祖贺皇后之兄)和文思使薛继昭、军器库使刘文裕、崇仪副使侯莫陈利用等相继上言，皆建议乘此机会，直取燕云。
刘文裕、侯莫陈利用等皆是宋太宗心腹，而宋军进攻太原，契丹背盟求援后汉，一直作为宋太宗决意出兵燕云的借口，可见这些将领建议出征燕云，实是秉承天子之旨而已。
其实，此时辽朝已度过了辽圣宗年幼新立、萧太后专权而带来的国内政局不稳之危机，宋太宗至此方发兵北征，可说是已错失了良机。
辽圣宗继位后，萧太后虽未再遣军南下，以回避与宋军发生大规模冲突，但对宋朝欲夺取燕云诸州的企图还是十分明了的。
为此，萧太后在稳固国内政局的同时，一是强化南边防线守御，二是乘宋军暂未北上作战之机，发兵征讨边疆地区桀骜不驯之部族，以免将来与宋军决战时，这些部族武装又来添乱。
南京留守耶律休哥受命总领南面军政事务以后，十分注意对南面宋军动向的侦查和防范。
耶律休哥受命之初，涿州刺史奏报宋人在辽、宋界河以北修筑城堡，作为北进基地，耶律休哥即让边将出兵挠袭，迫使宋人无法完工而退。
耶律休哥还改革成制，根据地势险易、道路远近均衡安排戍守士卒，订立“更休法”，让戍边将士得以轮番休整以保持战力；缮修城池、堡寨与兵器军械以备战。
耶律休哥并劝农桑发展经济，安定百姓，上请辽廷同意“每岁诸节度使贡献方物，应如契丹官之例，止进鞍马”，以减轻地方负担。
这一系列措施的实行，大大改善了南面边境局势，为此后辽军完胜北征宋军奠定了物质基础。
986年（宋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初，宋太宗兵分三路对辽发动大规模进攻：
以天平军节度使曹彬为幽州道行营前军马步水陆都部署，河阳三城节度使崔彦进为副都部署，率军取涿州道北上；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彰化军节度使米信为幽州西北道行营都部署，代州观察杜彦圭为副都部署，率军取道雄州（今河北雄县）北上，此为东路宋军。
以侍卫步兵都指挥使、静难军节度使田重进为定州路行营都部署，蕲州刺史谭延美为副都部署，出飞狐（今河北涞源北）道北进，此为中路宋军。
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寰、朔等州行营都部署，云州观察使杨业为副都部署，出雁门关北进，此为西路宋军。
宋太宗嘱咐东路主将曹彬道：
“潘美之师，只令其先趋云、应诸州，卿等领士卒十余万众声言攻取幽州，且持重缓行，毋贪小利以邀敌作战。敌人闻知大兵将至，必定聚集劲兵猛将于幽州一带。兵将既聚集于此，则必不暇增援山后云、应诸州矣。”
这一北伐方案，应该说还是相当符合战理和当时宋、辽双方实际情况的，故甚具可行性：
即由曹彬等率领十万兵马作为东路宋军主力，自雄州、涿州等地正面展开北进，采取持重缓行战术，虚张声势，保持直取燕京之势态，但避免主动与敌军交战，从而将辽军主力吸引、牵制在燕京地区，无暇分兵救援其他战区。
田重进等率中路军数万自定州（今河北正定）出飞狐口，攻向蔚州（今河北蔚县）方向，以阻断辽燕京地区与山后云州等地的联系。
而西路军由潘关、杨鼎率领出雁门关，谋取辽西京大同府（即云州，今山西大同）、朔州（今属山西）、寰州（今山西朔州东马邑镇)、应州（今山西应县）等地，速战速决，吃掉辽军右翼，然后会合中路军东进，与东路主力合势攻取燕京，将契丹骑兵驱赶到燕山要隘之北。
辽廷虽知宋太宗并不甘心高梁河之败，对宋军北征有所准备，但从结果上看，这种准备还是甚不充分的，故而面对三路宋军大举来攻，一时间颇有些手足失措。
三月初，三路宋军正式出发北进，攻向预定目标。
五日，宋军东路先锋将李继隆击溃辽边境戍兵，攻取了辽之固安县（今属河北），可谓旗开得胜。六日，辽廷接到南京留守、于越耶律休哥快马急报，称30万宋军兵分三路北伐。
针对宋军分进合击之势，萧太后当即采取了对应部署：
首先集中兵力抵御宋东路军对燕京的进攻，由耶律休哥统一指挥，耶律斜轸率军增援云州地区的辽军，而自己与辽圣宗、韩德让等率禁卫军南下屯驻燕京城北，以为诸军后援。
萧太后又诏令宣徽使蒲领迅速驰赴燕京城南辽军大营，与耶律休哥商议抵御宋军事宜；分遣使者去各地征召诸部族兵马增援燕京，又命令东京留守耶律抹只统率辽东兵马大军继进，并赐予尚方宝剑，特许耶律抹只有先斩后奏的“专杀”特权，以震慑违令不遵、临阵脱逃者，统一军前号令。
次日，萧太后以亲征御敌之事祭告皇陵、祖庙和山川神祗。
八日，辽军反攻固安城，辽统军使耶律颇德击破宋阵，耶律休哥另命将校袭击宋军辎重部队，擒获甚多。
但随着宋军蜂拥而至，辽军作战不利，不得不先后撤出固安、岐沟关（今河北涿州西南）、新城（今属河北）等地。
九日，田重进所率宋中路军直出飞狐道，于飞狐城南遭遇辽军，斩杀数百人。
西路宋军在大将潘美指挥下，自代州北出雁门关后快速展开，经西陉险隘进入敌境，即与辽边境戍兵遭遇，一战击溃之。宋军乘胜追击至寰州城下，再败辽军，斩杀500余人。
宋将神卫右第二军都指挥薛超作战负伤，血沾战袍，却神色自如，挥军进击。
十二日，迫于宋军压力，辽寰州刺史赵彦章大开城门出降，被宋廷授任寰州团练使，以劝诱其他辽守臣归降。
十三日，宋西路军一部进围朔州，辽知朔州军节度副使赵希赞举城迎降。
同日，宋军东路主力也进围燕京南面要地涿州，曹彬在涿州城东设置帅营，指挥将士攻城，战斗十分激烈，大将李继隆、范廷召等先后中流矢重伤。曹彬督战越急，辽兵不支，宋军攻陷城北门，占领了涿州。
此时，萧太后、辽圣宗等率行宫兵马已驻跸于燕京之北的驼罗口(今北京南口)，见形势危急，急诏辽东辽军兼程来援。
中路宋军进至飞狐北界，辽军悍将西南面招安使大鹏翼等率骑军数千，号称二万人来援。
宋将袁继忠提议：
“敌多骑兵，利于平地作战，我军不如乘险逆击之。”蕲州刺史谭延美也认为“敌恃众而轻视我,我若出其不意，一战可克”。
于是主将田重进列阵于山麓之东迎战，激战数回合，胜败未决。时近黄昏，田重进命令部将龙猛副指挥使荆嗣率勇士从阵西攀登山崖，用刀斧等短兵器接战，斩杀百余人，守山辽兵支持不住，投崖而下，逃散于山野间的溃兵皆缴械投降。
曹彬占领涿州后，按既定部署，并不急于北上，只是派部将李继宣为前锋，率轻骑渡过涿河侦察敌情。十七日，契丹兵马前来反击，欲夺回涿州。李继宣等回军夹击辽军，大战于城南，歼灭辽军千余人，斩辽将奚宰相贺斯。
十九日，萧太后再调兵马增援燕京耶律休哥以抵御宋东路军，任命刚出征女真归朝的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为山西兵马都统，任命宣徽使蒲领为南征统领作为耶律休哥的副将。
萧太后随即又赐耶律斜轸密旨及彰国军节度使“杓窊印”，速赴前线御敌。所谓“杓窊印”，是指以鸷鸟为印纽的官印，取疾速之义，每遇行军作战，辽廷即赐之领军将帅以为印信。
但西线形势持续恶化，就在耶律斜轸就任山西辽军主将的当日，宋军又转攻应州，辽应州守臣彰国军节度使艾正、观察判官宋雄归降宋朝。
萧太后此时已率领行宫禁卫进驻燕京城北郊，不断调兵遣将，命飞龙使亚剌等检阅、选择战马以供给先出发的诸援军，让驸马都尉萧继远负责此事；赐林牙谋鲁姑旗鼓四、剑一，率领禁军之骁锐者南援燕京。
四日，萧太后又命耶律抹只、谋鲁姑、勤德诸将率偏师增援耶律休哥。
由于当时辽廷所调遣增援燕京的北院、南院以及奚部兵马，皆距离燕京颇远，未能及时赶至，故屯驻燕京的辽军兵马不足，耶律休哥不敢正面出战，只是想方设法迟滞宋军的行动，夜晚则遣轻骑袭扰，杀病弱落单的敌军士卒以打击其士气，白昼则出精锐虚张声势，相机攻击小支宋军，使宋军将士不断处于防御状态，疲惫不堪。
耶律休哥还派出部分骑兵四出分散活动，利用山林地形设伏于宋军侧后，断其粮道。是日，辽军一部数百人前来侵扰新城，被宋将米信击败。
不多时，辽军千余人重新聚集来战，米信所部仅有龙卫精兵300骑，接战不支，被围数重，箭下如雨。米信发箭射死多人，但麾下将士多战死。天色将晚，米信乘机挥舞大刀，率领从骑百余人大呼突围。正好曹彬遣部将李继宣等赴援，遂于新城东北大破辽军，辽军退去。
次日，耶律休哥向萧太后报捷，辽圣宗即亲自设酒脯祭告天地。其实新城之战辽军先胜后败，但为了激励士气，便作为胜仗报捷了，萧太后还诏令林牙勤德还军平州，加强沿海守卫,以安人心。
东路宋军占领涿州以后，为牵制辽军主力，据守涿州达 20余天，未再出兵北进，果然迫使各地辽军持续增援燕京，大大有助于中、西路军的作战。
不过因粮道遭到辽军不断侵扰，给十万大军的后勤供应造成巨大困难。九日，曹彬因粮食将尽，决定全军南撤退保白沟(今河北雄县北)，以解决粮饷难题。但如此一来，正因兵力不足而苦苦支撑的耶律休哥，便获得了十分宝贵的喘息之机，等到了来援的生力军，为此后聚歼宋军赢得了时间。
次日，萧太后得到“敌军引退”的战报，即派遣使者去军前犒赏三军，同时又调整了作战部署:
命耶律抹只统率诸军赴天子所在的行宫听令，令将军老君奴率禁卫在居庸关一带巡逻守卫。由于山西军情日趋危急，而宋东路军南撤后，燕京方向所受压力一时大为减弱，故萧太后命令两部突骑西赴蔚州(今河北蔚县)，以助萧挞凛作战；将军化哥统平州兵马，黄皮室都监奴哥、北府都监谒里各率本部步兵赴蔚州，统归耶律斜轸指挥。
十二日，萧太后又颁布命令，以耶律斜轸为山后诸路兵马都统，萧挞凛为兵马副部署，耶律题子为都监，由斜轸全面指挥山后蕃汉诸军，反击宋西、中两路兵马的进攻。
曹彬等率军南还雄州，与米信部会合。因中路、西路宋军进展颇为顺利，故宋东路军获得粮饷供给后，决定再次渡形马河北上作战。曹彬命令士卒携带够吃50天的军粮，直奔涿州。
十五日，宋东路军再次北渡拒马河。由于辽诸道援兵纷纷赶到，耶律休哥遂加紧攻击宋军留守的涿州城，同时布置兵马于正面沿路阻击，在宋军扎营饮食、休息时，不停骚扰，并截杀脱离大部队的小股宋军，且战且退。
在敌军不断侵扰下，自救不暇的宋军将士只得结成方阵，在两旁挖出深壕以防辽军骑兵的突击，加上时值酷暑，天时炎热，行军艰难，途中缺乏水井，士卒只能漉出泥浆水解渴，人困马乏，故区区100里路，竟然花了整整20天时间才走完。
有一天，米信所部与一支辽军对阵，相持不下。忽然辽将遣使者来乞降，随军督运粮饷的官员柳开认为是诈降，若“急攻之，必胜”，但米信迟疑不决。
过了两天，那支辽军又前来挑战，米信急遣人侦探方得知，因为辽军中之箭被射完，等待从燕京运来，故来诈降以为缓兵之计。
四月底，宋军主力逼近涿州城，辽军也不硬拼，主动撤出了涿州城，转而进攻宋军北征初期占领的城寨。
二十四日，辽军经一天激战，收复了固安城。于是重新攻占涿州城的东路宋军便发觉陷于孤军深入之势，加上士卒所携带的口粮因食用和战斗时损失等，又将告罄。
鉴于局势发展对宋军日趋不利，曹彬等将帅又一次决定自涿州南还宋边境一线，以免遭辽军围歼。
当时曹彬想留下部将卢斌率军万余人守城，并掩护宋军主力南撤，但卢斌深知独守孤城凶多吉少，便向曹彬恳切进言：
“涿州深入北地，外无援，内无食，丁籍残失，守必不利，不若以此万人结阵而去，比于固守，其利百矣。”
曹彬也不愿轻易损失此万余名百战精兵，故同意卢斌团聚城中老幼民众，取道狼山南行。
曹彬留下一部兵马坚守城池，自己率领主力急撤。当时，暴雨如注，道路泥泞，撤退的宋军将士艰难跋涉，士气低落。
获悉宋军逃遁，萧太后即调帐下精锐士卒增援耶律休哥，耶律休哥率领精骑连夜大举追击。
五月三日，辽军在岐沟关北追及南辙的宋军主力。
遭到四面围困的宋军已成疲惫之师，无力决战，只好把装运粮食的牛车在宿营地外环成一圈，以抵挡契丹精骑的冲击，自卫待援。
至夜，曹彬、米信率军突围，但在辽军骑兵紧紧追杀下，霎时崩溃，“无复行伍”。
曹彬、米信仅率数骑卫兵脱身而逃，连夜抢渡拒马河，收拢溃兵，扎营于易州（今属河北)之南。
尾追而至易州东郊的耶律休哥，听说有数万宋师正在沙河岸边埋锅煮食，急遣辽军进袭。惊魂未定的宋军士卒忽闻追兵杀到，望尘奔窜，慌乱中人马自相践踏而亡或堕下河岸溺死者甚多，连沙河也因尸体堆积过多而断流。
幸得宋将李继宣殊死力战，那些残兵才得以侥幸逃生。
此番曹彬率领东路军主力从涿州南逃，连败于岐沟关、沙河等地，前后死者数万人，连随军出征的文官也死亡多人，知幽州行府事刘保勋、开封兵曹刘利涉父子死于乱军之中，殿中丞孔宜溺死于拒马河中。
宋军大败时，有辎重兵万余人藏匿于岐沟空城中，被辽军重重围困。五日，耶律休哥以“皇太后生辰”不宜多有杀伤为由，解散长围，放宋兵逃出生天。
战后，辽军打扫战场，见宋师所弃“戈甲若丘陵”：休哥还收拢宋军将士的尸体筑为“京观”，以扬辽军之威。
所谓“京观”，是中国古代战争中，战胜方将战败方阵亡者的尸体堆积在大路两侧，覆土夯实，形成如金字塔形的高土堆，号为“京观”或“武军”。
岐沟关大捷，辽廷上下大喜，萧太后班师燕京，封赏立功将校有差，并进封契丹主将耶律休哥为宋国王。
曹彬、米信等收拾溃军奔回高阳，即被宋太宗召至京城。
岐沟关宋军惨败，对于作了长时间北伐准备且势在必得的宋太宗来说，打击极大。
据载宋太宗闻知北伐失败时，恨恨地对身边谋臣说道：“卿等共视朕，自今复作如此事否？”
但败讯传来，朝野哗然，开国老臣赵普上书委婉批评宋太宗“信任邪谄”而妄动干戈，认为应当先修德政，再议征伐。
愤恨不已的宋太宗将那些败将羁押大狱，准备下令处死，后经工部尚书扈蒙等竭力相救，曹彬等又“素服谢罪”，才收回成命，贬官了事。
其实，曹彬等人不过是做了宋太宗的替罪羊而已。
宋太宗重伤之后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使其猜忌之心大盛，对臣下甚不放心，大权独揽，事无巨细，皆要插手过问。
宋太宗对于兵权向来牢抓在手，此次雍熙北伐作战策略，全由宋太宗与枢密院官员秘密制定、直接下发诸军执行，宰相也无由过问。
史书皆称曹彬为人忠谨厚重，不喜冒险，其率领东路宋军主力，自三月初出敌不意进入辽境，经10多天才至涿州城下；入涿州后又停留20余天，正是执行了宋太宗“持重而动”命令的结果。
但因对辽军截断粮道之举，曹彬缺少有力对策，迫于断粮危机，而回师就粮。
不过，曹彬、米信等人皆是老于战阵的行伍惯将，对于“敌人在前”而“却军以援刍粟”的“失策”后果应有着本能的警惕。
但还是出现如此不合常理的行为，可想见此举当也是出自于习惯“居中指挥”的宋太宗之“手笔”。
至于曹彬回师之后，却又再违反兵法常理，督军盛夏裹粮往攻涿州，史称其主要原因在于东路军将校获知西、中两路潘美、田重进两军连战连捷，深耻己军无功，认为“朝廷三路出师,如不急取幽、蓟,恐落人后”，于是“谋画蜂起，更相矛盾”，纷纷主张再次北进，尽速攻取燕京。
为人谦让有余而智略不足的曹彬“不能制”，便“不遵成算”，将天子“勿复前攻，当引师缘白沟河与米信军接，按兵蓄锐，以张西师之势。待潘美等尽掠山后之地，会田重进东下趋幽州时，东路曹彬、米信与之会合，以全师制敌，必胜之道也”的急令置于脑后，结果惨败而归。
这大概仍是曹彬等人在替宋太宗背黑锅。
宋太宗推翻原先计划，使曹彬等“领十万甲士出塞远斗”的原因，应该还是在于宋太宗本人看到西、中两路宋军进展顺利后，求功心切，企图一击成功。
一向忠谨而深谙天子心理的大将曹彬，因主动替天子承担了败战之责，故仅被贬为右骁卫上将军，不久就得到豁免，并又擢任枢密使要职。
因此，岐沟关之战最终辽胜宋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萧太后的“知人善任”上。与宋太宗“将从中御”、动辄干扰前线将帅指挥权的做法相反，萧太后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虽然驻跸燕京督战，但又能将倾国军力交给大将耶律休哥全权统领，不加牵制，给予前线指挥官应有的战场主动权，以应对一日百变的战场形势。
岐沟关之战对辽、宋双方都具有重要意义，宋军主力遭受歼灭性打击的结果，大大改变了整个辽、宋战争态势，即所谓“岐沟之蹶，终宋不振”，宋廷基本丧失了战略进攻能力，被迫转入战略防御，宋朝“守中虚外”的格局最终形成。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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