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损了！”，这就是笔者看到题目，作出的第一反应。目前，关于拆迁引发的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对此说法不一，有人说是被拆迁户漫天要价，不签约，故意刁难。也有人说拆迁单位蛮狠无理不照章办事所致，毫无疑问，我国这么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随着中国经济多年的高速发展，城市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不管拆迁现在有多少问题，拆迁及通过拆迁对土地进行的集约化利用，现在是，未来若干年依然是促进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手段。
在本事件中，拆迁单位采取拆掉楼底的做法，起不到解决问题，缓解矛盾的作用。反而将矛盾尖锐化，进而引发社会更大的不满。事实上，用这样损招数也不是该拆迁单位的独创，而是从城市大规模改造就开始形成，即使，当初城市改造是以政府投入为主（那是叫危改)就出现了，采用极端手段，加速拆迁进程，尽快实现开工条件，当时就有停电，封公共厕所，重型机械昼夜启动不停机，主要目的就是“逼”拆迁户尽快搬家。
所以今天的拆迁中的种种野蛮做法，有着先天的遗传基因。而随着市场化，企业资金和私有企业资金不断注入，商人“时间就是金钱”的理念就越发的显现。这段时间也就成了，由于拆迁引发极端事件的集中爆发期，他们通常采取了“以民治民”的做法，因为，司法从靠前已到了最后。公安再也不是急先锋的事先出现在第一现场，而是变成了治安出警。然而拆迁争分夺秒的做法一直在延续。怎么办，后来拆迁公司就开始在社会上招募一些流氓地痞充当打手，身穿迷彩服脚蹬大头鞋，当时在北京周围一时间出现了有黑帮色彩的拆迁公司，他们采取昼夜袭扰，先制造紧张空气，让人们产生恐惧感，所以有的借着先签约有奖励的诱惑，采取惹不起就躲得起。这一招果然有效。拆迁公司纷纷效仿。拆迁乱象由此形成。之后拆迁引发的恶性事件不断。
事实上拆迁引发的社会矛盾中央政府已经察觉，所以，近十年来不断有新政出台：
1991年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发布，2001年该条例修改，
2004年，《宪法》中增加“征用补偿”条款，增加了“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等内容。
2007年，《物权法》规定“拆迁补偿”，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
2011年1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公布。
然而，我们发现，虽然国家一直在用法律的手段规范拆迁问题，但拆迁只能确定大的原则，具体如何做到和谐拆迁、顺利拆迁，法律中没有，也不可能有详细的解决方案。况且，就算最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本身都有两个方面的拆迁没有规范。社会上对拆迁是颇多诟病。有人认为拆迁是导致现在社会不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不无道理，因为由拆迁刺激人们的亢奋，和拆迁单位屡屡超越红线，已经形成鲜明的对立，事件中把人逼上楼顶，那么接下来如果没有得到及时处置，就会引发更严重的人生事故，拆迁单位用这种“逼”的方法实在欠妥，风险极大。
另外，事件中没有签署拆迁合同就这样做，怎么解释拆迁单位都理亏，因为这是明显的侵权。事件中的俞阿姨坦言，因为经济补偿方面没有和管委会谈妥，因此成了“钉子户”。而拆迁单位这种造成住户事实上的危楼。随时都有可能造成人身伤亡。此时不管有多周密的防范措施，都很难保证意外发生。因此，此次事件引发社会关注和民众的愤怒是在情理之中。所谓被拆迁户的漫天要价，错不在被拆迁户，这里除了不合理的因素，再有就是法律宣传没有做到位。
但是，笔者从事件中依然看到地方政府的鬼魅身影，应该说，目前的地方政府在拆迁中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地方政府在拆迁中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没有改变，因此拆迁真正做到“公开、公正、公平”就是一句空话。还是那句老话，城市建设不能以牺牲百姓利益为代价，更不能无视他人生命，城市发展要的是和谐而不是血腥。文/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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