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5月17日在第十届中国国际保险峰会上的发言）
就中国保险业而言，2018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这种特殊可以用一组数字概括：40、30、20，即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40年，中国保险业改革开放发展了30年，中国保监会成立了20年。站在今天，抚今追昔，透过这一组数字，不仅让我们能够很好地回顾、反思和总结过去，更能够展望、构想和憧憬未来。
就中国保险业而言，尽管发展的时间不长，但却扎根于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现代保险在这片土地上也已经有超过200年的历史，与新中国同生共长的“人民保险”也经历了70年发展历程。
古人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
站在这个历史的时点上，中国保险业需要思考两个问题：
三十年过去了，我们“立”了吗？
未来的十年，我们能否完成“不惑”的使命？
首先，“立”，不仅是站住，不仅是生存，更重要的是孔子说的“立于礼”，因为，“不知礼，无以立”。中国保险业已拥有全球第二大的市场，论规模，不可谓“不立”。但如果从保险在金融业总资产的占比情况看，我国的比例为5.5％，即使是与OECD国家20％的平均水平相比，也存在巨大的差距和发展空间。更重要的是从“礼”的视角看，我们“立”了吗？“立于礼”的本质是立于人民和社会的利益，因为，大数法则决定了保险是典型的群众事业。“立于礼”的本质是立于风险保障，克服不确定性，让人们的生活更安宁美好。但“立于礼”，是需要自我约束的，更是要“克己复礼”的。有的时候，我们往往更多地强调企业自身的利益，而将社会和行业的“礼”置之不顾，这也许正是行业许多问题的“根”，我们终将明白：“己欲立而立人”的道理，对客户如此，对同行亦如此。
其次，什么是“惑”？“惑”，就是“疑”。什么是保险，为什么做保险，怎么做保险等一系列问题，我们真的清楚吗？如果还含糊，仍存疑，就不可能“不惑”。“惑”，就是“迷”，如果总是游离在规模和效益之间，总是纠结于承保与投资的关系，总是难免于“做大”的冲动，迷失的不仅仅是经营理念，更有自我，更有那份初心，那又怎么可能“不惑”。
第三，未来还要“知天命”，什么是“天命”，“天命”不是老天爷给的，更不是命中注定的。欧阳修说：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人事”，就是人认识、掌握和尊重自然规律和法则的能力与态度，最重要的是心存敬畏。中国保险业的“天命”就是理解并坚守“人民”是保险的当然属性，通过专业能力，通过价值创造，提供安全感、获得感、满足感和幸福感，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站在“三十而立”的历史节点上，中国保险业最需要的是“思”，不仅是因为苏格拉底的那句话“未经思考的人生不值得一过”，更是因为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它不仅包括了思考证明存在，更包括了思考为了存在，为了未来更好地存在。
有人说：历史总是重复，也有人说：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些说法无非是要讲一个道理，事物的发展总是遵循一定的规律，因为，观察历史是能够揭示未来的。为此，我们不妨透过一组画面，回望历史，思考未来。
这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最早的办公楼，位于天安门广场附近的西交民巷，那里，既是新中国保险的诞生地，也是保险复业的出发地。
1979年，全面恢复保险业务之初，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当时在《保险研究》上，人们讨论的是：一家办保险，还是多家办保险。在时代大潮的汹涌下，兵团、交行、平安等保险公司的相继出现，随后是我国保险业的全面对外开放，用现实结束了讨论。之后的40年，如果要用一个关键词概括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就是“市场化”，包括了前期的市场培育和对外开放，也包括了后来的人身险定价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商业车险条款费率市场化改革和保险资金运用及监管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尽管市场化改革并非易事，难免磕磕碰碰，起起伏伏，行业也付出了不少代价，但我们别无选择，同时，事实胜于雄辩，没有市场化改革，就没有中国保险业的今天。
到了今天，中国已有超过200家的保险机构，这仅仅是一级法人机构，而我国的大多数保险分支机构的规模均大大超过国外的中小保险公司，如果以“地市中支”的口径算，我国的保险机构已经数以万计。加大供给的初衷是希望能够更好地满足人们的保险需求，同时，通过竞争能够实现“价美物廉”。但这只是一种可能，要把可能变为现实，则需要行业的共同努力。再者，保险经营的基本原理是大数法则，因此，行业要在深刻领会十九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理解保险“规模效益”的更深层次的含义、逻辑和智慧。
1992年，友邦成为第一家在国内经营保险业务的外资保险公司，1998年，在时隔七十年之后，他们成功地“荣归故里”，回到了“起家”的上海外滩17号。这一切，标志着中国保险市场的对外开放，并为日后的更大范围的开放奠定了基础。
跟随友邦进入中国保险市场的，还有“保险营销员制度”。这一“舶来品”在推动我国保险业，特别是寿险业的发展，无疑是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了许多需要重新并深刻反思的东西。最根本的问题是：这个庞大，并为行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甚至是牺牲的群体，与行业究竟是什么关系，是“劳动合同”，还是“劳务合同”，一直在探索的“司员制改革”能否成为出路。还有，“营销佣金制度”与销售误导是否有关系，再还有，保险的基本逻辑是跨期安排，而“营销佣金制度”却是一种“逆跨期安排”。营销员问题的解决绝非易事，因为，这是一个涉及800万人切身利益的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营销员是行业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营销员是行业的根，根长好了，才能枝繁叶茂。
1995年，新中国的第一部《保险法》出台，为中国保险业日后的发展与改革奠定了法律基础。我国的《保险法》是融“业法”与“合同法”为一体，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这种立法技术也面临诸多挑战。中国保监会成立之后，在《保险法》的基本框架下，我国的保险法律体系建设进入了一个全面完善、丰富和科学化的阶段，尤其是根据时代和行业发展的情况，与时俱进地开展立法工作。
1995年的《保险法》确立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分业经营”，为此，中国人保等保险机构开展了“分家”的工作，因此，也成就了日后的人保财险、人寿股份、中再集团等大型保险企业。同时，耐人寻味的是：“人保寿险”和“国寿财险”的异军突起，不仅让人感受到品牌的力量，也对这种“分分合合”有了别样的认识。
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行业，“有法可依”是前提，是基础，但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更重要。纵观过往保险业出现的一些问题，往往不是没有“规矩”，而是有些人不想，还可以不守规矩。法律，无疑是行业发展的基石，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更是。同时，“形式合法”固然重要，但法的最终意义在于维护行业的公平正义，确保持续健康发展。
1996年，我国完成并公布了第一份《生命表》，之前，中国寿险产品定价更多的是参考了日本的《生命表》。之后，我国陆续完成了第二和第三份《生命表》，为我国的寿险经营奠定了科学基础。与此同时，中国的保险精算师也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从1999年中国保监会认证的43人，到现在通过规范和严格的资格考试取得资格，中国的精算师队伍已达到“数以千计”的规模，他们不仅活跃的保险行业，并成为社会保险、风险管理和资产管理的“金领人才”。
从表面看，无论《生命表》，还是精算师，均是围绕着“算”展开，不管是产品定价，还是准备金管理。但精算的真正价值不仅仅在于“算”，更在于“教”，在于“化”，即基于精算的经营管理教化并改善。它不仅仅是揭示经营结果，更需要解释、干预并改善过程，因为，结果是“死”的，而过程充满想象力和创造性。
面向未来，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将改变整个社会，保险是不可能“独善其身”的。在这个改变中，认知科学的发展与进步是重要领域，而“认知”，恰恰是保险，乃至金融存在的重要基础。围棋大师李世石败给了“阿法狗”，让精算师们多少有点“兔死狐悲”的伤感，但问题的关键是：李世石只是下围棋，精算师能做的事情很多，只是不要太迷恋于“曲线”和“模型”，甚至把自己搞得就像一个“精致的CPU”。跳出来，你就会发现海阔天高。还有，传统的《生命表》更多的是基于历史数据，但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生命表》技术也需要与时俱进。面向未来，我们需要一个基于实时和动态数据库的《生命表》。更重要课题是：AI将如何改变保险业，需要行业抓紧并深入地思考、研究并行动。
1998年，11月18日中国保监会正式成立，它不仅标志着我国金融的分业和专业监管进入了实质性阶段，也意味着我国保险行业管理，在经历了从人保到人行，从非银行司到保险司之后，终于成为了一个独立和专门的行政管理部门，开启了我国保险业发展与监管的新时代。
从1998年到2018年，属于中国保监会的20年，也是中国保险业实现快速发展的20年，保费规模从1250亿发展到了36500亿，增长了近30倍。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的保险市场，国际地位不言而喻，2018年初，中国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当选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执委会副主席，进一步证明并奠定了中国在国际保险舞台上的定位和作用。
市场的快速发展，对于监管而言，无疑是“双刃剑”，一方面行业的发展，奠定了监管的基础和地位，另一方面行业的发展，也给监管，特别是监管资源、技术与能力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中国保监会系统3000人的队伍，36个省局（5个分局）的机构，要面对数以万计的经营主体和数以百万计的从业人员，的确有点力不从心。这次银保监合并之后的“最大利好”是监管资源的整合与利用，因为，银监会系统有24000多人，机构延伸到了县。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了WTO组织的一员。大多数人也许只知道历时5年多的谈判困难重重，实属不易，也知道加入WTO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加快发展意味着什么，但很少有人知道，保险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和“付出”。因为，在WTO谈判伊始，金融，作为西方的“核心诉求”，成为了谈判的焦点、重点和难点。但无论是从当时我国金融业的发展情况看，还是从金融在国计民生的重要性看，简单的全面开放，特别是银行业的开放，肯定是不符合国家利益。因此，谈判的最终结果是：保险业率先开放。
对于国家而言，这是一种选择。但对于保险业而言，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狼来了”不绝于耳。人们最担心的是：年轻的中国保险业是否具备了与“与狼共舞”的能力，尤其是心理准备。但十几年过去了，回忆这段历史，有点“弹指一挥间”的味道，中国保险业不仅没有被“狼”吓倒，更没有被吃掉，反而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发展壮大，从容并自信，以至于在2018年初，当国家宣布进一步扩大保险业的开放程度时，中国保险业已是“波澜不惊”了，因为，此时的中国保险业已在思考“走出去”的话题。
到了今天，从数量上看，外资保险公司已占了“半壁江山”，但从业务发展的情况看，仍是“差强人意”，特别是市场份额，长期“居低不上”。于是，进一步加大开放的压力始终存在，如开放“交强险”就曾经是西方与中国经贸谈判的焦点问题，结果是“交强险”开放了，仍于事无补。而“市场份额”是一种结果，用中国人的话说叫“修行靠个人”，外资保险公司在中国的发展情况，也许不是一句“水土不服”可以概括的。外资保险公司与中国市场，不仅存在着“时差”，即发展不同阶段的差异，还存在着“识差”，即对市场、经营和文化认识的差异。还有，如果从股权结构的视角看，外资参与中国保险市场的程度已经不低了。其实，外资参与中国保险市场，也可以采用股权投资的方式，并不一定要“亲力亲为”。
2003年，中国人保财险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成为了我国金融业海外上市“第一股”，之后，就有了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太保、中再集团等保险机构的H股和A股市场的上市浪潮。保险企业成为上市公司，不仅是解决了发展资金问题，更重要的是为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保险企业成为公众公司，不仅要承担起维护股东利益的责任，更要理解并承担起“社会责任”。
上市，只是为完善治理，提升管理提供了一种可能和环境，但上市，并不是自然而然，甚至是必然地提升公司的经营理念和管理品质。国外有许多企业并不是上市公司，但这不妨碍他们成为优秀企业，成为百年老店，反倒是不少上市企业，却成为了“问题企业”，明白了各中的道理，上市，才能够“功德圆满”。
近年来，我国保险业出现的一些问题，集中体现在公司治理失效上，包括了个别机构公司治理形同虚设，缺乏对大股东的有效制衡，“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通过关联交易，侵害小股东利益。还有，就是职业经理人履职不到位，治理不规范，水平不高等。未来，需要进一步强化保险公司的治理机制，特别是强化保险公司的股权和出资管理，同时，强化“三会一层”的相互约束与制衡，以及内控机制的完善。
2006年，我国第一个强制保险 --- 交强险出台，并于当年7月正式实施。2007年底，号称中国金融“第一听”的交强险听证会在北京举行。听证会之后，中国保监会提高了赔偿限额，同时，调低了保费标准。之后，交强险陷入了长期了亏损的困境。但行业却为社会，特别是和谐交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目前，交强险每年承保的车辆超过2亿辆次，处理的赔案超过3010万件，支付的赔款1160亿元。更重要的是，通过交强险的开办，已累计为国家代收代缴车船税4000亿元，积累提取救助基金160亿。
在我国汽车产业和汽车消费的拉动下，不仅是交强险，机动车辆保险也呈现了快速发展的态势，包含交强险的机动车辆保险已经占我国财产保险业务的70％以上，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机动车辆保险的“社会形象”一直不佳，成为了行业的“心病”。为此，中国保监会启动了“商业车险条款费率改革”，目的是希望通过市场化的改革，将定价权交给主体，将选择权交给市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效维护消费者权益。但与所有改革一样，属于“知易行难”。目前，改革已经走到了“第三阶段”，改革的预期正在逐步实现，改革的挑战也十分严峻，但改革的路，还是要走下去，同时，改革要成功，要顺利，行业基于“集体共识”的“克己复礼”至关重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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