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写的第一篇也是唯一一篇关于古代工艺美术的文章，其实是朋川先生课上的作业，由于对传统工艺美术领域涉猎不广，了解浅薄，故必定谬误不少，汗颜汗颜！
———————————原文发表于《美术与设计》2009年第6期—————————
一、人工取火和人工灯具的起源
根据较新的考古资料[1]显示，早期人类人工用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9万年前后。在以色列死海北部一个名为Gesher Benot Ya’aqov的河谷遗址中发掘出了被火烧过的植物种子、谷物、树木以及在烧过的不同地方成堆分布的燧石，这些都表明了生活在这个遗址上的古人类有用火烧烤和制作早期炉灶的行为存在。人工用火的产生是旧石器时期人类文明的重大转折，这不仅意味着人类可以借助火来驱寒取暖、烧烤食物、防御敌兽，也意味着人工照明的发端，从此夜晚不再漆黑而令人恐惧，这对人类拓宽生存空间、提高生存质量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境内最早的用火证据是在北京周口店遗址发现的，洞穴内堆积厚达几米的炭灰和燃渣表明了至少在77万年前[2]，周口店的北京猿人已经能比较好的控制和延续火，但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当时已有人工取火的工具，故不能明确推断当时使用的是自然火还是人工火。
如上所述，最早人工取火的方式应是用燧石互相撞击，至于钻木取火，由于木质品难以保存，故难以判断其起始时间，世界上发现最早的钻木取火的遗物是在中国甘肃居延汉代烽燧遗址中的钻棒（木燧）和锯齿状的木片、草苣。进入青铜时代后，人们开始铸造铜锡合金的圆形凹面反射镜聚光生火，这便是“阳燧”或“夫燧”，《周礼·秋官》中记载有“司烜氏掌以夫燧取明火于日，以鉴取明水于月”，从而可知古代以此法取“明火”用以祭祀。目前发现最早的阳燧都是西周时期的，1975年北京昌平白浮出土阳燧两件，1997年陕西扶风县黄堆村周原出土阳燧一件，后者直径8.9厘米，厚0.2厘米，曲率半径为20厘米，属标准凹球面镜。周原博物馆的罗西章馆长按此原件对其进行复制并进行了取火试验，数秒钟即可聚光点燃取火物质，成功证实了阳燧的实际用途[3]。进入铁器时期以后，中国人又发明了火镰（高碳钢制）击石法（配合火绒）生火，由此产生的叫“石火”。最早的记载可见西晋潘岳的诗：“烦如敲石火”，可见至少在六朝之前，普通百姓人家想点灯点烛都是很不易的一件事。唐代火镰击石就很多了，柳宗元诗云：“夜发敲石火，山林如昼明”；白居易诗云：“深炉敲火煮新茶，石火光中寄此身”，即是例证。在安全火柴被引入中国之前，这是古代最方便最常用的取火方法。
火堆和火把（火炬）是人类最初使用的照明工具。火堆直接放置在地面上，室内则称火塘，具有照明和取暖的混合功能，而人类最早的便携式照明工具应该就是易燃的火把，从把树枝从篝火堆中取出照亮空间的那一刻起，取暖和照明便有了最初的分野。火把可分单植枝烛（单根植物枝条点燃来照明）和束植枝烛（多根植物枝条束为一把燃烧以照明）两种。《仪礼·士丧礼》：“烛俟于馔东。”郑玄注：“火在地曰燎，执之曰烛”。《礼记·曲礼》中又写道“烛不见跋,尊客之前不叱狗，让食不唾”，唐代孔颖达疏：“跋，本也。本，把处也。古者未有蜡烛，唯呼火炬为烛也。”意为当火炬燃烧至末端时，应起身告辞。由此两例可见，“烛”最初仅指点燃了的手持火把。中国古代把没有点燃的火把称作“燋”；在门外手持的火炬称之为“大烛”，而院内的火堆称之为“庭燎”（《周礼·秋官·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坟烛庭燎。”玄谓：树於门外曰大烛，於门内曰庭燎，皆所以照众为明”）。中国北方盛产松木，其做成的火把由于含有树脂，明亮且燃烧时间长，所以被叫做“松明”，在缺少松明的地区，人们就将束植枝烛在动物油脂中浸泡混合后以增强亮度和延长燃烧时间，这就是“脂烛”。古人也曾把火把插在室内的墙壁上用以照明，在距今4000年以上的仰韶晚期宁夏海原菜园村新石器时期遗址的13号窑洞的墙壁上发现了多处供插松枝的孔洞，邻近的墙壁也因燃烤而变色，这应该就是目前为止发现最早的原始“壁灯”遗迹[4]。但无论是火堆还是各式火把都还没有专门的工具或容器来固定，于是才产生了制作人工灯具的需求。所以，“烛”还不是真正的灯具，只能算是灯具的前身。
二、从豆到灯
人工灯具最早的起源仍是模糊的，在陶器时代之前，最初的灯具利用的是中空的石头或贝壳来盛放动物油脂和苔藓等植物的混合物。虽然也有些学者认为灯具的产生可追溯到公元前7万年，但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灯出土于法国南部多尔多涅地区的一个名叫La Mouthe的洞穴中，这盏基部绘有野山羊的石灯具有明显突出的灯嘴，是属于公元前12000年到公元前17000年左右的玛格德林（Magdalenian）文化时期的遗存。当人类开始使用较为便利的陶器和金属器之后，灯具的形制才具有了多样化的可能。过去一般认为中国在战国时期才有真正的灯具产生，但从目前出土的战国灯具所具有的形制成熟度来看，在此之前应该已有一段较长的发展时期。在《中国圣火》一文中，孙机教授结合考证古代阳燧的使用，认为郑州二里岗出土的早商时期的陶中柱盂（图一：1）、囧纹青铜中柱盂（图一：2）以及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晚商时期的青铜中柱旋龙盂（图一：3）等一批盆盂型器皿都是“盛油点火的灯”，他据此推断“实际上不亚于早商时期我国已创制出点燃油脂的灯具[5]。”但由于尚未发现商代用于青铜礼器点火之用的阳燧，故无法确定是否采用如《周礼·秋官》中所说的阳燧取火法。
图一：1.早商陶中柱盂2.早商囧纹青铜中柱盂3.晚商青铜中柱旋龙盂
从原理上来说，任何器皿只要能够盛放油脂，再配上引火装置，即可充当灯具之用，从形态的相似性上，一般推断中国古代灯具的原始母型应为“豆”。故灯具的历史可以从“豆”说起。豆，形似高足盘，分有盖和无盖两类。最初是普通的盛食器，后来用作祭祀的礼器。河北省武安县磁山出土的7000多年前的陶豆是目前最早的实物证据。豆盛行于商周时期，多陶制，也有青铜制、竹制或木制的。成书不会早于战国的《尔雅·释器》云：“木豆谓之豆，竹豆谓之笾，瓦豆谓之登。”由于后来人们用青铜豆来当作礼器，于是战国时期又产生了“镫”字。“登”与“镫”通用。故后有郑玄注曰“瓦豆谓之镫”；郭璞注曰“即膏登也”，西汉后也有用“锭”的，同义。也就是说，陶土作的豆形器叫做“登”，根据材料不同也可叫做“镫”，内盛动物油脂。南北朝顾野王写的《玉篇》一书中首次出现了形声字“燈”，意“燈火也”，从“火”旁表明灯的照明特征。再后来为了使用方便，又将“燈”简化为“灯”，《玉篇》中写道“灯，火也”。但是，“燈”和“灯”是有区别的。灯，古音丁；燈，古音登。徐铉在《说文》中注曰：“锭中置烛，故谓之镫。今俗別作燈。非是。晋郭璞云：礼器也。”所以“燈”是一种礼器，而“灯”是普通的照明器具。“豆”、“登”、“镫”、“燈”、“灯”的字形演变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器皿的用途从盛食器到礼器再到普通照明工具的历史变迁。
我们一般把早期灯具的燃料俗称为“油”，专业上应该叫“油脂”，其中常温下液态的称为“油”，常温下固态的称为“脂”，古人又把融化了的油脂称为“膏”。动物油中主要所含的饱和脂肪酸成分熔点达摄氏60℃以上，常温下一般呈固体状；而植物油以含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熔点最高不超过摄氏16℃，常温下一般呈液体。所以从燃料分类的角度来看，从被称为“脂烛”的束植枝烛以降，古代灯具应该可以初步分为两大类：油灯和烛灯（台）。油灯以植物油等液体燃料为燃烧物，而烛灯则以脂烛或蜡烛等固体燃料为燃烧物，动物油因为常温下多呈固体，故应归于烛灯燃料之列。可以说，灯具形制的演变动因之一便是固体燃料和液体燃料的产生与发展。
三、动物油脂和烛盘灯、烛钎灯
因为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有可将植物油大量榨取出来的技术，所以早期的豆形灯都是烛灯，普遍采用动物油脂作为燃料。河北满城出土的一件带盖直筒杯形的卮灯中所存的烛块，经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鉴定，其成分和牛油相似，属动物脂类。这个时期的烛灯有两种形制，一种为烛盘（无烛钎）式，一种是烛钎式。烛盘式灯由于无固定灯芯的装置，故燃烧面积较大，燃烧速度较快，阻挡了空气和油脂中的碳充分结合，没有和氧融合的碳漂浮在空气中便产生了大量黑烟，导致空气污染，光线昏暗。针对这一问题，一种解决方法是引入导烟管，将烟导入中空或贮有清水的体腔内，净化空气，也使油脂能充分燃烧。例如，1968年河北满城出土的西汉长信宫灯（图二：1），跪坐的宫女的右臂自然形成导烟管；1980年江苏邢江刘荆墓出土的东汉镶嵌神兽纹牛青铜灯（图二：2），背部的灯罩头部有单弯管连通牛首。这一类引入了导烟管的灯通常都是烛盘式的。
图二：1.西汉长信宫灯2.东汉镶嵌神兽纹牛青铜灯
还有一种解决方法就是利用灯芯来控制火焰大小和减缓燃烧速度，减少黑烟，延长照明时间，火焰也更趋稳定和明亮。为了配合灯芯的使用，于是烛钎式灯的样式便形成了。这种灯在灯盘中间安有烛钎，用以放置灯芯。灯芯有软硬两种，软灯芯为植物纤维，放置软灯芯的烛钎是个小柱台，可将灯芯放置或缠绕在烛钎上。例如故宫博物院所藏战国玉钩云纹灯（图三：1），中有花朵状小圆台；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所藏的汉代绿釉承盘灯（图三：2），上部小盘中间有可供缠绕灯芯的螺纹状烛钎；而硬灯芯为剥去表皮后的植物茎杆，如云南昭通桂家院子东汉墓出土的一件行灯的灯盘里便残存了一小段硬质烛芯，是用八九根细竹条外面缠上一层约3毫米厚的细纤维物质做成的，尖端略为收缩，圆径约1.4厘米。动物油脂凝固后多为块状，所以使用硬质灯芯的烛钎呈短钉状，将植物茎杆直接插在上面便可固定，我国在唐代之前，大多采用这种被放置在烛盘中央的硬质灯芯。如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战国镶嵌云纹豆形青铜灯（图四：1），浅圆盘中就立有短小的烛钎；1975年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出土的战国跽坐人漆绘灯（图四：2），环形灯盘中有尖钉形的三个烛钎；1974年甘肃平凉庙庄出土的战国鼎形灯（图四：3），盖顶中心也有锥尖似的烛钎。
图三：1.战国玉钩云纹灯2.汉代绿釉承盘灯
图四：1.战国镶嵌云纹豆形青铜灯2.战国跽坐人漆绘灯3.战国青铜鼎形灯
四、从蜜蜡到虫蜡
蜡烛的演变对烛灯形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伴随着制蜡原料从蜜蜡到虫蜡的发展，管型烛灯也最终变成了高钎烛灯。
如前所述，早期的束植枝烛是在树枝上涂以油脂加强燃烧，而在固态油脂中间插有植物灯芯的做法虽比较接近后世所称的“蜡烛”，但其中并没有“蜡”，也不是我们现在熟悉的细长状。这是因为中国古代常用于照明燃料的几种动物油中总饱和脂肪酸的百分比含量，由高至低依次为羊油、牛油和鲸油、猪油，熔点最高也就是在45℃到55℃之间，而最常用的猪油的熔点则低于人体温度，所以，由于动物脂肪的熔点相对较低，液化速度较快，形态也不规则，使用时要放置在灯盘上。
中国古代蜡料主要来自两种昆虫蜡，即黄蜡（蜂蜡、蜜腊）和白蜡（虫白蜡）。黄蜡乃约两周龄工蜂蜡腺分泌出来的类脂质物质，遇空气变冷凝成鳞片状，再由这些鳞片状聚合而成蜡[6]，质轻，熔点低（63℃），故“取蜜后炼过，滤入水中，候凝取之”，因色黄，故我国习称其为黄蜡。由蜜蜡所作的蜡烛约出现于两汉，魏晋时期已很流行。商承祚《长沙古物闻见记》载“汉墓偶有黄蜡饼发现”，但既为饼，就说明尚未是后世所常见的柱状，仅为燃料。记录西汉杂史的《西京杂记》一书中记载了南越王献汉高祖刘邦“石蜜五斛、蜜烛二百枚”之事，1957年《长沙沙湖桥一带古墓发掘报告》中则记载了在长沙杨家大山401号，沙湖桥A45号汉墓中，均于铜灯内发现残蜡[7]。西晋已能人工养蜂取蜡，并将混合的蜜蜡分开提炼，这显然能够促进蜜烛的产量。文献中最早提到“蜜腊”是西晋张华的《博物志》，其卷十：“诸远方山郡幽僻处出蜜蜡，人往往以桶聚蜂，每年一取。”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记载：“蒲熟时，多收蒲苔，削肥松大如指，以为心，烂布缠之，融羊牛脂，灌于蒲苔中，宛转于板上，桵令圆平，更灌更展，粗细足便止，融蜡灌之，足得供事，其省功十倍也。”这就是将动物油脂和蜜蜡融合制成蜡烛的方法。西晋范坚在《蜡灯赋》中记载了蜜烛的使用方法：“列华盘，铄凝蜡。浮炷颖其始燃，秘闱于是乃阖。旁映文楹，仰晖丹桷，赫如烛龙吐辉，烂若翳阳复旭。”由此可见西晋当时的蜜烛还没有灯芯，而是融化后作为油脂使用的，这是由于黄蜡熔点仍然较低，虽常温下已可凝固成型，但蜡质较软易化，所以当时的蜡烛并非后世所见的细长形，而较为粗短，且需放置在圆筒状的烛管内，承载融化后的油脂液体。
与此同时，两汉魏晋时期出土的烛台形制也相应有了重大变化，除了同时期常见的浅腹敞口灯盘以外，又出现了新的管形烛灯，这就从器形上印证了两汉及以后蜡烛的产生和使用方式。1983年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出土了鸟形烛灯（图五：1）、龙形烛灯（图五：2）、兽面烛灯（图五：2）等，这几件青铜器上都有管状烛筒，结合《西京杂记》上所记载的南越王献“蜜烛”一事，不难得出结论：岭南应该是我国最早制作蜡烛的地区。
图五：1.西汉南越王墓鸟形烛灯2.西汉南越王墓龙形烛灯3.西汉南越王墓兽面烛灯
魏晋南北朝时期管形烛灯多为陶瓷所制，可分为单管型和多管型，单管型的有1958年江苏南京出土的三国·吴时期的青瓷羊形烛灯（图六：1）和上海博物院所藏西晋青釉辟邪烛灯（图六：2）等；多管型的有江西永丰出土的南朝莲瓣纹四管烛灯（图七：1）和南朝青瓷骑蟾双管插座（图七：2）等。这种管形圆筒状的灯具形制一直延用到隋唐仍很常见，如湖南博物馆所藏的隋湘阴窑黄釉烛灯（图八：2）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的唐白釉莲瓣烛灯（图八：3）等，目前所出土最早的蜡烛发现于1983年在河南陕县的一座唐墓中，共2支，圆柱状。较完整的一支，长45厘米，径5.5厘米[8]。
图六：1.三国·吴时期的青瓷羊形烛灯2.西晋青釉辟邪烛灯
图七：1.南朝莲瓣纹四管烛灯2.南朝青瓷骑蟾双管插座
图八：1. 隋代湘阴窑黄釉烛灯 2.唐代白釉莲瓣烛灯
虫蜡乃白蜡虫雄幼虫所分泌，白蜡虫乃中国特有之资源昆虫，虫白蜡熔点（82.9℃）较蜂蜡高，是动物蜡中熔点最高者，色白或微黄，故称“白蜡”，白蜡用以制蜡烛，因熔点较高，“不淋”，故尤胜黄蜡，价亦倍之。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中已记载邠州等地贡赋中有白蜡，但现所知记载白蜡虫养殖及白蜡具体生产情形者仍以宋、元间人周密著《癸辛杂识》（1282~1296年间成书）为最早：“每以芒种前，以黄布作小曩，贮虫十余枚，遍挂之树间。至五月则每一子出虫数百，遗白粪于枝梗间，此即白蜡，则不复见矣。至八月中始剥而取之，用沸汤煎之，即成蜡矣（其法与煎黄蜡同）。”由于白蜡的熔点较高，其所制蜡烛较为坚固，可塑性很强，形制趋于细长化和大型化，有效提升了蜡烛的照明性能和烛灯形制的灵活性，故当白蜡在明代时用量大增，从而取代蜂蜡而为制蜡烛之主要原料之后[9]，蜡烛才变为后世常见的细长状，原来短钉状的烛钎式灯具也就渐渐演变为了高钎烛灯（台）。当时的烛芯多为芦苇等植物茎杆，粗而空心，插之以高钎，便可固定由白蜡所制成的直径较大、高度较高的蜡烛。如东京根津美术馆所藏的明代白地黑花褐彩狮子烛灯（图九：1），狮背上有黑色长烛钎，明朝万历年间的掐丝珐琅花卉纹菊瓣式烛灯（图九：2），形制为一圆盘，中竖有细长金属烛钎；清朝高钎烛灯的形制更是蔚为大观，如乾隆蓝玻璃刻花烛台（图十：1）和锤胎珐琅烛台（图十：2）等等；而原本管型烛灯的粗短圆管也趋于更为细小的形制，如明豆青釉雕狮烛台，插烛管呈小葫芦状；又如明德化白釉烛台，管柱也很细小。
图九：1.明代白地黑花褐彩狮子烛灯2. 明万历掐丝珐琅花卉纹菊瓣式烛灯
图十：1.清乾隆蓝玻璃刻花烛台2.清乾隆锤胎珐琅烛台
五、植物油燃料和油灯
导烟管和灯芯的采用都对改善动物油脂的燃烧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但仍无法掩盖动物油脂燃烧产生的难闻的气味，更重要的是，无论是猪、牛等动物油脂，还是由蜜蜡、虫蜡制成的蜡烛，在古代都是非常昂贵的，成本之高普通人家根本点不起，所以灯具的真正普及还有待于植物油燃料的出现。
古埃及和古希腊罗马由于地缘关系，拥有油橄榄树这一最佳天然油料作物。橄榄油实际上来自于果肉，所以榨取非常容易和方便，只需磨碎橄榄果实，压汁后倒入水槽即可自动水油分离。正因为这一点，西方人采用橄榄油作为照明燃料的历史很长，液体容器——“壶”成为了西方灯具的原始母型。而中国的植物油多来自于植物种籽，需要“热榨法”的技术成熟之后才能大规模提高出油率。
战国《吕氏春秋》上已经记载了雌麻（苴麻）和大豆的种植，但都主要用于食用，当时还缺乏相应的榨油技术。东汉末年的刘熙在《释名》一书中记录了柰（林檎）油的使用，但当时只是用来制布。植物油用以助燃的记载最早可见于《三国志·魏志》，“折松为炬，灌以麻油，从上风放火，烧贼攻具。”可见，至少在东汉以前，灯具照明多用动物油脂。一直到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才有了关于植物油压榨以及作为燃料用途的具体记载：“苴麻子黑，又实而重，捣治作烛，不作麻”和“茬，油色绿可爱，……又可以为烛。”说的是雌麻和白苏子这两种油料植物的种子可作植物油燃料。隋唐五代时，植物油在市场上已可以随便买到，除了走街穿巷的卖油郎，更形成一定规模的的油铺和行业组织，如唐代幽州城内已有“油行”[10]。北宋苏颂著《图经本草》中，记有“秦人名菜麻（油菜），言子可出油如脂麻也。”南宋庄季裕《鸡肋编》中记有：“油通四方，可食与然（燃）者，惟胡麻为上，俗呼脂麻，……而河东食大麻油，气臭，与荏子皆堪作雨衣。陕西又食杏仁、红蓝花子、蔓菁子油，亦以作灯……山东亦以苍耳子作油，此当治风有益。江湖少胡麻，多以桐油为灯，但烟浓污物……又有旁毗子油，其根即乌药，村落人家以作膏火……乌柏子油如脂，可灌烛，广南皆用，处、务州亦有。”文中所列举的十一种植物油中可用于燃灯者有六七种之多。元《务本新书》载有“陕西惟食菜油，燃灯甚明……，比芝麻易种收多，油不发风。”
由此可知，从魏晋开始一直到明清，中国古代照明采用植物油燃料渐趋增多，由于油菜最终成为中国最大宗的油料作物[11]，所以在可用于点灯照明的多种植物油燃料中，菜油的使用最为普遍。
植物油燃料的使用也促使灯捻位置产生变化。在唐代之前，因为多使用动物油脂作为燃料，灯捻为硬质植物茎干，位于灯盘中间。当使用植物油作为燃料时，灯芯草等软质灯捻就可以挂靠在一边，烛钎的设计已无必要。所以一些豆形油灯的设计就取消了烛钎，加深腹部的同时特别加宽沿口，以便放置灯捻。如1970年北京王泽墓出土的辽代白釉灯（图十一：1）和聊城博物馆所藏的宋代登封窑刻花灯（图十一：2）均是这种形制。与此同时，通过丝绸之路的交流，罗马壶形灯也开始传入中国，并对唐代以后的灯具产生影响。壶形灯的形制大多有流，灯捻挂在流部，或有盖，是典型的液体燃料灯具，由于当时的中国本土的植物油照明燃料已经开始普及，所以“流挂灯捻”的形制特征频频出现，唐代邛窑省油灯（图十二：1）即是如此，又如1998年福建鼓楼区出土的宋代薄胎酱釉壁挂油灯（图十二：2），口沿上就压印出了一流槽，用以放置灯芯，壶形灯的特征鲜明；也有不用流，而用灯盏边缘的环孔结构来挂住灯捻的，如湖南长沙都师渡窑址出土的唐青釉灯盏（图十三：1）和韩国全罗道海底打捞上来的元代青铜油灯（图十三：2）。另外，由于液体燃料比较容易保持灯盏重心的平衡，两晋以后油灯中灯架和灯盏分离，并采用浅腹形的碗、盘、钵作灯盏的现象开始增多（图十二：1，图十三：1，图十三：2），如苏州文物商店所藏的南朝羽人捧圈青铜灯架（图十四），双手和两膝前的灯圈上就可以放置单独的灯盏。
图十一：1.辽代白釉灯2.宋代登封窑刻花灯
图十二：1.唐代邛窑省油灯2.宋代薄胎酱釉壁挂油灯
图十三：1.唐代师渡窑青釉灯盏2.元代青铜油灯
图十四：南朝羽人捧圈青铜灯架
由于灯具器型发展的传承性，还是有一部分油灯继承了烛钎灯的形态特征。如唐代长沙铜官窑的青釉褐彩灯盏（图十三：1），灯捻的位置在小罐中间；元代景德镇烧制的白釉高足油灯（图十三：2），就采用了中立圆筒放置灯捻的形制，灯芯从下方穿入，从上方穿出，也非常稳定。
图十三：1.唐代青釉褐彩灯盏2.元代白釉高足油灯
植物油可以在灯具中直接作为液体燃料，也可用来制烛。明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详细记载了榨油的工具、方法以及用桕皮油制蜡烛的技术，“燃灯，则桕仁内水油为上，芸苔次之，亚麻子（陕西所种，俗名壁虱脂麻，气恶不堪食）次之，棉花子次之，胡麻次之（燃灯最易竭），桐油与桕混油为下（桐油毒气熏人，桕油连皮膜则冻结不清）。造烛，则桕皮油为上，蓖麻子次之，桕混油每斤入白蜡冻结次之，白蜡结冻诸清油又次之，樟树子油又次之（其光不减，但有避香气者），冬青子油又次之（韶鄀专用，嫌其油少，故列次）。北土广用牛油，则为下矣。”很显然，植物油和白蜡炼制技术的产生和成熟，是增加蜡烛产量、提高蜡烛质量和降低蜡烛成本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动因，因白蜡价格甚高（《癸辛杂识》续集下“白蜡”中录云：“其利甚博，与育蚕之利相上下”），故自此以后，宫廷贵族、大户人家使用的灯具中普遍是烛灯（台）的形制，如明清宫廷里已经大多使用蜡烛照明，如果烛灯形制较大，就采用高钎插固蜡烛，加强稳定性；如果烛灯形制较小（约在30厘米以下），就用小烛盘或管型烛筒承托蜡烛，而民间普通百姓仍多使用油灯。
除了植物油和动物油之外，还有可用作照明燃料的矿物油（石油）。中国古代对石油的明确认识最早可见于《汉书》，“高奴县有洧水可燃”，这说明至少西汉时期的中国人已经发现石油是一种可燃物质了，但因石油燃烧起来会有浓烈的黑烟，尤其不适合作为室内的日常照明燃料使用。大多数时候，石油被用来作为燃料或制墨。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写的很明白：“烛出延安，予在南郑数见之。其坚如石，照席极明。亦有泪如蜡，而烟浓，能熏污帷幕衣服，故西人亦不贵之。”所以，石油作为一种应用广泛的矿物油，在被用现代技术提炼出石蜡之前，并未对灯具形制的演变有所促进。
六、结论
灯具，本质上是一种承载光明的容器，照明燃料的发展和进步是决定古代灯具设计演变路径的主导因素，这充分体现出灯具设计实用性的一面。从动物油燃料到植物油燃料，从火把到烛灯，再变为油灯，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灯具形制的改变和照明燃料的变化息息相关。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照明燃料和灯具形制都发生重要转折的时期，烛灯和油灯都是在这个时期开始走向完善和成熟。
灯具上所使用的固体燃料比液体燃料更为方便、稳定和安全，但历史上一直受到原料、技术、成本等几重因素的制约。当照明燃料昂贵且不易获得时，灯具便只能为贵族富豪或宗教祭祀使用，而当植物油燃料开始普及时，灯具才真正代表了普通百姓追求持久光明的希冀，从而走入寻常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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