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8、金装定瓷

   金装工艺始见于战国时期的漆器，在唐代越窑青瓷，陕西法门寺地宫也有越窑银扣秘色瓷出土，没有芒口的建窑黑瓷也有镶金银扣的。
   金装工艺也称金棱、银掕、金扣、银扣等等，泛指使用金银铜等金属在瓷器上的装饰。表达方式多在盘碗杯盏钵类口沿、底足，但也有在壶盖、壶流、瓶口、盒扣等部位的金属装饰，这种装饰使瓷器在晶莹玉润中极大地展现了豪华和典雅。金装工艺是古代的一种时尚，是为了提高瓷器身份而采取的商品深加工工艺，反映当时的审美情趣和人们迷恋金银器的心理，也是为了表明使用者身分尊贵或显示豪华。而金佃工艺与陶瓷相结合，更赏心悦目，犹如锦上添花。

   早在汉代，人们就认为使用金银器皿能使人长生不老，且有延年益寿功效之说；至唐代盛行使用金银器并且制作极其精美；晚唐、五代之时，定窑盛行模仿金银器皿，并在口沿、足沿及流的部位镶嵌金银扣，使器物更加尊贵美观，故而有些高档白瓷获此殊荣。此时金装定器，与掩饰“芒口”无任何关系。

   起于战国漆器上的金装工艺，在瓷器上兴盛于唐宋，衰落于元明。在唐宋时期非常昌盛，此时期的墓葬、塔基等出土了数以千计的此类器物。宋朝工部文思院即设“棱作”，内廷后院造作所也设“棱作”，民间作坊更是繁荣昌盛、不可胜数。明清两宫宫廷作坊在收藏的定窑等瓷器上加镶了金银扣，由于时代的审美，艺术效果与宋相比已经发生明显变化。

   金装定器又称“芒口金装”、“镶口”等，多见之于五代、宋初权贵阶层使用。《吴越备史》、《宋会要辑稿》等书中，有金银扣和金装定器等名称的记载。《吴越备史》记载吴越钱氏于太平兴国五年向宋进贡了“金装定器”2000件，太平兴国二年定州的静志寺与净众院两座塔基出土数件镶金银口的定窑白瓷。比之早些的浙江临安公元895年钱宽墓、公元901年水邱氏墓出土数件金装定器，那时定窑还没有发明垫圈式组合匣钵覆烧工艺，再次证明“金装定器”，不是为了掩饰芒口的瑕疵，而是一种深加工的高档装饰及文化现象。由此我们认为覆烧工艺是为了节省空间，提高产量，但也并不能否认芒口覆烧产生的原因是能够有效防止器物变形和金装后并不影响美观。笔者认为：此时期定窑的芒口金装属深加工产品，要比正烧瓷器高档，由于覆烧变形极小，金装后满釉无瑕疵，最为高贵漂亮。从早期金装定器来看，部分产品有意采用芒口覆烧工艺，是为了器物变形小及容易镶嵌金银扣，从而达到尊贵华美，入奉宫廷。

   笔者收藏的多片北宋早中期蕉叶纹浅腹直口碗标本，应是宋早期定窑漏斗状匣钵覆烧工艺的器物，器型端庄，胎坚质薄，釉色温润，瓷质十分优良，大圈足，底足满釉，为同时期定瓷精品。口沿多为小唇口，也有少量撇口较小的产品，其中一片标本，口沿有明显竖列排纹，与器型、纹饰很不协调，分析认为应是镶嵌金银扣时，为防止滑脱而设。此类蕉叶纹浅腹直口碗，均为一器一钵的精细覆烧产品，该方法：既不节省空间，也不能批量生产，不同于传统意义的定窑支圈覆烧工艺，而且瓷质优良、数量较少，芒口处理十分规整且很小。 

   传统意义的“芒口”覆烧定窑，应特指宋中期以后由于垫圈式组合匣钵覆烧工艺而形成的口沿无釉瓷器。而定窑在五代、宋早期开始广泛使用的“盘形支圈覆烧工艺”、“漏斗状匣钵覆烧工艺”，就已经产生了大量芒口瓷。“盘形支圈覆烧工艺”、“漏斗状匣钵覆烧工艺”方法可理解为覆放套烧，器物依大小依次套入，也是为了节省空间，生产了大量芒口瓷，芒口一般处理较小，并不十分影响美观，多为精品白瓷。虽说此方法也最大限度的增加了产量，利用了空间，但产品大小不一，没有同一规格，难以形成统一规格的大宗产品。笔者收藏五代盘形支圈覆烧标本，20多件高白度素面小盘，分三组依次大小套入，瓷质优良，芒口处理较小且干净利落，从产品的档次来看，还打不到镶嵌金银扣的产品要求，该装烧工艺主要目的节省空间，提高产量，在当时也是比较先进的技术。至宋中期，定窑工匠在此基础上开拓进取，发明了“垫圈式组合匣钵覆烧工艺”，方法是先在较厚底圈内覆放一个或几个大小不等的碗坯，上面再套放一个支圈和一个盘碗类坯体，依次叠放。达到一定高度后入窑烧制，这种方法最大限度的利用了空间，统一了产品的规格，既节省原料，又防止器物变形，大幅度提高产量降低了成本，对南北瓷窑产生很大影响，对我国制瓷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先进的工艺技术，产生了大量规格统一的产品，极大地满足了社会需求。该方法瓷坯入窑不用匣钵，而且胎泥作成支圈，叠放后组成匣钵，比用匣钵装坯节省了大量空间。用胎泥作成的一次性支圈在窑中与坯件收缩一致，保证了产品的稳定，极大的提高了成品率。其弊病是每烧一件瓷器，也需要一个一次性支圈，因而耗去大量瓷土。人们认为此方法产量大，瓷土损耗也大，因而导致瓷土很快枯竭，致使定窑衰落，再者覆烧产品出现芒口，影响其美观。定窑的芒口瓷，由于覆烧变形较少，因而主要以薄壁盘碗为大宗。芒口处理大都内宽外窄，内刮去2—4毫米，外刮去1—2毫米，处理的干净利落，入刀出刀十分规矩，不乏自然流畅。尤其大量的葵口类盘碗，芒口的处理浪漫随意，更能体现处宋代窑工的用刀水准及制作趣味，与现今仿品的拙笨迥然不同。宋代瓷窑装烧技术最为重要的成就，就是发明了“垫圈式组合匣钵”和“火照术”。

   以往宋代定瓷上的金银扣，大家认为是解决定瓷“芒口”观之不雅的问题，而芒口的形成是因为定窑为大幅提高产量采用了垫圈匣钵覆烧技术，为了弥补芒口毛涩感的缺憾，往往在口沿镶以金银铜圈作为装饰，显得尊贵豪华，俗称“金装定器”。实际定窑“芒口”与“金装定器”并没有直接关系，因为金装定器大量出现的五代时期，是一种崇尚金银器的文化现象，在宋初《吴越备史》中，更有盛赞金装定器之说。如果仅仅为了掩盖芒口的瑕疵，只采用正烧即可，这要比“金装定器”成本低很多。覆烧这种方法极大提高产量且有效防止了器物变形，在当时很有竞争力，但由此而产生的芒口，从古至今一直是非议定窑的话题。宋皇室“弃定用汝”，实际芒口不过是一个借口，因为定窑一直生产无芒口的正烧精品瓷，宫中也一直使用正烧精细瓷器，而“金装定器”，也不是为了掩饰芒口的瑕疵，是一种深加工的高档装饰及文化现象，笔者认为：晚唐、五代、宋早期金装定器要比正烧定器高档，成本也要高些；宋中晚期、金代由于芒口金装的普遍性，整体与正烧精品定瓷相比，要逊色一些。

   所以，从文化角度及金装器物、定窑装烧工艺出现时间来看，金装定器只是人们迷恋金银器的一种心态，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审美情趣，与芒口并没有直接关系。但在宋末、金代精品芒口定瓷尤其输送到南方后，将十分珍贵，是必有一部分为了掩饰“芒口”的缺陷而加镶了金银扣。

 

下图为各博物馆金装定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