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1月5日，故宫最后一位主人——满清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城。溥仪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多年后，他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那天上午，大约是9点多钟，我在储秀宫和婉容吃着水果聊天，内务府的大臣们突然踉跄地跑了进来。为首的绍英手里拿着一份公文，气喘吁吁地说，‘皇上，皇上……冯玉祥派军队来了！还有李鸿藻的后人李石曾，说民国要废止优待条件，拿来这个叫签字……’听了这些，我一下子跳起来，刚咬了一口的苹果滚到地上去了……”
溥仪离开故宫，变成平头百姓，但故宫没有变，那高耸的城楼，恢弘的宫殿、朱红的高墙与大门依然光鲜，直至今天，故宫已成为国人心中永恒的文化符号。每一扇朱红大门的背后，都虚掩着数不尽的秘密，每一檐角，每一木石，每一砖一瓦、一窗一椟、一桥一廊，都昭示着古代建筑艺术的伟大与神奇。
建都北京：金陵王气黯然收
几次到故宫，最先打动我的依然是这句话：“多少清宫玄秘史，尽在深宫不言中。”其实，故宫的建造者并非清人，据故宫博物院古建部专家黄希明先生介绍，故宫为明成祖朱棣下令建造。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朱元璋的四子燕王朱棣发动兵变，攻入南京城，从侄子建文帝朱允炆手中夺得皇位，之后，建文帝在一场大火中神秘失踪。当时的国都南京，沐浴在江南烟雨中，看上去一片平和，但背后隐藏着的杀戮和血雨腥风却一刻未曾停止过。朱棣即位后，一日上朝，当时的御史大夫景清忽出班行刺，虽未伤身，景清被杀，并株连九族及乡人，却使朱棣愈发怀念自己曾经的封国——北京。尽管与王气尽显的古都南京相比，北京在当时明朝的版图上，只是区区一个布政司，人烟稀少，且面对着对中原虎视眈眈的草原蒙古铁骑大军，但自朱棣11岁被封为燕王以来，他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那里，那些为他打天下的心腹，也与他一样，对北平充满感情。为此，他决定在北京建都。
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在8月的一天，当朱棣派遣郑和率船队离开宫廷“下西洋”时，宫廷内的朱棣又发起了一件大事。明典籍中记载：“永乐四年（1406年）闰七月，淇国公邱福等请建北京宫殿备巡幸。”而据《明史·成祖本纪》记载：“闰七月壬戌，诏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宫殿，分遣大臣采木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由此可见，明成祖朱棣已在永乐四年下诏，次年在北京营建宫殿，并着手为营建筹集木材及砖瓦石料等。
但由于当时朱棣即位不久，政局未稳，北部边疆为蒙古鞑靼所扰，民心未安；且国家财力尚不雄厚，运河尚未疏通，交通不便；另外皇后徐氏病故，赶建长陵于昌平，也投入了相当大的人力、财力、物力，因此，营建北京宫殿的工程一拖再拖，直至永乐十四年。
作为明清两代的皇宫，故宫先后曾入主24位帝王，这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轮番更替的24位帝王在故宫的建筑上都花费了大量心血，因此才有今天这种独一无二的总体布局。宫殿以南北方向的中轴线贯穿，清灭明后，保留了这种格局，只是对其中的单个建筑进行了修造，并增添了诸如后花园等建筑，强化了整体的美感和庄严气象。虽然这种保留与增添体现了清王朝在文化上的专制，但似乎也显现出清朝统治者在人文观上的进步。
时隔6个世纪，当我再次穿梭在这片红墙碧瓦之间，看到往昔人烟已逝，此地空余故楼，心中不禁感叹。然而，虽然人人慨叹故宫之建筑巧夺天工、举世无双，但真正了解其精髓的人实在少之又少，正如黄希明先生所言：“中国古建筑文化博大精深，只有我们未发现、没有认识到的，没有古人想不到、做不到的。”
中轴线：王者必居天下中
明朝时，以故宫的前朝三大殿（即现在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和后廷的两宫一殿（即现在的乾清宫、坤宁宫和交泰殿）为全城中轴线的中心，向南北延长。午门为故宫正门，中轴线自此一脉向南，经皇城正门承天门（即现在的天安门），到大明门，其间是宽阔的御路，两侧是整齐的廊庑；再向南至内城正门正阳门，后增建外城又延长至永定门，其间是长4600米的宽直街道；中轴线北行路线：自北门神武门延伸，至景山，经地安门，抵达钟楼、鼓楼，长3000米。南北中轴线合而为一，长达近8000米。
明代在故宫的设计上还严格遵照了周礼中“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布局设计，即中轴线的左侧建太庙（祭祀祖先），右侧建社稷坛（祭祀土地和五谷）；在天安门外千步廊两侧，设置办衙署；在正阳门外和永定门之间轴线的东侧建有祭天建筑天坛，西侧设祭祀先农的先农坛。这些建筑的空间序列，使中央王朝的中心权威得到了充分体现。
清朝时，这种体现得到强化。清朝的建筑风格具有统一性，其中轴线两侧，整齐划一、十分对称地分布着亭台楼榭、殿院桥廊，看起来很刻板。梁思成先生曾指出，其指导思想来源于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清工部刊印的《工程作法则例》。在严格的“则例”下，清朝工匠强化了宫殿的整体“表现形式”，即凸显了建筑群的魅力，而非单体建筑的魅力，因此，这种“刻板”反倒有效地彰显了巍巍皇权。
五行学说：建筑中的阴阳之别
内廷面积较小，建筑布局紧凑，数目多选偶数，流淌着精巧阴柔之美。内廷的主要建筑是乾清、坤宁二宫，明朝时，乾清宫为皇帝寝宫，坤宁宫为皇后寝宫。在《周易》中，乾为天、坤为地，而乾清宫庭院东门为日精门，西门为月华门，这样就构成了以天、地、日、月布局的内廷核心。在这个建筑核心的两侧所布置的东西六宫，又恰好与《周易》中阴爻为六相合。东西共十二宫，象征十二星辰拱卫乾坤。六宫之北是格局相同、东西并列的5个院落，即乾东、乾西五所。5虽是阳数，但这是皇子居住的场所，正暗合了变化中的阴阳，即阴中有阳。而且，东西五所合而为“10”，象征天干，仍为偶数；东西六宫合为“12”，与地支相符。
自汉武帝确立“汉居土德”以来，黄色便成为皇权的象征，因此故宫宫殿屋顶上多用黄色琉璃瓦。黄色属土，土居中央，代表国家。按五行相生理论，火生土，火为赤色，所以宫殿的门窗、回廊及宫墙多用红色。红色不仅醒目、喜庆、吉祥，而且寓有滋生助长、兴旺发达之意。而皇子所居之宫，位于东，属木，相应颜色为绿，故均以绿琉璃瓦覆顶。在五行之中，金与水也是不可缺少的，西方属金，金生水。因此，金水河从皇城及宫城的西方流入。可见，故宫可谓世界上将皇权思想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的建筑。
午门：皇权与等级的象征
黄昏时分，原本炎热的天气突然落了雨。雨不大，故宫笼罩在细细的烟雨中，古韵悠长。
按照原路返回，一时到达午门。午门位于中轴线南端，是故宫的正门。古代以南为午，又以日中为午，午门居中向阳，位当午位，因而得名。
午门有5个门洞，其正面与端门、天安门大致相同，但因其两侧雁翅楼的布局
作为故宫的正门，午门地位特殊，体现了森严的等级制度。午门建筑通高35.6米，其门楼是皇宫内最高的建筑，正楼面阔9间，进深5间，“九五”之制自然而出。出入城门均有严格规定，中间门洞主要供皇帝出入。皇帝大婚时，皇后可以从中间门洞进入宫殿；科举考试金殿传胪时，状元、榜眼、探花由此门而出，以示恩宠；王公大臣平时走阙门，左右掖门不开，只有皇帝举行大的朝会时，文东武西，分别由左右掖门出入。
甚至在门钉数量这种细微的差别上，也昭显着权力。午门中间门洞的朱门之上的门钉，纵横皆九，共计81颗，而左右掖门的门钉，则是72颗。清代规定：只有宫殿建筑才可以用9路门钉，其余依次递减，亲王府7路，世子府5路。不过，也曾有专家认为，门钉数量不仅体现等级和权力，更有深意，比如，东华门上面也有72颗门钉，那是因为清代帝后的灵柩自东华门出，故东华门为鬼门，生为阳，死为阴，故门钉用偶数；还有专家认为，东华门上的门钉数量，或者是因为清朝统治者依照沈阳清宁宫改建坤宁宫那样，按其旧制有意为之。不过，午门左右掖门的门钉数量显然与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有关。
午门前有两个特殊陈设物——左日晷、右嘉量。设置日晷和嘉量的目的是在于表现皇家的授时和授量，寓意“皇权至高无上，可以控制宇宙时空”。既然控制了宇宙时空，帝王们开始通过各种方式行使皇权，廷杖即是其中之一。廷杖是明朝对朝中官吏实施的一种惩罚。廷杖开始时，两手被绑住的带罪官吏被带至午门前的御路东侧，周围排列校尉百人，个个手执木棍，听见厉喝“阁棍”后，持棍者将棍置于囚犯腿上，一声“打”后，百根棍杖齐飞。每5杖换一人。廷杖内有玄机，持棍者要时刻观察监刑官的举动，若是检刑官脚尖张开，意思是“用心打”，保其性命，致残即可，若是监刑官脚尖闭合，意思就是去其性命，“着实打”。
出了午门，即是承天门（如今的天安门），承天门仿南京宫殿而建，门楼之下开门洞5个，中间为“帝门”，最高，也最大；左右为“王门”，规制稍次；外侧两门规制最低，是百官上朝的通道。如今，一介布衣的我却是从“帝门”出宫的，日新月异，朝代更迭，令人感慨万端。
据说，承天门的设计者是明代著名宫廷建筑师蒯祥。蒯祥出生于吴县香山渔帆村人。江苏香山是中国建筑工匠的重要诞生地，当地世家历代从事营造古建筑，俗称“香山帮”。而蒯家世代为木匠，蒯祥的祖父蒯思明、父亲蒯福都是有名的木匠。蒯福在明洪武年间曾参与南京宫城的建筑营造。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朱棣为营建北京，召集天下数万名工匠进京，蒯详与父同往。因技艺娴熟，英宗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蒯祥负责重建永乐年间被烧毁的三大殿。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蒯祥由太仆寺少卿升为工部侍郎。
蒯祥为故宫的建造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此前，我曾走访一些学者，有些学者认为，蒯祥就是故宫的“总设计师”。果真如此吗？带着疑惑，我再次请教了黄希明先生。黄希明先生说：“蒯祥无疑是故宫设计者中最重要最优秀的一个，但是，在他背后还有无数个没有留下姓名的‘蒯祥’。故宫是我国数千年建筑艺术的积淀，是古代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是无数的劳动人民创造了这座神奇的建筑。走出这道门，来到长安街上，拥挤的人群正向天安门广场积聚，等待观看稍后的降旗仪式。蓦然回首，再次回望那些重檐叠壁、红墙碧瓦，一切古老与沧桑，恍如隔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