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云堂案：此文发表于《中国书画》2013年第6期。
当代《冠军帖》作者研究述评
梁 骥
《冠军帖》是书法史上一件重要的作品，也是一件在作者归属问题上争议颇多的作品。自刊入《淳化阁帖》以来，古今学者对《冠军帖》的艺术高度一致肯定，然于作者归属却多有争议。或钩沉文献或艺术审美，于《冠军帖》作者持论凿凿，各张其说。为了书法学术的需要，现将当代人对《冠军帖》作者的研究成果述次如左：
一、张芝的“一笔书”
《冠军帖》刊于《淳化阁帖》时即归于张芝名下，赵宋以降，学者围绕此帖作者是否为张芝多有聚讼之词，或是或非，未有定论。今人马世晓认为《冠军帖》作者为张芝，并著宏文论之。
马世晓在《张芝“一笔书”辨及<</SPAN>冠军帖>审美新探》[1]一文中指出：探讨《冠军帖》的归属问题，必须首先弄清楚生活在汉末的张芝能否创造出大草“一笔书”。关于张芝能否创造大草一笔书，马世晓先生主要援引张怀瓘的观点。张怀瓘在《书断》中说：“伯英学崔杜之法，温故知新，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而隔行，唯王子敬明其深指，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末，世称一笔书者，起自张伯英即此也。”[2]马世晓先生据张怀瓘的观点展开论述，认为张芝“以其天才的创造力和非凡的艺术胆魄，开创了‘一笔书’的先河，将自己推上我国早期书法史上伟大革新家的宝座，成为书法史上的第一位圣人。”
在此基础上，马世晓先生又多次援引赵壹《非草书》，其意在于证明汉末存在创造“一笔书”的基础和氛围。同时，他又将1977年在安徽亳县出土的“为将奈何，吾真愁坏”砖上字迹的书体和风格定义为“接近大草的高水平书作”。进而认为：“既然民间的这些无名作者能写出如此高水平的今草，那么作为一位具有‘衣帛先书’、‘池水尽墨’的功力和创造才能的伟大天才张芝，为什么不能写出高度连绵的今草（即大草‘一笔书’）来呢？答案是肯定的。”至此，以马世晓先生的思路，张芝能作“一笔书”已经毫无疑问。在文章的第五节，作者对《冠军帖》亦有审美考察，这种考察纯乎以艺术的角度进行评述。作为草书家马世晓，他的创作体验与《冠军帖》的审美内涵颇相契合。
《张芝“一笔书”辨及<</SPAN>冠军帖>审美新探》行文纵横澎湃，激情勃发。但审读全篇，我们却又很难将张芝与《冠军帖》联系起来。即使我们同意马世晓先生所言张芝能创“一笔书”，但能创“一笔书”的张芝就一定是《冠军帖》的作者么？我们在《张芝“一笔书”辨及<</SPAN>冠军帖>审美新探》一文中没有读到令人信服的论述。
再回到张芝创“一笔书”的问题，马世晓先生的立论仅仅依靠张怀瓘的观点，也稍显简单，而且这种立论受否稳妥也是值得疑问。丛文俊先生在谈到张芝“一笔书”的问题时说：“张芝以降，章草虽有变化，但不会超出索靖《月仪帖》、陆机《平复帖》规模。所以，今草的成熟应以王羲之作品为标志，但也仅限于很少的字形连属。极纵草势，应以小王为始。”[3]徐利明先生也认为：“《淳化阁帖》中所录《冠军帖》，完全唐人笔调，比之王羲之无疑新得多，简直如出怀素、张旭笔下。限于汉末的时代风格，也绝不可能有这样的书风出现，只有其后的《八月帖》章草尚可归属张芝。”[4]就《冠军帖》是否归属张芝的问题，黄惇先生的观点则比较温和：“我们虽然不能断定《冠军》等帖为张芝所为，更不认为今草为张芝一人所创，但从汉末至晋代的竹木简、砖刻上的草书及晋人残纸草书来分析，张芝时代出现类似《冠军帖》这样的作品，或言张芝已具有后世所称今草、狂草的书写技巧，并不是不能的。随着地下出土资料的丰富，或许可以更清晰地证实这一点。”[5]
可见，张芝创“一笔书”在当代书学界还存在争议，如果以此立论，简单的依靠张怀瓘的观点以引申论述，还是有些单薄。
二、“狂放奔逸”的代表
宋人黄伯思言：“《知汝殊愁》以下五帖，米云皆张长史书，信焉。然但帖中有云‘数往虎丘’‘祖希时面’，祖希张玄之字也，玄之与大令同时，虎丘地在江左，当是长史书‘二王’帖辞耳。”[6] 此为黄伯思以《冠军帖》为张旭所书的观点。衍伸至清，乾隆帝《欽定重刻〈淳化阁帖〉》时，将《淳化阁帖》张芝名下的《冠军帖》移到了张旭名下，张旭书《冠军帖》庶几为定论。这种观念，在今天亦有其影响。
邱振中在《狂放奔轶的张旭草书》中将《冠军帖》的作者归为张旭。他在论述张旭《古诗四帖》的风格的时谈到：“与张旭其它作品相比，这件作品不符合他惯常的构字规则。狂草中字结构有极大自由，但一位书法家的作品中，总会表现出对均衡、稳定、美观等原则的习惯把握方式，《肚痛贴》、《冠军帖》等作品即为例证。但《古诗四帖》不同，很多字不符合这一原则，或伸长，或压缩，或避让而改变外部，或因结构复杂而扩展某个局部，——其它作品中只有放大，缩小，很少出现变形。由此，在未有更充分的证明前，我们不妨把“四帖”看作张旭后期的作品，或是紧接张旭之后某位书家的作品。”[7]
和邱振中一样，韩玉涛也认为《冠军帖》是张旭的作品。他在《写意之尤---张旭论》中说：“张旭已经完全成熟了。二王的东西，他已完全掌握了，规矩如《疾不退》，不规矩如《委曲帖》，都得心应手，得其神似。其中，以《冠军帖》(故宫藏《大观帖》，榷场本，卷二)、《江州帖》(《阁帖》，卷九)，成就最高，可能超过了原本。黄伯思说它“纵任近俗，无晋世清韵” (《东观余论》，卷上)，不对，这正是张旭伟大处。”[8]
沈乐平在《古典名作解析——张旭<</SPAN>古诗四帖><</SPAN>肚痛帖><</SPAN>冠军帖>》中谈到：“《肚痛帖》、《冠军帖》均为张旭草书法帖。真迹久佚，但都有刻本流传。帖笔势雄伟奔放，虽恣肆而不逾法度，千状万态，一气呵成，是研习狂草书名范本。俊逸流畅，焕乎天光。若非人力所为。”[9]
当代书家并未通过文献考证，而直认《冠军帖》为张旭所书，再言《冠军帖》之艺术成就。其实还是自黄伯思观点生发，以《冠军帖》之风格近唐人张旭来立论的。
三、王献之剧迹论
《冠军帖》为王献之所书，盖金人赵秉文肇其源。赵秉文有《题大令冠军帖》曰：“君不见，长安城中永宁里，玉轴牙籖散城市，流传人间知几姓，墨蠧老蛟蟠不死。怪君何处得此本，上有大令冠军字。呜呼，真赝久不辨，咄咄逼人皆李卫，至今《淳化》二王帖，多是唐人所临硬黄纸。想当盘礴下笔时，睥睨九原呼欲起，以灯取影见面观，心知不言识形似，长沙无人吴郡亡，后来作者不到此，何必更问当年谁，吾言久巳经平子。”[10]诗题及“上有大令冠军字”句已直言《冠军帖》为王献之所书。
明人孙鑛《书画跋跋》论《冠军帖》为大令所书，评述颇详：“此卷书多佳，伯英《知汝殊愁》下三帖并第十卷大令《桓江州》下八帖，米谓俱系伯高，黄则谓此系伯高，大令帖乃伯高、藏真等伪作。然《知汝》及大令诸帖，虽过纵肆却俱是晋人笔法，秀媚有姿，若长史则惟是苍劲，或兼有纠绕，《如今欲归》、《二月八日》两帖乃的是伯高笔，‘内忧’字作长势，尤是发濡真态。伯英妙迹既絶，此帖有‘祖希’等语，当并十卷八帖，俱子敬书耳。子敬幼学于父，次习于张芝，其逸气超迈，应得于伯英者多，故《书断》论伯英书谓惟子敬明其深指。”[11]在孙鑛看来，《冠军帖》之恣肆奔放系晋人笔调，而其秀媚更合子敬。
今人黄君亦认为《冠军帖》为王献之所书，并有《〈冠军帖〉王献之剧迹论》[12]张其说。
黄君在《〈冠军帖〉王献之剧迹论》中首先指出《冠军帖》非张芝书。其原因有三：其一，《冠军帖》与张芝生活的时空不合。以“数往虎丘”语，认为与一生活动尽在北方的张芝在空间上不合。以唐太宗“伯英临池之妙，无复遗踪”语，认为《淳化阁帖》刊刻的《冠军帖》在时间上不合；其二，张芝所处汉代，主要流行章草书，而《冠军帖》属于今草完全成熟之后，接近狂放一路的大草书，与张芝时代的风格格格不入；其三，从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中，包括简牍帛书以及出土砖瓦铭器等等，找不到《冠军帖》草书与张芝时代相连接的任何依据。
在排除张芝为《冠军帖》的作者之后，黄君又于《冠军帖》与《淳化阁帖》卷十中草书作品中选出“知汝”“助汝”“冠军”“理耶”“得”“还”“不见”“儿”“亲”“当”“动”“如何”“且”“但”“潜”“粗”等字进行比对，认为这些字笔性风格接近，因知作品系同一人所为。在完成这项工作后，黄君对《淳化阁帖》卷十的草书作者又钩沉文献进行论证。论证是围绕“没有充分的依据，不能随便否定王献之的著作权”展开的，文中对米芾、黄伯思等人提出的《淳化阁帖》卷十作者非王献之的观点进行反批驳，同时就《淳化阁帖》中资料的来历的准确性进行论述，更确认《淳化阁帖》卷十的草书作者为王献之。文章至此，《冠军帖》为王献之所书的结论便成立了。
文章继而对《淳化阁帖》卷十草书作品进行了考证与评析，其内容与《冠军帖》的关系并不是很大。之后“从《冠军帖》看王献之草书的意义”和“献之草书的历史命运和基本结论”两节，皆由《冠军帖》作者为王献之这一结论而阐述。
在文章整个考证过程中，关键的地方是《冠军帖》与《淳化阁帖》卷十草书中的字词的比对，而最可深入处也在此。在上述所举的字词中，有相类似者，亦有笔性相异者，二者风格是否一致还可以深入审慎的研究。另外，还应该就作品整体的“笔势”，将《淳化阁帖》卷十草书诸帖与《冠军帖》进行对比研究。较其异同，然后再下结论，或者更有说服力。
四、唐人摹右军书
古人论《冠军帖》为唐人书，宋人黄伯思以为可归属张旭，明人胡应麟及清人王澍仅指为唐人所书，未详其人。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集》云：“王长公以《知汝殊愁》为融书，亦以颠态臆之耳。第六代人书，传者不过数行，而《殊愁》至百余语，故当是唐人笔也。”[13]王澍论曰：“此数帖狂纵不伦，与献之《托桓江州助汝》等帖，同是一手伪书。老米目为张长史，犹是过则之论。长史虽颠逸，然一波一拂皆有法度。观其授颜鲁公十二笔意何等精严，何等微密，岂容任意挥洒。此数帖笔殊浮滑，韵殊恶俗，乃后来极庸妄人所为。遽欲污蔑长史且不可，况伯英乎？”[14]胡应麟、王澍目《冠军帖》为唐人书，然是否为唐人摹晋人书札，进而言是否为摹王羲之书札，却未述及。
今人刘启林认为《冠军帖》为唐人摹王羲之书，并作《<冠军帖>为唐人摹王羲之书札初考》[15]以申其说。
《<冠军帖>为唐人摹王羲之书札初考》对《冠军帖》作者属张芝及张旭之说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此帖不论书风及文风均酷似逸少书札，而张旭草书点画尚肥，收展强烈，大小错落，行草虽亦出于二王，但稍欠圆转。（如《古诗四帖》与《冠军帖》二帖判若云泥）”进而刘启林先生又从四个方面进行展开论述，认为《冠军帖》为王羲之书札：其一，《冠军帖》中多生僻语句，与王羲之的书札风格酷似；其二，《冠军帖》中所用词汇多为魏晋时期常见的语言，相类似的语言也多见于王羲之的书札中；其三，《冠军帖》作者身体多病，而王羲之因为服食丹药身体亦不佳，二者有相合之处；其四，帖中所言虎丘离南京、会稽不远，从所涉及的地名看，王羲之书迹的可能性很大。综以上四端，刘启林将《冠军帖》的作者确定为王羲之。但“根据此帖用笔狂放，断为唐人摹本。”
然详审刘文，似乎也可提出反证：如，刘文认为《冠军帖》中多生僻语句，与王羲之的书札风格酷似。其实，这种文风，同属于晋人书札行文风格。《冠军帖》书札语言风格不独与王羲之书札的风格相近，也与其他晋人书札文风相似。不能因为《冠军帖》词汇及行文风格近于王羲之，就遽定《冠军帖》即为王羲之所作。又如，《冠军帖》作者身体多病问题。晋代士人多食散以期长寿登仙，身体多存在问题，王羲之如此，王献之如此，其他士人亦多如此。既如此，亦不能以《冠军帖》作者身体多病，即将作者归于王羲之。
五、唐人写王珣帖辞
前述《冠军帖》作者归属多由旧说阐发，张金梁先生在《<冠军帖>作者考》中提出《冠军帖》帖文作者为晋人王珣，书法为怀素或学习怀素者所为。发前人所未发，颇有创造意义。
作者钩沉检索文献，将《冠军帖》的来源及流传情况进行了清晰的勾勒。同时，作者对古今文献中记述的《冠军帖》作者如王献之书、张旭书、怀素书、张融书、唐人书诸说进行梳理。
对于《冠军帖》的文本作者问题，张金梁先生以《史记》、《三国志》、《汉书》、《通典》、《晋书》等文献综合考证，最后得出《冠军帖》词语中有“冠军”、“左军”之名非东汉官名，进而断定：《冠军帖》决不可能产生在汉代，直接排除了张芝书写的可能。又，唐时亦无“左军”之职，进而排除《冠军帖》为唐人尺牍的可能。最终认为《冠军帖》为魏晋时人的手札。
在得出《冠军帖》为魏晋时人手札的结论后，作者又对《冠军帖》中“祖希”、“虎丘”、“左军”等进行考证。通过检索《晋书》、《姑苏志》、《资治通鉴》、《吴郡图经续记》等文献，考察相关人员行状及任官情况，确定“祖希”为张玄之。而对“虎丘”的考证，则区别于前人仅言苏州虎丘为游历之地的观点，提出“虎丘”一词与人有关，而此人即曾经在虎丘山居住过的王珣。文章考正出“左军”系官为左将军会稽内史的谢玄。通过谢玄、王珣诸人的任官和交游，文章又考证出《冠军帖》是王珣于太元十二年（387）写给朋友的信札。而王献之于晋太元十一年（386）去世，则可以排除为此帖文本的作者。至于张融等人与事实相去甚远，更非《冠军帖》的作者。
至此，《冠军帖》的文本作者为王珣已无疑问。
解决了文本归属问题，张文又就《冠军帖》书迹归属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因为其与王珣传世行书墨迹《伯远帖》笔法及神韵上的大相径庭，更重要的是《冠军帖》之风格与整个晋代书法的风格大相径庭，可以断定其不是原文之作者。”“《冠军帖》当是怀素或学习怀素者书写王珣帖词的草书作品。”
注释：
[1]马世晓《张芝“一笔书”辨及<</SPAN>冠军帖>审美新探》，《浙江书法论文选》98—111页，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
[2] 张怀瓘《书断》，《历代书法论文选》166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
[3]丛文俊《中国书法史?先秦卷》61页，江苏教育出版社 , 2007年。
[4]徐利明《中国书法风格史》82页，河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
[5]黄惇《论东汉文人书法流派及其书法流派现象》，《风来堂集---黄惇书学文选》10页，荣宝斋出版社 , 2010年。
[6]黄伯思《东观余论》，《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849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
[7]邱振中《狂放奔轶的张旭草书》，刘欣耕主编《历代草书技法通讲》177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
[8]韩玉涛《书论十讲》174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
[9]沈乐平《新编草书入门五十讲》49页，浙江古籍出版社 , 2008年。
[10]赵秉文《题大令冠军帖》，《全金诗》（第二册）401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
[11]孙鑛《书画跋跋》，《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
[12]黄君《〈冠军帖〉王献之剧迹论》，《第六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74—120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13]胡应麟《少室山房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转引自水赉佑《淳化阁帖集释》5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15]刘启林《<冠军帖>为唐人摹王羲之书札初考》，《书法研究论丛》101--104页，华艺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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