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是人口统计上的一个相对指标，即老龄人口在人口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人口老龄化是全球性问题。一方面，随着生活质量提高和医疗卫生条件的不断改善，人均预期寿命延长。人类在1850年以前用了近2000年才将人口平均寿命延长了一倍，每百年才增寿一岁而已，而1850年以来的一百年多，欧洲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增加了30多岁。另一方面，步入现代工业文明社会后，孩童的养育和教育成本急剧提高，人的个性化追求和生活内容愈加丰富，生育观念和生命伦理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经济越发达生育率越低成为可见的人口发展规律，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生育水平目前都已经降低到了人口更替水平左右。从任何数量的人口基数出发，只要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保持下降趋势，人口社会必然会出现老龄化现象。
我国由于最近2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幅较大和保持低生育水平，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会呈现比较突出的态势，这原本是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可以预料的结果。假设未来10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维持在1.8水平上，我国人口老龄化率会由第六次人口普查年度的13.26%，上升到22.78%（平均值），大约相当于日本目前的老龄化程度。同时“老龄人口抚养比”（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的老年人数量）大幅升高，由21.16%升至42.59%（本文采用小计算口径，仅提取20-59岁年龄组人口为劳动力人口），即提高了21.43个百分点。
对于中国人口控制政策下所出现的老龄化问题，首先在认识上不能只看到特殊性，在心理上如临大敌大可不必。人口老龄化作为世界人口的趋势性现象，也是人口健康与人类成熟的表现。引起和加速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低生育水平，目前固然主要是强有力的生育控制所造成的，但也应该看到，经过30年改革开放和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我国社会经济与文化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大中城市人口已经呈现类似发达国家生育率自发降低的迹象。所以，我国所出现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可能带有“跨越式老龄化”的显著特征，就是在我国尚未成为发达国家、但在迈向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在必须实行计划生育的情况下，比发达国家较早出现人口结构老龄化现象。这是我们别无选择、必须接受并完全能够应付的结果。而且在应对策略上，我国既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现成的经验，也可以效仿那些成功的范例。
第一，必须提高生产力即劳动力人口的创富水平；抚养比提高21.43个百分点，要维持原有养老水平，生产力需要提高100%。生产力提高一倍可能并不容易，但距离美国和日本的生产力水平，我国生产力可提高的空间高达900%。
第二，建立全民覆盖的完善的社会养老和福利保障体系；社会养老即养老的社会化解决模式，是工业化社会最重要的一项制度安排，也是现代政府至关重要的职责所在。养老社会化，对于人口众多并面临老龄化的中国尤为重要。如此，养老才不再成为家庭和个人沉重的经济负担，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养儿防老”的生育动机。
第三，退休年龄应该推迟，男女退休年龄最好统一推迟到65周岁；考虑到老龄人的工作愿望和健康方面的差异，可以在推迟退休年龄的同时，允许满60周岁后自由选择提前退休。退休年龄的推迟对降低我国人口老龄化和老龄人口抚养比，会起到显著作用。
其次，也不能将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与欧洲国家的老龄化问题相提并论。多数欧洲国家老龄人口的比例超过20%。进入21世纪后，欧盟成员国的生育率几乎无一例外地降到了人口更替水平以下，低人口增长与高预期寿命的现实，使欧洲面临日趋严重的老龄化和债务危机。但欧洲不存在人口总量过大的问题，这是我们与欧洲之间最基本的区别。现在好多人一想到人口老龄化就忘记了这个区别。必须认识到，在我国人口总量减少到一个合适的水平之前，如果我们在创富能力上不思进取，在社会保障上不克尽义务，而是试图通过新增人口来缓解人口老龄化，只会令社会养老负担雪上加霜。
“未来百年老龄人口走势图”揭示了未来生育水平分别提高到2.2或降低至1.1的情况下，我国老龄人口总量将会出现的情形。60年之内老龄人口不会有变化，但60年之后，生育水平下降，老龄人口总量递减；生育水平提高，老龄人口总量反身向上。这说明，计划生育条件下人口结构老龄化的负担，只是经济能力上的相对负担，退休养老的社会总负担反而减轻了。而如果增加生育，不仅添加了未成年人口的养育担负，把现有老龄人口可能享受的部分福利夺去了，而且还给将来准备了更多的老龄人口，除此无他。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