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演进，有两条大线索，一是皇权专制的强化，至明清二朝达到高峰；一是民间社会力量的成长，在宋代时，随着士绅阶层的崛起及理学的传播，由地方士绅倡立、组织、领导的民间结社出现空前的繁荣局面，作为村社自治组织的乡约、作为民间互助团体的社仓、作为民间教育机构的书院，等等，都诞生于宋代，或兴盛于宋代。
历史上第一个乡约是陕西蓝田的吕大钧在家乡创立的，所以又称吕氏乡约、蓝田乡约。
吕大钧和他的兄弟吕大忠、吕大防、吕大临，都是北宋名儒，大钧还是宋代大理学家张载的弟子，张载曾经赞叹这位得意门生“其勇为不可及”。大约在北宋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闲居在家的吕大钧为了“成吾里仁之美”，建立符合儒家理想的乡治秩序，开始有了成立乡约的计划。在吕大钧的设想中，乡约由地方士绅倡立，乡人自愿加入或退出。约中众人推举出一位德高望重、正直公道之人担任“约正”，为乡约最高领袖，执掌约中赏罚、决断之权；乡约的日常管理则由“直月”负责，“直月”是轮值的，“不以高下，依长少输次为之”，一人一月，一月一换。说到这里，我们可能会惊奇地发现，原来吕大钧创立的乡约，既是自由的（自愿出入），又是民主的（公选领袖），也是平等（约众不分地位高下，以年齿为序充任“直月”）。乡约的功能，或者说设立乡约的用心，吕大钧用了十六个字概括：“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意思是说，一约之中，大家相互倡导善行，互相规劝过错，推行良序美俗，约中如果有人遇到患难之事，其他人都应当提供援助。乡约每月一小聚，每季一大聚，聚会不仅是联络众人情感、维系乡约认同的仪式，更是一种议事机制、一个自治平台，因为聚会的时候，入约之人近期的善行或恶行都要记录在册，并据此进行赏罚。约中众人有事，也可以在聚会上提出，大家协商，找出解决方案。可以这么说，吕大钧设立的乡约，是一个建立在自愿联合基础上，有着教化、救济与公共治理功能的村社共同体。通过共同体的自治，达成儒家“仁里”的道德理想。
不过，吕氏乡约在推行之初，却遇到了不少麻烦，不但乡里有些流言飞语，连吕大防似乎也不赞成吕大钧在家乡搞什么自治。反对吕大钧设乡约的亲友说，你一个在野的士绅组织结社，容易被人误会为结党，引来朝廷猜疑。况且治理地方社会本是官府的事情，你又何必掺和呢？吕大防还建议弟弟：不如将乡约改为“家仪”，这样就可以规避风险。吕大钧回应说，士绅当造福乡里，何必要做上了官才来行善事？如果什么事都由官府指示了才可以做，那“君子何必博学”？在孟子那里，“君子博学”可以帮助“修身”，宋代理学已超越了孟子的境界，将“君子博学”发展成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力量源泉与合法性依据。在宋儒的观念里，天下是万姓之天下，社会是我们的社会，读圣贤书的儒家士君子，既有治理社会的责任，也有这个权利。因此，吕大钧当然不同意将乡约改为“家仪”。他说，改为“家仪”虽然可以降低风险，但“于义不合”。显然，在吕大钧心目中，士君子追求之“义”，当超越个人的“修身”与家族内部的“齐家”，而担当起教化乡里、美化风俗之责，使乡人能够“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换成今日的说法，就是致力于社会自治。于是，顶着亲友的反对与可能会出现的风险，吕大钧还是在家乡推行乡约，开始了乡人自治的试验。
史家萧公权先生对吕氏乡约有很高的评价：“吕氏乡约于君政官治之外别立乡人自治之团体，尤为空前之创制……此种组织不仅秦汉以来所未有，即明初‘粮长’、‘老人’制度之精神亦与之大异。盖宋明乡官、地保之职务不过辅官以治民，其选任由于政府，其组织出于命令，与乡约之自动自选自治者显不同科也。”今人想起吕大钧创设乡约之义举，能不见贤思齐？（吴钩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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