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 孔子与语文教育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论语》是儒家经典，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汉代独尊儒术以后，它便成为中国学子的必读之书。孔子的语文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论语》之中。
孔子很重视“言”和“文”的学习。《子路篇》云：“一言可以兴邦。”一句话可以使一个国家兴盛。孔子把“言”、“文”与国家的兴衰密切联系起来。他认为：言为心声，与德行互为表里。《尧曰篇》云：“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意思是知言能知心知人。《宪问篇》：“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强调言与德关系至为密切。《子路篇》云：“言必行，行必果。”这里，强调言行一致。为此，孔子十分重视“言”、“文”的教育。并且提出，博学于文，必约之以礼。《雍也篇》云：“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言”“文”的学习，孔子认为有多种教育作用。《阳货篇》云：“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意思是：你们为什么不学习《诗经》呢？读《诗经》，可以培养人的想像力，可以提高观察力，可以锻炼合群性，可以学得讽刺方法。可以运用其中的道理来事奉父母，可以用来服事君上。而且，还可以多多地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诗经》是我国最早的文学教材。这里提到的兴、观、群、怨、事你、事君、多识等多种教育作用，有发展形象思维、培养联想力的，有思想政治教育的，有语文知识教育的，有社会知识教育的，有自然知识教育的，等等。在这种教育中，孔子十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
关于“乐教”，孔子主张“尽善尽美”。“美”指艺术形式（乐之文）；“善”指政治内容（乐之情）。这是要求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对于内容和形式，孔子用“质”和“文”这两个概念来表示。这个普遍性的原则，同样适用于语文教育，对于后世语文教育中的“文道统一”的教学原则颇有影响。孔子重 “质”，又重“文”。他认为“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言辞的修饰是重要的。《雍也篇》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意思是；朴实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又未免虚浮。文采和朴实，配合适当，这才是个君子。这段话完整地表达了孔子的“质文”观。《颜渊篇》：“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意思是：形式和内容一样重要，好比虎豹和犬羊去掉了毛一样，剩下的皮是很难区别出虎豹和犬羊的。孔子的质文观与后世重质轻文或重文轻质的观点相比，更显示其可贵之处。后来质文并重成为儒家传统思想，并为后世学者所丰富和发展。
在教学方法论方面，孔子主张：了解学生，因材施教；由学到知，知智统一；学思并重，学思结合；启发教学，循序渐进；学而时习，知行一致等。这些理论为后世语文教学所借鉴。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战国时邹（今山东邹城市）人。作《孟子》七篇。《孟子》一书，为后世学子必读之经书。孟子“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主张，对后世语文教育的阅读教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以意逆志”说，见于《孟子•万章上》答咸丘蒙问一节。咸丘蒙问：“《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孟子答道：“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文”，指字的意思；“辞”，指词语句子的意思。“意”，指读者的“意”，即读者的有关生活体验；“志”，指作者的“志”，即作者在诗篇里所表达的思想感情等。意思是：咸丘蒙问：“《诗经》上说，‘普天下没有一块不是天子的土地，环绕土地四周没有一人不是天子的臣民。‘舜既作了天子，请问其父瞽瞍却不是臣民，又是什么道理呢？”孟子回答：“《北山》这首诗，不是你所说的那个意思，而是说作者本人勤劳国事，以至于不能奉养父母。他说：这些事没有一件不是天子之事呀，为什么独我一人劳苦呢？所以解说诗的人，不要拘于文字而误解词句，也不要拘于词句而误解原意。要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推测作者的本意。”从这里可以看出孟子反对割裂章句，或拘泥于字面的意思而歪曲诗的本义，主张从诗的整体来体会诗人的思想感情，见解无疑是正确的。而“以意逆志”说，也揭示了阅读的本质，即读者凭借着自己有的生活体验，将书面语言的意思还原成作者的生活情景的过程。这可以看作是后世阅读教学“还原”说的源头。
“知人论世”说，见于《孟子•万章下》：“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意思是：一个乡村的优秀人物便和一乡的优秀人物交朋友，全国的优秀人物便和全国的优秀人物交朋友，天下的优秀人物便和天下的优秀人物交朋友。天下的优秀人物交朋友还不够，便又追论古代的人物。吟诵其诗歌，研究其文章，不了解其为人，可以吗？所以要讨论他的那个时代。这就是追溯历史与古人交朋友。孟子原来是讲“尚（上）友”，而不是说诗。这里，涉及到作品（诗、书）、作者（人）和时代（世）三者的关系，即要联系作者的生平和思想、作者所处的时代环境来理解具体的作品。“知人论世”说，经后人阐发，变成了阅读教学的重要教学方法。文章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作者头脑里反映的产物，离开作者的思想和时代背景，很给对作品做出正确理解。
庄子（约前369—前286），名周，战国时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人。现传《庄子》三十三篇。庄子的道家学说，对语文教育影响很大的主要是“言”“意”关系的主张。
庄子认为，“言”可以传达“意”，但不能完全地传达；从表达来讲，要考虑到“言不尽意”。《天道篇》云：“书不过语，语有所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意思是：书上所载的不过是语言，语言确实是有其可贵之处；其可贵之处，就在于它所表达的那种“意”。“意”有其所统领，即“道”，统领“意”的“道”是不可用“言”来表达的。庄子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道是既不可言论，也不可意致，只能得之于言意之表；第二，言和意是有差别的，言是不能尽意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但语言并不等于思想。言和意既有一致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庄子揭示了言意矛盾，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庄子认为：言既然不能尽意，那么就不可拘泥于言，而应通过言去捕捉意；从接受者来讲，要“得意忘言”。《外物篇》云：“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意思是；捕鱼的竹器是用来捕鱼的，捕鱼的人们得到了鱼也就忘记了捕鱼的竹器；逮兔子的工具是用来逮兔子的，逮兔子的人们得到了兔子也就忘记了逮兔子的工具；语言是用来表达意思的，读书得到了语言表达的意思也就忘记了表达意思的语言。这是说，意比言更重要。“语之所贵者，意也”，“言者所以在意”，因此，读书只要能得到书面语言所表达的意思就行了，可以不管书面语言。庄子“得意忘言”论，是从读者来讲的。如果从一般读者来讲，读书的目的是为了了解或掌握语言文字所表达的内容。这无疑是对的。但是，对于学习语言文字的学子来讲，就不一定全有道理。学子学习语言文字，一要理解书面语言表达了些什么，二是理解书面语言是怎样表达的，借此培养学子的书面语言的理解能力，以及运用书面语言的表达能力。
董仲舒（约前179—前104）广川（今河北景县境内）人。他对儒学进行了第一次重大改造，享有“汉代孔子”雅号。传世著作有《春秋蘩露》。
董仲舒总结自己治《春秋》的经验，提出“精心达思”的读书原则。《竹林》曰：“（《春秋》辞不能及，皆在于指（旨），非精心远思者，孰能知之？”这是讲，读书要善于思考。如何“精心达思”？他提出“多连”和“博贯”。《精华》云：“为《春秋》者，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孔）而博贯之，则天下尽矣。”所谓“多连”和“博贯”，就是读书时不就事论事，而是融会贯通，做到“合而通之，缘而求之”（《玉杯》）。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既会类比归纳，又会演绎推理。董仲舒告诉学生，凡是见诸经传的内容，应当“伍其比，偶其类”，即“会而通之”；对于未见诸经传、有待于引伸的内容，则应当“览其绪，屠（剖析）其赘（余）”，即“缘而求之”。为了防止推理演绎违背经书的主旨，又提出必须提高明辨能力，即所谓“以辨会赘”，不得任意猜测。董仲舒提倡“多连”和“博贯”，其目的在于促使学生思考，以求深入理解经义，做到“观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视其温辞可以知其塞怨”。“多连”与“博贯”，最终还必须反之于“一”，即由博反约。董仲舒指出，太博和太节（浅），都不利于人的发展。他说：“太节则知（智）暗，太博则业厌。”即书读得太少，则智力得不到发展；书读得太多，则学习不过来，会产生厌烦情绪。董仲舒的“多连”和“博贯”，是一种有价值的读书方法，至今有其积极意义。
扬雄（前53—18），字子云，蜀郡成都人。哲学著作有《太玄经》和《法言》，语言学著作有《训纂篇》和《方言》。他虽然“无为章句，训诂通而已”，无意去从事当时盛行的经学，但在思想上坚守儒家立场，推崇荀子“明道、征圣、宗经”三位一体的原则。
扬雄从美育角度，提出“事辞称”的主张。“事”与“辞”的关系，即“质”与“文”的关系。他基本上继承了孔子所谓“文质彬彬”的传统观念，而略偏重于内容。《吾子篇》云：“或问：君子尚辞乎？曰：君子事之为尚。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足言足容，德之藻也。”《太玄经》亦云：“大文弥朴，质有余也；鸿文无范，姿意往也。”扬雄认为，“文”与“质”的关系，是表里内外的关系。“质”是内在的善的品德；“文”是善的品德在外部的表现。表里内外应该统一。《修身》云：“实无华则野，华无实则贾，华实副则礼。”这与先秦儒家的传统看法是一致的。他也是把“质”放在首位，“文”的形式必须符合“质”的内容。《玄首》曰：“无质而文，失贞也。”当然，扬雄并不完全抹杀形式的修饰。《寡见篇》云：“或曰：良玉不雕，美言不文，何谓也？曰：玉不雕，玙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谟不作经。”不过，他反对过分的雕琢。《吾子篇》云：“或曰：女有色，书亦有色乎？曰：有。女恶华丹之乱窈窕也，书恶淫辞之淈法度也。”《太玄经》亦云：“雕签之文，徒费日也；雕文刻镂，伤农事也。”也是这个意思。扬雄在“事”（内容）和“辞”（形式）上的主张是比较合理的，针对当时辞赋刻意雕琢的倾向，所以着重强调内容。但他说“事辞称则经”，把经看作质文相称的范本，则充分表现了他的“宗经”的思想。
“言”与“意”的矛盾，庄子早已提出。扬雄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分析，肯定了“言”（口头语言）和“书”（书面语言）对社会的意义。对此，他提出了“言”为“心声”，“书”为“心画”的重要命题。《问神篇》云：“言不能达其心，书不能达其言，难矣哉！惟圣人得言之解，得书之体，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涤之，灏灏乎其莫之御也。面相之，辞相适，抒心中之所欲……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扬雄认为，“言”达“心”、“书”达“言”是很困难的。他揭示这个矛盾是有意义的。扬雄指出了“方”（口头语言）和“书”（书面语言）的不同作用：“言”可以用于当面交流思想，“书”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但是，无论是“言”还是“书”中，可以窥见不同的精神境界。扬雄把二者结合起来，相提并论，这是对先秦以来儒家重视语言教育的一大重大发展。扬雄关于“言”和“书”、语言和思想关系的认识，在当时还是比较深刻的。另外，扬雄又把“心声”、“心画”的说教，与人格、品德联系起来，提出“君子”与“小人”之分。这就是不同思想感情、不同品格修养的人，总是反映出不同的语言。什么人说什么话，语言与个体人格，是不可能绝然分割的，这也是客观现实。这正是公认的“文如其人”、“字如其人”、“画如其人”的道理。
扬雄的事与辞、言与书的语文教育的观点，可以说独树一帜，很值得总结和研究。
勰（465—520或521），字彦和，祖籍东莞莒（今山东莒县）人。其博览群书，后写成《文心雕龙》一书，书中许多观点，对语文教育有深远影响。
刘勰认为，写作文章“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内容决定于思想，语言决定于内容。这里讲的“思”，指的是作者的思想感情；“意”指的是书面语言形式，包括结构、表达技巧和字词语汇。在文章写作过程中，构思是关键。构思时，作者的想象即“神”，十分重要。“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作者的主观想象，不能离开客观事物。在想象活动时，作者的思想感情即“志气”是关键。但地表达客观事物时，文辞技巧即“辞令”则又成了决定一切的枢机。因此，刘勰对作者提出要进行专门的训练，要“秉心养术”，训练思想，训练语言。并提出具体要求；第一，“澡雪精神”，即要修养思想，陶冶感情；第二，“积学”，即要博览群书，积累知识；第三，“酌理”，即要学习分析，增长才干；第四，“研阅”，即要研究观察，明白事理；第五，“怿辞”，即要研究文辞，掌握技巧。掌握了这些写作文章的“首术”，谋篇布局的“大端”，就具备了写好文章的条件。
刘勰主张“为情造文”。“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意思是写作文章的人感情被触动，尔后文辞生发，写出文章；而阅读文章的人先看文辞形式，尔后才深入文辞内容，体会到作者的思想感情。这是从写作文章的过程讲到阅读文章的过程。关于“情”与“辞”的关系，刘勰主张“情”决定“辞”，而“辞”则表达“情”，二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这就是著名的“情辞”说。
刘勰“情辞”说，其价值在于针砥时弊。齐梁文章离本趋末，竞事华艳。为此，在“情”方面，刘勰要求“真”，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为情而造文”是真实的“情”；而“为文而造情”是虚假的“情”。在讲“情真”这个问题上，王充侧重于反映客观事物的真实，而刘勰侧重于表达主观感情的真实，提倡抒写真情实感。在“辞”方面，则反对“滥”。刘勰对文采，十分重视。“圣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文章之所以为文章，就因为具有文采。然而，“文”是为“情”服务的。
那么，“情动而辞发”的“情”是由何而“动”？刘勰又提出“情物交融”说（即“心物交融”说）。刘勰注意到了写作过程中的“情”和“物”两个方面及其相互作用。他的观点是对《乐记》“物感”说的继承：“岁有其物，物有其容光焕发；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与“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的说法，完全一致。他的观点，又是对《乐记》“物感”说的发展；他既看到“情以物兴”，又看到“物以情观”，所以“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这里，指出了“神”对“物”还有能动的作用。刘勰的这一补充，说明了主观与客观的辩证关系。从这一角度讲，写作文章也应该“为情而造文”，不能“为文而造情”。
刘勰的“秉心养术”、“为情而造文”等学习语文的主张，对于今天的作文教学来说，也是有其指导意义的。
颜之推（531—约595），字介，梁朝建邺（今南京市）人。著有《文集》、《颜氏家训》、《训俗文字略》、《急就章注》、《笔墨法》、《证俗音字》等。今存唯的《颜氏家训》和《还冤志》。《颜氏家训》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部系统完整的家教读本。颜之推的语文教育思想也主要体现在《颜氏家训》之中。
颜之推非常重视儿童时期的语文教育。他认为，天下言语，南北不同，古今殊别。“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以来，固常然矣。”天南地北言语不同，自人类产生以来就是这样。“古今言语，时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异”。所以，反映在书面语言上，就出现了词语的形式和读音古今判别很大。语言是社会交往的工具。教儿童学语言，不应教方言，而重视教能行语言。
他看到一些王侯贵族子弟，不能讲标准通行的语言，其原因是，年幼的时候家庭教师没有对其进行正确的语言教育。长大以后，又没有良师益友对其语言进行矫正，所以他们的语言不准，语言不合乎规律。他认为，教育子女学习正确语言，是做父母的重要责任。颜之推对此十分认真，他说：“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已罪矣。云为品物，未考书记者，不敢辄名。”他对孩童的一字一词的错误，都及时进行纠正；一事一物，不经查考，不敢随便称呼，担心有误给子女留下不好影响。颜之推重视儿童的早期语言教育的思想，至今仍然有其借鉴意义。
韩愈（768—824），字退之，邓州南阳（今河南孟县）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提出的古文理论，以及文以载道和文道统一的主张，对后世语文教育有着重大影响。
对于阅读，韩愈有比较系统的主张。他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学古道则欲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从“志乎古道”这一阅读目的出发，韩愈对阅读的内容、原则、方法以及阅读与写作的关系，都有不少的精到论述。阅读的内容：主要是经书和古文。“性本好文学，困困厄悲愁，无所告语，遂得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沉潜于训义，反复乎句读。”读经书和古文，因为其书“存圣人之志”。阅读要求：一是要勤学苦读，“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篇”；二是要尊师重道，读书需要老师来“传道授业解惑” ，学者应从师而问，做到“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不能“耻学于师”。阅读方法：一是多读多看，吟诵涵泳，“口不绝吟”（“吟”指吟诵、朗读），“手不停披”（“披”指翻阅、披阅）；二是区分读物，提要钩玄，“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即阅读资料一类的书，要抓住要点；阅读理论一类的书，要探究精义。这是说读物不同，阅读的方法也不同）；三是广采博取，认真积累，“贪多务得，细大不捐”，要“旁搜”、“远绍”，“俱收并蓄”。
对于写作，韩愈也有比较系统的主张。写作的目的，韩愈说，“文书自传道”。“道”，指的是文章所表达的思想观点。“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理耳。”他认为写与读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传道。这揭示了一条古今相同的写作规律。韩愈从“为文传道”出发，提出写作的基本要求。
第一， 写作文章要“辞事相称”。他认为，文章是反映事物的，因此写文章要“因事陈辞”，要做到“辞事相称”。这也就是说，“文章言语，与事相牟”。其主要标准是：“丰而不余一方，约而不失一词”；“闳其中而肆其外”。“丰”与“约”，内容丰满而文辞简约；“闳其中”即内容上丰富深广，“肆其外”即文辞上奔放流畅。这里揭示了一条写作原则，即形式服从内容，形式与内容相统一。
第二， 辞必已出，文从字顺。他认为，“惟古于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贼”。韩愈主张，文章语言形式和表现手法，应该自己创造，应做到“惟陈言之务去”，要“能自树立，不因循”，即写文章，要“师其意，不师其辞”。韩愈说：“文从字顺各识职”。这是要求，作文遣词造句要通顺妥贴，符合语法规律。其学生问他“文宜难宜易”时，他说：“无难易，唯其是尔！”写文章不要孤立地去区分或追求文字，只要恰到是处就行了。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四川）人。与其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苏轼的语文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读书和作文两个方面。
在读书方面，苏轼主张博览精读。他强调“故书不厌右回读，熟读精思子自知。“不但要多读熟读，而且要精读善读。他说：”博览而约取，厚积而博发。“
苏轼倡导的最著名的读书方法，是“八面受敌”法。王庠应制举时，曾呈书向苏轼请教读书方法。苏轼回信说：“甚非速化之术。”“卑意欲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次读之。书之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尽取，但得其所求者尔。故愿学者，每一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且只以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实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次。此虽似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八面受敌”读书法，对后世颇有影响。毛泽东曾给予肯定：“古人说‘文章之道，有开有合’，这个说法是对的。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八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
在作文方面，苏轼提出“作文之要”在“有意而言”的主张。“臣闻有意而言，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苏轼所讲的“意”有其特定含义。文章的“意”，要从写作目的来确定。他说：“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为文的目的是“体用”。那么为文就要“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如药石必可以伐病”，“有意乎济世之实用”，而“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由此可见，“伐病”、“济世”、“实用”等，就是他所说的“意”。关于作文训练，苏轼很赞成欧阳修的一段话：“无他术，唯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用人指摘，多作自能见之。”能主张勤学苦练，“笔成家，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苏轼就是如此。他还认为：“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苏轼主张“三先三后”，即先奔放，后收敛；先绚烂，后平淡；先平和，后奇怪。先放后收，是中国古代作文教学的传统观点，合乎规律，很有实效。较早出现类似见解的，前有欧阳修的“作文之体，初欲奔驰”；后人谢枋得的“初要胆大，终人胆小”。可以说，苏轼与欧阳修、谢枋得等同开此说之先河。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号紫阳，晚号晦翁，婺源（今江西婺源县）人。著述浩富，主要有《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等。
文道合一
文道合一，是道学家文论之宗旨，也是朱熹文论之核心。朱熹在成熟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提出“文从道中流出”口号；从道学思想出发，刷新了以往文道关系的各种提法。他说：“这文皆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他认为，“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唯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之文皆从心写出，文便是道。”“这文皆从道中流出”，就是对文为什么应该统一于道的说明。朱熹认为，道是世界的本体，万事万物都是道的表现，文当然也不例外。圣贤以道为心，圣贤之文只是“道心”的自然流露，正如根上长出枝叶、从源中流出水来一样，所以说，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流只是源的发溢，枝叶只是根的生长，那么文也只是形之于语言文字的道，它不仅不可能离道而存在，它的内涵就是道。文与道的统一性就这样从唯心主义本体论中得到了证明。但统一并不是等同。总之，朱熹强调文道合一。
“文从道中流出”论，是对“文以载道”的修证。“文以载道”，其实际内容是符合道学思想的。朱熹认为，提法不确切，文可以载“道”，也可载他物，文道的统一性，没有解决。而“文从道中流出”，是对古文家“文以贯道”的批判。
朱熹“文从道中流出”说，从理论上解决了文道合一的问题，为道学家的文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一直影响着后世的道学家的思想。后世吸取了朱熹的文道关系的进步观点，对“道”赋予了新的涵义，从而，正确体现统一性的文道统一，则变为语文教育的一项基本原则。
读书六法
在读书方面，朱熹的读书六法比较著名，影响深远。其读书六法，辑录于由其门人辅广编辑，张洪、齐熙增补的《朱子读书法》一书之中。元人程端礼说：“门人与私淑之徒，会粹朱子平日之训，而节取其要，定为读书六条：曰循序渐进，曰熟读精思，曰虚心涵泳，曰切已体察，曰着紧用力，曰居敬持志，”
读书六法的内容简介如次：第一，循序渐进。读书须分先后。“读书之法，当循序而有常。”应先读通一本再读另一本。 一本书的篇、章、文、句、开头、结尾，也应依次序读懂。要“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乎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要做到“四宁四毋”：“宁详毋略，宁下毋高，宁拙毋巧，宁近毋远。”第二，熟读精思。“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朱熹提出，“学者观书，读得正文，记得注释，成诵精透”。第三，虚心涵泳。“读书须是虚心”。其要点有：一不可先入为主。“今人读书，多是心下先有个意思了，却将圣贤言语来凑他的意思，其有不合，便穿凿之使合。”读书不能曲解原意。二要解决疑难。“文义有疑，众说纷错，则亦虚心静虑，勿遽取舍于其间。”可采用自解法、比较鉴别法、先易后难法和缓解法等。第四，切已体察。其要点有：一是书中理论与自己体验相结。“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而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二是用书中理论检点指导自己的道德行为。“读书穷理，当体之于身。”“读书便是做事。”强调读用结合法，先易后难法。第五，着紧用力。其法要点有：一是抓紧时间。“宽着期限，紧着课程”。二是刚毅果决。“为学要刚毅果决，悠悠不济事”；要“发愤忘食”。三是推勘到底。“看文字须如酷吏治狱，直是推勘到底”；“做功夫一似穿井相似，穿到水处，自然流出来不住。”第六，居敬持志。其要点有：一“居敬”。读书要收下心来，用心专一。“读书须收敛此心，这便是敬”；“大凡学者须是收敛此心，令专静纯一”。二是“持志”。读书，须树立目标，苦读追求；目标集中，一意追之。“立志不定，如何读书？”读书六法，朱熹认为“居敬持志”最为根本。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死后谥“文成”，后人亦称王文成公。著作由门人辑成《王文成公全书》。在教育观点上，他主张的道德修养论是“知行合一”，“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他主张的学习论是“致良知”，提倡学习要“自知”、“自得”，反对盲从；提倡“点化”、“解化”和“谏师”，反对束缚个性。他主张的教学原则是“随人分限新及”，“人之资质不同，施教不可躐等”。
训育论著《训蒙教约》
王守仁从政之余，都用来建学校，创书院，立社学，并亲自讲学。他在蒙学教育方面，留下了很有价值的教育思想。他论述训育蒙童教学方法的名作《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和《教约》，后人合刊为《训蒙教约》。
在《训蒙教约》中，他分析并指出了训育蒙童存在的弊端。“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窥避掩覆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是盖趋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乎？”这里对待那种扼杀蒙童天性的施教方法，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王守仁在研究训蒙教育时，已注意到蒙童的生理、心理特征。他用通俗的比喻写道：“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所以，他对训育蒙童提出了较为开明的主张。
训育蒙童方法
关于训蒙课程，王守仁提出每天设考德、背书诵书、习礼、课仿、讲书、歌诗等课。“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书，诵书，次习礼，或作课仿，次复诵书，讲书，次歌诗。”此类似后世之“课程表”。王守仁把一天的功课，作了精心安排，动静搭配，体脑交*。他论述各门课程的训育方法，十分重视各门课程多方面的教育作用。“歌诗”、“习礼”、“读书”等课程，不只是进行道德教育、知识教育，而且还要发挥其陶冶情感，促进身体发育的作用。例如训育“歌诗”。“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即“歌诗”的教育意义，不仅在于激发学童的志向、意志，而且还可以起着调节情感的作用。这里，不用常说的“吟诗”，而用“歌诗”，即强调放声歌唱，以突出其音乐的教育作用。又如训育“习礼”。“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即“习礼”的教育意义，不仅为了养成礼仪习惯，进行道德教育，而且还要通过礼仪动作的练习，达到锻炼身体的作用。这里，不用常说的“学礼”而用“习礼”，即为了突出体育教育的作用。再如训育“读书”。“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沉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 以宣其志也。”即“读书”不只是为了开发智慧，增长知识，而且还有形成道德观念、调节道德情感的作用。在各门课程教学中强化多方面训育作用，是王守仁蒙学教育思想的核心。
此外，关于读书教学，他提出两条训育原则。一是贵精不贵多。他说“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二是口诵 心惟。他说：“讽诵 之际，务令专心一志，口诵心惟，字字句句，紬绎反复，抑扬其音节，宽虚其心意。久则义礼浃洽，聪明日开矣。”这里强调了读书中思维的重要性。
唐彪，字翼修，蝗末清初学者，浙江兰溪人。曾历任会稽、长兴、仁和等地训导。同时代的大学者毛奇龄曾说他“久历详序”，“出为师氏者若干年”；仇兆鳌称他为“金华名宿”，“秉铎武林，课徒讲学”。可见他是一位从事教育工作多年的老师宿儒。他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参照古今先贤的论说，写成了两部语文教学著作《父师善诱法》和《读书作文谱》。
《读书作文谱》共分12卷，卷1，关于教学目的；卷2，关于看书方法；卷3，关于求学之道；卷4，关于写字教学；卷5，关于读文法与读写结合；卷6，关于文体写作；卷7，关于作文技法；卷8、9，八股文写作技法；卷10，关于古文评论方法；卷11，关于应用文读写专论；卷12，关于诗歌教学。
读书教学
关于读书教学，唐彪论及了以下问题：
第一，读书是作文的基础。初学者“以所作之文请教于人，必不如以欲读、已读与当读之文，请教于人之为愈也。”这是因为，“所作之文之工拙，必本于所读之文之工拙，用不离乎体也。”他强调，读书是作文的“本”、“体”，即基础。
第二，读书基本办法是“熟读精思”。“读文贵极熟”。他引证朱熹的话：“读书须是将本文熟读，字字咀嚼令有味。”“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熟练的程度，要达到“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为什么要读到这种程度？他说。“惟熟则能透彻其底蕴”，“极熟则能变化推广，纵横高下无乎不宜。”这种朗读、多读、熟读的读书方法，正是传统语文教育中读书训练的基本要求。
第三，读书要处理好“博”与“约”的关系。他认为：“学者读文，不可专趋一体，必清浓虚实，长短奇平并取”。“从古未有止读《四书》一经之贤士，亦未有止读《四书》一经之名臣。故欲知天下之事理，识古今之典故”。为开扩眼界，增加见闻，没有不可读的书籍。这是要求广博。他又强调：“窃谓所读之时文，贵于极约。不约则不能熟。”“约”即要求简要、精炼。“博”与“约”，虽然是两回事，但相辅相成。唐彪强调读贵“约”，阅宜“博”。
第四，读书要有计划。“有当读之书，有当熟读之书，有当看之书，有当再三细看之书，有必当备以资查考之书。书既有正有闲，而正经之中，有精粗高下，有急需不急需之异，故有五等分别也。学者苟不分别当读者何书，当熟读者何书，当看者何书，当熟看者何书，则工夫缓急先后俱误矣。”至于当备考究之书，“苟不备之，则无以查考，学问知识何从而长哉！”
第五，读书要师生“学问相长”。“学问原相平重，而问尤紧要。”“故天下无不问而知之理。”肯于下问，才能学有长进。进而，还主张师生之间可以互相驳问。“学生复讲书时，全要先生驳问……虽然，凡书不特弟子复讲时，师宜驳难，即先生讲解时，弟子亦宜驳问。先生所讲未彻处，弟子不妨以已见证之；或弟子所问，先生不能答，先生即宜细思，思之不得，当取书考究。学问之相长正在此也。”先生“切勿掩饰已短，支离其说，并恶学生辩难。”在那个时代，强调学生也可以驳难先生，似乎提倡在教学上要有师生民主的思想。
第六，读书教学要“因才立教”。“懒于读书者，当督责之……其过于读书者，当阻抑之，勿令穷日继夜。此因才立教之法也。”他还说，年长“记性既衰，事要繁杂，读书止取记其理，不取记其词，所以有观大意之说也。”少壮“记性既优，事复稀少，读书既欲精其理，又欲司其词，所以有熟读熟看之说也，”
第七，读书要明确“疑”与“悟”的关系。“凡理不疑必不生悟，惟疑而后悟也，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故学者非悟之难，而疑之难。其所疑与悟者，何物也？是心窍中之生机也。”他虽然强调熟读，但并不主张迷信书本，甚至于对朱熹的传注也可以怀疑，他引用王守溪的话说：“宋儒变（训诂）为传注，专主阐发义理，而孔孟之意有十不得五者矣。”他也说：“凡书有难解处，必是著书者持论原有错误，或下字有未妥贴，或承接有不贯串，不可谓古人之言尽无弊也。”他提出，学生有名人指教固然很好，没有名人，“请明人（明白人，编者注）评阅”也可。
作文教学
关于作文教学，唐彪主要论及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词”“意”并重。唐彪曾借用袁了凡的话说：“有词有理，而理为之主，故理明则词显，理密则词精，理当则词确。理譬则主人，词譬则奴仆也。”他认为“词”“意”的关系是奴仆与主人的关系，“词”（形式）为“意”（内容）服务，写作时首先要重视思想内容。他还引用吴因之的话说：“意思到时，只须直写胸臆，家常说话，都是精光闪烁。”但是也不能忽视辞章的作用，如顾泾阳报言：“意与词相为联属者也。意铸矣而词不琢，将并其意而失之。”作者强调“修词”，但反对用词时或修改文章时追求靡丽。“譬如剪彩为花，非不灿烂可观，而生意索然，殊无真趣。又如美女涂脂，反隐本相矣。故说理之词，不可不修，若修之而理反以隐，则宁质无华可也；达意之词，不可不修，若修之而意反以蔽，则宁拙毋巧可也。修词者其审之。”
第二，作文需要有人指点。他引用诸虎男的话说：“人尽知文章多读，不如多做。然每畏而不为者，何哉？学无根底，识不高远，不能置身题上，一题到手，无处非难，安得不畏？其弊在幼时无人指点，未曾多读正经书史及佳美古文耳。若曾多读，而又得父师良友指点，则书中义理与作文法度，了然于心，握笔构思时，自有确然见解，天然言论出于心手，何至苦难畏惮而不愿为哉！”除学童努力多读、多作之外，还要明师、家长指点作文法度。
第三，文章要多读多作。他引前人之经验，“为文有三多：多读、多做、多商量也。”“文无他术，惟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他讲：“谚云：‘读十篇不如做一篇’，盖常做则机关熟，题虽甚难，为之亦易”。他告诉学人，多读不等于多做，“多读乃借人之工夫，多做乃切实求已工夫，其益相去远也。人之不乐多做者，大抵因艰难费力之故。”要想写好文章，就不能怕下这个工夫。
第四，集中作文。他说：“人生作文，须有数月发愤工夫，而后文章始得大进。盖平常作文，非不用力，然未用紧迫工夫，从心打透，故其获效自浅。必专一致功，连作文一二月，然后心窍开通，灵明焕发，文机增长，自有不可以常理论者，然须请明人评阅，方知是非。不然又无益也。”这里强调，相对集中一下时间进行写作练习，有利于激发写作情绪，提高写作效率。
第五，要重视文章修改。他说：“文章全藉改窜”。文章为什么要修改？他说一笔写成不加点缀的文章太少了，在一般情况下，“文章最难落笔便佳”。再者，人于文章从写到改是一个提高认识的过程，开始“不佳”，尚存“疵病”，在所难免，所以要修改。修改什么？他用前人的话回答：“气有不顺处，须疏之使顺；机有不圆处，须炼之使圆；血脉有不贯处，须融之使贯；音节有不叶处，须调之使叶”。凡不佳期处，一一改窜。怎样修改“他用前人的话说：“须精思细改，如文章草创已定，便从头至尾，一一检点。”“仔细推敲，自然疵病稀少。”修改时注意四点：一是少改。他引苏东坡语：“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乃绚烂之极也。”为保持儿童纯真的情趣，鼓励其写作兴趣，启发其才思，父师少改为宜。他赞成前人说的“随其立意而改之”，“若拘题理而尽改之，则阻挫其才思”。他说：“先生于弟子之文，改亦不佳者，宁置之。”二是自改。有了一定写作经验，修改能力的学童，要“自加细点”。“今设简捷之法，令弟子将文自加细点提掇过度，出比对比皆自画断”。三是隔时改。“文章初脱稿时，弊病多不自觉，过数月后，遗漏之义始能见及，故易改也。又当其时执着此意，即不能转改他意，异时心意虚平，无所执着，前日所作有未是处，俱能辨之，所以易改。”四是反复改。他举了许多名人反复修改自己文章的例子：“如欧阳永叔为文既成，书而粘之于壁，朝夕观览，有改而仅存其半者，有改而复改，与原本无一字存者。”唐彪强调，好文章都是反复修改出来的。
王筠（1784—1854）字贯山，山东安丘人。道光元年（1821年）举人。清代文字学家。著有《说文释例》、《说文句读》、《说文系传校录》、《文字蒙求》、《教童子法》。
训育论著《教童子法》
《教童子法》是一篇专门阐述训育蒙童方法的著作，是以自己之经验而写成的。该书对蒙学识字、写字、读书、属对、作诗、作文等方面语文基本训练，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教童子法》对蒙学教育的一般原理，提出一些独到见解。比如，在培养人的问题上，他认为“不敢望子弟为圣贤，亦当望子弟为鼎甲”。但又不认为这是唯一的教育目标，而使“数十年”后，成为平民百姓中的“善人”、“博学”亦可。所以塾馆内应是“功名、学问、德行”三者并重。他反对时人“以功名为学问，几几并以为德行”的传统观念。又如，在教育过程中，他强调后天的教育作用。他说“教弟子如植木”。希望学生成材、成器，就“知器是做成的，不是生成底（的）”。他批评某些庸师对于差点的学童，“乃犹执夏楚而命之曰：‘是弃材也，非教之罪。’呜呼！其果无罪耶？”他根据蒙童心理特点，强调应同情孩子，给孩子空闲时间，他说“佳子弟多有说不出口底（的）苦，为父兄者，亦曾念及乎？”“小儿无长精神，必须使有空闲”。他疾呼“学生是人，不是猪狗。读书而不讲，是念藏经也，嚼木札也，钝者或俯首受驱使，敏者必不甘心。人皆寻乐，谁肯寻苦？读书虽不如嬉戏乐，然书中得有乐趣，亦相从矣。”他提倡学习先圣的善于诱导，善于鼓舞的思想，说“孔子善诱，孟子曰教亦多术，故遇笨拙执拗之弟子，必多方以诱之。既得其机之所在，即从此鼓舞之，蔑不欢欢而惟命是从矣。若日以夏楚为事，则其弟固苦，其师庸乐乎？故观其弟子欢欣鼓舞，侈谈学问者，即知是良师也。”以上论述，属于教育指导思想问题。诸如正确认识学生、启发诱导、注重引起学习兴趣、因材施教、量材使用等思想，对当时科举制度下窒息的蒙学教育，无疑是一次冲击。
语文训蒙法
第一，关于识字、写字教学。
关于识字教学，他主张：一是先识字后读书，二是先识独体字后识合体字，三是识字与认识事物相结合。“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识‘日’、‘月’字，即以天上日月告之，识‘上’、‘下’字，即以在上在下之物告之，乃为切实。纯体字既识，乃教以合体字。”“识字必裁方寸纸，依正体书之，背面写篆；独体字非篆不可识，合体则可略。”“于童蒙时，先令知某为象形、某为指事，而会意字即合此二者以成之，形声字则合此三者以成之，岂非执简御繁之法乎？”
关于写字教学，王筠主张：一是宁晚毋早，二是先大后小。“学字亦不可早。小儿手小骨弱，难教以拨镫法，八九岁不晚。学则学《藏公碑》之类，不可学小字。大有三分好，缩小便五分好也。“
第二，关于读书教学。
读书教学，王筠强调要给学生讲书。“读书而不讲，是念藏经也，嚼木札也。”讲书，“又须先易讲者，而后及难讲者。讲又不必尽说正义，但须说入童子之耳。不可出之我口，便算了事。”“能识两千字，乃可读书，读亦必讲”，对于理解能力差的“只可逐字讲之”。
在阅读内容方面，要处理好读古文与读时文的关系。“早教以读书，则古文正有益于时文”，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出现“鬼扯腿”和现象，即“当应读书之时，不多读，不勤讲，而以时文爚乱之，是文扯书之腿也。当应学文之时，又念经书，不熟不解，无作料光彩，则又欲温习，此经扯文之腿也。”
王筠提出两种读书方法：一是“强记法”；二是“连号法”。“强记法”：即“每读一书，遇意所喜好，即札录之；录讫，乃朗诵十余遍；粘之壁间，每日必十余段，少亦六七段，掩卷闲步，即就壁间观所粘录”，“务期精熟，一字不遗”。“连号法”，即“初日诵一纸，次日又诵一纸，并初日所诵诵之；三日又并初日次日所诵诵之，如是渐增，引至十一日，乃除去初日所诵。每日皆连诵十号。
第三，关于作文教学
作文教学，王筠强调两点：一是要有坚实的识字、读书基础。汉字要识到“千余”“两千”，方“即令作文”。古文、时文要多读、熟读，才能“作诗文”。二是作文要有个训练过程。他主张，大体上分“放、脱换、收”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放”。初学文“即令作论，以写书为主，不许说空话，以放为主，越多越好。但于其虚字不顺者，少改易之。”“作诗文必须放，放之如野马，踶跳咆嗥，不受羁绊。”
第二阶段：“脱换”。他说：“久之必自厌而收束矣。此时加以衔辔，必俯首乐从，且弟子将脱换时，其文必变而不佳，此时必不可督责之。但涵养诱掖，待其自化，则文境必大进。”“作文而不脱换，终是无用才也，屡次脱换，必能成家者也。‘
第三阶段：“收”。限定活动范围，让学生知其文法，把文章写精练。“以圈为主，等他知道文法，而后使读隆万文，不难成就也。”如“诸城王木舟先生十四岁入学，文千余字，十八岁乡魁第四，文七百字，四十岁之文，不足六百字，此放极必收之验也。”
此外，王筠还提倡过一些有见地的教法和学法。如提倡师生答问、教学相长。他说，“师遂不穷于答问，是谓教学相长。答此等高足，那可多得？故为弟子讲授，必时时诘问之，令其善疑，诱以审问，则其作文时，必能标新领异，剥去肤词。”又如，提倡平时利用空闲时间增加零星知识。“空闲即告以典故，但典故有死有活”。他说的“死典故”，即一些靠记忆掌握的基本知识；“活典故”，即一些开发思维，灵活的小问题。再如，他强调识字、读经、作文要分别“步步着实”“专心致志”，反对“瞻前顾后，欲其双美，反致两伤”。他认为“截得断，才合得拢”。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曾国藩关于家庭教育的主张，主要见于他给两个儿子的书信。曾国藩给儿子规定的功课有习字、读书和作文等。他规定：“每日习柳字百个，单日以生纸临之，双日以油纸摹之，临帖宜徐，摹帖宜疾。”“每日习字一百，读《通鉴》五叶，诵读书一千字，三八日作一文一诗。”“每月作五课揣摹之文，作一课气势之文。”“此课极简，每日不过两个时辰，即可完毕，而看、读、写、作四者俱全，馀则听尔自为主张可也。”曾国藩对其子的语文作业，既有量的要求，又有时间的限制，并留有余地。
读书之法
读书之法，曾国藩主要提出以下几点：第一，看读写作相结合。“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缺一不可。”所谓“看”，指广泛博览。所谓“读”，指诵读，“非高声朗读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他把“看”和“读”的关系，比作求新与温故的关系。“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所谓“写”，指写字，要求又快又好。所谓“作”，指作诗文，要求熟悉各种文体，“一一试为之”。第二，涵泳体察。曾国藩对朱熹的“虚心涵泳，切已体察”的读书法推崇备至，认为“此二语最为精当”，要求其子“悉心求之”。所谓“涵泳”、“体察”，即要联系切身经历，深入考察，不穿凿附会，以便真正有所理解和领悟。第三，探究笔记。曾国藩认为，看书随笔点过一遍，并未看得明白，这是大病。他要求，将要读的书“寻究一番，纵不能讲习贯通，亦当思涉猎其大略，则见解日开矣。”“尔不必求记，但宜求人明白。”不仅要理解所读之书，还要认真作笔记。“其惬意者，则以朱笔识出；其怀疑者，则以另册写一小条，或多为辩论，或仅著数字，将来疑者渐晰，又记于此条之下，久之渐成卷帙，则自然日进。”
作文之法
作文之法，曾国藩的主张有以下几点：第一，读作结合，二者并进。“尔欲作五古七古，须熟读五古七古各数十篇。”“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为诗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他告其子，读史应当“间作史论，或作咏史诗，惟有所作，则心自易入，史亦易熟，否则难记也”。第二，多作常作，敢作逼作。所谓多作常作，即“专心读书，多作古文”；“时时作文，常常为之”；“看、读、写、作四者逐日无间”；“时文亦不必苦心孤诣去作，但常常作文”。其理由是：“心常用活，不用则窒；常用则细，不用则粗。”所谓敢作，即“学作诗文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所谓逼作，即逼迫自己作文，“逼出几篇”。第三，摹拟仿作，超群离俗。曾国藩主张学作文应当摹仿。他认为：“不特写字宜摹仿古人间架”，作文亦然。他列陈历代散文名篇所摹之本，指出“几无篇不摹”，甚至“韩欧曾苏诸巨公之文，亦皆有所摹拟，以成体段”。因此，曾国藩指示其子，“尔以后作文作诗赋，均宜心有摹念，而后间架可立，其收效较速，其取径较便。”但反对刻意摹仿，力求摹中有创，跳出窠臼。“凡诗文欲求雄奇娇变，总须用意有超群离俗之想，乃能脱去恒蹊。”此外，他还主张，作文要圆适，“行文要留心一个圆字”，要“珠圆玉润”，即写出来的文章要用语婉转精当，行文清润流畅，意义完备周详；平时，要注意积累词汇等。
曾国藩的家庭语文教育，对我们今天的小学语文教学有着极其深刻的借鉴意义。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县人。多年从事新闻、教育事业，具有丰富的写作的教学经验。著作收编于《饮冰室文集》。《作文教学法》和《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集中阐述了他的语文教育思想。
在，作文教学法》和《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等著述中，梁启超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主要是：
第一，作文教学要教给学生作文规矩。他认为，教学生作文，要教学生懂得作文的“规矩”。什么是作文的规矩呢？即“该说的话——或要说的话不多不少原样说出，令读者了解我的意思。”他认为，“现在教中文的最大毛病便是不言规矩而专言巧。从前先生改文只顾改词句不好的地方，这是去规矩而言巧。所以中国旧法教文没有什么效果”。因此，梁启超认为，作文的第一步功夫，是重文法。教授文法，应该在高等小学期间大略进行；学生上了中学以后，作文法就要专从全篇结构上讲，要教学怎样构成一篇文章的规矩。学生懂得了作文的规矩，才有写好文章的可能。为了研究作文的规矩，梁启超对作文的种类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在文学这个大范畴里，有纯文学和应用文学；应用文学，可分为论事文和叙事文。学生作文，应该是应用文学。他详细分析了各种文体的写作规矩，为作文教学提供了理论依据。梁启超是最早从理论角度来分析研究作文教学的，其有关研究成果为后世作文教学提供了宝贵经验。
第二，作文教学要养成学生整理思想的习惯。梁启超认为，作文教学最重要的是要“养成学生整理思想的习惯”。这一思想，体现在作文教学的全过程之中。首先，每学期开始，教以作文理法，尔后结合读文教学，使学生具体了解和掌握作文的理法。“先教学生以整理思想的主要条件，使他知道看文如何看，作文如何作。等讲到一类文章的时候，便特别详细说明这一类文章的理法。”这是要求，作文教学要训练学生整理思想，培养思维能力。其次，作文批改，倡导师生一起讨论。梁启超认为，教人作文当以结构为主。因此，改作文，重点应注意学生的思想清不清、组织对不对，至于字句不妥当是末节。教师翻阅学生的作文课卷，要重点了解学生作文的长短得失。评改时，把课卷放还学生，令他们说明：对事物的观察点，是怎样确定的；对材料的取舍，为什么取这件而去那件；组织材料，为什么详这边而略那边，为什么把这件事排在前面那件排在后面；等等。然后，教师评判其优劣。这样师生讨论式的评改，学生自己先用过一番心思，听取了同学们的意见，又得到老师的指导，再将自己的作文整理一番，做过一篇作文便受到一次教益。
以上关于作文教学的意见，虽然主要是针对中学而说的，但对小学作文教学也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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