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在小说《克里弗》中，构想了一个常年习惯喧嚣吵嚷的媒体人开始踏上寻找寂静的旅途。他逃到了阿尔卑斯山，在森林植被线以上的地方找了个房子——也是在噪音线以上，他想着，这地方这么高，空气这么稀薄，应该一点噪音都不会有了。但就算是在南蒂罗尔海拔2500米的地方，他还是听到风贴着岩壁发出低沉的悲吟，听到他的血液在耳中突突地跳动。接着，虽然远离了他的家人、同事、媒体，而他脑海中的各种思绪喋喋不休之声却比从前更大了。事情总是这样，外界的声音越小，我们反而越容易被脑海中的思绪湮没。
当我们想到寂静的时候，也许是因为我们太渴望它，也许因为我们太害怕它——或者二者兼有——我们不得不认识到我们所说的寂静其实是一种精神状态，是意识的问题。尽管外部世界毫无疑问是存在的，但我们对它的感知却总是“我们的”感知，而我们通过它了解到的自己和了解到的世界一样多。有时候外界的某个噪音确实非常恼人，令我们渴望宁静。但也有些时候我们根本不会意识到噪音的存在。当一本书很吸引人的时候，远处割草机的轰鸣就不存在了。但当这本书非常无聊，我们只是为了应付考试或者写书评才去读它的时候，那个声音就会变得令人无法忍受。
如果我们对声音的感知取决于我们的精神状态，那么反过来说，如果离开了与它相关并塑造了它的外部世界——无论是眼下的现实状况，还是发生在过去但不断在脑海中回现或一直持续的东西，那么我们的精神也无法存在。从来不存在哪种精神状态是与周围的声音毫不相干的，即使仅仅有极微妙的关系——比如说，就在我写下这段话的此时此刻，我就不经意听到了鸟鸣和电视机的声音。
那么，寂静总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们对它的体验比声音的效果本身要有趣得多。最有趣的寂静是脑海的寂静，没有词句，没有思想，没有语言，是一种心理寂静——就是我笔下的克里弗逃到山上也没能获得的那种精神状态。不妨这么说，当我们感到被噪音折磨的时候，那个噪音有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是在我们脑海中产生的——躁动不安的思绪或自说自话的独白，这些无休无止的杂音大部分时间构成了我们的意识。而且这种噪音总是与现代的所谓“沟通手段”相关：网络、手机、谷歌眼镜。我们对外界噪音的抗拒往往是因为它们令我们更难把注意力集中到我们内心世界的声音上来。
但我们所有人，总会在某些时候感到思想的马达运转失控。思想会自顾自奔逃，它并不会跑到什么新的地方，但它即使只是反反复复地冲向原来去过的地方，也一样极具破坏力。如此多的现代主义文学描写人意识的嗡鸣，强调它诗性的特点。有人会想到詹姆斯·乔伊斯或弗吉尼亚·伍尔夫。但也有人认识到它令人筋疲力尽并且很有破坏力：一个无法让自己的思想静下来的人物最终会“被摧毁成完全的意识”，D.H.劳伦斯在《恋爱中的女人》一书中写道。与之相反，20世纪后期的文学——从萨缪尔·贝克特到托马斯·伯恩哈德再到桑德罗·韦罗内奇、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其中常常出现一个主导性的声音，它试图解释这个世界，总是在谴责世界上的丑恶，总是感到失落和沮丧，但却又乐在其中，乐于拥有愤慨的能力，这个声音无穷无尽的质问和批评早已成为了一个陷阱，而意识不得不用陶醉、沉迷、睡眠或自戕的方式寻求解脱。似乎存在着一种“力竭的宣泄”，这种力竭就来自于脑海中那令人迷乱发狂的声音。
这种心灵之声也是自我关注的源动力之一，这也是触动上面所说的那个陷阱的机关。人在内心深处总是对自己思想的复杂性暗自得意。大脑一边希望那独白停止，同时又希望它不要停止。如果那声音真的停了，自我身份又将从何处去找呢？既渴望宁静，又畏惧宁静，两种情绪相扶相长。人越是渴望宁静，就越害怕那声音一旦停止，他就会失去自我。比如说当一个人认真思考某个重大人生决定的时候——打算去戈尔韦荒野独居，或者去佛家庙宇参加十日无声静修——他或她会更加害怕，害怕改变的那一刻。因此我们对宁静的想法是与自我厌恶和自我关注的问题绑在一起的。终结那内心独白的做法尽管非常诱人，但同时也很可怕，就像孩子们害怕睡觉一样。
我们对与宁静的渴望通常更加关乎内心的宁静而非外界的寂静，或者说是二者的结合。噪音会激起我们的怒火，或至少会吸引我们的注意，扰乱内心的平静。但若外界没有噪音，反而使我们不得不去听脑海中那大声的独白。这声音是组成我们自我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希望它沉默下来，那么我们难道不是在祈求自我的终结吗？祈求死亡，也许。因此谈论宁静变成了谈论意识、自我的本质以及普遍意义上的现代困境：扩张自我的欲望和终结自我的欲望。
当然，我们有办法过这一关。有些温和的解决办法，比如听音乐或读书。人的意识很乐意倾听别人的旋律或故事。我们可以暂时把控制权交到另外一个导演手里。但我们一旦停止阅读和听音乐，那心理噪声就又开始了。我们最终什么也没能解决，对于我们自己也什么都没能认识到。我们并没有办法彻底改变那种不安。
更进一步，可能也是更令人痛苦的解决办法是那些宗教仪式，祈祷、诵经、唱颂。这些方式像是用声音的武器对自我开展一次全面攻击。尽管我童年时生活在一个信奉宗教的家庭，也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从来没有尝试过这些方法。我从来不愿意念诵祷文。我怀疑那就像音乐一样，一旦祷告停止，那喋喋不休的自我又会重新跳出来，比原来更加滔滔不绝，更加自以为是。
或者可以试试内观法（Vipassana）——一种针对这种既渴望宁静又惧怕宁静的内心冲突的调节方式。至于我为什么会接触内观，在此就不细述了——这么说吧，我身体出了些问题，不得不忍受慢性疼痛的困扰——于是有人建议说内观或许有效。我开始意识到尽管我的疼痛不完全是他们说的“仅仅是一种心理问题”，但多年以来，我的心理状态无疑为我的身体状况火上浇油，以至于终于把我的生活搞得苦不堪言。
我第一次参加内观静修是在五年前，在我工作和生活的米兰北部的山区。跑到那么远的野外只是为了在一个垫子上坐着，似乎没什么意义。在修行开始的环节，我被要求立誓在接下来的十天完全缄口不言。因此，在整个过程中，我在沉默中生活，在沉默中吃喝，最重要的是，我在沉默中每天静坐很长时间，大概十个小时左右。这里没有吟诵或祷告来平复我的思绪，帮我度过这一切，取而代之的是，我要慢慢地、耐心地将平时那絮絮叨叨的意识转为对自己呼吸和感受的觉知；而这，正是我们最基本的动物性的存在状态。
在运动中关注自己的身体是很容易的。如果你在跑步或者游泳，很可能你会进入一种无言的或半无言的状态，让你觉得很长时间处在安静之中。实际上，运动的一个令人振奋，甚至有时令人上瘾的特点就是给大脑放了个假，让它从不停构建我们自我的这项重大职责中解脱了出来。
但在内观中你将注意力集中到静坐中的身体感受上，不一定要盘腿，尽管很多人会选择这样坐。坐下就不要再动，要完全坐定。一旦你开始努力这样去做，你就会开始感觉到宁静与静止、噪声与运动间的联系。你刚要开始静坐，你的身体就急切地想要离开，至少有些躁动不安。不适感会越来越强。同样地，刚一安静下来，脑子就急切地想要说话。实际上我们会很快意识到声音是运动的：随着时间流逝，语言在流动，音乐也流动。我们用声音和运动来避免停滞带来的烦扰。如果你正经历身体上的不适，这一点便尤为明显。你会从这只脚换到那只脚，从这个房间踱到那个房间。
静坐着，抵抗着身体想要动弹的欲望，大脑本能的反应是回到平时那种喋喋不休的独白中——希望能通过转移注意力来缓解身体的不适。通常情况就是这样；通常，身体在被忽视的时候会动一动，变换姿势，以此消除不断增加的紧张感。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在思考的同时要求身体坐定不动，因而这种紧张和不适感就会累积。最后，不适感会迫使大脑将注意力从杂念转回身体上来。但当意识发现身体只有不适甚至疼痛时，它又重新逃回语言和思想中。在烦扰不安的头脑和备受煎熬的身体间反复徘徊，情况变得越来越糟。
安静与静止结合——二者往往密切相关——则引导我们在思想和身体的运动中关注意识和身体间的关系。人们参加冥想静修总会说起“找寻自己”的重要性，而且总是把它想象得太戏剧化了。人们期待内心的旧创伤会一点点浮出水面，就像在心理分析治疗中一样。实际上，你真正发现的东西没你想象的那么个人化。你会发现意识和自我通常是如何随着时间构建起来的，这一点对我们大家来说都一样，这个过程很大程度上就包括对我们身体此时此刻存在状态的忽视。巴利语佛教经文中“冥想”一词的一些早期名称与宗教远不相干，它们的意义就仅仅是“精神练习”而已。
这种冥想方式改变了思想与身体之间的关系。它鼓励修行者将注意力均等地放在身体的每一个部位上，引导意识穿过身体，当它在肌体中穿梭起伏时体会每一个部位的感觉，这个过程中意识不能有所反应——不能逃避痛苦、追逐快乐。因此我们慢慢意识到，即使我们静止的时候，我们内在的一切依然是不断游走和变化的。
而且，这种“活动”并不从属于任何其他东西。除了沉思本身，没有任何别的目的。你冥想，并不是为了放松，或战胜痛苦，或解决健康问题，或获得内心平静。没有更高的目标，只有体会当下，与身体感知无限细微的一起一落同在。内心的安静令你身心相连。或者更简单地说，内心的安静意味着对存在的感知。
开始的时候很难去专注于自己的呼吸，维持几分钟，慢慢到几小时。刚开始，在静止中可能很难对身体的某些部位产生任何感觉——太阳穴、胳膊肘、小腿。然而一旦意识开始与感觉挂钩，或感觉开始对意识耐心的探索产生回应，那么一切就容易多了。身体突然变得很有趣，人对自己那喋喋不休的思想的沉迷也随之开始瓦解。语言一点点消融了，在沉静之中，种种奇妙的变化开始在体内产生。
这个过程既不像按一下开关那么简单，也不是一种平稳的持续性积累，而是一系列微小的得与失的总和；也许还包括向前迈一大步而后又向后退一小步这样的过程。如果一个人在这努力专注的过程中坚持不懈、不屈不挠，如果一个人能既不逃避痛苦也不沉迷快乐，那么慢慢地，那种静止和安宁就会在至乐中逐渐加深，而这种至乐既是身体的也是心灵的，二者同时存在，不可分割。仿佛随着身体慢慢被拼起来，各个部分在实实在在的当下成为一个整体，过去的自我便慢慢瓦解了，消失了。而这过程没有一刻令人感到失落，相反却令人体会到完整的存在感——这么充实、平凡而又美丽。
我们一直使用的语言，我们不断书写的叙事，总是在不停强化那戏剧化的自我，而我们这些西方人还一直为此沾沾自喜。写作和叙事能将情感之痛转化为一种娱乐，我们往往从中获得很大宽慰，它对我们行走于世之经历的洞见看似明智而深刻，它的效果如此激烈，而后又为自己的激烈感到兴奋。叙事往往变成苦难的叙事，以及穿越苦难的叙事。
我们经历了一个小时的静止和沉默，出乎意料地感到焕然一新、身心轻松，起身之后，这经验让我们开始反思是否有些相当不益的东西存在于我们的文化之中，甚至存在于我们的文学和艺术那些最伟大的成就中。我们所读到的东西，尽管有些为我们带来了极大享受，但依然有许多对我们毫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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