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写了几个关键词，有读者留言说没看懂，希望我说明白点。我不知道“说明白”是指亮明立场，还是说浅显晓畅。如果指的是前者，我在最近写的几篇评论中都表达光了。如果指的是后者，我是无解的，但永远记得导师的教导：深入浅出最可爱，浅入深出最可恨。
老实讲，我很难将自己局限在江歌案这一件事上，也就是很难“就事论事”。一是我觉得这件事不复杂，法律的部分相信日本司法，维护日本司法主权完整就行，它那个社会对案件表现出的冷感，恰恰是成熟社会的表现，是与它的司法制度相匹配的。
也有人提醒，江歌案之所以在日本波澜不惊，跟这是中国人的案件有关。也许有这个原因，但问题不在于舆论的烈度，而在于舆论的表现。神奈川杀九人的凶手，会被日本人的唾沫淹死吗？这是多么罪大恶极，可我们看不到江歌案的国内舆论复制到日本。
江歌案这件事的舆论，又是极其中国特色的。他让我想起很多过去的舆论事件，难免会有比较，正是这种比较，才是我愿意多说几句的地方，窃以为这中间有些值得关注的东西。但正是这种比较的心态，导致迁移的观感，也会被认为是过于冷静，不够同情。
这也是常常叫人烦恼的地方，就是常见的逻辑混乱。文章给人的感觉是冷静，并不代表不同情江歌妈妈。搁谁遇上这样的惨事，都是要同情的，这是人之常情。但同情在很多时候都不意味着终点，有着比同情更为复杂的现实要处理，在这一点上产生了见识与分歧。
江秋莲在女儿被害之后，表现出来的执着复仇心态，一方面叫人钦佩她作为母亲角色的坚强，另一方面也让人感到寒气。她加诸刘鑫的那些，是不是超出了刘鑫在任何角度上应该承受的义务？但已经有人说，从人性上讲，刘鑫比陈世峰更严重，这话就没法说了。
因为在我的看法里，人性之所以存在，前提是人而不是兽。你可以说陈世峰是兽类，不是人类，从而否定他的人性。但一个剥夺了他人生命的人，是负有最高等级人性罪恶的，怎么刘鑫就比陈世峰更罪恶？很多人在比喻的意义上进行比较，这架势，基本上是预先放弃讨论的。
被放弃的不只是讨论，还有一种对道德的自觉，以及自我审视下审慎的羞耻。因为道德这种东西，很难说谁高谁低，很难受谁一直高谁一直低。而且就我这十年所见，但凡道德事件，轰轰烈烈到最后，总是一地鸡毛。道德，不该是集结号，而应是揽镜自照的参照物。
“你是反动派”“你是没良心”“你是道德败坏的小人”……这些指责如果只是单纯发生在舆论领域，严格限定在网上，可能无害。但它往往会蔓延到现实中，造成实际的杀伤力。主张道德杀戮的人乐见这样的情况，但道德的无定向性，会让所有人都有机会成为牺牲品。
在这件舆论中，道德的这一无常性质，成为对冲所谓网络暴力的论据来使用，它也确实能让一部分人意识到，道德的无限制上纲上线，其实是一种滥用。所以，这些人转而用人性来代替道德压力，这也是一种简化的贴标签的手法，人性其实更不堪此用。
在本桩舆论中，人性被设定为这种成分构成：同情江秋莲女士，为了体现人性，就必须要去恨刘鑫。你的人性，是刘鑫的深渊。有两种情况被认为是“不人性”的，一是只同情江女士，但不恨刘鑫；二是既同情江女士，又同情刘鑫遭受的超饱和攻击。
人性其实是一个中性词汇，但是在这里被用作正面的含义，可谁都明白，人性是一道深渊，难以捉摸。不然，为何在江歌案中释放人性，在别的时候又要收敛情绪，表示稳定呢？可见人性的收与放、给与取，都是动态的，要求人性一律，很不“人性”，根本也不是现实。
此外，本例，道德与人性，还与其他许多东西勾连，这些相互挂钩或组合，也让人理应看见更多的东西，而不只是强调要人性——因为这些东西指向的环境因素、历史变化、现实情况都决定了人性中“人之为人”的关键面向，这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讨论的姿态。
这又是非常个人化的体验，某些情况下，是不可交流的经验。我对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都是悲观的，彼此之间很难真的理解。所以，当我看到评论后边的跟帖评论，一个说对方没人性，一个说对方不理性的时候，就觉得做人很难，人性深渊上不存在桥梁。
一个强烈的对比，在于本案舆论的性质是去政治化的，这导致一个后果就是，基于政治化舆论所积累的理解力、判断，与从来就没有政治意识的直觉之间，互为歧路，根本谈不拢。你想给他灌输历史对比的经验，他想灌输你做人的道理，无非就是谈崩。
所以，当有人选择“同情江女士，不仇恨刘鑫”这个立场时，他们想的可能是这场舆论风暴在舆论整体结构上的失焦。这种声音是少数，但不代表它不打紧。因为无法论断公权，所以才会被允许恶评个人。一个被喧哗劫持的舆论事件，会离真正的公域愈来愈远。
也有意识到公共性的，不过用错了地方。在江秋莲女士的死刑请愿书上签名，是参加共同事件，而不是“参与”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流失，恰恰是这类事件占据舆论头部的真实原因。这次因为案件的法律部分留在国外，这让观察这个现象变得更加简便。
在以往的多个舆论事件中，司法与舆论是混合在一起的，导致司法审判与舆论审判也纠缠在一起。这一次，两下分得很清楚，那份请愿书联系了中日的有限部分，但说不上打通中日两个舆论场。搜狐报道，日本的舆论场对本案是冷清的。
得益于这种分离，一个人的表现与司法责任脱钩，让人可以衡量对刘鑫的恶评规模与她不能承受之重之间，是不是有一个过度和失衡的情况。这不是对刘鑫的同情，这是一种常见的对自己言论锋利程度、是否合适的自觉衡量。哪怕是将毫无忌惮作为特点，恶意也是有限度的吧。
大众舆论的失焦，不断发生，人们对这个状况自然也有一个不断适应的过程。太多的朋友不适应，同时，太多的人因为你没有历史记忆，以直觉投入其中，就好像被人往金鱼缸里投送的食料——食料自以为是有人性的，是要照耀别的光芒，但无视将光芒揉成一团的黑色。
撇开这件事，会有很多种不合时宜。这种不合时宜也在缓慢地、被迫审视自身，是不是“不够适应时代”之类？要怎么做，才能好受些？你所厌憎的，究竟是别人比你更“人性”，还是他们那种浮沉新时代的“惬意”？究竟是保持警觉，还是相信直觉？
那些希望在江歌案舆论中倾注冷静与节制的人，也许是目睹了两类观点市场擦身而过时造成的崩塌，试图挽留什么。而在一种被意识为焕然一新的那些人看来，沉浸眼下这个时代，没有历史感也很好，没有负累也可以。舆论中人的新生，总是伴随着冲撞、失去与无言。
20171116
题图当代水墨，作者新浪微博：@秃头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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