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在山东境内的两大诸侯国中，占据山东大部的齐国始终要比南面的鲁国要强大的多，并且古今提到山东时也大多以齐鲁之邦相称。国力上，齐强鲁弱；疆域上，齐大鲁小；称呼上，齐前鲁后，最终“鲁”却成为山东省的简称。
原来根本原因在于齐、鲁两国的文化差别，春秋战国时期鲁国虽然不及齐国强盛，但是鲁国代表的是山东的和整个中国的礼仪和文化（儒家文化）,同时鲁国的地域位置在山东中南部，比齐国所在的山东东北部位置更优越。而且鲁国在文化上也更加发达，加之孔子就是鲁国人，更能代表山东的历史文化。
鲁国是周朝诸侯国之一，鲁国的第一代国君是周公旦的儿子伯禽，都城曲阜，在泰山以南，略有今山东省南部，兼涉河南、江苏、安徽三省之一隅，是孔子的故乡。在周代的众多邦国中，鲁国是姬姓“宗邦”，诸侯“望国”，故“周之最亲莫如鲁，而鲁所宜翼戴者莫如周”（清人高士奇语）。鲁国成为典型周礼的保存者和实施者，时人称“周礼尽在鲁矣”。各国诸侯了解周礼也往往到鲁国学习，鲁国是有名的礼仪之邦。鲁国与周礼的这种密切关联，使得鲁国成为周朝在东方的文化中心。在先秦时期，地处泰山南北的齐鲁两国，论经济、政治、军事等等，都是齐国发展得更好，但是，就文化心理而言，齐国人却崇尚鲁文化，认为鲁文化比齐文化文明，这一直都是不争的事实。文化的优劣在文化的交流中最容易看得清楚。一般说来，落后的文化要不断地学习先进的文化，来丰富和完善自身。就齐、鲁两国而言，齐国就常常向鲁国学习。
众所周知，管仲的改革对于齐国成为泱泱大国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但是，管仲改革乃有吸收鲁文化之长、补齐文化之短的深意。管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定四民之居，推行士、农、工、商四业并举的政策，把发展农业放在经济基础的地位，置于工、商业之前，这明显吸收了鲁国以农业立国的思想，以补齐国偏重工商、渔盐、女工之业，忽视农业而造成社会不稳之弊端；管仲还针对齐国传统礼义道德观念淡薄，习俗落后，以致于君臣上下无礼、男女关系混乱，从而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的情况，十分注意从鲁国吸收周礼文化，强调礼义道德的建设。
管仲如此，齐国的其他君臣何尝不是如此。齐国虽然对孔子所讲的繁文缛礼不感兴趣，但他们毕竟不能不对鲁国"尊卑有等，贵贱有序"礼治秩序表示重视。例如，齐国的另一位名相晏婴就曾经与齐景公一起到鲁国“俱问鲁礼”（《史记·齐太公世家》）；孔子到齐国时，齐景公也不失时机地问政于孔子。又如，鲁国发生庆父之乱时，齐欲伐鲁，但有人看到鲁国“犹秉周礼”，认为“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左传》闵公二年）。齐人看重周礼，向鲁国借鉴、学习，显示了其积极进取、灵活开放的一面，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然而，这也证明齐文化中存在不少有待改进之处。如在君臣关系方面，齐国出现了不少相弑相残的现象，而鲁国的情况要好得多。鲁国文化上的优越性，也是强大的齐国始终不能灭鲁的一个重要原因。
鲁文化就是以孔、孟等人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这种文化对山东乃至对我们中国的影响，历来都是深层的，也就是绝不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制度层面，而是深入到文化习俗之中，即深入到人的文化心理之中。荀子曾经对比过秦晋文化与齐鲁文化的不同，他在《荀子·性恶》中说：“天非私齐鲁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于父子之义、夫妇之别，不如齐鲁之教具敬文者，何也？以秦人之从情性、安恣睢，慢于礼仪故也，岂其性独异哉！”在这里，荀子虽然说的是“齐鲁之民”，而其实质则是指鲁文化，也就是儒文化。说明了在先秦一流学者的心目之中，鲁（儒）文化的文明程度在当时是最高的，最有代表性的。中华民族之所以最终选择了齐鲁文化中的儒文化作为自己文化的核心与标志，原因也就在这里。
到战国末年，随着民族融合和人文同化的基本完成，齐、鲁两国文化也逐渐融合为一体。因为文化的一体，“齐鲁”形成一个统一的文化圈，由统一的文化圈形成了“齐鲁”的地域概念。这一地域与后来的山东省区范围大体相当，故也成为山东的代称。
但是“鲁”最终能够成为山东的简称，主要应归功于孔子。孔子曾经说过“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意思是：“齐国一改变，可以达到鲁国这个样子；鲁国一改变，就可以达到先王之道了。”正是因为孔子对鲁文化的极力推崇，以及植根于鲁国土地的儒家文化对中国产生的深远影响，“鲁”得以成为山东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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