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提出袁绍是汉末儒家豪族的代表人物，曹操则是寒族、阉宦阶级，以法术为治的观点，汉末、三国的士庶斗争主线就已深入人心，在特殊的动荡年代，更是被简化为“儒法斗争”，成为当时显学的著名“例证”。
不过，无论是袁绍集团，还是曹操集团，在史书中的记载都非常简略，尤其是袁绍，不但本人的经历存在大量空白，其曾经势力庞大的幕府、州府体系，有名有姓的下级、僚属，记录可谓屈指可数。
在此条件下，陈寅恪先生的微言大义，与其说是基于袁绍集团本身的叙述，不如说是对袁曹之争尘埃落定后的政治格局的评论，故此，如果我们深挖史料中埋藏的细节，就会发现很多引人遐思的隐秘。
一
袁绍其人，在《英雄记》中有如下记载：
隐居洛阳，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又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伍德瑜等皆为奔走之友。不应辟命。中常侍赵忠谓诸黄门曰：'袁本初坐作声价，不应呼召而养死士，不知此儿欲何所为乎？'
袁绍为母亲服丧三年之后，又为父亲补上了年少时错过的丧期三年，整整“守孝”六年，之后，隐居于洛阳，只与海内知名人士结交，且好游侠之辈，与张邈、何颙、吴臣、许攸、伍琼为“奔走之友”。
所谓“奔走之友”，就是能互相帮忙的朋友，和什么学问惺惺相惜、德行感佩、同窗共读的交情不一样，功能性极强，还拒绝朝廷征辟，这才引来了宦官头目赵忠的质疑，袁绍在家自抬名誉地位也就罢了，还拒绝征辟，收养死士，到底想干嘛？
注意，在东汉的制度环境下，超期守孝也好，结交名士也罢，乃至于拒绝辟命，都是通过“养望”入仕的快捷方式，一个人越有名，受征辟的层级往往越高，担任官职的起步点也就越高，所以，权阉们没什么不理解的，问题出在“养死士”、“好游侠”上。
上述几个“奔走之友”，明显不是什么“纯儒”，更不是累世衣冠之族，而有明显的“江湖气”。
比如，张邈虽然名列“党人八厨”，却是“少以侠闻”，仗义疏财又有长者人设，颇似《水浒传》里的柴进、宋江，而何颙此人，虽然游学洛阳，与郭泰、贾彪交好，在太学中显名，却不是完全的读书人路线，他曾为亡友报父仇，隐姓埋名之后又亲近荆州、豫州的“豪桀”，也是“侠”。
吴臣，也就是赤壁之战时刘备对鲁肃说要去投奔的苍梧太守吴巨，这个人的特点更鲜明，《三国志·薛综传》中说他是：
巨武夫轻悍。
也就是个能打能拼，不怕死的武夫，正好交叉链接了袁绍与刘备的朋友圈。
至于许攸就不必说了，《魏略》中说他“少与袁绍及太祖善”，曾参与冀州刺史王芬“连结豪杰”，谋划废黜汉灵帝的政变，又在董卓进京后，与袁绍、逢纪一同逃奔冀州，这种“好事”和“弄险”、“急难”的行事风格，也与游侠无异。
至于伍德瑜，名字应该是伍琼，与他同郡还有一名刺杀董卓的伍孚，裴松之认为两人应该就是一个人，一个能在朝堂上揣着利刃行刺权臣的大臣，说有荆轲的侠气，怕不算是过誉。
就连曹操，这个“阉宦之后”，在《三国志·武帝纪》中也写道：
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惟梁国桥玄、南阳何颙异焉。
“任侠放荡”，又为何颙所赏识，无论他是否与袁绍一起抢过新娘子（极有可能是杜撰的故事），他年少时进入袁绍的朋友圈都并不奇怪。
值得注意的是，“豪侠”不止这一群，还有谁呢？袁术。见张璠《汉纪》：
是时天下士大夫多遇党难，颙常岁再三私入洛阳，从绍计议，为诸穷窘之士解释患祸。而袁术亦豪侠，与绍争名。颙未常造术，术深恨之。
袁术不但本人是“豪侠”，还要与袁绍“争名”，而何颙一直在为“穷窘之士”奔走解难，可见，赵忠所指责的袁绍“养死士”，极有可能就是何颙所笼络的这群人。
而何颙本人，董卓入京后仍在朝为官，甚至逼他为相国长史，何颙不但托疾不就，还与司空荀爽、司徒王允等人一同谋划诛杀董卓，具体实施的则是议郎郑泰、黄门侍郎荀攸、侍中种辑和越骑校尉伍琼。
这些人日后都与袁绍集团无关，而有明确的“党人”标签，结合何颙曾为党人领袖陈蕃、李膺所看重，其人实为以“豪侠”身份连接在野“党人”与在朝“贵子” 的纽带人物。
故此，曹操与何颙乃至于荀氏的交往，并不能视为与“党人”的独特勾连，而只能理解为袁、曹之辈共同的合作，而这种合作在诸侯并起之后，也并非截然对立，否则如何解释荀谌在袁绍的幕中角色呢？
说到荀谌，他在《三国志·袁绍传》中第一次出处的记载是这样的：
会卓西入关，绍还军延津，因馥惶遽，使陈留高干、颍川荀谌等说馥。
初平元年四月董卓西入关中之后，袁绍也退兵东郡以北的黄河渡口延津，这个地界还在黎阳西南，已经吓得韩馥够呛了，同时，袁绍又派出陈留人高干，颍川人荀谌等去游说韩馥。
这个游说团，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还要加上几个人：
使外甥陈留高干及所亲颍川辛评、荀谌、郭图等说曰。
又多了辛评和郭图，再看《英雄记》中说：
袁绍使张景明、郭公则、高元才等说韩馥，使让冀州。然则馥之让位，景明亦有其功。
可见，郭图、高干与张景明是组团劝说韩馥让冀州的，这个“张景明”明显是个表字，他的事迹并不多见，在《三国志·臧洪传》中记录的臧洪给陈琳的信中指斥袁绍忘恩负义时有提到：
昔张景明亲登坛喢血，奉辞奔走，卒使韩牧让印，主人得地；然后但以拜章朝主，赐爵获传之故，旋时之间，不蒙观过之贷，而受夷灭之祸。
可见，张景明给予袁绍极大的帮助，过往解释“登坛喢血”，往往理解为诸侯讨董起兵时的歃血为盟，其实，结合前后文，应该是“亲登坛喢血，奉辞奔走”，才使得韩馥让出了州牧之位，也就是说，袁绍接收冀州牧之职，应该和韩馥走了“会盟”的程序，张景明在其中做出了某些担保，这才让袁绍得到了冀州的土地。
不久后，就因为给关西朝廷的皇帝上奏章致意，得以赐爵位、拜将军的缘由，被袁绍不分清红皂白地杀戮全族，所谓“获传”，应为“符传”的简称，就是将领出征时朝廷发给的凭证，西汉之前多用虎符。
这个张景明的表字，在《水经注》中出现过，原话是：
庙侧有碑，述河内修武县张导，字景明，以建和三年为巨鹿太守。
建和三年是公元149年，距离初平元年有41年之久，在当时肯定是年高德劭之辈了，所以，袁绍才借他的老脸去糊弄韩馥，甚至于登坛盟誓，这个时候，袁绍是以“行车骑将军、司隶校尉”的身份来指使这一群下属办事的，也就是又多了几个名字。
张导、张景明，曾经的巨鹿太守职务并不算什么，真正值钱的是他的籍贯——河内郡修武县，此地的“修武张氏”是留侯张良的后裔，其中一支为张范，祖父为司徒，父亲为太尉，本人甚至拒绝了太傅袁隗嫁女的要求，而在门阀士族的时代，婚姻是最能见门第高低的标准。
也就是说，张导的家世声望甚至高于汝南袁氏，而从他后来被杀的缘由来看，他只是给长安朝廷上了表章问候，就被赐爵，应该是和袁绍死去的叔叔袁隗一个级别的政坛耆老，由他做中间人担保，韩馥很有面子。
韩馥本人又是颍川人，袁绍派出荀谌、辛评、郭图等三个同乡才俊游说，也算乡情保障，同时，又有袁绍的私人代表，亲外甥高干出马，这次交权谈判，既正式，又顾念了私交。
也正因为如此，尽管袁绍出奔渤海时，身边仅跟着逢纪、许攸二人，按理说他们才是最信任的谋士，却并没有出现在这次游说使团之中，因为他们俩的籍贯，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是南阳郡。
南阳是谁的老家呢？
何进。
所以，才有《后汉书·何进传》中所说的：
因复博征智谋之士逄纪、何颙、荀攸等，与同腹心。
这里，逢纪和何颙都是南阳人，与许攸是老乡，而同列的荀攸，则是颍川出身，与郭图又是同乡，见谢承《后汉书》：
南阳阴修为颍川太守，以旌贤擢儁为务，举五官掾张仲方正，察功曹钟繇、主簿荀彧、主记掾张礼、贼曹掾杜佑、孝廉荀攸、计吏郭图为吏，以光国朝。
知名者，就有钟繇、荀彧、荀攸、郭图这几个人，除了辛评之外，早就混在一起了，而辛评、辛毗兄弟，都是颍川阳翟人，与郭嘉是“大同乡”，很明显，袁绍的这群智囊和曹操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过，这群人要么就是“旧友”，要么就是“新朋”，唯独没有“同乡”，也就是汝南袁氏所在的汝南郡贤达，不奇怪吗？
二
更奇怪的，还是河北出身的田丰、审配、沮授，他们的情况又略有不同。
《后汉书·袁绍传》中记载：
魏郡审配，钜鹿田丰，并以正直不得志于韩馥。
审配和田丰俩人都因为为人正直而受到韩馥的压制。
看起来，性格问题才是韩馥压制审配、田丰的原因，可若就此下结论，就太看得太浅了。
《先贤行状》记录的田丰履历是这样的：
初辟太尉府，举茂才，迁侍御史。阉宦擅朝，英贤被害，丰乃弃官归家。袁绍起义，卑辞厚币以招致丰，丰以王室多难，志存匡救，乃应绍命，以为别驾。
翻译一下，田丰出仕即被太尉征辟，又举茂才，升为待御史，由于宦官专权，贤人被害，他就弃官回家了，而袁绍起义后，重礼请他出山，他就应袁绍的征辟，担任冀州别驾。
而审配的记载要少得多，《先贤行状》只是说他：
配字正南。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节。
突出说了审配的性格特点，忠烈慷慨，行为刚正，他的履历就不清楚了，万幸在存世的《太尉陈球碑》上，阴安审配，列名于故吏，说明曾经他曾是陈球的僚属。
值得注意的是，审配的经历，结合田丰的经历看，就很有意思，陈球曾为魏郡太守，审配应于此时为陈球属吏，而田丰出仕的太尉，符合“贤人被害”语句的，就俩人，一个是太尉陈蕃，一个是太尉陈球，只是两人谋诛宦官的行动差了11年。
如果是前者导致的第二次党锢之祸，那么，弃官回乡的田丰应该名声更大，地位更高，可以与王允之流比肩，那么，他最可能的，还是担任太尉陈球的属吏，在其被杀后退居故乡。
陈球或许我们不熟悉，但他的儿子叫陈瑀、陈琮，侄子叫陈珪，侄孙叫陈登。
按照东汉制度，“故吏”也有高低之分。
田丰经由太尉辟署、举茂才，这叫“公府辟举”，即由太尉、司徒、司空的三公，以及大将军、太傅，合称五府“辟召”担任属吏，经过试用考察，或举荐、或察举，可以直接补中央官职或外掌州郡，属于当时的升迁快车道。
通俗地说，田丰的编制是中央机关公务员，起步就高，所以，弃官回乡前，已经做到了六百石的侍御史，在蔡质《汉仪》中就提到过侍御史的地位：
初称守，满岁拜真，出治剧为刺史、二千石，平迁补令。
担任侍御史有个试用期，不够一年叫“守”，满一年才算真拜实授，出任外官，能够处理繁重难事的可以任州刺史和太守、国相，而平调则补任县令。
由于田丰没有走下一步，咱无法知晓他能否“治剧”，但他的职位，有“以公府掾属高第补之”的制度要求，也就说明他在太尉府掾属任上的表现，在整个汉帝国也是顶尖水平，所以才可称“高第”。
再看审配，他应该是陈球在魏郡太守任上的属吏，按照记载，这个时间本身就不长，而审配既没有公府辟举的记载，也没有提到州举茂才、郡查孝廉的履历，说明他的出仕之路相对坎坷，仅仅停留在州郡属吏的水平，甚至在陈球死后所立碑文记录出钱的“故吏”、“故民”时，排名非常靠后，可见声名不显。
但是，陈球“故吏”这个身份本身，在当时已经是一重光环了，因为陈球在灵帝时任永乐少府，与司徒刘郃、步兵校尉刘纳、卫尉阳球一同谋划诛杀宦官，在扳倒了王甫等擅权宦官之后，被中常侍曹节陷害下狱致死。
而这次斗争之中，打击面非常之大，见《后汉书·酷吏列传》：
光和二年，迁为司隶校尉。王甫休沐里舍，球诣阙谢恩，奏收甫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阘。中黄门刘毅、小黄门庞训、朱禹、齐盛等，及子弟为守令者，奸猾纵恣，罪合灭族。太尉段颎谄附佞幸，宜并诛戮。于是悉收甫、颎等送洛阳狱，及甫子永乐少府萌、沛相吉。
这一群人里，太尉段颎是一代平羌名将，死得挺冤的，其他都是宦官和子弟，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中常侍袁赦，从前后文来看，他也死在了狱中。
这个人有什么特别呢？
见《后汉书·袁安传》：
时中常侍袁赦，隗之宗也，用事于中。以逢、隗世宰相家，推崇以为外援。故袁氏贵宠于世，富奢甚，不与它公族同。
中常侍袁赦与袁家同宗，在宫中掌权，因为袁逢和袁隗都是三公，就拉来做外援，所以袁氏家族能够“富奢甚”，也就是穷奢极欲地富贵，和其他的公族不同。
因为，袁家上面有袁赦照应，所以肆无忌惮，和安平崔氏、修武张氏之类的清贵公族不一样，直白地说，就是不要脸。
那么，杀死袁赦，就是和袁氏结仇，而田丰、审配作为陈球故吏，和袁赦的同伙袁氏家族，当然无从合作，而担任冀州牧之前的韩馥为袁氏故吏，应该是袁逢、袁隗最煊赫时代的老部下，与田丰、审配之间的冲突，并不是正直不正直，而是立场对立。
反观袁绍，虽然是袁氏一族子弟，在宗法上却是袁成之子，且在大将军何进死后，与袁术一同主导了对宦官集团的屠杀，这个反宦官立场，无比坚定，在坐视袁隗、袁基等同族被杀之后，更是彻底和袁逢、袁隗与宦官合作的历史污点划清了界限。
在此条件下，袁绍仍需要“卑辞厚币以招致丰”，可见田丰足够大牌，而审配则完全不用提那些，只要袁绍“委腹心之任”，就巴巴地给他竭尽忠节，也可以看到俩人名声、地位的不同。
所以，田丰为冀州别驾，审配为治中，同时掌管幕府，以地位则田丰为尊，因为别驾相当于州牧的丞相，以信任则以审配为重，因为治中相当于御史大夫，是冀州和车骑将军府的总秘书长。
反观沮授，《献帝纪》中说：
沮授，广平人，少有大志，多权略。仕州别驾，举茂才，历二县令，又为韩馥别驾，表拜骑都尉。袁绍得冀州，又辟焉。
广平人沮授少有大志，又有权谋大略，先出仕冀州别驾，被刺史举茂才，朝廷简任两个县的县令之后，又担任韩馥的别驾，并上表封拜为骑都尉，到袁绍占冀州，又辟署他为别驾从事。
可见，沮授的出仕经历并没有三公征辟，而是州举茂才，三为别驾，属于典型的一州名士，名声应该比审配还大，但没有真正的大佬赏识，所以，一直在县令的位置上转圈，这是远不如田丰的，所以，他回乡后，又被韩馥辟为别驾。
别驾在州府中地位虽尊，职级却只有百石，反而沮授之前的县令级别在六百石、千石之间，升任的骑都尉是比二千石的侍卫武官，所以韩馥走了“表拜”的程序，袁绍得冀州之后，仍要重用他，在田丰投效之前即任他为别驾。
确定了君臣关系，又向沮授问计战略，而沮授很知趣地指出，“比及数年，其功不难”的结论，这个规划最大的意义在于，它是跨出了冀州范围的大战略，也意味着沮授对袁绍的效忠超出了本州君臣的范畴，所以，袁绍立刻任命他为奋武将军，并为监军，监护诸将。
沮授的这个职务，相当于军府中的核心武职，与冀州无关，也可以说是唯一一个突破了冀州本地僚属限制的当地人才，但他究竟算不算冀州士族的代表呢？
答案还真是否定的。
对照一下朝廷任命的合法冀州牧韩馥的州府属官，韩馥曾经的治中从事有中山刘惠，赦免死罪后为作徒，穿着赭衣，扫除宫门外，也就是刑徒。
曾经的别驾从事沮授，被表拜为骑都尉，转为朝官领兵，不再是韩馥的属官。
耿武、闵纯此时职务很清楚，一个是长史，一个是别驾，那么，治中是谁呢？
《后汉书·袁绍传》里补上了，应该是李历，他是治中从事，也属从事之列，另有都督从事赵浮、程奂率强弩万张回援冀州。
《英雄记》记载：
耿武字文威。闵纯字伯典。后袁绍至，馥从事十人弃馥去，唯恐在后，独武、纯杖刀拒，兵不能禁，绍后令田丰杀此二人。
这里说的是耿武和闵纯两个忠臣，在袁绍到来的时候，韩馥府中的冀州从事有十个人跑了，唯恐落后，而只有耿武、闵纯持刀抵抗，最关键的是后一句“兵不能禁”，也就是袁绍是带兵来的，还想动武，结果没搞定他俩，袁绍后来就让田丰把俩忠臣给杀掉了。
那么，李历、赵浮、程奂肯定都是逃跑的十从事之一。
但无论如何，琢磨姓氏是很有意思的，刘惠籍贯明言为中山，可知其先出中山刘氏，这是一个枝蔓众多的宗室大族，而冀州刺史的治所就在中山高邑，也是汉光武帝登基的地方，绝对是地头蛇。
耿武的籍贯不详，但东汉有两个耿氏为望族，其一为一门十侯的耿弇后人，籍贯为扶风茂陵，也就是关中人；而另一家是一门五侯的耿纯后人，籍贯即在巨鹿宋子，正在冀州。
长史、别驾都是重要属吏，应由本州望族担任，自然落在巨鹿耿氏和中山刘氏身上，但袁绍呢？
他直到建安年间，才有名为耿苞的主簿因妄言代汉而被杀，而主簿虽然属于主官个人秘书，但在府中地位并不尊贵，又轻易被众议逼死，可知也没能进入权力核心。
由此可见，袁绍幕府、州府之中可知的属吏，虽然有“冀州人”，却并不是什么地方士族的代表。
三
要知道，东汉制度背景下，冀州牧职务具有极大的地方性特征，要想维持统治，就必须任用本地的名士，但很尴尬的是，一直到汉献帝任命袁绍之前，冀州本地的大族人才极少愿意与袁绍合作。
哪怕在汉献帝任命袁绍担任大将军之后，这种窘境也并无改观，因为从曹操夺得冀州之后，阵营中留用、征辟冀州士人的情况来看，最知名者不过是崔琰、崔林叔侄和张郃。
再翻翻《三国志》，反倒能看见几个不应辟命的隐士，比如钜鹿张臶，字子明，记载原话是：
袁绍前后辟命，不应，移居上党。并州牧高干表除乐平令，不就，徙循常山，门徒且数百人，迁居任县。太祖为丞相，辟，不诣。
张臶是巨鹿人，袁绍征辟他，不接受，跑到并州上党躲着，并州牧高干又任命他当乐平令，他还是不干，又迁居常山，黑山军的治下，门徒几百人则居住在巨鹿郡任县，等到曹操担任丞相，征辟他，还是不去。
类似的还有颍川人胡昭，字孔明，他的情况是：
胡昭始避地冀州，亦辞袁绍之命，遁还乡里。
籍贯不同，都是望风逃窜，不但不应征辟，还要逃跑，可见袁绍真不是个好名声的人物，类似情况的还有曹魏名臣邢颙，他的经历非常奇特，宁可隐姓埋名跟随田畴，见《三国志·邢颙传》：
邢颙、字子昂，河间鄚人也。举孝廉，司徒辟，皆不就。易姓字，適右北平，从田畴游。积五年，而太祖定冀州。颙谓畴曰：“黄巾起来二十余年，海内鼎沸，百姓流离。今闻曹公法令严。民厌乱矣，乱极则平。请以身先。”遂装还乡里。田畴曰：“邢颙，民之先觉也。”乃见太祖，求为乡导以克柳城。
邢颙是河间人，又与张郃同县，举孝廉、司徒征辟都不接受，反而隐姓埋名到右北平跟随田畴，田畴是刘虞的旧部义士，坚决不跟随公孙与袁绍父子，邢颙跟随他长达五年，直到曹操平定冀州，邢颙才告辞离去，这说明他在建安五年前已经北上幽州，离开时，邢颙对田畴说，黄巾之乱以来二十多年，天下大乱，百姓流离失所，现在曹操的法度严明，百姓又厌倦战乱，乱到极致则天下将回归太平，故此，我先回归太平，回到了家乡。
田畴感于邢颙的判断，说他代表了民意中的先觉者，就去求见曹操，自告奋勇担任向导，攻打柳城乌桓。
邢颙最后做到了曹魏的司隶校尉、太常，官居九卿，这么聪明、杰出的人物，在袁绍幕府如日中天的几年，宁可投奔在右北平聚族自保的田畴，也不愿意出仕袁绍，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以上三人，都是名士，前两位是学问家，后一位是能臣，但不约而同地回避袁绍政权，说袁绍代表河北世家大族利益的说法实在毫无根据。
哪怕说他代表儒学传统，曹操代表申韩法术，也完全不符合事实。
因为《三国志》作者陈寿对邢颙的评价是：
贵尚峻厉。
崇尚峻刻严厉，又推重曹操的“法令严”，与他类似的人物还有一位，名叫时苗：
时苗字德胄，钜鹿人也。少清白，为人疾恶。建安中，入丞相府。
时苗也是嫉恶如仇的人物，在建安时期进入了曹操的丞相府，之前却没有出仕袁绍，似乎印证了曹操“崇法术”而袁绍“尊儒学”的刻板认知，但是，在史书记载中，还有两位先跟随袁绍，后跟随曹操的人物，一个是牵招，安平观津人，他曾被：
冀州牧袁绍辟为督军从事，兼领乌丸突骑。绍舍人犯令，招先斩乃白，绍奇其意而不见罪也。
另一个是沐并：
沐并字德信，河间人也。少孤苦，袁绍父子时，始为名吏。
沐并与吉茂、常林、时苗四人同列于《魏略》的《清介传》，他和牵招、时苗的共通点非常清楚，就是他们都是耿介之士，嫉恶如仇，三人都有不畏权贵执法的经历，且从姓氏来看，都不属于当时冀州的百年著姓，而是寒门庶族。
也就是说，袁绍父子时代，能够被他所用的“士人”，也不是什么笃行君子，而是“法术之徒”，这一点，与曹操没什么区别。
哪怕是河北名士的代表崔琰，也并不是什么儒学世家，他的经历很有趣味，见《三国志·崔琰传》：
崔琰字季珪，清河东武城人也。少朴讷，好击剑，尚武事。年二十三，乡移为正，始感激，读论语、韩诗。至年二十九，乃结公孙方等就郑玄受学。
崔琰虽然是后世千年巨族“清河崔”的起点，却是个“功夫小子”，直到二十三岁时，乡中将他转为“正卒”，需要服役了，他才开始读书，到二十九岁时，才到郑玄门下受学，很明显，他并不是个儒学世家子弟，完全是靠自身的努力成为一代大儒。
袁绍征辟他之后，被任命的第一个官职竟然是“骑都尉”，也就是吕布杀丁原之后得到官职，可见，他在袁绍幕府中的身份是很奇特的，直到曹操自领冀州牧之后，才辟崔琰为别驾从事，这才算是官方认证他是本州一等的名士。
综上所述，在史书可见的，袁绍集团的核心成员中，除了崔巨业（另文考证）之外，不要说是国家级的儒家豪族，就连州郡级别、区域性的儒家豪族也没有进入其核心，冀州本地的老牌名士更是一个没有，以至于袁绍邀请“军师”镇宅，还要到幽州上谷郡去找卢植。
至于说袁绍本人作为累世公族应该对儒家经义有所崇敬，以与曹操的法术为治相对立，也根本不是事实。见《后汉书·郑玄传》：
时大将军袁绍总兵冀州，遣使要玄，大会宾客，玄最后至，乃延升上坐。身长八尺，饮酒一斛，秀眉明目，容仪温伟。绍客多豪俊，并有才说，见玄儒者，未以通人许之，竞设异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辩对，咸出问表，皆得所未闻，莫不嗟服。时汝南应劭亦归于绍，因自赞曰：“故太山太守应中远，北面称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门考以四科，回、赐之徒不称官阀。”劭有惭色。绍乃举玄茂才，表为左中郎将，皆不就。
这段原文很长，却需要细致翻译下，说的是袁绍担任大将军在冀州开府，遣使邀请郑玄，大会宾客时，郑玄来得最晚，却邀请他上座，身高八尺、饮酒可达一斛，形象非常伟岸，又很豪爽，所以很显眼。
袁绍的宾客们多为“豪俊”，直白地说，就是有学有术、见多识广之人，又都有学问口才，对于郑玄这种儒者，并不高看，反而认为他不是“通人”，王充的《论衡》中解释“通人”即贯通古今之人，可见，袁绍的幕府宾客并不以家传的儒学经术为风尚，所以，对郑玄辩难时，仗着见识多，开始提出一些生僻之说，并掺杂着百家之言。
郑玄则一一辩论对答，答案全都超出提问者的想象，即对方从未听说的知识，故而人人叹服。当时，应劭也在袁绍幕府中，他是以朝仪故事、博闻强记出名的知识人，所以自夸说，前任泰山太守应中远，对你北面称弟子可以不？
郑玄笑着回答，孔子门下收徒只考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颜回、端木赐这样的贤弟子也没有自称过官职履历，说得应劭惭愧不已。
郑玄折服了袁绍之后，被举为茂才，又任命为左中郎将，与蔡邕在董卓部下的待遇类似，但却被郑玄辞让不受。
回顾一下这段记载，我们就能发现，袁绍的宾客对于“纯儒”的预期其实是很低的，甚至直接刁难，也就是以异端之说和百家之学来难为对方，说明在袁绍幕府和交往圈中，并不以儒学经义为高，反而是鄙夷的态度。
在身份上，袁绍的“客”，包括归于袁绍的应劭，时任“军谋校尉”，一重标签是“豪俊”，另一重标签就是“官阀”，也不以儒学高下为礼，而以官阀为尚。
这些信息集合在一起，一个尴尬的结论呼之欲出，那就是袁绍在冀州的统治，完全建立在个人关系纽带聚合的“亲旧集团”之上，对于冀州本地士族毫无吸引力，甚至遭到广泛的厌弃。
聚集这么一群豪俊，固然在“讨董”和“被围攻”的逆境中不离不弃，但在取得大义名分之后，也难以体制化地吸收人才新血，而顽固地以个人关系亲疏为纽带，也就是郭嘉在“十胜十败论”中所说的：
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
为什么用人而疑？性格缺陷只是小道，真正的原因在于组织特征，亲戚子弟之外的士人，小集团内部根本不认可、不支持，既然权力排序与关系亲疏有关，自然生人勿进，缺少人才新血的持续输入，也就导致整个集团的全面固化，后来者无从升迁，只能熬资历和信任度，伴随而至的，就是疯狂“内卷”。
正因为如此，这个集团对于“高级合作者”极为排斥。
第一个牺牲品是崔钧，第二牺牲品是吕布，第三个牺牲品就是麹义，以他们的地位，哪怕伏低做小，一样不会为集团所容，而日后田丰、沮授、许攸的命运，恰恰是时势变化之后第四、第五、第六个牺牲品。
那么问题来了，袁绍集团何以至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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