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书接前文，上篇文章中，我剖析了近代新军队，比之古代旧军队的根本性区别。
简而言之，两者间不可弥补的差距，既不在于先进的武器，也不在于优秀的战术。
因为这些技术战法类的东西，本质还是“用”层面的，只要肯学，最终是可以被移植的。
新军队真正的“体”方面优势与先进性，其实是蕴含于意识形态，这个更抽象的概念中的。
一、总动员
展开来讲，以法国大革命作为古代、近代的分界线。
古代王朝无论东西方，统治者都标榜自己的权力来自于神或上天，比如基督教文明的“君权神授”，儒家文明的“唯天子受命于天”。
而近代国家无论政体差异多大、文化多么不同，基本都会承认一个原则，即国家的权力来自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这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对于一个社会战争潜力大小的影响，可谓是决定性的。
君权神授的古代社会，旧军队无法动员广大民众，其中缘由，上篇文章已经详细讲过了，大家有兴趣可以翻看，此处不赘述。
再反观近代社会，由于强调“主权在民”，情况就截然不同，统治者在必要时，是可以开启战争总动员的。
因为你要讲“国家的权力来自人民”，就必须得先把“人民”，这个模糊的概念划分清楚。
不然总不能全世界随便来个人，都算是本国人民吧？
而人民的边界一旦被确定，当然，从历史上看，全世界通常都是按民族标准划分的。
那么接下来，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也就必定要诞生兴起了。
至于民族主义的战争号召力，相信不用我多说。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旧时代，哪怕强如古典中华，西方罗马，一次性损失几万大军，就能震动朝野，让统治者痛彻心扉。
但到了近代，连诸如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数百万人口之小国，都能在一战中，拉出百万大军上前线的根本原因。
好了，以上就是上篇文章的大致内容。
不过在后续的留言和评论中，我发现很多读者，似乎对近代民族国家，能够进行战争总动员的观点持怀疑态度。
有人问，既然近代军队，先进就先进在能够打总体战。
那么苏联打阿富汗，美国打越南，为什么直到战败，都不动员？是不想吗？
也有人问，你凭什么觉得民族国家，人民就愿意被动员？
一战末期，德国、俄国，不就是因为强行抓人当“填线宝宝”，最后爆发了革命了吗？
还有人质疑，总体战不是近代国家和新式军队的常态。
从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等一系列战争中可以得出结论，当代世界，培养一支专业、高素质的职业军队，才是军事建设的主流方向。
所以，上述疑问到底该如何解释呢？下面，我将从总体战的角度，统一进行回答。
二、危险的考验
为便于大家理解，首先，我想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
假设某人，从事某种极其高危的行业，比如极限运动之类的，那么他的身体素质、技巧本领肯定是远远强于普通人的。
这就好比能够进行人民总动员的近代国家，战争潜力是远远高于无法动员的古代国家的。
但是，即便是体力再强、技巧再好的人，如果长期活跃在极限运动第一线，那么他意外身亡的概率，也必然会远超普通人。
此处类比，对应的是战争总动员这一事件本身，就是对近代国家安宁稳定的巨大威胁。
所以，总动员为什么是极度危险的？
其实很好理解，大家只需要抓住两个关键点即可。
第一，国家机器的基本要素是什么？这个大多数人可能都知道，是暴力，暴力是一切政治秩序构建的前提。
而战争总动员要做的是什么事情？是将社会中一切能武装的人，全部武装起来。
这甚至都不是网友调侃的，人人手里都有枪那么简单。
总动员下，民众会被以班、排、连为单位整编起来，甚至还会到战场上，切切实实地在血火里滚一遍。
此时，大众将会被赋予另一个极其重要的属性，组织动员能力。
换言之，类似情况下，任何阶层、机构对暴力的垄断都将不复存在，民即是兵，兵即是民。
第二，总动员在物质上，或者说在经济上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社会的一切生产，都要优先为战争服务，比较糟糕的情况下，甚至除了维持人民生存之必须外，所有资源都得压榨出来供给军队。
比较典型的案例，如一战时期的欧洲各国，民众普遍经历了极其可怕的短缺与匮乏。
这里我想引用辽宁大学论文，《一战中英国对德经济战研究—以贸易禁运和反潜艇封锁为例》里，提到的原始资料。
至1917年，德国定量供应的食品热量为每天1000卡，而德国卫生局计算的最低热量标准是2280卡，5岁以下的儿童的死亡率达到了50%。
德国城乡各地随处可以发现用野萝卜充饥的民众，以至于这个冬天后来被称为“萝卜冬天”。
与之相比，英国的状况要稍好一些。
但是，粮食不足，由面粉、马铃薯或豆粉合成的灰色面包，成为主要食品之一。
在伦敦及许多城市的街头，出现了购买奶油、人造黄油、茶和肉类的长队，有时一个店铺前的长队，竟然达3000人之多。
俄国和法国当然也有类似经历，这里我就不多举例了。
由此，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当民众被极端的匮乏、恐惧、乃至死亡的阴影长期笼罩后。
他们还会想过这种生活吗？社会上原有的矛盾，又会激化到什么程度？
所以啊，综合上述两点，对于一个近代国家来说，没有多少事，会比总动员更危险了。
也没有多少事，会比总动员更考验统治者的能力与手段了。
三、师出有名
战争很可怕，但是，从历史规律的角度看，战争又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那么，当一个国家迫于形势，不得不进行总动员时，采取哪些措施能够有效降低风险呢？
个人认为，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关键，在于“师出有名”。
上文说过，总动员，是国家机器主动将暴力向全社会开放，同时又将全体人民置于匮乏、短缺与恐惧中的一种行为。
这种情况下，像督战队之类的强制手段，只能对人数较少的逃兵、破坏者产生震慑效果。
而成建制、大规模的军队组织，除非民众普遍愿意忍饥挨饿，付出牺牲，否则没有谁可以强迫他们作战。
硬是动员士气低落，极端厌战的人民上前线，后续“打莫斯科可比打柏林简单多了”，就会成为大概率事件。
所以啊，民众普遍且自愿的牺牲奉献精神，是总动员必不可少的前提基础。
但想让民众违背常理，放弃安宁、舒适的和平生活，去拥抱恐惧、匮乏与生离死别，又是何等的艰难与离谱。
除非真的是“师出有名”，或者说，有充足的，让大众无法拒绝的理由，此等悖理之事才有可能实现。
讲到这里，总动员的第一层逻辑已经全部说清楚了，不过有读者可能还是会产生一些疑问。
比如，找理由说服人民，怎么被你说的好像千难万险，其实大众哪会这么理智的权衡利弊？
从历史上看，你宣传点什么生存空间、优秀种族、伟大荣耀，再妖魔化下对方。
事实上，这甚至是民族主义自带的，到时候支持战争的狂热分子可多了。
大众是不会想得太复杂的，很可能稍一鼓动就稀里糊涂上前线了，卷入历史的浪潮中去了。
由此可见，开启总动员不也很简单么？
对于这种观点，我觉得不能说错，但我同时也认为，如果将民族主义狂热，作为本国“师出有名”之名。
那么这个“名”，绝对是不够分量，很不稳定的。
这就要涉及总动员的第二层逻辑了，即实行总体战，当先寻找说服人民之大义名分，而这个名分，必须充分考虑民意善变之本性。
什么是民意？从字面意思上看，就是民众的意愿或者说想法。
但是，既然是人主观层面的思维和想法，那么必然是很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的。
像是大家在生活中都亲身经历过的，在和平年代，网上都动不动粉转黑，路转粉，舆论反转再反转的。
各位又凭什么相信，在匮乏与动荡下，大众的战争狂热能够贯彻始终？
这里我又要举一战德国的例子了，战前，德国人长年累月的民族主义宣传，可谓在人民中入心入脑。
甚至到最后，情况已经演变成了政府只要在外交上稍作妥协，就会被群起而攻之的地步。
像是著名教授徐弃郁先生，在《脆弱的崛起》一书中，搜集到的原始资料。
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德国选择退让，人民对威廉二世极为不满。
当时的《邮报》公开发表社论：
“我们经历了无可名状的耻辱，霍亨索伦王室究竟怎么了？”
民族自由党领导人巴瑟曼，则很干脆地指责王室无能，他宣称：
“德国人民已经准备好了战争，但政府和皇帝的怯弱让人民极度失望。”
乃至当时的德国民众，都公开嘲讽威廉二世为“胆小威利”。
可是当战争真的爆发，并僵持数年之久后，匮乏与恐惧又促使民间舆论彻底转向。
大众开始认为，什么为了民族，全是统治者骗人的伎俩，自己不过是为了皇帝贵族私利，白白送死罢了。
想要迎来和平美好的生活，必须得先消灭以威廉二世为代表的罪魁祸首。
类似的言论，在《卡尔·李卜克内西言论书信选集》中有大量记载，比如：
“参战国中，没有一国的人民愿意进行这次战争，这次战争不是为了德国的幸福而进行的。”
而《德国史》里，也明确提到了这位革命家的讲话：
“德国人民的主要敌人在德国，他们是德帝国主义、德国的战争派、德国的秘密外交，德国人民必须打倒的是国内的敌人。”
最终，当愤怒与质疑开始汇聚，十一月革命无可避免的爆发了，一战也因此划上了终止符。
那么一切都结束了吗？没有。
作为战败国的德国遭遇了极大羞辱，巨大的通货膨胀，让整个社会都陷入到崩溃中。
伴随着战争痛苦记忆的消退，当年被视作英雄的革命者，又成了民众困苦生活的替罪羊。
德国本来就要赢了，都怪一小撮犹太叛徒的“刺刀在背”论，风靡整个国家。
大家注意，上述舆论的反转再反转，是在数年内接连发生的，民意之善变可见一斑。
如此，战争总动员之大义名分，又如何能单纯地寄希望于民族主义狂热呢？
当然，这不是说民族主义狂热没用。
事实上以历史的记载来看，此类非理性的情绪，确实在战争的头两年凝聚了人心，切切实实让民众心甘情愿地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只是借此法而动员，是万万不可以打持久战的，越拖越危险，参照一战经验，最多不能超过三年，否则便有自我瓦解的风险。
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民众无限忍耐困苦？一直坚持总动员到战争结束呢？
就个人翻阅史料后的感觉，只有卫国战争式的民族主义动员，才能保证做到这点。
具体来讲，即作为一个近代国家，不管你与另外的国家，有什么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
也不管你是否外交的过程中，采用了什么乱七八糟的手段。
只要你没有主动发起进攻，战争是在敌国大规模的攻击、偷袭下展开的。
那么只要你没有在第一轮的攻击中被打垮，后续的民族主义总动员，将是毫无后顾之忧的。
因为人民会认为，他们安宁和平的生活，是被敌人打破的，所有的代价，都是无可奈何且必须付出的。
届时，任何的牺牲，都将转化成仇恨，牢牢钉死在敌人身上，战争打的再惨再难，也不会怪本国统治者。
甚至哪怕这个国家在战前贪腐横行，内部矛盾极其尖锐，人民也同样会忍耐到底。
毕竟，和平年代的苦难，比之战争根本不值一提。
当敌人把更大的痛苦强加而来时，曾经的不满与愤怒又算得了什么呢？
战国时期的先贤荀子，曾在其著作中，将军队分为众强长久之兵、危国之兵、亡国之兵这三种类型，此处我想化用他的说法。
近代国家，因为卫国战争而动员之兵，人人皆有不得不战之大义名分，吃苦牺牲，无不响应忍耐，是为众强长久之兵。
因民族主义狂热争地夺利而动员之兵，人人虽言愿战、愿牺牲，然事到临头，鲜有全始全终者，所谓不可久战，久则生变，是为危国之兵。
那么有没有亡国之兵呢？也是有的。
四、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
上文我已经用这么长的篇幅，论述了总动员对于近代国家安定存续的巨大威胁。
所以，是否可能找到这样一种方法，即能让统治者主动发起战争攫取利益，又能完全规避掉因总动员而带来的内部风险呢？
办法当然有，而且历史上，不少政治家已经亲身尝试过了。
具体来说，就是在和平年代，全力建设一支高素质、装备先进、甚至是规模庞大的常备军。
然后通过偷袭，或者科技代差之类的优势，先发制人，在极短时间内一口气打垮对方。
其中的逻辑在于，总动员，哪怕是卫国战争式的动员，也是需要时间的。
我虽然不动员，但是我只要在你完成动员前，彻底摧毁你的组织体系和战争潜力，那么就等于你也不能动员。
如此，国家获利巨大成为战胜国，人民生活也没受到影响，岂不就能两全齐美了？
想法很好，可操作性也很强，但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这很像是在赌博？
战争只有打了才知道结果，你的主动进攻，万一没达成预期目标，先发制人没制住对方，接下来又该怎么办？
此时，你就要面对己方动员千难万险，而对方后发制人，可以尽倾全国资源，和你打总体战的恶劣局面了。
这里我想举美国越南战争的例子。
众所周知，在越战之前，美国和越南，这两个相距万里的国家，事实上是没什么直接交集的。
没有交集，就意味着在美国国内，根本没有进行此次战争的任何民意基础。
毕竟，无论如何，你也是不可能说服民众，为了一个连地图上在哪儿，可能都不太清楚的陌生国家，而去忍耐牺牲的。
那怎么办呢？1964年北部湾事件前，美国介入越南的程度较浅，主要就是提供物资援助和派遣军事顾问。
这个阶段不涉及动员，倒还不会产生太大的问题。
但在1964年北部湾事件后，美军大规模进攻越南，且还没有迅速取胜，情况就开始变得非常微妙了。
你打不赢，就必然要投入更多的兵力和资源，投入更多的兵力和资源，就必然要动员征兵。
而后，像是《美国新闻史》的记载，1965年12月，记者麦吉便在一次节目中公开质疑：
“如果美国政府拿不出十分令人信服的论点，来说明为什么一个保持独立的南越，对于我们的国家利益是如此重要，那么美国就应该撤出去。”
社会上，随着战争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多地触及到普通人。
1966年11月7日，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哈佛大学，受到反战大学生的攻击。
1967年4月16日，十万人集会联合国大厦，反对越战。
1967年10月，青年学生发动了“停止征兵周”运动，十万人冲进国防部，试图武力对话。
大家试想下，如果美国不管不顾，继续强行动员这些民众，那么他们被整编成军队后，是会打河内，还是打华盛顿？
战争最后的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
以美国之国土、人口、工业，我说其综合国力百倍于越南，不过分吧？
战争在越南土地上展开，越南军民伤亡远高于美军，也是事实吧？
但最后美国人为什么输了？越南人为什么赢了？
因为越南打的是卫国战争，是真的做到了尽倾全国老弱，将总动员从开始坚持到了结束。
更何况还有东方阵营源源不断地输血，无论被美军怎么轰炸，物质资源上的战争潜力，也永远不会耗尽。
而美国人打的则是无名无分之战，短期不能速胜，接下来就只能依赖有限的常备军作战了。
别说总动员，哪怕是想进行有限的、局部的动员征兵，都会遭到激烈抵触。
当然，这里我还是得说，美越两国的实力差距终究还是太大，因此美国还算幸运，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但终归是兴此亡国之兵，却未遭亡国之祸，最后停战撤军算是了事。
接下来，我将举一个更加惨痛的案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臭名昭著的纳粹德国。
大家对于二战德国是什么印象？是不是大致就是民众狂热支持战争，德军横扫欧洲，最后双拳难敌四手，被反法西斯联盟围攻而亡之类的？
其实没那么简单，最直观的，纳粹德国的总动员非常晚。
像是施佩尔在他的回忆录《第三帝国内幕》中，就曾抱怨帝国上下的迟钝：
“1942年12月19日，我已向整个军备生产部门下了一道指令，因敌人日益加紧空袭，应从速做好搬迁对于军备生产，具有重要影响的工厂的准备工作。”
结果呢？从上到下都在推诿拖延：
“各方面都提出反对，有的大区区长，生怕破坏了小城镇像和平时期那样的安宁环境。”
当然，这也不能全怪官僚阶层，毕竟帝国当时还没有下达总动员令。
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德国决策层何以如此托大？
明明在挑战全世界，却还敢迟迟不去动员民众？
要知道，与越战美国相比，德国在战争名分上的情况，其实是要好不少的。
民族主义狂热与复仇主义笼罩下，至少是可以兴危国之兵的。
个人认为，这很可能与希特勒本人的经历有关，他曾亲眼见证过一战末期，前线士兵的动摇和崩溃，所以其对于民众全始全终的忍耐力，事实上是没信心的。
很明显的例证，希特勒在《第二本书》中，曾写过一句广为人知的名言：
“如果爱国需要加税，那么爱国者将屈指可数。”
于是乎，正是因为深刻理解了民意善变之本性，这位战争狂人才对总动员的风险畏之如虎。
正是因为畏惧总动员下民众的倒戈，德国才会兴亡国之兵，用闪电战的方式赌博。
待到东线战场惨败，再回过头来想动员时，已经太晚了。
第三帝国兴亡的脉络，大概率就是这样的。
施佩尔在《第三帝国内幕》中，也提到了这点，他说，希特勒再三强调：
“我们的不足之处，从德国士兵在德国土地上，为保卫他的祖国战斗的时刻起，将会被由勇敢而产生的奇迹弥补。”
而施佩尔则递上了一份备忘录，劝希特勒别做梦了，败局已定。
德国的工厂、军备、资源已经接近枯竭，再也没有办法武装起足够的军队了。
参考资料：
《德国史》
《美国新闻史》
《脆弱的崛起》
《第三帝国内幕》
《一战中英国对德经济战研究—以贸易禁运和反潜艇封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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