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宫廷史研究是故宫博物院2005年启动的重点科研项目，以研究课题为内容的明代宫廷史丛书亦是紫禁城出版社的力作，曾买过一本戏剧史，今年病时D君赠我2010年9月第一版以来的四本五册，虽然当时看到靳口所列书单有涵盖明宫史方方面面的十八本之多，但是最近好像一直没有新推，去亚马逊看了看依然还是那四本。
明清两朝的瓷器在不同的时代有着各异的艺术风格，其风格之流变来自于社会审美和工艺原料的变化，有时还有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官窑所生产的宫廷用瓷和御用瓷，更是因深受当朝皇帝的偏好之影响而具有独特的时代性。
瓷器的前身——陶器和人类政治、文化发生关系由来已远，作为上古社会最重大的技术革命之一，陶器是人类社会史上第一次通过改变物质的化学性质创作出来的新物质，对人类社会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的考古学以陶器作为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的区别。在谈及某种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区域的时候，通常是以同类型的陶器的分布、使用区域的扩大而确定的，作者在书中认为，上古时候，陶器作为先进技术的象征，又是聚集部落的有效筹码，很多领袖掌握着先进的制陶技术，而随着后来社会的发展，瓷器出现并继而被赋予了礼制的象征，至西周时期时，陕西周原遗址出土的带有铭文的青瓷残片被认为是最早的宫廷用瓷。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商周时期的青瓷生产一直和政治中心相近，中国最早的宫廷瓷器史最迟从西周开始。
瓷器开始普及的唐代，开始出现了地方上向中央进贡的制度，此外，中央官府也开始在地方窑口订烧瓷器，如邢窑就曾经烧过带有“盈”、“翰林”款识的瓷器（“盈”字款的瓷器是专供内府的百宝大盈库使用的）。
宋代出现了地方官窑和中央官窑，地方官窑是中央命令地方政府烧造瓷器向上进贡，而中央官窑多设在都城附近，奉旨烧造。这个时候考古和文献能证明存在的官窑有四处：宝丰清凉寺汝窑、北宋汴京官窑、南宋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除了汴京官窑之外，其他三窑已经具备了后世御窑的一些特征，如专供御用、落选品打碎处理等。而且在北宋末期，由内府颁布的瓷器形制和质量已成为各官窑生产的制度准则。
元代宫廷用瓷主要来自景德镇窑场、龙泉窑场、磁州窑场、均州窑场等地，至明时，这些窑口还继续为明宫烧制瓷器，但是在明初之后，各窑逐渐没落而形成了景德镇窑一支独大的局面，并在明中期之后形成了景德镇瓷都的地位。
一、明代文人笔记里面的明代宫廷瓷器
针对明代瓷器的鉴赏品评，在明末即已出现，现摘录几则如下：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玩具·瓷器》
本朝窑器用白地青花间装五色，为古今之冠，如宣窑品最贵，近日又重成窑，出宣窑之上，盖两朝天纵留意曲艺，宜其精工如此，然花样皆作八吉祥、五供养、一串金、西番莲，以至斗鸡、百鸟、人物故事而已。至嘉靖窑则又仿宣成二种，而稍胜之。惟崔公窑加贵其值，亦第宣、成之什一耳。幼时曾于二三中贵家见隆庆窑酒杯、茗碗，俱绘男女私亵之伏，盖穆宗好内，以故传命造此种，然汉时发冢凿，砖画壁俱有之，且有及男色者，画册所纪甚具，则杯碗正不足怪也。以后此窑渐少，今绝不复睹矣。
方以智《物理小识》
永乐压手杯、宣德祭红杯盘，发古未有，以西红宝石末之入泑凸起者也，茶靶、卤壶、匾罐、炉瓶、盘碟、敞口花尊、暗花坐墩皆精。成窑草虫可口子母鸡劝杯曰鸡釭，神庙光宗皆尚前窑，故价最贵。嘉窑泡杯坛盏甚佳，盖永尚厚，成尚薄，宣青尚淡，嘉青尚浓，成青未若宣青苏渤泥青也，宣彩未若成彩浅深入画也，其同者汁水莹厚如堆脂汁纹鸡橘也。质料腻实不易，茅蔑也。磨弄岁深火色退净也，四番有干提窑无泑作饮水器。中履曰：鲜红止烧二缸、十二盘，今盘片一块值百金，红光四射。
程哲《蓉槎虫说》
成窑之草虫可口子母鸡劝杯、人物莲子酒盏、草虫小盏、青花小盏，其质细薄如纸，葡萄把杯五色，撇口匾肚，齐箸小碟、香合、小罐皆五彩者。成杯茶贵于酒，采贵于青，其最者斗鸡可口谓之鸡缸。神宗时尚食御前，成杯一只已值钱十万，成宣把杯皆非所贵。
谷应泰《博物要览》
“古之烧造饶器进献者体薄而润，色白花青较定少，次元烧小足印花内有枢府字号者，价重且不易得。若我明永乐年烧压手杯……成窑上品，无过五彩葡萄撇口扁肚把杯，式较宣杯妙甚，次若草虫可口子母鸡劝杯、人物莲子酒盏、五供养浅盏、草虫小盏、青花纸薄酒盏、五彩齐筋小碟、香合、各制小罐，皆精妙可人。余评青花成窑不及宣窑，五彩宣朝不及宪朝，盖宣窑之青乃苏泥勃青也，后俱用尽，至成化时，皆平等青矣，宣窑五彩深厚堆垛，故不甚佳，而成窑用色浅淡，颇具画意，此余评似然矣。”
近几十年来，瓷器界最大的研究成果是界定了钧窑陈设器的烧制时间：发掘成果和传世藏品表明，在明代早期，钧台窑出现了专门为宫廷烧制的陈设器。
台北故宫博物院自1962年陆续公布编印的《故宫瓷器录》中，有非常详尽的明代宫廷瓷器的资料，书中悉数收录整理，颇有价值，限于篇幅，不能在此一一列举。
明代宫廷用瓷的产地主要有处州龙泉窑、饶州景德镇窑、钧州钧台窑、磁县磁州窑四处，这些瓷器根据烧成温度可以分成高温釉和低温釉两种，就装饰可以分为单色釉、多色釉和彩瓷三类，而彩瓷中以施彩工艺又可以分为高温的釉下彩、低温的釉上彩和釉下釉上混合彩三种。
龙泉窑主要生产单色的青釉瓷器，详细可分为浅粉青、青而乳黄、青黄、黄褐、深青诸种。
景德镇窑的产品釉色丰富，有青白瓷、白瓷、甜白釉、影青釉、黑瓷、霁蓝釉、酱釉、紫金釉、褐釉、绿釉、黄釉、矾红釉、祭红釉、孔雀蓝釉、回青釉、釉里红、釉里褐、青花、青花加矾红彩、青花釉里红、青花釉里红、青花留白、黄地青花、红地黄彩、黄地红彩、绿彩、红绿彩、三彩、五彩、青花五彩、斗彩、秒进、泥酱彩、仿哥釉、仿官釉、仿汝釉、仿龙泉粉青釉、仿龙泉青釉、仿龙泉梅子青釉、各色珐华釉等。
钧台窑主要为皇家生产陈设类瓷器，有海棠红、玫瑰红、玫瑰紫、驴肝、马肺、月白诸种；钧州窑窑场则主要是受命为皇家烧制一些坛、瓶、缸等器，大概也是北方常见的白底黑花瓷器。
磁州窑器主要有白瓷、白底黑花、白地褐彩、孔雀蓝釉、孔雀蓝釉釉下黑彩、各色珐华釉等。
建筑用瓷的类型非常多，建筑中的砖、瓦、瓦当、滴水、鸱吻都可以用瓷来制作，清《景德镇陶录》记载的“陈至德元年诏镇以陶镇础贡健康”是最早的例证，隋开皇十五年的安阳张盛墓便出土有瓷质的柱础模型，现存宫殿中使用瓷器的最早实物例证则是故宫武英殿建筑群中建于元代的浴德堂。从釉色看，浴德堂的瓷砖处于青白釉向卵白釉过渡的阶段，或者说倾向卵白釉更多一些。转胎质地细腻，烧结度较高，绝非琉璃可比。
2002年，江西省文物考古所在湖田窑遗址附近发现了一处元代烧制建筑用瓷的龙窑窑炉，里面发现了釉里红龙纹瓦当、釉里红凤纹滴水、白釉瓷砖等，结合元代的陶政制度推测，故宫元代浴德堂的白瓷砖虽然与这些瓷件不完全一致，但也很有可能是产自同一窑场的不同窑炉。明朝建立初期的十几年里，在景德镇还继续实行元代的官窑制度，景德镇出土材料中有黄釉、黑釉、绿釉、褐釉的大板瓦、白釉筒瓦、釉里红龙纹和凤纹的瓦当和滴水等。大板瓦上多有时间、窑工的铭文。在南京明故宫和凤阳明中都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白釉筒瓦、釉里红龙纹凤纹滴水和瓦当，这些构件很有可能就来自于景德镇窑场。
永乐时期景德镇窑还烧制了甜白釉瓷砖，最著名的应用例子就是南京永乐年间建造的大报恩寺塔，报恩寺塔在太平天国的洪杨内乱中毁坏之后，在其遗址周围陆续发现残砖和库藏的备用砖，其中就有甜白釉砖，且与景德镇窑出土过的甜白釉砖一致，进一步说明了景德镇在永乐年间继续承袭洪武旧制，为宫廷烧制甜白釉砖的事实。
永乐十九年北京故宫落成后的新正，永乐皇帝在新的宫殿宴请中外大臣，其中有波斯帖木儿国米尔咱·沙河鲁派遣的大使盖耶速丁·纳哈昔，他写的记录出使沿途所见的《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记载北京的宫殿“整个地板是用大块光滑的瓷砖铺成的，其色泽极似白大理石......地板砖的接头丝毫不显倾斜弯曲”，1983年北京四中西什库遗址出土过明代初期的白釉瓷砖，可以推测，景德镇窑也曾为北京故宫的修建烧造过瓷砖。明朝初期的瓷制建筑构件与其他瓷器一样，都是两京必需的瓷器制品。
明初使用瓷器瓦件的原因有二：一、沿袭元代旧习；二、元代琉璃技术还不普遍，只掌握在都城的少数部门当中，在还没有攻陷大都获得琉璃制造技术之前，兴建的南京故宫暂以瓷瓦代替琉璃瓦，而且明朝建立南京聚宝山琉璃窑场和安徽太平府当涂县琉璃窑场用以专门烧制皇家用琉璃更在之后。
此后，见于文献的明代瓷砖的烧制事件还有明王宗沐《江西大志》记载的嘉靖九年烧造的青色瓷砖450块，嘉靖三十五年烧造瓷砖7021块。
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所见的陶器用作祭祀礼器始自远古，以瓷器为祀器最早为礼臣所认可是在北宋末年，而到南宋时，瓷制礼器法制地位得以确立，这或许和宋室仓皇南渡有很大的关系。而比至明代之时，从天坛到太庙、文庙，从中央到地方，从内廷到王府，凡是明代的官用礼器均已瓷器化，而且除了爵还有上古形制之外，其他的都已经变成了名存实亡的盘与碗。万历《大明会典》卷八二《郊祀二》所记载的“圜丘第一陈设图正位”（上帝神位）的原图中，摆设的祭祀礼器全部都已是瓷器盘碗，而只有爵还有着原来的形制，至于尊，则只是带盖的瓷罐，这些礼制器物的变化其实都承袭自元俗。
到嘉靖九年的时候，又规定了四坛的瓷器用色，天地日月四坛分别使用青黄红白色的瓷制礼器。至此明代的礼制用瓷基本定型。
不过也有例外，据明代崇祯之前的带有官府礼仪文牍性质的《太常续考》记载，神宫监收贮的祭祀用器当中，不但有金质的祭器，而且其地位还排在瓷器之上（自然如此），但是金质的礼器不过是金镶的盘碗、纯金的爵、壶，还有一些小件的拆盂、香盒、匙、箸、勺等，大部分的礼器仍然是白瓷所制，而且其数量原在金器之上，但地位不如后者。从这些情况综合分析，可以推测，明代祭祀礼器大量用瓷也有经济方面的考虑。
这三种瓷器最能反映宫廷生活原状与文化状况。
文房器有：笔管、挝笔管、笔冲、笔盒、砚台、笔筒、砚水滴、笔架
陈设器：鱼缸、假山（景德镇御窑曾出土过祭红釉的假山）、花盆、大缸、屏风、带座屏、香炉、鹤颈瓶、看瓶、牡丹瓶、壶瓶、方罐、双云龙莲瓣等，钧台窑烧制的盆、盆奁、出戟尊、鼓钉洗，磁州窑的出戟花尊、龙泉窑的青瓷带座花瓶。
赏玩器：蛐蛐罐、棋盒、棋子（如山东邹城鲁荒王墓所出土的瓷制棋具一套）。
从国内外发现的明代瓷文物对比各窑口所产的瓷器，其胎体釉色并无二致，国内唯一发现的明确具备赏赐功能的瓷器是在南京出土的带有“赏赐”铭文的甜白釉梅瓶（张浦生《1995年南京明故宫出土文物研究》），日本琉球、肯尼亚都有明初瓷器的发现，伊朗和土耳其有龙泉窑的青瓷和景德镇窑的青花瓷（伊朗阿德比尔陵神殿、伊朗国家博物馆、土耳其托普卡普宫博物馆有可以确定为明代对外赏赐的瓷器），这些瓷器的器形非常丰富，但并没有新的器形出现。
宗教用器有从元宫继承来的靶碗（又称靶杯、高足碗），明朝就曾赏赐给西藏“永乐年制”的甜白釉靶碗、宣德青花和斗彩靶碗；另有万历时景德镇为李太后烧制的窑变观音像，明代瓷器佛像不少，但是目前能确定和宫廷相关的，仅此一件。文献中对这件造像的描述有：
方以智《通雅》
窑变则时有之报国寺观音窑变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
窑变观音仅高尺许，宝冠绿帔，瞑而右倚，以手承颐，宛是吴道子妙画。
《光绪顺天府志》
（报国寺）就有毗卢阁，阁内祀有观音，盖窑变也。明神宗时，李太后崇礼大士，欲得一瓷相。举念间，景德镇窑中诸器化一庄严法像，绿衣披体、宴坐支颐，两膝低昂、左偃右植，手轮梵字、篆法宛然。献之阙下，命供于寺。今瓷观音奉于正殿之后，北向。龛座周镌高宗《御制窑变观音像记》。
据《陶说》记载，景德镇制作造像的技艺学习自德化窑，德化窑的窑工也有去景德镇工作的。
对于明代宫廷用瓷的纹样特征，本书着墨不多，作者只是略微做了一点总结，然后整理誊录了《江西大志》记载的景德镇在嘉靖八年到万历二十五年为朝廷烧制的瓷器清单。清单虽然繁缛巨大，但是是研究明代瓷器的绝佳资料，一方面，明末清初以来即以官样的有无来判断一件瓷器的真假，这些记载的官样能提供非常宝贵的对照信息；另一方面，这些官样的记载透露出明代宫廷的审美及其走向，非常珍贵。
官窑按照中央的官样进行瓷器的设计制作至迟从五代开始，北宋末年内府就绘制出官样颁发给下级官窑，命之按样制造。南宋时的瓷制祭器由太常寺设计样式，而元代时朝廷设置中央画局来专门负责瓷器的设计。明代沿袭元代制度，虽然没有专门的画局，但是官窑生产的御用瓷器的设计也是由内府的知识分子来负责，设计、制作完成后经皇帝审阅，继而不断改进，最终生产出来带有皇帝本人审美倾向的瓷器。
从实物来看，明代宫廷瓷器的纹样主要有：龙纹、云龙纹、海水龙纹、翼龙纹、龙凤纹、凤纹、云鹤纹、云凤纹、海马纹与天马纹（或称异兽纹）、缠枝莲纹、折枝花纹、松竹梅纹、鱼藻纹、池塘莲荷纹、鸳鸯卧莲纹、束莲纹、折枝枇杷纹、莲托八宝、莲捧寿字、莲托梵字真言、阿拉伯或波斯文字、八仙过海、百子纹、婴戏纹。
瓷器款识分为题记款和年号款。题记款主要以记事的方式记录使用的物主、烧造人员、瓷器的来源和用途、制作时间，从内容和形式来看，是早期青铜器铭文的延续，明初的瓷器曾有过部分这种题款，这也是明初延续宋代官窑制度而暂无御窑制度的表现，所以很少能看到带有“洪武”年号款识的瓷器。
明代开始出现年号款最早在永乐朝，不过当时的年号款仅仅是“永乐年制”四字篆文，宣德朝是年号款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宣德年间的款识位置不定，写法也有四字篆书、四字和六字楷书之别。宣德年间出现了四字楷书和六字楷书的创制，其中六字楷书的款识在成化年间确定下来，并成为此后明清两朝官窑的主流款识。宣德年间的六字款识，有带双圈的，有单圈的，还有不带圈的，有的自上而下一列题出，还有的自右向左按顺序写出，还出现了一种用低温红彩在釉上题的两行六字带双圈的楷书款，款识的位置也极为不够定，正是“宣德年款遍器身，楷刻印篆暗阳明。横竖花四双单圈，晋唐小楷最出群”（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杂乱无章的背后，正是宣德年间款识出现大变革、御窑制度开始初步确立的表现。此后，除隆庆年间以“造”字代“制”字的款识，万历年间出现过“万历年制”的四字篆书款识，正德年间出现过“正德年制”的八思巴蒙文款识，六字楷书题款一直是明清官窑瓷器款识主流。
识款的方式主要有刻款、印款、镶嵌（其实目前还没有发现明代镶嵌款的实物）、写款四种，按照与釉层的关系又可以分为釉下款、釉上款、无釉款三种。刻款、印款和写款大多都是釉下款，写款有青花款和铁褐彩款，釉上款主要是矾红彩款，部分不罩釉的款识为刻款。
成化皇帝即位之初废止全国御窑，不久再次恢复御窑制度之后，全国只剩下景德镇窑承担烧造御器的重任了，其他窑场逐渐衰败，景德镇逐渐成为全国瓷都，在瓷器史上的地位从此无可动摇。成化之后的瓷器质量全面提高，六字题款也至此确定下来，成为此后明清数百年瓷器款识的主流款式。
明朝的官窑瓷器，并不是一直一成不变地专供皇宫使用，功臣、藩王以及外国使节都有机会获得赏赐，成化以后，越来越多的官窑瓷器开始流入民间，嘉靖年间开始实行官搭民烧政策，万历三十八年后，官窑的大规模生产趋于式微，民窑开始逐渐发展起来，很多高水平的瓷器出现在民间，并为清代康熙、雍正御窑厂的辉煌成就提供了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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