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3-21
当下，只要是对近代史稍有了解网友，基本都会接受这样一个观点。
近代军队，比之古代军队，是有本质上的飞跃的，借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口号。
古代式的旧军队，即便引入先进武器，采用新法训练，将“用”这个层面做到极致。
那也只是表面好看，真上了战场，是完全无法与真正的近代新军队对抗的。
一、新军队与旧军队
结论很清晰直白，可以佐证的史料也不胜枚举，但要是再深入探究一下呢？
如果说先进的技术和战法是“用”，那近代军队的“体”又是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个人在网上看到的回答五花八门。
有说新式军队官兵一致，人人平等的，可是这种优良传统，并非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
比如沙俄时代的士兵被称为“灰色牲口”，旧日本军队中，上级对下级的虐待、盘剥更是成体系的。
对此，你可以抨击他们腐朽、残忍，无人性。
但总不能将这两个国家的武装，踢出近代军队行列，与晚清洋务运动下的绿营、地主团练划等号吧？
还有说新式军队爱护百姓，纪律严明，能与民众打成一片，从而获得人民广泛支持的。
当然，这对于一支武装来说，的确是一种很优秀的素质。
可这种优秀的素质，同样并非是近代独有的。
像是《续资治通鉴》里记载的岳家军：
“卒夜宿，民开门愿纳，无敢入者，军号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
《史记》中提到的“约法三章”典故：
“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甚至再往前追溯，早在先秦时期，关于“王者之师”、“仁义之师”的记载，就已经大量出现在文献典籍中了。
对此，我们也总不能硬说，中国早在数千年前，就已经诞生了近代式军队了吧？
总之，类似上述这些，能同时在新、旧军队中寻找到的特质，其实还能列举很多，这里就不多展开了。
还是回到最开始的问题，近代军队比之古代军队，其独特的，根本性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或者大家先做一个思想试验，假如近代面对西方列强入侵的，不是晚清腐朽堕落的八旗绿营。
而是诸如东晋北府兵、大唐玄甲军、大汉幽州突骑这类史上著名的强兵。
那么华夏王朝能否在不改变思想、制度的情况下，仅靠引进先进的军事技术来抵御外侮？
说不能吧，有些反直觉，其实就个人而言，也很难想象，这些令行禁止、不畏生死的精兵强将，在武器、战术对等的情况下，会连“灰色牲口”都打不赢。
可说能吧，岂不是又违反了本文开头，新军队与旧军队，有着“体”方面本质差距的共识？
二、人民战争
好了，不卖关子了，我这里直接阐述观点。
个人认为，假如近代抵御外侮的，是某支旧王朝鼎盛时期治下的精锐之师。
那么他们在手持洋枪洋炮，并按照近代化战术要求重新编练后，大概率会在小规模冲突中，表现出惊人的战斗力。
可一旦战争烈度上升，达到类似甲午战争、庚子国变这种级别，那结局恐怕就很不乐观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一支军队的理念、性质、组织模式，必然是脱胎于其所处的社会的。
这里我要引用二十世纪初，德国著名将军鲁登道夫，在其著作《总体战》开篇中，对全书立论时所做的总结。
他强调，他之所以要写这本书，是因为古今战争的底层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古典时代：
“战争是军队的事情，和民众没有直接关系。”
而到了法国大革命后的近现代：
“战争变成了人民的战争，人民倾尽全力支援战争，军队和人民已经融为一体，想要分清哪些属于陆海军的范围，哪些属于人民的范围，是极为困难的事情。”
所以，由此可知，新式军队哪怕再腐朽，也是能够基于“军民一体”，从人民处获得源源不断的支持与补充的。
而北府兵、玄甲军等旧式军队，就算再精锐，再以一当十，由于汲取不了“与战争无直接关系的人民”的力量，实力也终究有限。
双发爆发小规模冲突，鹿死谁手或许还未可知，但当战争升级后，新军队在消耗中取胜，则是必然的结局。
到此为止，问题回答完了，观点也讲出来了，但大家是不是听着有点糊涂了？
什么叫近现代“战争变成了人民的战争，军队和人民已经融为一体”？
什么又叫古代“战争是军队的事，与人民无直接关系”？
或者换种问法，军队能否从人民那里，获得力量与补充，具体又是以什么样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的？
好了，为了便于各位理解，下面我将以从表象到内核的顺序，抽丝剥茧地进行分析。
首先是表象，战争必然带来损失，损失则需要补充。
当新旧军队遭遇重大战损时，分别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和手段呢？
新式军队肯定会招募本国广大人民参军，从而快速恢复实力。
这种现象，在世界近代史上，可谓是司空见惯。
其背后的逻辑在于，新军队所在之近代国家，采用的意识形态，决定了政府能在必要时，开启战争总动员。
像是一战中的小国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明明总人口还不到五百万。
却能在战事爆发后，倾尽全国青壮、老弱，拉出几十万，乃是整百万士兵上前线。
一言以蔽之，评估某个近代国家的军事实力，是不能机械地以和平年代，其所维持的常备军数量为依据的。
该国可动员的人口上限，以及能调动的财富总额，才是更关键的，更具决定性意义的指标。
这就是“战争变成了人民的战争，军队和人民已经融为一体”。
大家注意，此处所讨论的总动员，是不受限于军队是否腐朽、黑暗的，因为腐朽与黑暗，最多只能降低总动员的效率，而不能阻止总动员本身。
事实上，只要统治者秉承的是近代意识形态，那就不妨碍成百上千万的民众，从全国各地入伍参军，投入到残酷的消耗战中去。
一战时期的沙皇俄国，前后动员的上千万灰色牲口，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好了，说完了新军队，再看旧军队所在的古代国家，一旦出现了重大战损怎么办？
答案是几乎没办法。
真被逼到了绝境，朝廷可能会抓壮丁，但壮丁是没有多少战斗力的，再不行，一些君主还可能去雇佣蛮族军队。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古典时代维持统治之意识形态，是没有充足的理由去动员最广泛的平民的。
在民众的漠视下，一个旧王朝军事实力的上限，基本上是和其常备军的数量高度挂钩的。
或者说的再直白些，旧时代的君主们，明面上有多少可战之兵，那就真的只有多少可战之兵。
战场上损失一个少一个，想要补充，周期会非常漫长。
所以，哪怕幅员辽阔、人口繁盛如华夏王朝、古典罗马，其对于军队伤亡的耐受程度，都是比较低的。
差不多只要在某场战役中，一次性被歼灭几万人，就足以震动朝野，让统治者痛彻心扉了。
这就是“战争是军队的事，与人民无直接关系”。
说了这么多，总结一下，新式军队比之旧式军队，最根本的区别到底是什么？
不是先进的武器，配套的战术，也不是严明的纪律、良好的作风。
这些东西，本质上还是“用”层面的，最终是可以被古代国家所模仿移植的。
真正的“体”方面的区别，是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是能否进行总动员的意识形态！
旧式军队只学“用”而不学“体”，学的再好，战事一起，也会因为承受不住消耗而败亡。
而如果要学“体”，那非得将整个旧的世界，彻底颠覆、改造一番才行。
三、主权在民
到这里，表象讲完了，下面就是内核了，相信大家此时也应该已经产生新的疑问。
古代、近代的意识形态，究竟有什么区别？凭什么一个可以进行总动员？而另一个不行？
其实这个问题，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经零零散散提过很多次了。
简单概括一下，纵观世界史，区分古代、近代的标志性事件是什么？
当下主流学术界，通常以法国大革命，将历史的洪流分为两截。
原因在于，法国大革命之前，世界上无论东西方，都承认统治者的合法性来自于神或上天。
古代华夏的儒家周礼，号称君主有天命加身，就像《春秋繁露》中所言：
“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
古代欧洲的基督教，宣称君主受上帝委托，治理万民，就如《俄国社会史》中的记载：
“新任君主，或承先人之业，或被选举而出，其手中之权杖，皆为上帝所授。”
但到了1789年，法国先进的市民阶层发动了大革命。
他们推翻了君主，随后为保卫自己全新的生产、生活方式，毅然在意识形态上打倒了神权禁锢，宣称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人民，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
自此，一种全新的社会结构，民族国家体系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逐渐扩散到了全世界。
基于此等彻底改变人类社会形态之剧变，时至今日，君权神授还是主权在民，宗教至上还是民族主义，也就理所当然成了区分古代王朝、近代国家最明显的分水岭。
当然，这里还有个问题要特别说明一下，为什么强调主权在民，会导致民族主义诞生。
其实道理很简单，古代社会信奉君权神授，这套理论执行起来是很容易的。
毕竟君主是一个自然人，任何人都可以找到他，并对他表示服从和忠诚。
但到了近代社会，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于人民了，新建立的国家就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
谁是人民？人民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城里人算不算人民？乡下人算不算人民？外邦肤色不同的人算不算人民？
所以你要讲主权在民，就必须得先把人民的范围划出来，不然总不能全世界随便来个人，都算是本国人民吧？
于是，语言相同、习俗相似的同一民族，也就天然成为了新共同体的边界。
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之底层架构，即是如此。
说到这里，有些读者可能已经意识到问题的关键了。
近代国家为什么能实行总动员？因为按照民族主义的叙事，国家的主人是人民，人民是以民族为边界被定义好的。
国家之土地财富，即民族之土地财富，国家之荣辱兴衰，即民族之荣辱兴衰。
于是国家之战事，当然也就是民族内，全体人民之战事，战端一开，无论老幼，人人皆有拼死作战之职责。
或者再举一个形象点的例子，很多读者应该都听过下面这句，常被用于讽刺民族主义的名言：
“每当提起大英帝国的工业和财富，就连伦敦街头的乞丐，都会骄傲地抬起头颅。”
可如果换个角度想一想呢？民族主义的动员能力是何等强大，连一无所有的赤贫者，都能为之奋起而战。
接下来再来反观古代国家，为什么不能实行总动员？因为统治者标榜自己的权力来自于神。
所谓君权神授，翻译过来就是，君主之所以能坐稳王位，靠的是神眷、天命，并非其他。
而当整个社会都认可了这一点后，那么在逻辑上，人民也就没有任何作战的热情与意愿了。
毕竟，神想要任命某人为君主，那肯定也会保佑他百战百胜的不是？
既然如此，普通百姓还有什么理由，或者说还有什么资格，为了保卫统治者挺身而出？
群雄逐鹿，城头变幻大王旗，反正老天最后会以胜负，判定谁是真命天子的。
人民需要做的，就只有旁观，以及祈祷战火别烧到自己头上而已。
最后，谁赢顺从谁，谁来给谁缴税、服徭役，法国大革命前，无论中外，皆是如此。
四、神授论的缺陷
说到这里，本文关于近代军队、古代军队根本性区别的讲解，已经全部结束了。
但部分对历史，尤其是对儒家、基督教教义有所了解的读者，可能还是会提出疑问。
首先最明显的，既然都已经创造出神的概念了，讲君权神授了，那想要动员人民还不简单？
直接在经书里加一些，类似于“神要求人民忠于君主、保卫君主”的条款不就行了？
事实上，古人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儒家的董仲舒，就曾在《春秋繁露》中论证：
“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虽谓受命于天亦可。”
相当于是说，上天除了给予君主天命，还赋予了人民一套君君臣臣、尊尊亲亲法则。
这套法则同样是天命的一部分，例如“忠君守礼”、“分君之忧”等等，都是大家在现实中所必须遵守践行的。
还有西方的基督教，在《圣经》中也强调过：
“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
等于是要求人民服从当权者，因为执行当权者的各项命令，也是遵循神意的行为之一。
所以说，照此看来，君权神授从逻辑上，不也是能够通过扩充神意的内涵与范围，来进行动员的吗？
再者，按照前文的说法，人民会因统治者宣扬的天命论，而丧失战争的热情与理由。
那么以此推论，所有的旧王朝，除了君主外，应该找不到真正愿意效忠和出力的群体才对。
毕竟神会保佑真命天子百战百胜，大家作为凡人，那么拼命干嘛？
可现实中呢？类似诸葛亮、文天祥这样鞠躬尽瘁的臣子，也的确是大量存在的啊！
好了，了解完这些，本文花了那么多篇幅阐述的理论，看起来是不是有些摇摇欲坠了？
所以，上述矛盾之处又该如何解释呢？
其实很简单，大家只要理解其中一个关键点就行。
即宗教，或者说儒家，就算在经书中写再多“神要求人民忠于君主、保卫君主”的条款，事实上也是很难把人民广泛动员起来的。
因为君权神授理论，存在一个无法回避的漏洞，那就是君主不可能真的把神请出来，向天下人宣读神谕。
这导致了任何一个具有一定才能的人，都可以在某些情况下，代神而言，从而攻击、动摇统治者的合法性。
典型案例，如中国古代的谶言等等：
“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代汉者当涂高。告安汉公，莽为皇帝。”
你说你是神眷君主，我说我是真命天子，反正此等玄而又玄的辩论，逻辑上永远无法证伪。
类似情况，对于东方大一统的华夏，可能还稍好一些，毕竟多数时候，天子只有一个。
再看西方，尤其是中世纪，基督教君主遍地都是，且长期共存。
他们之间交战，各方法理上都授命于上帝，如此，普通民众又如何弄得清该支持谁？
五、古典式效忠
最后，我再来解释一下，君权神授论下，为何还出现诸葛亮、文天祥这类忠臣的问题。
当然，部分细心的读者可能也注意到了。
本文在讨论古代军队时，一直强调的是，旧军队数量有限，打光了难以从民众中补充。
而从没有论证，旧军队本身是没有战斗力、没有战斗意志的。
其实想想也是，任何一种成熟的信仰，都肯定会有一套与之匹配的效忠体系。
否则经书念的再好，再虔诚，活没人干，仗没人打，最后也必定会灭亡。
那么君权神授论，又是这么在逻辑上，为统治者寻找可以信任与依靠的对象的呢？
很简单，上文我提到过，儒家、基督教的经书里，是有大量“神要求人民忠于君主、保卫君主”的条款的。
只不过这些条款，限于神不可能亲自现身，宣读天命君主之具体身份，而难以落实执行。
所以，现实世界中，统治者只要想办法，在他想招揽的目标人群面前，被自己君的身份固定下来，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至于固定身份的方法，古典欧洲的基督教世界，主要靠宣誓。
具体来说，中世纪的西方，与中国的春秋时代比较相似，各地存在许多大大小小的政治实体。
当然，说是政治实体，有些规模小的，事实上也就是个武装地主。
建一座小城堡，养几个骑士，平常负责保护周边农民的生产安全，并向他们收税什么的。
然后比如说某个国王，想拥有更强的军队，获得更多人的追随，要怎么做呢？
很简单，去和地方上那些有钱、有枪、有地盘的实权派协商，以上帝的名义订立契约。
通常就是国王许诺某个骑士、贵族以特权，骑士、贵族则许诺向国王效忠，履行军事义务。
后续这些骑士、贵族，也可能会和另外的骑士、贵族再次立约，形成“我附庸的附庸”。
这种体系，或者说封君封臣制度，至11到13世纪，已经发展的非常完善了。
甚至出现了有固定流程的臣服礼、效忠礼等等。
臣子要脱帽、下跪，不携带武器，将手放在圣经或其他圣物之上，向上帝起誓，从此追随某某君主。
大家明白了吧？这类君臣关系，一旦通过宣誓订立，违约就等于亵渎神明。
臣子在享受君主给予的特权的同时，逻辑上就不能再以“反正有神眷之君主一定会百战百胜，战争关与我何干”的理由，来对国事袖手旁观了。
否则，就是公然在上帝面前空口白话，基本等于自绝于基督社会了。
然后旧军队比之新军队的巨大缺陷，也就很自然的出现了，国王可以和很多贵族宣誓立约。
但总不可能把境内所有百姓，都叫过来走流程吧？
别说精力跟不上，立约本身也是双向交易的过程，王国是无法向每个人许诺好处与特权的。
由此，旧时代的帝国，军队主要，或者说只能由地方贵族组成。
而贵族数量的有限，决定了军队数量的有限，短时间内遭遇重大损失，是几乎无法补充的。
讲完了古典西方，再来讨论一下古典中华。
个人认为，传统儒家文明固定君臣身份的方式，是更加复杂的，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
由于篇幅有限，此处简单概括一下。
第一个阶段是西周，武王伐纣之后，周王朝做了一件开辟历史篇章的大事，制礼作乐。
何为制礼作乐？说的简单些，就是发明一套礼乐制度，大致即君君臣臣、尊尊亲亲那套，儿子要听父亲的，弟弟要听哥哥的。
那么，天下人凭什么要遵循礼乐制度？现存所有的儒家典籍，对此的解释都是一致的。
圣贤们宣称，礼仪制度，是根据天道来制定的，是不可动摇，不可置疑的，是天命的一部分。
比如《礼记》中就强调：
“夫礼，必本于天，效于地，列于鬼神。”
于是，根据礼乐，西周以宗法制为根基的分封体系，也就慢慢搭建了起来。
这个过程，大家不要想的太复杂，礼乐、宗法、分封，高度归纳下，大致就是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宗亲关系，《礼记》曰：
“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
二是继承关系，《春秋公羊传》总结道：
“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
简单总结一下，西周的分封制度，天子为大宗，嫡长子为固定的继承人。
小儿子们长大后，则需要接受分封，带着家族成员到外面去创业当诸侯，被称为小宗。
小宗如能成功立足，后续也要复制这套规则，再次分封次子，以自身为大宗，继续创造一批环绕在附近小宗，代代相传无穷尽也。
于是金字塔式的，“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统治结构，也就逐渐形成了。
看到这里，大家明白了吧？早期周礼之下，天子是不存在无法动员的难题的。
因为整个王朝，事实上都是由一个个沾亲带故、血脉相连的宗族构成的，这和西方宗教团结下的陌生社会是完全不同的。
天子有事，诸侯能不管吗？诸侯有事，卿大夫能不理吗？那可是亲人啊！
《诗经》曰：
“大邦为屏，大宗为翰。”
《左传》里提到：
“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以相辅佐也。”
其实描述的就是先秦时代，周礼文明以血缘为纽带的组织动员形态。
那么这种动员模式，各位觉得如何？会不会感觉稍微有点局限和理想化了？
万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宗变得远远强于大宗，仅靠辈分，大宗的命令还能被执行吗？
或者辈分相同、关系较远的宗族，因为现实需要，想要缔结君臣关系，会不会也很难？
这就要提到固定君臣身份方式的第二个阶段了。
春秋以来，一方面，许多曾经的小宗强大了起来，开始挑战秩序，乃至兼并其他邦国宗族。
另一方面，随着技术的进步，尤其是铁犁牛耕的发展，集体劳作的井田制瓦解。
大量的民众开垦私田，社会流动性极大增强，基层原本的经济秩序遭受严重冲击。
这个过程，必然有很多底层贵族落寞，也一定有很多身份低微的人发达起来。
像是《论语》里的名言：
“有教无类。”
反应的就是此类情况，原本只有贵族，才有资格，或者说才有条件接受教育。
但现在不同了，人人都有资格，只要给一束肉干，孔子就愿意收徒。
此时，可以预见，周礼原先的动员体系，在微观上，或许还能维持各个宗族内的秩序。
事实上，中华大地上，有钱、有兵、有地盘的强宗大族，一直到唐宋之变前都广泛存在。
这个话题，我以前在《宋后华夏武德为何衰败》一文中曾详细讨论过，此处不赘述。
但站在整个文明的宏观角度看，宗族与宗族间严格的等级制度，肯定无法继续维持了。
那怎么办呢？答案是打一个“盟誓”的补丁上去，这个西方的中世纪就比较像了。
大致就是，以前“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上下级关系，如与现实需要产生冲突，大家就都别管了，按照实际情况重新来调整。
至于调整的具体方法，即写一份盟书，内容通常是“某某宗族向天地鬼神发誓，现与某某宗族约定某某权责义务”之类的。
此类盟约，可以由国君与卿大夫签订，如《左传·襄公三十年》：
“郑伯与其大夫盟于大宫。”
也可以由卿大夫于国人、士阶层签订，如《左传·定公六年》，阳虎：
“盟国人于毫社，诅于五父之衢。”
甚至卿大夫与卿大夫之间，国君与国君之间，也可以签订，如《左传·定公十三年》：
“韩、魏以赵氏为请，十二月辛未，赵鞅入于绛，盟于公宫。”
一言以蔽之，主打的就是自由，以现实需求为依据。
而其中，非平等性的，一个宗族投靠另一个宗族，认对方为主公的盟约，被称为“策名委质”。
所谓“策名”，字面意思，即将名字写到名刺，交由对方保管，以明己之所属。
至于“委质”，则是将信物交给对方，以表臣服。
这里顺带提一句，上世纪中叶，山西出土了被称为《侯马盟书》的大量玉片。
其中有大量春秋时期，晋国内部各宗族的宗盟类、委质类内容，大家有兴趣可以查阅，此处篇幅有限，就不展开了。
总之，古人认为，策名委质的盟约一旦达成，便是连同天地鬼神，从此绝不可以背叛的。
于是，在这个“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宗族等级秩序日趋瓦解，但民众又普遍相信“天命、君权天授”的时代，儒家社会达成了以下共识：
即所有人从出生开始，本身就是自由的，只要血缘构成的宗族内部，遵循纲常伦理即可。
人们并没有义务，为了外面“上天保佑百战百胜之天命君主”而战斗。
但一个人，如果通过策名委质，选定了主公，那么就必须终身践行君臣之道，死而后已。
这套逻辑从春秋开始，一直延续到了什么时候呢？
答案是延续到了晚清，直到近代民族主义输入。
只不过唐宋之变以前，由于强宗大族还普遍存在，类似效忠常常以宗族为单位。
唐宋之变以后，宗族衰微，科举之下，个人出仕朝廷，即被认为完成了策名委质。
所以大家知道了吧？儒家的军事动员能力，和基督教一样，也是有限的，是经不起消耗的。
俗语有云，“食君之禄，分君之忧”，得先得俸禄，才可为君解忧。
或者说“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为君死的前提，是君主的“黄金台上意”。
这个原则，先不说宋朝以前，儒家礼教相对宽松的年代，文人们在各类典籍中留下的记载。
如《左传》中的：
“策名委质，贰乃辟也。”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强调的：
“为人臣者，策名委质，有死无贰。”
南宋末年，《生祭文丞相信国公文》中的：
“初何所为，以教臣忠，策名委质，视此高风。”
哪怕到了明清，宋明理学大行其道，纲常日趋不近人情的年代，民众仍然不认为没有策名委质的人，需要对君主负有效忠义务。
这里我想举元末明初小说《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骂王朗的例子。
毕竟，这部书虽是小说，不是史实，但作为流行读物，却能够很好的反应当时的社会观念。
原文太长，这里就不贴出来了，大致是作为反派的王朗，说了一大堆天命理论，曰：
“天数有变，神器更异，而归有德之人，此乃自然之理也。”
意思是，曹操席卷六合，岂不是真命天子的最好证明？你诸葛亮是聪明人，何故逆天行事？
诸葛亮则反驳道：
“王司徒世居东海之滨，初举孝廉入仕，理当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期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
言下之意，天命在谁，这事说不清，也不掰扯，但你王朗是策名委质于汉朝的。
汉朝灭亡，就算不肯去死，也该“潜身缩首，苟图衣食”，怎么能够到曹魏当贰臣贼子呢？
如此践踏纲常，还是人么？怎能如此厚颜无耻？
所以啊，以前我曾在网上看到有人批判儒家，既然讲忠君，为什么每次朝代更替，都有人到新朝任职？
这岂不是虚伪、言行不一？或者说是逆淘汰，活下来的都是怕死的？
可事实上，没有在旧朝任职的儒生，是自由人，是没有对旧君主的效忠义务的。
参考资料：
《史记》
《礼记》
《左传》
《诗经》
《总体战》
《春秋繁露》
《资治通鉴》
《续资治通鉴》
《春秋公羊传》
《俄国社会史》
《生祭文丞相信国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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