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向称“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生，见性成佛”。禅宗不立文字的目的，在于提倡直指人心的顿悟。在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思想的指导下，他们可以打破佛的一切宗教仪式中的条条框框，以及其他名目繁多的苦修。书法，是中国文化特有的艺术，巴黎大学熊秉明教授认为：“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生。”它又是：“中国灵魂特有的园地。” （熊秉明著《中国书法理论体系》）狂草又是各种书法门类中最有代表性的。依照禅宗“即心即佛”的理论，人的本心是清净的，是具有佛性的，六祖慧能偈文：“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按照自然本性去做，尊重个人内心的觉悟，就是最佳的人生哲学。将这种哲学适用于书法上，禅师们自然会将注意力凝聚于能自由抒发个人情感的草书。把这种精神注进书法，首推唐朝的张旭和僧人书法家怀素，开创了草书中狂草一派。所谓狂草，就是兴之所至，省减笔划，字忽大忽小，随心所欲，犹为急风骤雨，飘忽而至，“兴来小豁胸中气，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自述贴》）怀素正是在“胸中气”的作用下一气呵成的。每个字都气脉相承，气贯全篇。他这种奔放豪迈，奇姿绝俗的气势，来自他内心强烈的情感，这是禅家空心澄灵，本心清净的“静美”，以“大动”表现“大静”，最后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
    到了北宋，当这种即心即佛的禅宗机遇一旦传进整天被儒家经典困扰的焦头烂额的知识分子之中，顿时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反馈到书法上，积极引进这一自在智慧，并由此而转变一代书风，使之在意趣上大做文章，当首推苏轼和黄庭坚，苏轼是个非常风趣的人，他不仅是个大儒，而且由于生平坎坷，还醉心于释道思想，他诗云：“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这种心即是书的书法顿悟创作观，不正是受佛家禅宗心即是佛的学说影响吗？
   清代八大山人晚年书法，已抵颠峰，更至“禅镜”。所谓“年高手硬，心闲意淡”。这“心闲意淡”便是禅之法门。借唐之张说曾评僧人知至书法说：“其点婉秀，竟缕毕见，如折稿荷磨文石，筋理洒飒，固非人力所至也。”非人力，指人之腕力，人力不至，心力至焉，“禅”力尽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