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粹青瓷揭秘

 

阮茂泰

 

具有开拓意义、时代特征和诗情画意的青瓷，谓之国粹青瓷。晋代的“缥瓷”、唐代的“秘色越器”，是国粹青瓷的代表。这两种国粹青瓷，虽已被世人所淡忘，甚至被个别人否定，但它们的实物尚在。

根据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茶瓯》两首唐诗和皮日休《茶瓯》诗等所述，上虞是“秘色越器”的产地。

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

诗中“越窑”所指，有媒体报道和志书记载为余姚上林湖（今属慈溪）。显然，这与事实不符。唐代时，余姚上林湖窑所在地属明州管辖，陆龟蒙不可能将上林湖窑称为越窑。值得注意和思考的是，在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中的字里行间，未见有任何与上林湖窑有关的蛛丝马迹。

为了把“越窑斦舛ス鸸诖髟谏狭趾さ耐飞希腥司谷唤焘埂豆庇嗝厣枵怠肥谋晏飧奈豆庇啵ㄒΓ┟厣枵怠贰！肮庇唷敝浮疤粘上鹊霉蔽峋焙蟮氖Ｓ嗥罚趸嵋∩硪槐涑晌肮庇啵ㄒΓ蹦兀浚⊥硖剖逼冢懊厣狡鳌币丫２焘顾降摹懊厣枵怠敝荒苁枪庇嗥贰?

值得注意的是，南宋诗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提到了“越州古秘色”和“余姚县秘色”，表明中唐时期窑寺前窑创烧的“秘色越器”与晚唐时期上林湖窑开始烧制的青瓷贡品——“秘色瓷”是两种材质截然不同的瓷器。

所谓“千峰翠色”，也并非陆龟蒙凭空想像，对越窑青瓷带有文学色彩的赞美之辞，而是如实说明翠色釉的釉色深淡，因釉料、燃料、气候、窑位、窑温不同而千差万别，犹如群峰山峦、沟壑之林木，因处位、标高、季节、日照等差异而显现其翠色之千姿百态，展示翠绿色宝石釉的“类玉”质感和无色透明玻璃釉的“类冰”质感。这是诗人言之有物、据实体察的精到描述。

“秘色越器”是越窑青瓷系中的特殊品种。它与常见的越窑青瓷相比，釉的色泽、质地两者截然不同。“秘色越器”是翠色釉瓷器的别名。陆龟蒙以一个“夺”字点明了翠色釉瓷器的烧成难度。其后，晚唐诗人徐夤在《贡余秘色茶盏》诗中，以“捩翠融青瑞色新”的浅显言辞，诠释“秘色”其实是绿中含青的翠色。“捩”字标志着越窑青瓷釉色变革创新的转折。单就青釉的色泽、质地而言，如果把越窑的传统青瓷比作“下里巴人”，那么，“秘色越器”便是“阳春白雪”。

中唐晚期，越州上虞窑寺前窑首先烧制成功的翠色宝石釉瓷器，当时还没有确切的名称。因此陆羽在《茶经》中称其为越瓷。至晚唐时，诗人陆龟蒙得知翠色釉的烧成难度如同“攻关夺隘”，因而将越窑创烧的翠色宝石釉瓷器定名为“秘色越器”。“秘色越器”的标志性作品——茶瓯，其外表的“翠色宝石釉”可与全绿色的翡翠媲美，尤其是瓯盖、瓯体的造型蕰涵“开元盛世”的寓意，备受皇家的青睐而被钦定为“陶成先得贡吾君”的皇室用瓷。从此以后，“秘色”两字便成为晚唐至元代各地窑口所产青瓷贡品的泛称了。诸如：宋人庄绰《鸡肋编》云：“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须索，益加工巧。”金人赵秉文的《汝瓷酒尊》称汝窑青瓷为“秘色”。明人徐应秋的《玉芝堂谈荟》将元代广东出产的青瓷称为“南越秘色瓷”等。这些文献记载，充分反映了“秘色越器”与“秘色瓷”是两码事。2000年，广州陈家祠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中国古茶具文化展”开幕，展出的350件各朝代古茶具中，有一种被称为“绿彩小壶”的茶具，其实是参照越瓯的模样仿制的“南越秘色茶瓯”，简称粤瓯。这种粤瓯，不但见证了“南越秘色瓷”的史实，而且佐证了陆游《老学庵笔记》将“越州古秘色”与“余姚县秘色”区别开来，实属高见。

1987年，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出16件青釉瓷器。该地宫作为封门之用的《监送真身使随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账》石碑记载：“真身到内后，相次赐到物一百二十件。……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碟子共六枚。……”令人遗憾的是，有人无视这批“瓷秘色”器窑口的考证和对“瓷秘色”器的釉色不是翠色的原因分析，将“瓷秘色”器与“秘色越器”划上了等号。

《秘色越器》诗提到的“嵇中散”，显而易见，是三国魏中散大夫嵇康。嵇康从会稽迁居上虞长塘，系上虞籍的“竹林七贤”之一。因此，该诗正是暗示“秘色越器”的产地在上虞。从中亦可见，唐诗之美在于含蓄。

此外，皮日休《茶瓯》诗云：“邢客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枣花势旋眼，蘋沫香沾齿。松下时一看，支公亦如此。”施肩吾《蜀茗词》诗云：“越碗初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搅来匀。山僧问我将何比，欲道琼浆却畏嗔。”诗中说到的“支公”和“山僧”，即支遁，本姓吴，陈留（今河南开封）人。东晋时，随谢安、王羲之一行南下，隐居上虞东山，得道成为高僧。如前述，茶瓯是“秘色越器”的标志性作品，这两首诗作，同样印证了“秘色越器”产于上虞的史实。

陆龟蒙的《茶瓯》诗云：“昔人谢    埞，徒为研词饰。”说明唐代越窑青瓷的配方革新者是上虞人谢    埞，并非如一些电视片所说的是船运老板王哲。上虞先民谢    埞设计的越瓯，器形丰膄，气度雍容，充分体现了唐人的审美理念。其外表的“翠色宝石釉”，色泽鲜艳，质感类玉，釉面反射出来的魔光，能使人陶醉。中唐诗人李涉《春山三朅来》诗云：“越瓯遥见裂鼻香，欲觉身轻骑白鹤，”这首咏瓯诗，反映了唐人李涉“三观越瓯”时的切身感受。越瓯如此神奇，难怪柴世宗和乾隆帝梦寐以求。晚唐诗人郑谷《送吏部曹郎中免官南归》诗云：“箧重藏吴画，茶新换越瓯。”郑谷以当时举世瞩目的越瓯为题材赋诗，并以吴画烘托越瓯，旨在凸显越瓯的美学、艺术品位。在中国历史上，能与吴画匹敌的瓷器，越瓯独占鳌头。

越瓯的造型，乍看简约含蓄，细品又极富诗情画意，牵动着人们的想像力，也彰显着中国古代瓷器造型最巅峰的美学境界。皮日休描述的“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令人拍案叫绝。如果将“贡余秘色茶瓯”与陆龟蒙《茶瓯》诗相对照，可以获悉，昔人谢  埞为了构思最有意义的茶瓯造型，曾经殚精竭虑，终于设计成瓯盖正面象太阳的“◎”字图案和宛如“巧剜明月”的瓯体相组合的异型茶具。这种前所未有的“秘色茶瓯”，是唐代“开元盛世”的历史见证。

谢    埞创制“秘色茶瓯”的丰功伟绩，也不能错记在吴越钱氏的账上。据文献记载，钱镠，字具美。杭州临安人。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二月十六日，卒于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三月二十六日。唐懿宗咸通十三年（872），钱镠21岁时投军。唐昭宗乾宁三年（896）十月，唐授钱镠为镇海、镇东等军节度使。后梁太祖开平元年（907）封钱镠为吴越王。梁末帝在龙德三年（923）封钱镠为吴越国王，从此建立了吴越国，直至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国王钱弘俶纳土归宋。根据这一文献记载推算，陆龟蒙（卒于881年）定名的“秘色越器”，早在中唐代宗十四年（799）之前已经问世。那时，钱镠尚未出生。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瓷秘色”器是唐懿宗（859~873）所供奉的。显然，“秘色瓷”之名的由来与吴越钱氏无关。

有人认为，越瓯就是“玉璧底碗”。这也是一种误解。善于思考者定会联想到，“陶成先得贡吾君”的越瓯，绝对不可能是在埋葬官民遗体的古墓中陪葬的“玉璧底碗”。单就器底而言，“玉璧底碗”与越瓯相比，相差甚远。陆龟蒙在《茶瓯》诗中，以“岂如珪璧姿”的言辞描述“秘色茶瓯”的姿态，是为了让后人知道它具有与玉壁相同的功能。“秘色茶瓯”的姿态因何如同玉璧，首先是其外表的“翠色宝石釉”的质感类玉。其次，瓯体腹部的外缘与瓯口构成的俯视图类似玉璧的平面投影图。“烟岚色”一词，属于写作上采取旁敲侧击的表现手法。其真实的涵义是，揭开瓯盖，瓯内茶的热气像烟雾般冉冉升起，当釉的翠色被吸附在釉面上的水蒸汽覆盖后，这时釉的翠色很像山上的苍松翠柏被雾气所笼罩的景象。

又据考证，“巧剜明月”是形象地描述瓯体的造型宛如剜空了中秋月亮，“染春水”说明用春季茶叶烹的茶水；“轻旋薄冰”所指的是茶瓯内壁甚薄的玻璃釉，“盛绿云”比喻茶瓯内漂浮在茶水中的绿色茶叶片。

茶瓯让乾隆帝魂牵梦萦。他御题仿明成化鸡缸杯诗云：“李唐越器人间无，赵宋官窑晨星看。殷周鼎彝世颇多，坚脆之质于焉辨。”可想而知，能与宋代官窑、明代化鸡缸杯等级相同的“李唐越器”，所指的定是名见经传的“秘色茶瓯”，不可能是一般化的越窑青瓷。乾隆帝因得不到“秘色茶瓯”，故钦令造办处制作金瓯。由于金瓯设计者不知道“秘色茶瓯”的造型，所以金瓯做成了杯的模样。该金瓯口外有“金瓯永固”四字铭文。“永固”的寓意既象征“大清江山永恒”，又暗喻金瓯的材料柔韧，不易磕破，有利于永久保存。北京故宫博物院专家称其为“金瓯永固杯”，但对一器两名重迭的叫法没有作出说明。

另据史书记载，“秘色越器”名称中，“秘色”是翠（深青绿）色的代名词，翠色釉的科技奥秘之一在于“九秋风露”是釉色烧成的关键。“秘色瓷”名称中，“秘色”只是青瓷贡品的俗称而已。“秘色越器”中，只有茶瓯属于贡品。凡被称为“秘色瓷”的器皿，都是贡品。因此，只有搞清楚两者彼此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后，才能正确感悟“秘色瓷”的慨念，并能意识到匣钵不是“秘色瓷”的要素。据笔者在退休前从事现代陶瓷科学实验中所知，翠色釉的要素是：其一，釉料中所含的三氧化二铁是普通青釉的多倍；其二，在釉色烧成时，窑内必须是强还原气氛。

令人欣慰的是，晋人潘岳在《笙赋》中所说的“缥瓷”——淡青色开片纹釉鸡头酒壶在上虞尚存一件。根据该壶的釉色、釉质、造型等均优于其它鸡头壶的事实，表明了“缥瓷”是晋代青瓷中的奇葩。

“缥瓷鸡头酒酒壶”的发现，既是青瓷考古课题的重大突破，又填补了国内外博物馆均无“缥瓷”馆藏品的空白。同时，找到了“哥窑”之名由来新的线索。也就是说，所谓“哥窑”，其实是指烧制“缥瓷”的窑口，因为人为制作的“开片纹”是“缥瓷”的特色，并非指宋代龙泉境内章氏兄弟中哥哥所设的瓷窑。“哥窑”之名的来由，显然与明清时期的官、民窑仿制的“开片纹釉”被称为“哥釉”是相同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