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思成
女真人建立的金国，从贵族能够打皇帝板子，到皇帝说一不二，不过一代人的时间，比回鹘、契丹、蒙古的秦制建设既快，程度又深，大司马认为主要是因为女真人缺乏内亚的分封传统，完颜氏贵族的职权系于官职，因此重量级贵族很容易被皇帝整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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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共治与内部冲突
金朝建国以前，完颜氏家族世代把持部落联盟首领职位，早已在联盟统治集团中形成了超过其他家族的明显优势。建国以后，这种优势继续扩大，最高议政机构勃极烈辅政会议完全为完颜氏宗室贵族所控制。
金初勃极烈任职可考者共十二人，均系宗室成员，其中太祖、太宗兄弟及太祖从兄国相撒改三系子孙共占七人，且所任多为排位较高的勃极烈，可见宗室，尤其是宗室近属事实上成为金初贵族政治的主角。
在金初对外作战的过程中，大批完颜家族成员统兵征伐，独当一面。灭辽前后，金廷在境内所设诸路都统、军帅等地方军区长官，半数以上皆出自完颜氏。
撒改之子宗翰和太祖之子宗望分别以左、右副元帅的身份在云中（今山西大同）和燕京开设元帅府，附设枢密院，统领被征服地区事务，权力极大，时人呼为“西朝廷”“东朝廷”。
清代学者赵翼也总结说：“金初风气淳实，……开国之初，家庭间同心协力，皆以大门户启土宇为念，绝无自私自利之心，此其所以奋起一方，遂有天下也”。
在王朝开国之初，主要依靠宗室成员建功立业本为常事，但金朝在这方面表现极其突出，灭辽翦宋，奄有中原，几乎所有重要战役都是由“兄弟子姓才皆良将”的完颜氏家族成员指挥参与完成的。
金初宗室势力之强盛可能与女真社会的家庭结构有很大关系。女真人建国前主要从事粗放式的农耕，活动范围相对狭小，个体家庭尚未完全独立，父系大家族作为社会和经济实体仍然普遍存在，即所谓“兄弟虽析，犹相聚种”。
这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明显存有差异。这体现在政治上，即完颜氏家族团结一致，共同创业，具有极强的凝聚力。
完颜氏的组织形式跟周朝相近
跟草原有别
有明确记载显示，女真社会原有军事民主制的传统。金太祖即位后赴臣下宴集，“主人拜，上亦答拜”，“虽有君臣之称，而无尊卑之别，乐则同享，财则同用”。
而在金初宗室贵族势力不断膨胀的背景下，军事民主制传统实际上演变成为宗室内部的“民主”。皇权虽依赖家族力量而得以建立，但也因此淹没于完颜氏家族集体权力之中，金初君主个人权威尚未得到充分发展。
据称金太祖入燕京，“与其臣数人皆握拳坐于殿之户限上，受燕人之降，且尚询黄盖有若干柄，意欲与其群臣皆张之，中国传以为笑”。太宗私用国库财物过度，被诸勃极烈数以“违誓约之罪”，“群臣扶下殿，庭杖二十”。
史称太宗在位时，面对“桀黠难制”的宗室功臣，只能“拱默而已”。宗室代表人物宗翰等人“专权，主不能令，至于命相亦取决焉”。宗室贵族权力膨胀过度，逐渐与皇权形成矛盾，孕育着激烈的冲突。
建国以前，完颜氏部族酋长的继承曾经长期以兄终弟及的方式为主。这种方式保证了权力始终掌握在家族成年男性手中，对于维护完颜氏的统治地位乃至金朝的发展壮大起了重要作用。
建国后，这一传统依然保持。金太祖任命其弟太宗吴乞买为谙班勃极烈，此职居于诸勃极烈之首席，实际上相当于皇储，故而太祖死后太宗即被拥戴即位。
太宗复以其唯一的同母弟完颜杲为谙班勃极烈，杲病死，继位人选出现争执。太宗虽有多位子嗣，其长子宗磐也立有大功，但在宗翰、宗辅、宗幹、希尹等宗室贵族的压力下，仍然不得不参照兄终弟及制的传统做法，从太祖一系中选立皇储，遂以太祖嫡孙熙宗完颜亶为谙班勃极烈。
兄终弟及的继承方式同样反映了宗室共治的背景，与中原模式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不兼容的，最终酿成了剧烈的内部冲突。
皇权的加强
金熙宗即位后，宗室共治的局面开始向皇权独尊转变。在这一变革过程中，汉族社会尊君卑臣的传统政治观念发挥了关键作用。
熙宗幼与儒士游处，汉化较深，已“失女真之本态”。左右的汉族儒士“日进谄谀，教以宫室之状、服御之美、妃嫔之盛、燕乐之侈、乘舆之贵、禁卫之严、礼义之尊、府库之限，以尽中国为君之道”。于是熙宗“出则清道警跸，入则端居九重”，与宗室贵族渐渐疏远。
天会十三年，下诏废除勃极烈会议，仿照唐宋中央官制，以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为宰相机构。三省中以尚书省为主，下统六部。
对于曾任勃极烈的一些宗室重臣，让他们以太师、太傅、太保的头衔“领三省事”。尽管如此，但三省毕竟是听命于皇帝的汉式政务机构，宗室共治色彩比勃极烈会议明显减弱。
熙宗在与臣下谈论历史时说：“后世疑周公杀其兄，以朕观之，为社稷大计，亦不当非也。”他利用宗室贵族争权夺利的矛盾，数次兴起大狱，宗室元老宗磐、宗隽、挞懒等人皆被处死，宗翰忧愤而卒。
熙宗又企图改革皇位继承制度。皇子济安出生仅仅一个月，就被他册立为皇太子，但济安不久夭折，熙宗也在政变中死于非命，传位于子的计划未能实现。
以宗室身份发动政变篡位的海陵王完颜亮，对宗室贵族更为猜忌。即位仅数年，就先后诛杀太宗子孙七十余人，宗翰子孙三十余人，太宗弟杲子孙百余人，其余宗室又五十余人，连自己的弟弟完颜衮也没有放过。
海陵王夙有“国家大事皆自我出”的抱负，在诛杀宗室的同时，进一步改革官制，从制度上对皇权加以巩固。主要内容包括：
撤销中书、门下二省，仅保留尚书一省，在皇帝领导下负责全国行政事务。废除位高权重的“领三省事”职务，改设尚书令，且不再以宗室担任此职。
将金初的统兵机构都元帅府改为枢密院，枢密院长官负责军政管理，但并不统兵，保证兵权由皇帝控制。
强化监察制度，由御史台监察尚书省行政系统，又由登闻检院、登闻鼓院监察御史台和尚书省，形成环环相扣的制约关系。
经过海陵王的整顿，金朝各级机构“职有定位，员有常数，纪纲明，庶务举，是以终金之世守而不敢变焉”。
作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金朝带有浓重的家天下色彩。金初，“宗室皆谓之郎君，事无大小，必以郎君总之。虽卿相，尽拜于马前，郎君不为礼，役使如奴隶”。
政权被视为完颜氏家族的私产，只不过家族集体权力一度掩盖了皇帝的父家长权力。经过熙宗特别是海陵王对宗室近亲的血腥屠杀，皇帝的个人权威终于充分凸显出来。
熙宗与海陵王打击宗室贵族时，均援用了中原传统的官僚制度，中原王朝官制在历史上本来就是与专制君主相伴而生的，它既有从属并服务于皇权的特征，同时也具备公共服务倾向和一定程度的自主性。
而面对以父家长权力为基础的皇权，官僚制度作为专制工具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而其中自主性的因素却难以成长。史书评论金朝“鄙辽俭朴，袭宋繁缛之文，惩宋宽柔，加辽操切之政”，说的就是这层含义。
故金朝皇权之独尊，更胜于前代，如在君臣关系方面，皇帝对臣下往往滥施淫威，重则诛杀，轻则杖责。海陵王曾得意地说：
“古者大臣有罪，贬谪数千里外，往来疲于奔走，有死道路者。朕则不然，有过则杖之，已杖则任之如初。”
又云：
“大臣决责，痛及尔体，如在朕躬，有不能已者”。
这种廷杖的传统由此一直影响到后来的元明清。《金史·刑志》对此总结称：
“原其立法初意，欲以同疏戚、壹小大，使之咸就绳约于律令之中，莫不齐手并足以听公上之所为，盖秦人强主威之意也。是以待宗室少恩，待大夫士少礼。终金之代，忍耻以就功名，虽一时名士有所不免。至于避辱远引，罕闻其人。”
若从中国古代皇权的发展线索着眼，两宋、金元乃是孕育明清极端专制主义皇权政治的关键阶段。
在宋朝，相对于晚唐、五代纲纪伦常废弛的混乱局面，统治者和士大夫集团致力于传统伦理道德的重建和加强，“忠”的观念尤其被提升到人生第一伦理原则的高度，其地位远超前代，忠君成为臣民绝对、无条件必须履行的准则。
但宋朝同时也是士大夫政治的黄金时期，发达的官僚制度尚能将皇权尽量约束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运行。然至金朝（以及后来的元朝），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家天下”色彩明显增强，传统官僚制度对皇权的约束、限制机能大为削弱。
宋朝集权虽强
士大夫的体面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皇权
这种“家天下”的政治模式，辅以宋代以来逐渐深入人心的忠君观念，导致皇权的显著强化，对后代历史的影响至为深远。
金熙宗与海陵王的汉化改制
天会十三年金太宗卒，太祖之孙熙宗完颜亶嗣位。熙宗汉化较深，即位后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一）废除勃极烈会议，改行汉族模式官制，在中央建立起三省六部制度。
天会十三年，熙宗即位不久即以国论右勃极烈、都元帅宗翰为太保，领三省事，又以国论忽鲁勃极烈宗磐为尚书令，以元帅左监军完颜希尹为尚书左丞相兼侍中，太子少保高庆裔为左丞，平阳尹萧庆为右丞。
十四年（1136）三月，以太保宗翰、太师宗磐、太傅宗幹并领三省事，标志着金初勃极烈辅政制已为三省制所取代。同时，又分别在尚书省左右丞相及左右丞之下增设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作为宰相的副职和助手，以增强尚书省的权力。
（二）废黜齐政权。
天会十五年十一月，废除在中原地区扶植的齐政权，降封齐帝刘豫为蜀王，在汴梁置行台尚书省，统治河南、陕西地。天眷元年（1138），又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
（三）颁行新官制，定封国制度。
天眷元年八月，颁行官制和换官格，全面改行汉官制度，将女真内外职官，按汉制换授相应的新职，制定勋封食邑制度，即按功勋等第授予封爵、勋级、食邑。十一月，又定封国制度，所授国王封号，形同勋爵，非就治其地，其实有些封国并不在金朝的疆域范围之内。
（四）制定汉式礼仪、服制。
天眷二年三月，命百官详定仪制。四月，百官朝参，初用朝服。六月，初御冠服。
（五）修建都城。
金朝建立后，定都于女真故地，但当时并无京师名号，而且初无城郭，星散而居，“其城邑、宫室，类中原之州县廨宇，制度极草创。居民往来或车马杂沓，皆自前朝门为出入之路，略无禁限”，且无尊卑长幼之别，人们习称皇帝、宗室重臣及皇子居所为“皇帝寨”“国相寨”“太子庄”，其都城制度甚为朴野。
至金熙宗即位后，开始设有内廷之禁，天眷元年四月，命少府监卢彦伦大规模营建京师宫室，八月正式以京师建号上京，曰会宁府，改原辽上京临潢府为北京。
（六）颁行历法。
金初沿用辽历，太宗天会五年，司天杨级在北宋《纪元历》的基础上增损而成金《大明历》。熙宗即位后，于十五年春正月朔，正式颁行这部新的历法。
以上各项举措使金朝逐渐改变了其制度简陋、诸事草创的面貌，在汉化进程中迈出了重要一步。其后海陵王嗣位，又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推行汉制。
海陵王完颜亮在熙宗所颁行官制的基础上，进行了重要的整顿和改革。熙宗虽已废勃极烈，改行汉式的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制，但往往以三师领三省事。
如十四年三月，以太保宗翰、太师宗磐、太傅宗幹并领三省事；皇统七年（1147）九月，以都元帅宗弼为太师、领三省事；十二月，以右丞相萧仲恭为太傅，领三省事。尚书左右丞相还往往分别兼任中书、门下省的长官，如天会十三年十一月以完颜希尹为尚书左丞相兼侍中，皇统九年（1149）三月以司空宗本为尚书右丞相兼中书令。
这种情况在海陵王前期仍是如此，中书、门下二省形同虚设。于是正隆元年（1156），海陵诏令“罢中书、门下省”，仅置尚书省作为全国最高行政机构，长官为尚书令，掌“总领纪纲，仪刑端揆”，下设“尚书令、左右丞相、平章政事，是谓宰相；左右丞、参知政事，是谓执政”。
此前，海陵王于天德二年（1150）十二月废除设于汴梁和燕京的行台尚书省，政令统一归于朝廷，三年（1151）又废元帅府，改置枢密院。
海陵王的官制改革大抵因唐宋制度而有所损益，自此之后，金朝的职官制度进一步规范化，基本趋于定型：
“自（尚书）省而下官司之别，曰院、曰台、曰府、曰司、曰寺、曰监、曰局、曰署、曰所，各统其属以修其职。职有定位，员有常数，纪纲明，庶务举，是以终金之世守而不敢变焉。”
海陵王还对官员俸禄、印信、封爵等第做了相应规定。
如天德二年，“以三师、宰臣以下有以一官而兼数职者，及有亲王食其禄而复领他事者，前此并给以俸，今宜从一高，其兼职之俸并不重给”，即免除官员的兼职俸禄。
正隆元年，“以内外官印新旧名及阶品大小不一，有用辽、宋旧印及契丹字者”，遂定制，命礼部更铸百官之印。
正隆二年（1157），“改定亲王以下封爵等第，命置局追取存亡告身，存者二品以上，死者一品”，参酌削降封爵。
海陵王在位时期的另一件重大举措是迁都燕京。
金初定都于女真肇兴之地的上京会宁府，然随着金朝灭辽翦宋，版图不断扩张，大批女真猛安谋克军也已进入中原，“方疆广于万里，以北则民清而事简，以南则地远而事繁”。但上京会宁府位置偏远，“州府申陈，或至半年而往复”，经济上则“供馈困于转输，使命苦于驿顿”，十分不便。
海陵王即位后，天德二年，朝廷围绕迁都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海陵王不顾女真旧臣的反对，决意迁都。
三年四月，海陵诏迁都燕京，命张浩、张通古等调集诸路夫役修筑燕京宫室。贞元元年（1153），以迁都诏中外，改燕京为中都，府曰大兴。正隆二年十月，又下令毁坏上京会宁府旧有宫殿、诸大族宅第及储庆寺，夷平其址而耕种之，将宗室贵族及其所属猛安谋克尽行迁入内陆，太祖、太宗陵寝一并迁至中都近郊。
完颜亮的集权极其凶暴
此举标志着金朝统治重心的内移，也是北京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王朝首都。海陵王还确定了金朝五京之号，除上京会宁府、中都大兴府之外，以汴梁为南京，中京大定府为北京，大同府为西京，并划定五京、十四总管府、十九路的行政区划。
海陵王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大强化了金朝的中央集权统治，汉式政治制度臻于完善。
海陵王南侵及其失败
完颜亮是金太祖阿骨打庶长子宗幹次子，天辅六年生，天眷三年（1140）以宗室子为奉国上将军，在梁王宗弼麾下为行军万户，迁骠骑上将军。皇统四年（1144），加龙虎卫上将军，为中京留守。
完颜亮为人僄急残忍，性多猜忌，熙宗以太祖嫡孙嗣位，亮亦为太祖之孙，遂怀觊觎之心。任中京留守时，完颜亮开始结纳党羽。七年，被召为同判大宗正事，又拜尚书左丞，获熙宗器重，一路官至太保，领三省事。
完颜亮趁机揽持权柄，扶植党羽，与右丞相完颜秉德、左丞唐括辩等谋废立，妄图篡夺皇位，遂于皇统九年十二月发动宫廷政变，弑杀熙宗，亮被拥立为帝，是为海陵王。
海陵王即位后，一方面为了稳定局势，巩固统治，大肆清除异己，大规模杀戮可能成为他敌对势力的宗室成员；另一方面又整顿吏治，力行官制改革，迁都燕京，从而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政治制度，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于是，海陵王开始筹划南下攻宋。
正隆三年（1158）正月，海陵王令左宣徽使敬嗣晖诏谕宋贺正使孙道夫，以南宋接纳金朝叛亡者以及宋于沿边盗买鞍马、备战阵为由，责备南宋，挑起事端。
海陵王将南京汴梁作为金军南下攻宋的基地和跳板，三年十一月，命左丞相张浩、参知政事敬嗣晖营建南京宫室；十二月，召谏议大夫张仲轲等人议南伐之事。四年（1159）二月，造战船于通州（今北京通州）；四月，下令将全国旧贮军器运送至中都修缮铸造以备战，又征诸路工匠至京师；八月，“诏诸路调马，以户口为差，计五十六万余疋”。
所有兴建南京宫室和铸造战船、军器的费用皆加赋于四方之民，官吏因而和买于市，给普通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以致“箭翎一尺至千钱，村落间往往椎牛以供筋革，至于乌鹊狗彘无不被害者”。
六年，海陵王率百官由中都亲赴南京，准备大举南进伐宋，企图荡平江南，完成统一。五月，金朝遣使至临安，传达海陵王旨意，要求南宋让出淮河、长江之间土地，否则就要兵戎相见。金使还一再粗暴辱骂南宋君臣，挑衅意图极为明显。南宋朝野舆论大哗，宋高宗被迫下令备战。
九月，海陵王兵分四路，亲率三十二总管兵伐宋，兵至寿春（今安徽寿县）；太原尹刘蕚为汉南道行营兵马都统制，济南尹仆散乌者副之，自蔡州（今河南汝南）进发；河中尹徒单合喜为西蜀道行营兵马都统制，平阳尹张中彦副之，由凤翔取散关（在今陕西宝鸡西南），驻军以俟后命。武胜、武平、武捷三军为前锋，徒单贞别将兵二万入淮阴（今江苏淮安）。
海陵王渡淮，两淮宋军防务混乱，一触即溃，金军长驱直抵江北，企图于采石（今安徽马鞍山）渡江。南宋文臣虞允文至前线犒师，临时组织江边溃军及民众进行防御。
虞允文只手回天
海陵王轻敌，命部下仓促渡江，为宋水军击败，不得不退回北岸。此时金军西路攻四川一支军队已败于吴璘，由海上进攻临安一路尚未出发，即被南宋水军突袭歼灭于胶西沿海。海陵王攻宋计划严重受挫。
正在此时，金朝后方又发生政变。海陵王在位期间荒淫无道，统治残暴，举国骚动，已成众叛亲离之势。宗室东京留守、曹国公乌禄于辽阳自立为帝，是为金世宗，改元大定，大赦天下，下诏暴扬海陵王罪恶数十事，进占中都，群臣拥戴。
海陵王内外交困，欲孤注一掷，移师至瓜洲（今江苏扬州南），严令部下再次渡江。金军厌战，发生哗变，杀死海陵王后北归，这次不合时宜的南侵最终以失败告终。
世宗大定二年（1162），完颜亮被降封为海陵郡王，谥曰炀。二十年（1180），又降为海陵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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