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医界“火神派”很火，许多中医标榜自己是“火神派”，“火神派”的书籍也有洛阳纸贵之势。由于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在饮食、衣着、居处等方面贪凉，输液泛滥已成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不经辨证服用清热解毒类中成药的弊端也日益显现，阳虚畏寒的人多起来了，故笔者临证用温热药居多，姜附也常用，也曾借用李可老先生的破格救心汤（炮附片用100g）治疗高中班主任爱人严重的畏寒（寒冬时节其室内温度接近30℃仍觉身冷）冷汗，效果很好。但是，笔者绝不以“火神派”自诩。
《医理真传》与《医法圆通》二书，阴阳始终贯穿全书，“万病一阴阳耳”（见《医法圆通》）。把辨识阴阳作为诊断的核心，“医学一途，不难于用药，而难于识症；亦不难于识症，而难于识阴阳”（见《医理真传》自序）。申明“阴盛扶阳，阳盛扶阴”的确宗旨，针对阳虚者，治以“扶阳抑阴”，阴虚者，治以“益阴以破阳”（见《医理真传》）“阴盛者，扶阳为急；阳盛者，扶阴为先。此二语实治病金针，救生宝筏，惜乎人不止不得其要耳”（见《医法圆通》），郑氏还借“阳极生阴，阴极生阳”天地大道解释“两足冷如冰，不能步履，服桂、附、除湿药不效，而更甚者”（见《医理真传》）。此外，郑氏还认为“仲景存阴、化阴、育阴、救阴之法俱废，无人识矣，今特证之”（见《医理真传》）。仔细阅读钦安医著，并未发现郑氏有“贵阳抑阴”的思想倾向，所以给郑先生戴“火神派鼻祖”的帽子并不妥切。
周鸿飞在《中医火神派三书》前言引用郑钦安之言：“人咸目余为‘姜附先生’，不知余非专用姜、附者也，只因病当服此”，“用姜、附亦必究其虚实，相其阴阳，观其神色，当凉则凉，当热则热”，“余非爱姜、附，恶归、地，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耳！”或可为对开口“火神”，闭口“姜附”者的善意提醒吧！
李可老先生出名之后，在公开场合讲的许多话是不负责任的，甚至是狂妄之语，如“我从未见过一个真正的阴虚患者”，果真如此吗？用他的医案就能驳倒他的这一说法，翻开《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一书第90页小儿舞蹈病案，症脉“舌光绛无苔，全身疲软，入夜盗汗，烦渴……脉沉细数”，病机分析“温邪久羁，销（消之误，笔者注）烁肝肾真阴……肾阴亏耗不能上承于舌……肾精亏乏不能滋荣肝木”，治法“滋肾柔肝而熄内风”，方用大定风珠，牡蛎、龟甲、鳖甲、生地、麦冬、阿胶、酸枣仁、炙甘草、天麻、五味子、远志、菖蒲、蛋黄，复诊重用山萸肉。从此案的症脉、病机分析、治法、方药来看，患者孟金娥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阴虚患者。再如313页李氏自创的“黄芪保肺膏”，不就是针对肺阴虚的吗？对于李可老先生成名之作《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笔者会认真阅读，也会在临床上“择其善者而从之”。177页李老强调“古代学派，各有所长，其所长，即其所偏，学习古人，当扬长避短，不可形成门户之见。任何正确的东西若强调过头，势必走向谬误，当引以为鉴戒”，这两句话乃真知灼见。李老人已逝，笔者不是要与其争辩是非，毕竟人无完人，况且李老确实救了许多西医判死刑的患者，用事实改变中医慢郎中的形象，可谓功德无量！
近来阅读《门纯德中医临证要录》一书，前两个大标题“兴阳温经祛寒法”与“热证的不同治法及举例”前后连篇就很值得揣摩，门先生强调“并不是我好用热药”“我治病不光是只用温热药”。治病当寒则寒，当热则热，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这样才能药到病除。
笔者曾产生过一种想法：读完郑钦安的书，接着一定要读读刘完素的著作；读完明清温补学派的书，接着一定要读读张子和、徐灵胎的书，因为“兼听则明”。对于中医临床工作者而言，读书的目的是为了明医理而通其变，指导临床提高疗效，明明是阳热证需要“热者寒之”，为了标榜自己是“火神派”而当姜附先生，拿患者的生命当儿戏是不可取的。当然，在读这些著作之前，必须有一定“精鉴确识”（见徐灵胎《医学源流论·医非人人可学论》）的能力。原因是，中医根底不深者，读了这些“矛盾”学术观点的书，容易受影响而左右波动，最后云里雾里反而心无定见。
吴鞠通早就在《医医病书·医非上智不能论》告诫后人“有所偏则不得其正”，“及其读书之时，得少便足，偏好偏恶，谬于一家之言，入者主之，出者奴之，爱读简便之书，畏历艰辛之境。至于临症之际，自是而孟浪者害事，自馁而畏葸者亦害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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