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称“鼓励耕战”的秦国，普通人的精神世界对于“财富”无比的渴望，这在《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是一个全民经商的“拜金”社会》中引用的秦人《日书》中有着淋漓尽致的体现。
一
不过，从考古发现的战国秦墓葬来看，普通秦人大夫、士、刑徒的墓葬，极少有货币陪葬，而以日用的粗糙器物居多，这对于事死如生的秦汉时代人而言，确实有些奇怪，倒是断代在秦朝、汉初的墓葬、窖藏中有一定数量的“半两钱”出土，这也是秦国“货币投放量”有限的一个旁证，可见，“缺什么想什么”真是古今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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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略地判断，这种“人为”短缺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发生了变化，这也是秦帝国统治转型的一部分，正如李斯在狱中自我表功中提到的：
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死而不忘。
可考的举措有，秦始皇三十一年，改变普遍授田制为土地私有制；将田租税率由“十税一”降低到“十二税一”；有限度地调整刑徒的刑期，重刑在一定年限后变为轻刑。
这里又要加上一条——“投放货币以增加百姓财富”。
原理并不复杂，在“秦制”的体系里，只从事耕种的百姓占绝大多数，而“固定价格”体系下，米价固定为30钱，五月户赋为15钱，十月户赋不出刍藁出钱的为16钱，正好是1石米多一点，而秦朝一个三口之家，口粮以刑徒标准计全年即需54石，再计入租、税、役、衣等大项支出，全家占有土地至少需要49.56亩。问题是，秦朝迁陵县的户均土地占有只有34.84亩，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中的《郑里廪簿》，每户平均田亩数仅为24.68亩。
在此条件下，每1石米都是活命用的，而区域货币量增加，至少可以减少由于交易中的“货币缺乏”所导致的“升水”，从而为出售粮食的黔首减负。
所以，上文中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发布的“诏书”，使本来罕见而平稳的“功赏支出”，在短期内“集中投放”，相当于一次性地向“旧秦地”的货币市场搞了一次“大水漫灌”，又有“诏书”强制要求“时限”和“数额”，地方“诸县”的库存货币不可能充足，只能向长期积累的“禁钱”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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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这个区域——“旧秦地”，也就是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律文提及的內史及十二郡，这个区域是秦军动员的核心区，也是“秦制”执行最彻底的区域，所以，秦始皇的诏令应该得到了不折不扣地执行。
这也就意味着秦朝刚刚统一，“內史及十二郡”所辖的“诸县”就大大发了一笔“福利”，看着当然是好事，但必须考虑到一个事实，那就是秦国自秦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年）“初行钱”以来的货币铸造量和“行布”的生产量都是有限的，尤其是后者，虽然“币值”更大，1个“行布”相当于11个“行钱”，但“麻布”的有效储藏时间远比金属铸币为短，流通中有几年的寿命就很不容易了。
所以，尽管我们并不知道此次“放水”的总货币量，但其对秦国“旧地诸县”的库藏货币的消耗剧烈却可以推知，也就意味着，“內史及十二郡”的市场流通货币总量大幅增加，对于区域经济的繁荣当然是有好处的，这一条，甚至可以算作秦统一之后施行的善政中的一项。
不过，既然说到“內史及十二郡”，那么在空间范围上，与之相对的“新地”，又施行的是怎样的货币政策呢？
众所周知，战国时代的关东六国也有完整的金属铸币体系，有三晋“铲形布”，有齐燕的“刀币”，还有楚国的“铜仿贝”形状的“蚁鼻钱”，正是可见的货币经济的发达，使得一些“民间研究者”凭空杜撰出了一个六国货币兑换“秦半两”的故事。
问题是，无论是存世文献，还是出土简牍，都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秦朝统一之后曾经有过“旧币收兑”的举措，甚至没有对六国旧币有任何的关注和讨论，这是偶然的漏记吗？
当然不是，需要反思的不是“古人”，而恰恰是“我们”。
二
一个显而易见的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互证的事实是，断代为秦始皇三十年，也就是秦统一之后4年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清晰地写明，秦始皇统一后4年间所施行的货币制度是“行布”与“行钱”并用，而“黄金”则极少见于律文，自然不存在“行金”之说。
存世半两钱比较
而《史记·平准书》中对于统一货币的记载是：
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三（二）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
也就是说，两个制度记录完全是抵触的。
再看《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记载，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兼并天下后，“定帝号、除谥法、改正朔、数以六为法、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一系列“统一”相关的政令，在睡虎地秦墓竹简和里耶秦简、岳麓书院藏秦简中都有表现，偏偏就是没有“统一货币为‘秦半两’”。
而众所周知，秦传二世，“及至秦”既可以是“始皇帝”的手笔，也可以是“二世皇帝”的手尾，并不能因为其名声不好，就归善于其父，事实上，在《史记·六国年表》里已经清晰地写明了胡亥登基后：
复行钱。
在确定了这点认识之后，再回头去看《金布律》，就会发现，其中的“钱”、“行钱”可从来没有特指“圆形方孔钱”或“半两钱”，反倒是反复强调了不许因为“钱善与不善”来“择行钱”，在不考虑重量、含铜量的前提下，作为“单枚”金属货币，各国的遗留铜钱来担当“一般债务凭证”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当然没有。
这么做反倒省去了“帝室”铸造的成本，而秦帝国在灭亡六国的过程中劫掠所得的“钱币”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新朝的财政资源，何乐而不为？
所以，真正的“统一货币”为“秦半两”的恰恰应该是秦二世皇帝，时间点，就是在秦始皇三十七年，他刚刚即位之后，而他新定的“秦半两”，应该与前代不同，有明确的重量、大小的规范。
这一事实，有两个旁证，参见《楚汉春秋》记载：
项梁阴养生士九十人，参木者，所与计谋者也。木佯疾，于室中铸大钱，以具甲兵。
有“大钱”则必有“小钱”，但无论“大钱”还是“小钱”，都不见于记载，只有《史记·萧相国世家》的“高祖以吏繇咸阳，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条下有注释：
《集解》：李奇曰：“或三百，或五百也。”
《索隐》：奉音扶用反。谓资俸之。如字读，谓奉送之也。钱三百，谓他人三百，何独五百也。刘氏云：“时有重者一当百，故有送钱三者。”
这里的几位注家都认为“三”、“五”是“三百”、“五百”，更说当时有“当百钱”，只不过这个“当百钱”不见于记载，也没见过实物，更重要的是，不符合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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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提及，秦的粮食官价为1石30钱，则300钱就是10石米，500钱16.66石米，刘邦为亭校长，百二十石吏，年俸全额是120石，也就是10位同僚就送了他1年的工资，而秦迁陵县满编吏为103人，哪怕是“诸官啬夫”和“令史”加上“校长”这些重要的“吏”，就有42位，要给刘邦4年多的工资，沛县远比迁陵县人口多、面积大，属吏当然还要多，有没有可能“随份子”给这么多呢？
而“三、五”就是字面意思，42位吏员共126钱，加上萧何5钱，就是131钱，相当于官价米4.36石，并不算少了。
既然“大钱”不面值的“大”，那就是形制的“大”了，这恰恰是有记载的，见颜师古注《汉书·高后纪》“行八铢钱”条：
应劭曰：“本秦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即八铢也。汉以其太重，更铸荚钱，今民间名榆荚钱是也。民患其太轻，至此复行八铢钱。”
这里其实已经把前因后果都说清楚了，“八铢半两”就是秦朝通行的“秦钱”，刘邦因为它“太重”，所以改铸小的“荚钱”，施行了10几年后，又因为太轻而恢复，也就是“复行”。
所以，项梁门客盗铸的“大钱”就是秦二世皇帝“复行钱”确认的“八铢半两”，因为其比之前流行的“秦半两”和六国“杂钱”要“大”，要“重”，所以才称之为“大钱”。
综上所述，秦朝在统一之后，实际上形成了以“故徼”（旧边塞）为界线两个“货币区”，西方的“內史及十二郡”以“秦半两”和“行布”为流通货币，而以“黄金”为财富收储工具和记账指标，而东方的“新地”则以“六国旧币”和“行布”为流通货币，以“黄金”为财富收储工具及记账指标，也就是说，“上、中、下”三层，“上、中”一致，下层则不同。
这种不同，直至秦始皇三十七年，秦二世“复行钱”为止，废除“行布”、“六国旧币”，保留“黄金”与“行钱”，“黄金”是否为流通货币，存疑。
三
那么，秦二世皇帝为什么要进行这种巨大的制度变革呢？
只能是迫不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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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文中“名目主义”的理解，秦民理论上应该可以持有“行钱”这一“一般债务凭证”在“全国”任何地方兑现这一“债权”， 要求以定额的“财富”来“归还债务”。
然而，秦帝国严格的“人口流动限制”，将这个“兑现”限制在“本县”或其他法律允许的地区，比如睡虎地秦墓中“黑夫”和“惊”兄弟离乡参加“屯军”，就曾要家人带钱币去异地要求“归还债务”。
在秦始皇统一之后，秦帝国“允许人口流动”的目标最集中的地区是哪里？
毫无疑问，是关中，是咸阳。
秦始皇迁徙天下豪富十二万户到咸阳，又在关中大兴土木，将六国美女宫室都搬进了关中，相关的工程徭使人数近百万，约略估计有200万脱产人口进入了关中，从而人为制造了前所未有的“人口流动”。
这种普遍性，可见《史记》：
诸侯吏卒异时故繇使屯戍过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史记·项羽本纪》）
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史记·高祖本纪》）
高祖以吏繇咸阳，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史记·萧相国世家》）
秦朝的徭役制度，“徭使”者仍要自备衣粮，而“吏徭”者也不过就是供应食宿，也就说，秦朝政府基本不会承担这数量巨大的“外来人口”的成本，将之转嫁给了百姓“自备”，而来自于“天下诸县”的“秦钱”，自然也随之涌入了关中。
也就是说，随时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拿着“一般债务凭证”在关中等着“偿债”，等着以“货币”换取生存所需的物资。
当然，这些物资来自于市场，而非直接出自于政府，但是，物价的上涨是避免不了的，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三十一年）始皇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见窘，武士击杀盗，关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
而秦国官府的官价，见睡虎地秦墓竹简《司空律》：
（繫）城旦舂，公食當責者，石卅錢。
在之前的文章中早就粗略计算过，关中新进入的“脱产人口”至少有200万人，而关中大索20天之后，米价就达到了1石1600钱，相当于律定“官价”30钱的53.33倍，这既是物流断绝导致物资输入减少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太多货币流入狭小“货币区”的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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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睡虎地秦墓竹简墓主下葬于秦始皇三十年，秦有“雠律”的制度，所以，其所藏的律文不可能不更新，而秦始皇遇盗，是在秦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后的某一天，也就是说，时间差只有1-2年之间，“市场价”对“官定价”的冲击已经是毁灭性的了。
再进一步讲，这两个价格表现出的“债务转移”，肯定损害了秦民的利益，相当于自己的“债权”贬值了50倍，关中的物资售出者平民看似赚了，在其他商品价格的上涨上，仍会赔掉，因为生活成本也上升了。
唯独，拥有整个帝国最大物资蓄积和生产集团的“秦皇帝”，可以用尽量少的物资完成债权“偿付”，或者说“赖账”，还能够以“官定价”来支付成本，里外里都是“赚了”。
只不过这里有个前提，就是“秦皇帝”的“公司”拥有足够的物资来承接这持续10余年的“人口定向流动”所导致的“转移支付”或称“债务转移”，要么就终止这巨大的“人口定向流动”。
这个事实因果，史书已经给出了答案，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二世元年）四月，二世还至咸阳，曰：“先帝为咸阳朝廷小，故营阿房宫为室堂。未就，会上崩，罢其作者，复土郦山。郦山事大毕，今释阿房宫弗就，则是章先帝举事过也。”复作阿房宫。外抚四夷，如始皇计。尽徵其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当食者多，度不足，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藁，皆令自赍粮食，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
作为纯消费城市，咸阳周边的人口虽然经秦始皇的迁民“丽邑”、“云阳”的分流，积压的“屯戍”、“徭役”人群仍然数以百万计，秦二世上台后，不但继续维持70多万人规模的阿房宫大役，还有修治“驰道、直道”的大役，另有需要关中供应转运的10万上郡“屯兵”，又在咸阳增设5万人的“材士屯卫”。
这里面既有“吃公家饭”的刑徒、宫人、百官和屯兵，也有“吃自己”的徭徒，前者消耗物资，后者购买物资，“货币压力”转化成为“物资需求”，“当食者多，度不足”，逼迫秦二世只能选择用行政命令“下调郡县转输”粮食和饲料，并将转运成本转嫁给地方，即“令自赍粮食”，以至于“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之前解释过，这应该是“后果”，就是捞不着吃，而不是“禁止吃”。
经济系统的崩溃，近在眼前。
（明早7:30分更新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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