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统治中国的历史不足百年，其文学艺术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以复古为导向，后期开始张扬个性。元朝的书法总体不脱赵孟頫风格的笼罩，但到了元末，出现了康里巎巎、杨维桢、倪瓒等一批风格面貌独特的书法家，为元代书法带来新气象。
其中被称为东南文坛盟主的杨维桢（一二九六 — 一三七〇），是“铁崖诗派”的领袖，是竹枝词创作的推动者，是玉山雅集最具影响 力的参与者，也是元末个性化书风的引领者。杨维桢在当时以文章誉满天下，而其矫矫不群的书法也被后人视为元末书风变革的代表之一。
杨维桢是浙江诸暨人，早年发奋苦读，三十二岁中进士，授天台县尹，任职三年，因惩治黠吏 被免；四年之后，左迁钱清场盐司令，任职五年， 回乡丁忧；十年不得复职，直至至正十年（一三五〇 ）授杭州税课司副提举，后改任建德路推官，任 职八年。此后，授江西等处儒学提举，不赴。杨维 桢前后任官时间总计十六年，其余的岁月都是赋闲，虽然是仕途不顺，却为他从事艺术活动提供了时间保证。 在杨维桢三次出仕的前后，他一生中有四段较为空闲的时光，分别是早年读书三十一年、免职回 乡四年、丁忧赋闲十一年、终老松江十一年。前两 段时间他都在诸暨老家度过，以读书为主，与外界接触有限。而后两段时间他游走于杭州、湖州、嘉 兴、平江、松江等地，社会交往大大拓展，文艺活 动频繁参与，知名度不断提升，最终成就了他的历史地位。
笔者查考到的杨维桢存世五十件书画作品中，属于他任官于钱清和杭州建德时期的分别只有一 件，丁忧赋闲时期的有七件，终老松江时期的多达四十一件。可见杨维桢丁忧赋闲和终老松江的这两个十一年，对他的艺术活动和书法创作 极为关键。
“杨子十年官不调”
中岁浪迹浙西十一年
至正元年（一三四一）冬，杨维桢丁忧期 满，将家产尽数让与兄弟，携妻、子移居杭州，等待重新授职。然而几个月过去了，杨维桢几次到江浙行省衙门去询问，却一直没有起复的消息。杨维桢多方打听，渐渐猜到几分原由。因为元代官员每三年要进行考核，在迁转离任时也要由上级部门开具解由，写明官员政绩、考核情况、任职时间和升降原因，放入档案。可能是杨维桢在天台任上与黠吏的斗争、在钱清任上与行省官员的争执都被记录在案，对他的复职产生了不利影响。 这样一来，杨维桢就陷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尽管工作努力，但上司并不首肯，沦落到教市井小儿读书，这与杨维桢考中进士时的抱负相差何啻千里！故杨维桢有《漫题》诗慨叹其处境：
二十才名满帝京，
銮坡飞翰照丹青。
如今落魄西湖上，
华发临窗写道经。
这时期杨维桢经常出入杭州道观，与执掌开元宫的道士张雨成为忘年交。
二人经常聚会，一起饮酒、赏画，诗歌唱和，书法上也互 有影响。在乾隆内府《三希堂法帖》中，收录了苏 轼《维摩赞》《魫冠颂》，后有元人杜本、张雨、 杨维桢跋，均书于至正三年（一三四三），应为一 时之作。
张雨（一二八三 — 一三五〇 ）字伯雨，号贞居，又号句曲外史，浙江 杭州人，茅山派著名道士，擅诗文书法。
杨维桢题跋字形较为扁方，运笔流畅妩媚，线条粗细对比强烈，风格与晚年明显 不同。明人吴其贞《书画记》卷二称此作“书法松秀，有熟中回生之意，有殊于常者”。其实这是杨维桢最早的存世作品之一。如果把它和杨维桢题 《柳桥渔唱图卷》对比，可以看出二者风格较为接近，仍然不脱赵孟頫书风的影响。
至正四年（一三四四）十一月，湖州长兴蒋氏派人礼聘杨维桢赴东湖书院执教。长兴南倚湖州， 北接宜兴，东临太湖，是山水清幽之地。杨维桢在 此任教期间，开始纵情山水，享受人生。他的进士身份、他的铁崖诗名，使他每到一处，都受到热情的接待。在湖州山水间，杨维桢找到了一代名家的自信。
至正五年（一三四五）春，杨维桢在长兴还 有一个重要收获。湖州冶师缑长弓从太湖湖底得 古剑，因锈蚀不堪用，铸为铁笛，送给杨维桢，杨维桢此前在杭州时，已经自号“铁心道人”，得到铁笛之后，遂号“铁笛道人”。这支铁笛长达二尺九寸，笛身九孔，笛声如龙吟，甚是引人注目。 这支铁笛好似一件神兵利器，大大提升了他受欢迎的程度。
《春水楼船图轴》
美国华盛顿赛克勒博物馆藏有一幅元人马琬《春水楼船图轴》，画上的杨维桢题诗，可能就是作于长兴。画中一山临江兀立，山下有一文士骑马而行，山上朱 阁巍峨。作者马琬在左侧题款“至正三载冬仲廿五日，文璧为刘本中写。”
马琬字文璧，号鲁钝生，秦淮人。他于至正初年在杭州师从杨维桢学习诗文，至正九年（一三四九）随杨维桢流寓松江，明洪武三年（一三七〇 ）出任江西抚州知州。杨维桢 《鲁钝生传》把马琬与前辈张雨、黄公望并称为“海内奇士”，评价极高。
画幅右上角有杨维桢题诗：“山头朱阁与云联，山下长江浪接天。待得桃花春水长， 美人天上坐楼船。”款署铁厓。
台湾傅申先生认为此字迹与杨维桢《鬻字窝铭》书风相同，而与其晚年书风不同，将其判定为杨氏较早的书迹，是很正确的意见。然而他将杨维桢题诗时间判定为 一三四三 — 一三五五年 ，还是太过宽泛。笔者根 据杨氏字迹、落款、钤印，认为题诗的时间就在至正四年至五年（一三四四 — 一三四五）。
杨维桢为马琬作《鲁钝生传》云：“余尝邂逅生西湖之西、 东湖之东”。西湖在杭州，东湖即东湖书院，说明马琬曾到长兴看望老师。杨维桢《铁崖先生诗集》（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辛集有《题马文璧弁山图》，弁山在湖州、长兴间，此图当作于马琬赴长兴时。则杨维桢为马琬《春水楼船图》《弁山图》 题诗，或许都在马琬这次长兴行程中。
杨维桢在长兴期间，曾率弟子蒋克勤、吴复等泛舟太湖至宜兴游玩。其《游张公洞诗序》云：“至正丙戌（六年）立春之明日为人日……余领客驾舟 涉大雷泽……乘月至张公山，宿天申观。明日，道士 姚致和、周藏用、丘松涧同登山阅洞……就石壁题名镌岁月。”
杨维桢一行游张公洞的题名石刻，在山顶朝天洞口西侧石壁上，这也是目前仅见的关于杨维桢游踪的题名石刻。为正书三行：“至正六年正月八日，会稽杨维祯领客富春吴复凡七人来游。”
未署书者姓名。从字迹来看，是元朝最为流行的赵孟頫风格，与杨维桢书风不类，可能为同行某人（也许是吴复）书写，而由道士镌刻。
至正六年（一三四六）冬，杨维桢举家迁居平江（今苏州），这是他人生中又一次重要转折。他去平江的具体原因，在《上樊参政书》中透露： “然力不任负耒，而又窃食于吴，教授市中儿，以为妻子之养。”
直陈自己在吴门靠教书养活家人。“教授市中儿”说明他所教的不是官学，而是私塾或者家教的性质。
杨维桢在平江期间，不但有了稳定的生活和收入，而且成为吴门文化圈的重要一员。他广交朋友，参加各种宴集、郊游活动，泛舟太湖、汾湖， 登洞庭山，到过吴江垂虹桥，也到过昆山马鞍山。 特别是至正八年（一三四八）他应昆山顾瑛之邀， 多次参与玉山草堂雅集，留下大量的雅集诗文，成为玉山雅集的核心人物。可以说，杨维桢打开了生活的新天地，感受到“杨子休官日日闲”的美好。
据记载，杨维桢在昆山玉山草堂写下许多诗 歌和文章，也曾为顾瑛的很多藏画题诗，顾瑛把 它们都精心收集好。可惜经过元末兵乱，在明代人的书画著录中已经不见踪影，这是很可遗憾的。杨维桢这一时期在吴门留下的唯一墨迹，是在邓文原 《临急就章》（故宫博物院藏）后面的五行题跋。 到平江以后，随着杨维桢诗文名声渐长，登门请其撰文的明显增多。根据《东维子文集》统计， 仅至正七年（一三四七）下半年，他就写了《清溪亭记》《送张从德之湘乡州判序》《送陈汝嘉漕掾 秩满序》等多篇文章。这里面有为友人或门生所撰，也有为陌生人所撰，其中大部分是收取润金的。
到了至正九年（一三四九）三月，杨维桢离开平江，前往松江潢溪的吕氏义塾（在今上海金山区吕巷镇）授学。义塾是民办的免费学校，与官学、书院相比它的规模较小，层次较低。吕氏义塾的学 生，除了吕氏家族子弟之外，还收了一些贫而好学的年轻人。杨维桢教授的科目，则以他所擅长的《春秋》经学为主。
杨维桢到松江的当日，就有已故水利官员、著名画家任仁发的外孙卫仁近前来求教。次日访客更多，既有卫仁近请杨维桢撰《敬聚斋记》，又有华亭县尹张德昭之子叔温携华亭文人袁凯来谒，还有钱鼒、吴达来谒。可见杨维桢到松江的消息传播极快，慕名拜访者纷至沓来。
《天香引》诗帖
至正九年至十年，杨维桢在松江期间的两件墨迹，见证了他和松江两个望族璜溪吕氏、张堰杨氏的交往。 一件是《天香引》诗帖，现藏故宫博物院，装裱在《虞集等人行书诗札》中。释文 如下：
天香引一首，敬上橘隐仙翁之寿。门客杨维祯 称觞再拜。 西楼宿雨初晴，星照长庚，人在蓬瀛。橘里乾坤，山中宰相，天上声名。清露饮莲花玉井，紫歌象板银筝。难弟难兄，合璧连城。佳婿佳翁， 玉润冰清。
杨维桢不仅擅长诗文，也是一位散曲作家， 他在雅集中经常欣赏散曲演唱，还亲自撰写曲词 甚至谱曲。他的散曲创作分为两类：
一类是曲词的创作，目前存世杨维桢散曲有三十首，其中小令 二十九首，套曲一首 ；
另一类是曲调的创作，即创 制“新腔”。
《天香引》属于小令，是至正九年为“橘隐仙翁”祝寿而作，据笔者考证，“橘隐”指吕良佐。
吕良佐（一二九五 — 一三五九），字辅之， 世居吕港，有才干而不愿出仕，好客重义，“四方 大夫士归之者岁无虚，燕来赆往靡厌倦，得美誉湖海间，呼为淞上田文。” 故杨维桢自称『门客』。
《竹西志》
另一件是《竹西志》，与元人张渥 《竹西草堂图》合装为一卷，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受画者杨谦。
杨谦（？ — 一三六三后），字平山，号竹 西，世居华亭张堰（今上海金山区张堰镇）。他曾 经出仕，退隐后建不碍云山楼、竹西草堂。
《竹西志》未署年份，其字迹以行书为主，落款“铁篴道 人”也是行书，与杨维桢晚年行、草掺杂的书风不类，必为早期作品。落款姓氏写作“扬”，在杨维桢全部传世书迹中，只有至正八年跋邓文原《临急就章》与此幅相同。《竹西志》落款“鐵篴”二字 都作行书，与杨维桢《题王渊秋景鹑雀图轴》落款相似；尤其是“篴”字下部作“遂”，亦与《题王渊秋景鹑雀图轴》落款相同，而不同于其晚年定居松江以后“篴”字下部全部作“逐”。
从文中“明日，公子来请”可以看出，杨谦所 居距杨维桢不远，则当为杨维桢客松江时所作。杨维桢一生中两次客寓松江，第一次在至正九年至十年（一三四九 — 一三五 〇 ），第二次在至正十九年至洪武三年（一三五九— 一三七〇 ）。既然通过书风、落款、印章排除了至正十九年以后的可能，则必为前一时期的字迹，书于至正九年三月杨维桢到松江后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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