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公众可以查阅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同时，进一步规定判决书、裁定书都应当写明判决、裁定结果以及作出判决、裁定的理由。文书公开，使得司法公开从过程公开为主转变为过程与结果公开相结合。我认为，要真正实现公开的价值，裁判文书至少应具备三要素：一是说理，二是民主，三是免责。
裁判文书的说理，是指判决、裁定的理由要充分、必要。一篇好的裁判文书要把案件的来龙去脉、本来面目和前因后果交代清楚，通过裁判文书认定的确实充分的证据，再现案件事实的本来面目。说理应充分，要做到以理服人。事与理具有不可分割性，从证据事实到法律事实、从法律事实到裁判结果，都要通过说理来连接。只有逻辑推理严密，论证有理有据，法律适用正确，才能使最终作出的裁判结果合情合理合法，达到服判息诉、案结事了的审判目的。
有异议者说，判决书不敢说理，道理在法官心中。问题是判决书不说理，别人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判。所以，说理很重要，很多优秀的判决，值得我们学习的不是结论，而是它的论证推理过程。说理要求法官不断提高文书制作水平，一是要提高文字表达能力；二是要提高逻辑推理能力；三是要提高法律适用能力。一份份普通的判决书中有更为开放的理论酵母，可能给肌体带来局部的深刻变化。司法自主性的建构，在根本上取决于作为职业共同体的法官，对自身参与其中的知识生产活动保持深刻的反思和批判，而这不仅要求法官对司法本身的问题予以关注，还要求法官对司法既有的审判管理模式进行理解和反思。
一篇好的裁判文书，如何认定案件事实很重要。一般人感觉好像美国的刑事案件才有陪审团，其实民事案件也有，有人以为陪审团只判处有罪无罪或者胜败，其实也不局限于此，民事案件赔偿数额也可以由陪审团作出，但是，法官会给予指导。属于事实判断问题，应该交给陪审团来认定，也就是由人民群众根据一般常识来决断。陪审团由12名陪审员组成，必须作出完全一致的判决才能定案。陪审员是从社区选民中随机选取的。陪审团成员的候选人要被请到法院，在公开的法庭上，接受有关其成为陪审员的一般资格问题的询问，这个过程叫做“忠诚回答宣誓”。这个程序有两个目的，一是如果有明显的理由认为某候选人不能对案件作出公正的裁决，则将其排除；二是排除那些即使没有公然的理由存在可能的偏见，但认为可能对己方不利的人。这样选定的陪审团作出的判决，具有无可辩驳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2010年4月29日修正的国家赔偿法规定，再审改判无罪的，作出原生效判决的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二审改判无罪以及二审发回重审后作出无罪处理的，作出一审有罪判决的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这改变了以前一审法院与公诉机关共同赔偿的规定，这会不会导致公安、检察院发现自己错误也往法院送呢？如果自己纠正错误而不向法院这个节点推动，那么，要么公安、要么检察院就是赔偿义务机关，推到法院那里，就有可能判有罪，那么赔偿义务机关就是法院了。
这个规定有可能或者说有这种危险倾向，无意识地帮助公安、检察部门逃避责任，最终受害的是无罪的犯罪嫌疑人。2010年10月间，笔者有幸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无罪计划项目（Innocence project of Pennsylvania）的法律主管Marissa Bluestine教授进行了交流，得知该州司法机关不承担赔偿责任，尽管现在也有人在起诉请求国家赔偿，目前还没有得到赔偿的案例。
在我国法治建设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错案赔偿问题？
一方面，国家赔偿法的修改，有利于进一步促进人民法院建立健全错案赔偿和错案追责机制。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制定有关科学合理的制度，限制和杜绝错案的发生，依法纠错，依法赔偿，维护司法公正，体现国家赔偿所发挥的司法监督的独特作用。
另一方面，可以让人民群众有序地参与到司法中来。广大法官来自人民群众，他们可以行使司法权，也可以“让人民群众有序地参与司法”。可以通过完善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将人民陪审尤其是重大案件的人民陪审落到实处。人民不可能对自己的判决不服。让人民对人民作出裁定或曰让人民审判人民，司法的法律性和人民性才能实现统一。
最后，如果可能的话，让人民群众参与到司法制度的设计中来，从源头上提高人民群众的参与性。
（作者单位：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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