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80年，楚国将领庄蹻在征服了夜郎等部落后，向西到达滇池地区。同年，秦国夺取了楚国的黔中郡，切断了庄蹻东归之路，无奈之下，庄蹻及其部下只能留下来，易服改制，建立“滇国”，将中原文化大规模传入滇地。
古滇国有着灿烂的青铜文化，在李家山和晋宁石寨山古墓群，都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和小部分铁器，有储贝器、刀剑、铠甲、带饰等物，工艺精湛，为武备考据提供了很好的实例参照。
一、甲胄
笔者于14年偶然从藏友处购得一枚古滇铜扣饰（图一），形制和云博所藏“晋宁石寨山滇王古墓群”出土的鎏金掳掠铜扣饰几乎完全一样（图二）。扣饰左右分立两名古滇武士，身穿铠甲，左手提俘虏首级；右边的武士右手持类似镰刀的武器（推测割首级用），脚踏无首尸体；左边的武士右手持捆绑着一名妇女及其孩童的绳索，脚踏青蛇；中间分立捕获的两支羊和一头牛。从扣饰中可以看到，两名武士所穿铠甲的身甲部分，是用接近于方形的甲片编缀而成，盆领截面略呈“V形”，臂甲用弧形甲片以下排压上排的堆叠方式编缀。头盔呈卵圆形，中部起高脊。
在古滇储贝器上（图三），我们能看到一类武士所穿铠甲型制和扣饰上的基本一致，背甲为整片形式，头盔装配有硕大的盔缨；另一类武士所穿铠甲无明显盆领结构，臂甲和身甲一体编缀，前开襟，头盔呈卵圆形，中部起高脊，无盔缨。储贝器中央的骑马指挥者（图四），身甲有明显的甲片编缀关系，甲片接近方形，披搏硕大且独立编缀。
由此推测，在扣饰和储贝器上武士所穿甲胄大体分为两类。第一类，前身甲编缀甲片，甲片有盆领结构，卵圆形盔，中部起脊。对比呼和浩特二十家子古城出土的西汉铁甲（图五）能发现，甲片更接近于方形，单片甲片尺寸也更大，头盔中部起脊的样式也更有早期风格。前身甲和头盔结构，更接近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所出的战国皮甲胄（图六），但背甲部分是整片的方式。第二类，无盆领，身甲前开襟，臂甲和身甲一体编缀，头盔装配盔缨。类似的铠甲结构在汉代中原地区也有出现（图七河北满城刘胜墓）。
在云南省博物馆还藏有一领古滇铜札甲残件（图八），长3.2-4.1厘米，宽1.8-3.8厘米。从甲片尺寸大小及开孔方式来看，和同时期的中原铁札甲有不少类似之处（图九汉长安城武库）。
二、剑、戟、刀、弩
石寨山出土的铜柄铁剑（图十），铜剑柄饰菱纹和回纹，剑首似凤冠造型，无独立挡手结构，刃体铁制。类似的铜柄铁剑，除了在石寨山和李家山出土外，在云南曲靖地区及广西、贵州都有出现。
李家山古墓群出土的铁剑，刃、茎皆铁制，剑格、剑首铜制（图十一）。此剑和之前的铜柄剑已有了明显区别，剑刃更加狭长，其样式和上博所藏汉代铁剑几乎一致（图十二），是非常典型的汉代器型。据《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所载，类似铁剑共出过八支，完整的只有三支，这支铁剑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实物标本了，但就是这样重要的器物，博物馆居然把剑格装倒了位置，反应过两次，无效，对此只能呵呵了。石寨山出土的墨玉剑彘（图十三），表面打磨光滑，保存状态良好，是非常标准的汉代剑彘制式。
古滇国有两类高级别的极具滇国特色的佩剑。第一类，金剑鞘，装饰牛头纹、蛇纹等滇国特色纹样，华丽异常，近鞘尾部内收幅度较大（图十四）。第二类，青铜镂空连体蛇纹剑鞘（图十五），提挂处明显放大，近鞘尾部内收幅度较缓和。推测，这两类剑鞘应该是搭配圆首一字格铜剑（图十六）。在四牛武士储贝器上（图十七），可以清晰的看到类似佩剑的佩戴场景，采用剑鞘挂绳斜挎肩部的方式，完全有别于彘式佩剑法。
铁制卜字戟（图十八，2），由于锈蚀原因，器型有所破损，但从整体样式来看，也是典型的汉代器型，非常接近汉代长安城武库出土的铁戟型制（图十九）环首刀（图十八，3）同样是典型的汉代制式。
青铜弩机（图二十），器型规整，制作精良，其中，李家山所出弩机内刻铭文“河内工官”。福建崇安城村汉城遗址中曾出土多件“河内工官”弩机，不同的弩机有不同的编号，最大已达“七千四百十”，可见当时制作数量之大。李家山这件“河内工官”弩机，极有可能是遗留在滇地的中原制作之物。
三、结语
提起滇地，映入眼帘的可能是一片荒芜的不毛之地，但事实上在古滇国时期，滇地青铜文化发达，在汉武帝攻入滇国，赐“滇王印”，置益州郡后，滇国同中原的文化交流融合更加频繁。滇国绝非孤悬于外的塞外之邦，我们从武备的角度印证了，这一时期民族文化交融的盛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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