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最实际最难办的还是农村建设所需要的大量资金从哪里来的问题。我通过调研和与很多地方的同志讨论交流，大家都感觉按全面小康标准，在2020年实现“五句话二十个字”的目标，一个村怎么也得2000万元—3000万元，这样全国就要投入15万亿—20万亿元。中西部地区搞统筹，基础条件更差，推进统筹发展的资金更缺。
因此，中西部地区必须敞开思路，想大的办法，尽量做增量文章，且努力形成体制机制保障。一是可以搞专项，发点建设国债；二是在法律法规的框架下，土地出让收益可以考虑全部返回农村；三是可以做政策性金融的文章，加大“三农”中长期政策性贷款力度；四是地方财政收入中的各种规费收入，可切出一块来给农村。
农民工问题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约1亿人）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如何融入现代化、参与城镇化进程的问题。一要落户，要尽量放开农民进城的种种限制，努力消除农民变市民的体制障碍，使农民工尽快成为市民；二要安居，对举家进城的农民工，要逐步把他们统一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对单身进城的农民工，要像重庆这样多搞“廉租房”、搞“农民工公寓”，不能总让他们住“工棚”或条件很差的“宿舍”；三要培训，对农村劳动力培训的投入应当更多一点，范围应当更大一点。
统筹最大的难点，还是在农民增收特别是欠发达的边远地区农民增收问题上。最近六七年是我们农村改革发展形势最好的几年，也是农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但这些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还是呈现扩大态势。重庆针对两翼发展，开始实施农户万元增收工程，这是一项攻坚破难的大举措，是老老实实办事、实实在在统筹的大德政，值得高度肯定和各地借鉴。 (本文来源：
重庆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