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利安人（其出现于印度西北部已为《梨俱吠陀》所证实）从印度次大陆之外，通过一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连续多次的迁徙，到达了他们当时占领的地区。这一迁徙的最后阶段距《梨俱吠陀》开始编成的时间不可能相去太远，但同时也必定过去了一段足够的时间，人们对迁徙的清晰回忆已经消失，因为那些诗歌中没有关于这一事件的确切资料。雅利安人之入侵印度，没有书面文献的记载，人们也未能从考古发掘中发现它的踪迹，但是，以比较语言学为依据，它仍被确凿地认定为一件历史事实。印欧语系起源于欧洲，吠陀形式的梵语就是这一语系最古老的语言之一。要将一种属于这个语系的语言从远道带往印度，唯一可能的途径是说该种语言的民族的迁徙。以有关语言的相互关系为依据，人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一过程的概况。
雅利安人在他们早先的家园开创的共同文化和宗教，仍然分别反映在伊朗人和印度-雅利安人最早的典籍中。在后者的文献中，查拉图士特拉[查拉图士特拉（Zarathustra）意为“骆驼的驾驭者”，即古波斯语的琐罗亚德斯，古波斯的宗教改革者。]的宗教改革带来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改变，其结果例如，原有的单词“神”（梵语为deva-）获得了“魔鬼”（阿吠斯塔语为daeva-）的词义。同时，吠陀经中某些重要的神（如因陀罗），在阿吠斯塔中则被降到魔鬼的地位。尽管如此，仍有相当数量的共同遗产保留下来：虽然因陀罗这个名称变为指魔鬼，但其称号“杀弗栗多者”（Vrtrahan-）的伊朗语形式Vrthragna仍指一尊重要的神祗；与吠陀经中的密多罗（Mitra，婆罗门教、印度教神名。《吠陀》中的昼神）相应的伊朗的密斯拉（Mithra，古代波斯神话中的光与真理之神，后成为太阳神），仍为他们最重要的神祗之一，后来在罗马帝国有过一番不寻常的经历；崇拜火和苏摩祭是印度和伊朗两者的共同遗产；吠陀中的毗伐斯万特之子耶摩[Yama，太阳神毗伐斯万特（ViVansvant）之子，死者之王]和阿吠斯塔中毗伐赫万特之子伊玛[Yima，伊朗古代神话中也为太阳神之子，人类始祖]这样一些人物也说明有一种共同的神话。印度和伊朗还有着共同的基本宗教术语，例如，吠陀中的“霍塔尔”（hotar），意为“祭司”，“雅吉纳”（yajna）意为“献祭”，“利塔”（rta-）为“真理、神规”，在阿吠斯塔中分别为“扎奥塔尔”（Zaotar）、“雅斯纳”（yasna）、“阿夏”（asa-）（古波斯文为“阿尔塔”（arta-）。同样，共有的专门名词也出现在政治（“统治权”，梵文中为ksatra-。阿吠斯塔文为x'sathra-），军事（“军队”，梵文为sena，阿吠斯塔文为haena，古波斯文为haina）以及经济（“田野”梵文为ksetra-、“可耕地”urvara-，阿吠斯塔文“家园”为So1thra，“庄稼”uruara）等领域中。在印度，社会阶级的划分具体表现为四种姓制度，这与伊朗的情况极为相似。可以认为，这一共同继承的文化，在其后期各阶段，是雅利安人在中亚的故地演进的。他们在向印度迁徙之前，可能在那里居留了相当长一个时期，有证据表明，在更早的时期，雅利安人的住地还在更远的西方。首先，雅利安语言与印欧语系的联系表明，雅利安语源出于欧洲，人们由此必然假定，是更早的一次移民将它们从欧洲带往中亚。其次，芬兰-乌戈尔语中有外来的雅利安语这一现象，为雅利安人更早的故乡还在更远的西方提供了饶有兴味的证据。例证之一是芬兰单词sata“一百”，看来可以在语音上相当于'Sate-（即这个单词的印度-雅利安语和原始印度-伊朗语的形式，而不是后来的伊朗语sata-）。有相当多类似的外来词不可能源出于伊朗语，因而它们必定是在原始印度-伊朗语时期被接受过来的。因此，在这一借用语汇的时期，雅利安人和芬兰-乌戈尔人的祖先必定有过密切接触。考虑到芬兰-乌戈尔语在目前的分布状况，及它们在古代所处的大致位置，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这些词汇被借用的时期，其语言被借用的原始雅利安人居住的地区不会在伏尔加河和乌拉尔山脉以东。只是在对于芬兰-乌戈尔人有所影响的这个时期之后，雅利安人的主要中心才移往中亚。
在暂定为将近公元前2千纪初的这个阶段，雅利安人已被看作一个单独的社团，业已脱离了印度-欧罗巴人的其他分支。在更早的阶段，大约是公元前3千纪的中期，人们可以假定这样一种情形：使用派生出后来雅利安语的语言的人们仍是原先的印度-欧罗巴社团的成员，他们的语言是印欧语的一种方言，尚未发展成为单独的语族。这一发展是在上文指出的那个阶段（公元前2000一前1500年）中完成的。这假定暗示：雅利安人原先的住地还在更远的西方。对此，也能提出语言学上的证据。在所有的印欧语系语言中，有迹象表明，波罗的-斯拉夫语族与印度-伊朗语族有着最密切的关系。由于这些语言不可能远离它们初次得到历史性证实的地区，这一联系就可用来指出印度-伊朗语族最早的发源地。
除了许多其他特有的类似之处，这两个语族都具有早期颔音化的特征（梵文的Saturn和阿吠斯塔文的Saturn“一百”，与拉丁文的Centum相对照，即为例证），这种情况在阿尔巴尼亚语和亚美尼亚语中也可见到。由于这一共有的革新，通常认为这些语言形成了印欧语系中一个特殊的语族，并按阿吠斯塔语中“一百”这个词，将它们称作“萨塔姆”（Satem）语族。事实上，看来很可能是：这一变化发生的时间很早，因而使用所有这些语言的人的祖先在那时候都还互有接触。除了这些特殊关系以外，还有证据表明，印度-伊朗语与希腊语也有特殊的关系，这在动词的构词法上尤其明显可见。
没有迹象表明印度-伊朗语和其他印欧语言有特殊的联系。就西印欧语言（意大利语、凯尔特语、日耳曼语）来说，鉴于它们的地理位置，不可能有这种联系。赫梯语和小亚细亚的同源的语言处于一种特殊地位，由于它们与人们熟悉的印欧语形态差异很大，因而需要假定，它们很早就分离出去了。这些民族翻越巴尔干山脉进入小亚细亚的时间必定比他们最初出现在书面历史记载中要早得多。更有疑问的是关于两种习惯上称之为吐火罗语甲和吐火罗语乙、相互有密切联系的语言的情况。本世纪初，使用这两种语言的写本残卷在中国新疆出土。鉴于这些残卷的位置，人们希望它们会显示出与印度-伊朗语有较密切接触的一些迹象，然而，从这些残卷却找不出这方面的任何痕迹。更有甚者，从它们也看不到与印欧语的其他分支有什么特殊的联系。对于这些事实，最好的解释是，假定使用这一语言的人群分离出去的时间很早（尽管不如赫梯人等的分离那么早）。必定是上文概括的雅利安部落后来向东的扩张将他们推向越来越远的东方，直到最后定居在中国新疆。从语言上找不出这两种人早期接触的痕迹，只有到很晚的时期，伊朗人对吐火罗人的影响才显露出来。
迄今为止，我们都只能完全根据语言上的关系去解释雅利安人的起源和早期迁徙。关于公元前约1500年以后的活动，则有了可供使用的文件证据。这些资料并非出于雅利安人永久定居的国度--印度和伊朗，而是来自近东，雅利安人的一支在那里建立的一块不具持久影响的短期领地。出自这一地区的文件证据包括若干专门名称，一些神的名字和一些单词，从这些词汇可以推断出公元前1500-前1300年间雅利安人曾出现在这一地区。他们的出现总是与胡里人[Hurrians]有关，胡里人是土生土长的非印欧人，当时也正在大事扩张。尤其是胡里特人的国家米坦尼[Mitanni]，从其国王的名字推断，在其最有影响的时期，系处在由雅利安贵族支持的雅利安国王统治之下。另一些位于叙利亚的小国的统治者也有类似的雅利安人的名字。
这些雅利安人的人数不足以将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明强加于他们所定居的国度，他们似乎总是将胡里特语作为他们的官方语言。在这一时期结束后，他们被土著居民同化，没有留下更多的踪迹。最重要的文件是赫梯和米坦尼君主之间的一份条约，其中载有4个在吠陀经中常见的神祗名称：即因陀罗、伐楼拿、密多罗和纳萨蒂亚[双马童]，此外，出现在喀西特人文件中的意为太阳神的苏利亚（在其他方面，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喀西特人与雅利安人之间的联系），和在赫梯人文件中得到证实的火神阿耆尼，看来都是他们从雅利安人那里借用来的。在米坦尼人基库里用赫梯语写成的一篇关于驯马的论文中，包括了一些雅利安语的专门名词和一系列雅利安语的数字。另一些雅利安语的单词，在与胡里人有关的文件中也时有出现。
人们讨论较多的问题是：近东的雅利安人是与雅利安人的印度一雅利安人分支、还是与其伊朗人分支有更为密切的联系，或者，近东的雅利安人是否相当于分离前的原始雅利安人。目前流行的看法是，他们可能与印度-雅利安人分支有联系。这一结论部分地是基于语言方面的考虑（例如，单词“一”aika-，与梵语的eka-相符合，而与伊朗语aiva-不一致），但也基于这一事实，即上述诸神是吠陀经中特有的神，而在伊朗语中，这些神中仅有密多罗作为神出现；至于原始雅利安人，除了密多罗，它们之中任何一个在这一阶段是否能被看作是神，尚有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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