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有点像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一样。知与行的关系问题，自古及今一直在争论，有识之士各自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发。知识笼统地区分有理论形态的书本知识，也有实践知识，从知识化为能力的角度看，书本知识直接用于实践和容易成为教条，丧失了理论的生命力。教育中，面对学生的培养不能不认真思考这一问题。教学过程中，通常被认为学校的教师教给学生知识，也就是告诉学生，学校就完成了任务。然而，现代大学建立之初，科学的发展使教育者认识到，知识与能力之间存在着差距，知识转化为实际能力需要训练，而且有些知识是探索和尚无定论的部分，即便是有了定论的知识，也会因时间的发展和人的视野扩大真理也会发生变化，所以现代大学便有了实验与实训。实验是为了验证理论形态的知识，从而加深学生的理解和认识；实训则是要通过实践把知识使用过程的熟练化，从而保证进入社会职业后能够熟练操作，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这便是实验室、实训实习的意义与价值。
然而，非技术方面的能力由知识转化为能力尚没有定型的训练方法，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在我看来，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能力训练，大致应注意这样几个问题。一个是作为教者或者学习者应该注意知识与生命本身的联系；二是要注意知识与实践生活的联系；三是要注意知识与知识之间的联系。建立这三个广泛的联系，知识才有可能成为有生命力的东西，才能构成体系化的，融会贯通的，一以贯之的思想。没有这样的联系，知识就使零碎的、不成体系的，除了装潢、体现博学多识之外，再无其它用处。学以致用是自古以来的看法，学的是知识，知识致用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中国传统社会对知识分科的意识不强，中国古代的知识体系大多关注人生与社会，因而经史发达，技术方面的知识大多呈现家传与师带徒的模式沿袭。技术可以师带徒手把手的教，这也便是实践教学，大概也正是儒家强调身体力行的一个原因。当然，技术之外依靠的是师父言行的感化，也就是道德的化成依然是天长日久的行为影响，这是从人的道德层面而言的，因而道德教育重在言传身教，尤其更重身教。技术之外的学问是如何传承的呢？技术之外的类似于哲思一类的学问的传承大多是以心传心的方式进行的，最典型的的故事就是“佛祖拈花，迦叶微笑”，所谓的以心印心就是这个道理。回到儒家的源头，看孔子与颜子师生之间的关系，我们也会感知到一点这种学问的传承需要一种“悟”与“生发”，孔子教学生的“启”也是有条件的，条件不足便无法启，也不能启，启也收不到效果。生硬的启就是启而不发。如此的状态就是西方哲学里所讲的“情境”，情景恰好，启发才能达到启而能发的效果。所以，好的课堂是要设置相应的情境的，以此来辅助学生对知识本质的领悟。孔子弟子三千，领悟力超群的唯有颜回，颜回死，孔子恸哭，远过于其子孔鲤死时，何故？就是这种心心相印的人没有了。颜子在，孔子不孤独；颜子去，孔子成了大孤独的人。儒学自孔子至朱熹发展为理学，到王阳明发展为心学，这其中想必也有某种必然的结果。因而，教学中引发学生的灵性与悟性就显得极为重要。孔子启发的“发”就是闻一知二、是举一反三、是闻一知十，达此，才有创造力可言。舍此，启发式教学便不是启发，也无创造力可言。“悟”与理解力、与经验、与知识迁移能力密切相关，因而教与学的过程中要格外注重学生的理解力、学生的人生经验，有意识的引导学生迁移知识，活学活用，若此知识与能力才能合为一体，成为真正有用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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