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时期溥仪打死侍卫 害怕报应天天磕头念经

核心提示：孤儿挨打是常有的事，有个叫孙博元的孤儿由于忍受不了宫中的折磨，偷偷地从宫里的地下管道中逃走，被人发现抓了回来，被活活打死。事后，溥仪害怕因果报应，每天在佛前磕头念经，为他超度，并责令打过孙博元的随侍们，在半年内，每天自罚手板三十下。


本文摘自《文史天地》2008年第10期，作者：宋伟宏，原题：《性格变态的伪皇帝》
　　本文作者为伪满皇宫博物院研究员。作者通过翔实的资料描述出的溥仪，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性格变态的真实末代皇帝。
　　爱新觉罗?溥仪在中国历史急剧动荡的时代出生于王府之家，在风雨飘摇的清末由父亲抱上紫禁城太和殿，坐上清朝第十代皇帝的宝座。但仅仅三年的时间，就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浪潮赶下了皇位。六年之后，1917年溥仪第二次被推上皇帝宝座，这次做皇帝的经历比上次更短，只坐了十二天，就草草收场。然而，溥仪的皇帝梦到此并没有结束，1932年3月9日，在日本侵略者的导演下，溥仪第三次粉墨登场，在长春道伊衙门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开始了十三年零五个月的傀儡皇帝生涯。溥仪从清朝末代皇帝到复辟皇帝，再到伪满洲国傀儡皇帝，其特殊的身世及复杂的人生经历造就了溥仪异与常人的怪异性格。
　　怪异性格的成因
　　1906年溥仪出生于北京的醇亲王府，其祖父为清道光皇帝的儿子，祖母叶赫那拉氏为慈禧太后的妹妹，其父载沣与光绪皇帝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显赫的出身注定了他特殊的命运。三岁的时候，由慈禧太后决定立其为嗣皇帝，从醇亲王府送进宫中，以同治皇帝的继承子和光绪皇帝兼祧子的名义，在群臣百官的朝贺声中登上了清王朝第十代皇帝的宝座。然而，三年后，就被辛亥革命赶下了台。随即，溥仪仍居九重深宫，拥持皇帝称号，一如既往地过着小朝廷的生活。溥仪的童年生活、启蒙教育都是在皇宫中起步的，是在太后、帝师、太监的教育和影响下度过了十三年的青春岁月。奇特的出身，异与常人的童年经历，传统的封建帝王式教育促成了溥仪特殊性格的形成。
　　一个人的性格是在生理素质基础上，在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发展和变化的。童年的生活和启蒙教育，特别是母亲的关爱和教育对一个人性格的形成起着关键的作用。溥仪三岁被抱进宫中，就离开了自己的亲生母亲。但溥仪并不缺少母亲，在宫里，溥仪还有五位母亲，即光绪的皇后（隆裕太后）、光绪的妃端康太妃，同治的三个妃：敬懿太妃、庄和太妃、荣惠太妃。从三岁到八岁是隆裕太后抚养他，隆裕死后，名义上，溥仪就管这四位太妃叫“皇额娘”，由她们监管他。每天早晨溥仪都要向隆裕太后和后来的四位太妃请安，每到一处，她们都千篇一律地问到：“皇帝歇得好？进得好？”最后都少不了一句：“皇帝玩去吧！”溥仪讲：“我虽然有过这么多母亲，但并没有得过真正的母爱。今天回想起来，她们对我表现出的最大关怀，也就是前面说过的每餐送菜和听太监们汇报我‘进得香’之类。”直到十一岁，溥仪才得以再见生母，这时，溥仪对母亲既生疏又害怕。然而，溥仪还没来得及走近母亲，体会亲生母亲的慈爱，这位亲生母亲却因在宫中受到端康太妃的申斥，受不了刺激而自杀了，这在幼年溥仪的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
　　溥仪六岁开始正式读书，学的是《十三经》《大学衍义》《朱子家训》《庭训格言》《圣谕广训》《大清开国方略》《圣武记》《御批通鉴辑览》等。此外，溥仪还学了九年满文，但只学了满文基本课，最后连字母也没学会。十四岁时溥仪又开始学英文，但他也只是学了《英语读本》及一本《爱丽思漫游奇境记》和翻译成英文的《四书》。溥仪自己讲：从宣统三年到民国十一年，没学过加减乘除，更不知声光化电，对华盛顿、拿破仑、瓦特、牛顿、爱迪生等人物全然不知，对大米是怎样长出来的，老百姓的生活如何也不知道，他只深信皇帝是天子，是“龙种”。教过溥仪的老师不是进士，就是翰林，都是清朝的名士、才子，陈宝琛、陆润庠、徐坊、朱益藩、梁鼎芬为汉文师傅，满文翻译进士出身的伊克坦教满文，英国牛津大学的文学硕士庄士敦为英文师傅。这些满清遗老把复辟清王朝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这位小皇帝身上，所以，每天除了教溥仪读经书念圣训之外，主要给溥仪讲历代帝王的功德及为政的得失，要溥仪发奋读书，以复辟帝业。对溥仪影响最大的老师是陈宝琛和庄士敦。陈宝琛是最忠实于溥仪和“大清”的，在闲谈时，常给溥仪讲一些民国的新闻、回述“同光中兴，康乾盛世”，以及卧薪尝胆的故事，陈宝琛一直跟随溥仪到东北。而庄士敦则让溥仪知道了中国以外的世界，在他的影响下溥仪穿起了西装，剪掉了辫子，看起了外国画报，并为各种新奇的报道和形形色色的广告所吸引，买回了各种画报上的洋东西，同时，也从庄士敦那里知道了飞机、大炮、坦克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情。他还请庄士敦给自己和皇后及弟弟妹妹起了英文名字：溥仪叫享利，皇后婉容叫伊利莎白，弟弟溥杰叫威廉姆，二妹叫玛丽，三妹叫莉莉。西洋文明深深印在了溥仪的心里，溥仪对西方列强也更加盲目地崇拜。这些中国封建传统式教育和西方教育对溥仪后来的人生及性格的形成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对溥仪影响最大的另一些特殊人物则是宫中太监。溥仪从三岁入宫到离开紫禁城，身边就没离开过太监，正如他在《我的前半生》中讲道的：“讲我的幼年生活，就不能少了太监。他们服侍我吃饭、穿衣和睡觉，陪我游戏，伺候我上学，给我讲故事，受我的赏也挨我的打。别人还有不在我面前的时间，他们却整天不离我的左右。他们是我幼年的主要伴侣，是我的奴隶，也是我的老师。”他的起居、饮食等日常生活都是由太监伺候，童年玩耍的伙伴也是太监，连读书学习也是由太监每天早晨站在溥仪的卧室外，把昨天的功课念一遍。太监们常给他讲鬼神的故事，这使他一方面独尊自大，另一方面也养成了从小怕鬼的心里。太监们对他是多方逢迎，百般依顺，他对太监则是非打即骂，责打太监已成家常便饭，他甚至养成了以虐待别人来取乐的恶习。在他的内心深处认为皇帝是最尊贵的，作为至高无上的皇帝有权处置任何人。
　　紫禁城的封建帝王生活，给了溥仪与众不同的“天性”，“从小就把唯我独尊的自我意识埋进了我的心底。”（《我的前半生》）至高的身份、至尊的地位、特殊的环境，造就了溥仪内心深处的封建帝王统治思想，他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自己是奉天承运而生，是真人天子，至高无上，与众不同，万事唯我独尊，不择手段。同时，他“呼吸着十九世纪遗下的灰尘”，接受的是“敬天法祖”、“效法康乾”的封建帝王式教育，使他的头脑中形成了“光复故物”和“还政于清”的政治思想，并且，在前清遗老的教育和包围下，给他的内心打下了深深复辟的烙印。另外，童年母爱的缺失，宫中奇特的环境、周围的人群、特殊的教育方式，对他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后来，伪满洲国时期，溥仪梦想依靠日本人实现复辟，对日本主子阿谀奉承，极尽谄媚，不惜出卖民族利益换取伪满洲国“执政”。但在伪满一切大权操纵在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手里，日本把伪满称为“亲邦”、“子邦”，同时把日本元神“天照大神”搬到伪满洲国当祖宗供奉，溥仪成了无权无为的傀儡皇帝、儿皇帝后，加上日本关东军又给他专门安排了一个随时监视他的“帝室御用挂”吉冈，他的行动也要由关东军安排和监视，成了地地道道被禁锢在伪满皇宫笼子里的鸟，这使他的性格更加扭曲，对日本人是既逢迎谄媚，又疑心害怕，对身边的人则是冷酷残暴。所以，他既软弱，又暴虐；既目空一切，又惧怕一切，怀疑一切；喜怒无常、暴躁乖戾、贪生怕死、疑神疑鬼、求神问卜成为溥仪的性格特征。
　　喜怒无常性格乖戾
　　无论是在北京紫禁城，还是在伪满洲国时期，溥仪的言行常常怪异无理，打人、骂人、罚人、捉弄人成了他生活的一大乐趣。他高兴的时候，可以随便给人东西、赏物品、赐赏钱，在伪满洲国时期，甚至给伪宫中学生买手表、照相机、收音机及给每人一块汉玉。但他喜怒无常，更多的时候是打人、罚人。在他七岁时的“起居注”中就记有他打人的纪事：“上常笞太监，近以小过前后笞十七名，臣陈宝琛等谏，不从。”可见，从小他就养成了打人的习惯。
　　伪满洲国时期，打人是溥仪的家常便饭，溥仪从孤儿院要来十几名孤儿，组成勤务班，主要是打扫宫内的卫生，干杂活。这些孤儿干的活最脏，吃得最差，睡得最少，挨打最多，挨打不一定有什么原因，随时都可能挨打。因为不小心坐了一下他的椅子，靠了一下他吃饭的桌子，都要被重重地责打一顿。据勤务班的孤儿孙博盛回忆：“一次溥仪在屋内休息和我说话，我只听到一个钱字，没敢答应，他就声色俱厉地说‘和你说话听见没有？’我连忙回答‘奴才没有听见，奴才只听见一个钱字’。他听后勃然大怒说‘没听见还听见一个钱字，不忠实，处罚你’。于是，我被拉下去挨了一顿打，打得我都站不起来了，原来溥仪是问我攒了多少钱。”还有一次，孙博盛在值班时，玩一个纸烟盒，正巧让溥仪碰上了，溥仪问里面有什么，孙回答有二元钱，可是打开一看，是三元钱，就立刻炸了说：“这里明明是三元钱，你为什么说二元钱，这是欺骗我，对我不忠实，惩罚你。”于是，孙又挨了一次打。由于经常挨打，孙博盛就偷偷地在私下说：“宁可出去要饭吃，也不在这里受罪。”这话被溥仪知道了，免不了又挨一顿打，这次还被罚了三个月的饷钱，并关了禁闭。孤儿挨打是常有的事，有个叫孙博元的孤儿由于忍受不了宫中的折磨，偷偷地从宫里的地下管道中逃走，被人发现抓了回来，被活活打死。事后，溥仪害怕因果报应，每天在佛前磕头念经，为他超度，并责令打过孙博元的随侍们，在半年内，每天自罚手板三十下。
　　溥仪不仅仅对下人这样，连他最亲近的几个侄子也经常挨打，溥仪讲：“在长春，我因患痔疮，买了不少坐药。有个小侄子见到这种药很希奇，无意中说了句，很像个枪弹，立刻触了我忌讳，这不是咒我吃枪弹吗！在我的授意之下，其他的侄子们给了他一顿板子。”（《我的前半生》）他只要不高兴，瞅着谁不顺眼，谁就要倒霉了，比如他说你真可恶，在场的人就要一齐动手打，而且必须重打，如果谁没有用力打，这个人就会被挨打，一直打到他说甭打了，才会停手。溥仪打人的花样很多，大多时是叫别人替自己打，大家互相打，有时他也亲自打嘴巴，打二十、五十板全凭他的喜怒。当时伪宫中打人的板子是厚二三公分，长一尺左右的木板，溥仪命人专打脸、手掌和屁股，甚至还动用刑具，如跪铁链子，蹲木笼子，关禁闭。伪宫中的学生没有不挨过打的。溥仪讲：“他们那时最怕我说的一句话，就是叫他下去！意思就是到楼下去挨打”。“我的打骂对象除了我的妻子、弟弟和妹妹外，几乎包括家里的一切人。”（《我的前半生》）
　　溥仪不高兴的时候打人，高兴的时候就想开心取乐，捉弄人。在北京的时候，他为了试试太监对他的忠心程度，竟让太监趴在地下吃脏东西。有一次，他为了寻开心，想捉弄一个给他表演木偶戏的太监，他在赏给太监吃的蛋糕里藏进了一些铁沙子，想看太监崩牙的模样，幸亏让他的乳母看到了，在乳母的劝说下，把铁沙子换成了绿豆，才免去了太监崩牙的灾难。
　　多疑怕死求神问卜
　　溥仪不仅打人、捉弄人，而且还有很重的疑心病。在天津张园的时候，一年冬天，溥仪在法租界跑马场回来，就嚷着要休息。随侍李国雄怕皇上“圣体”着凉，就在他床前接上了电炉子。溥仪醒来，忽然感到有股热气，当他看到烧红了的电炉子，吓得连鞋都没顾上穿，光着脚就往外跑，连喊：“李国雄要烤死朕！”并赶快命人去药房抓败火的药。当随侍刚把药拿来，溥仪看着药就去抢，结果药散了一地。这时，溥仪仿佛看到救命草一样，抓起地上的药就往嘴里塞。吃过药后，方才缓过神来，立刻气急败坏地命人把李国雄的头挨近电火炉上烤，直到把李的头发烤焦，头皮烤出了油，看到李拼命挣扎，哀求的样子，溥仪才转怒为喜，笑了出来。
　　溥仪的神经过敏常常让人莫名其妙。他的侄子毓岩讲：“有一天晚间，我们和溥仪在同德殿广间里吃西餐，还没吃完，溥仪忽然看着我，问我想什么？我当时正在吃饭，实际并没想什么，便回答说：奴才什么也没想。这一下可惹翻了溥仪，他把桌子一拍，用力把圆桌一推，满桌子的餐具、酒菜等，一齐翻倒在地，结果我受到一顿狠揍。”有时他会忽然使劲盯着你，一直盯得你心中发毛，不敢看他，他就会问：“你怎么不看着我呢？一定心里有鬼，一定是和我有二心吧？”这就大祸临头了，为了表示忠心就得马上磕头，自打嘴巴，在他心里得到平衡后，才能善罢干休。
　　溥仪总怕有人害他，更怕日本人害他。在日本人为他建的同德殿建好后，他怀疑日本人给安装了窃听器，派随侍李国雄把同德殿内外进行了检查，尽管也没发现什么特殊装置，但他却一宿也没敢在那儿住过，就是每次去同德殿，因为怕被窃听，他都很少说话。在食物上，他的疑心更大。吉冈每次从日本回来都要带回一些日本天皇裕仁母亲捎给他的点心，但他从来不吃，也不让他的侄子吃，只让勤务班的小孩吃，然后，问小孩那个点心是什么味，他再向吉冈汇报：吃了哪个，什么味，爱吃哪个。溥杰的日本妻子嵯峨浩给他送的食物，他也一口不吃，如果和溥杰一起吃饭，只在溥杰动过的地方动一点。他对溥杰怀有很大的戒心，并告诉伪宫中的学生对溥杰也要戒备。溥仪不但防备日本人，就是对他身边的人，伪宫中的学生也怀有戒心。他给这些学生制定了许多严格的制度：绝对不能欺骗，不能存私心杂念，学生之间不许互相拉拢，不许互相包庇，谁有过错，必需互相揭发等。因怕学生们结党营私，他亲自给他们上课，主讲雍正皇帝作的《朋党论》，要人人互相监视，对他人的一言一行要随时向他汇报，不许学生间互相联系，绝对不许说假话，对他要无限忠诚。
　　溥仪非常怕死，嗜药成癖，经常吃药。在他的寝宫缉熙楼设有中药库，同德殿设有西药库，其药库里百药俱全，并有许多名贵药。他常常自己到药库抓药，他认为自己身体虚弱，每天都注射德国拜尔药厂生产的双鱼牌荷尔蒙，以及“司保命”、“安乐根”等注射剂。开始是御医给他注射，后来由他的侄子专门注射。每次注射前，他的侄子都要先用显微镜检查消毒用的蒸馏水和针剂里是否有微小的杂质，然后才能注射。由于怕得病，他常用来苏儿水或酒精洗手，甚至在吸烟前也要用酒精擦手消毒。
　　打针吃药如此，在饮食上更是严格到极至。每次用膳之前，先由随侍到厨房尝膳，然后贴上封条，装到提盒中，由勤务班的小孩放在身前由一只手提着，进屋时不许碰到门，到桌前由随侍接过去，然后打开提盒上面的封条，每个菜里都插有一个特制的银牌子，这是用来检验菜里是否有毒。另外，他还准备了一台显微镜，用来检查饭菜的卫生，如果发现饭菜不卫生，厨师就要受罚或挨打。一次，随侍把点心掰开，用200瓦的灯泡一照，发现里面有根毛发，厨房的厨师可倒霉了，一顿打是免不了。另一次，在吃饭时，发现馍头上有两个苍蝇，这还了得，厨师除了把一提盒馍头都吃了外，还得自己打自己嘴巴。尝膳的随侍也要打自己的嘴巴，并在台阶上磕响头，直到把头磕破。就是厨师的口罩掉在地上，拣起来戴上，也要被打得半死。原来伪宫中的厨师有十多名，后来，因受不了溥仪的打骂罚款，一些厨师纷纷逃走，最后只剩下三四名厨师。
　　除了多疑怕死，求神拜佛成了溥仪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了他前半生的精神支柱。在他的寝室旁专门设了一个佛堂，他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念佛、打坐、占卜，睡觉前的必备功课也是念经、摇钱占卦，求神佛保佑。占卦时，他用八枚硬币在手中摇动，然后看摇出硬币的正反面，再用“诸葛亮神课”卦书来验证吉凶祸福。如果摇出了好卦，就会磕头谢恩，心里就踏实；反之，所占的卦不吉利，他的脸上立刻会露出极端不安的神情，就会连连磕头祷告，再继续摇卦，直到摇出认为是吉利的卦，他才能得到自我安慰，变得正常一些，否则，就会一直摇下去。除了早晚念经外，每顿饭前也要念经，这是给他吃的肉超生。一次，他念完经后，竟把要吃的一个鸡蛋拿起来，对着鸡蛋磕三个头，才敢把它吃下去。后来，他索性不动荤腥，改吃素，连鸡蛋也不吃了。他的妹妹都不愿到宫里来吃饭，因为他吃的都是素菜。他还不许杀生，尽管他有洁癖，怕得病，也怕苍蝇传染疾病，但却不让打苍蝇，只许往外轰。他身上经常带着一个酒精盒，如果发现哪儿落上苍蝇，就赶紧拿酒精棉擦一下。由于怕日本关东军害他，每次要见吉冈前，他都要占卦问吉凶；在他外出或接见伪大臣时，也要摇卦问卜，就是走路先迈哪条腿，从左走从右走，夹菜先夹白的绿的，他都要在心里辨吉凶。在他每次打坐时，不许有一点杂乱声音，这时，所有的人连大气都不敢出，如果谁惊扰了他，就要挨打受罚。
　　作为傀儡皇帝，他因无政事可问，无公可办，又不知自己的命运如何，所以，整天念佛、打坐、占卜就成了他赖以生存的精神寄托，神佛成了他唯一的主宰。这种精神疗法一直延续到他逃到通化大栗子及在苏联做俘虏阶段。他在总结自己的傀儡皇帝生活时讲：“我的日常生活，除了吃睡之外，用八个字就可以概括了，即：打骂、算卦、吃药、害怕。”这是溥仪前半生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他性格的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