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代官场倾轧的序幕
公元六一八年的农历五月十四日，虽然天下还有王世充、刘武周、薛举、李密、窦建德、杜伏威、李轨等多家势力强大的反王，隋朝佞臣宇文化及还在率领数十万大军称霸一方，刚从太原进入长安不久的李渊依然接受了傀儡隋恭帝的所谓“禅让”，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史称唐高祖。唐高祖登基后立即宣布改元武德，这一年就成了武德元年。大唐三百年的基业就此开创，三百年的官场倾轧也从此正式拉开了帷幕。
半个月后，即武德元年的六月一日，唐高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公布了朝廷主要高级官员的任命，唐王朝的第一批将要为了权位和荣宠而争来夺去的人，各自站到了起跑点上。
第一高官——尚书令由唐高祖的二儿子李世民出任。唐高祖一直有任人唯亲的倾向，所重用的人不是亲属就是关系比较近密者，尚书令是本次任命中级别最高的职位，给自己的儿子当然是放心。而且李世民确实也已在李唐建立过程立有大功，任次高位也能服众。但这个时候，野心勃勃的李世民不会因为获得了这个当朝第一高官而兴奋，因为在本次任命中，没有出现他大哥李建成的名字。李建成原本就是李渊做唐王时的世子，截至目前，他的功劳暂时比李世民要显赫，在攻打长安时功劳也最大①。这次他没有出朝任职，谁都知道意味着什么。果然，几天后李建成被立为皇太子。这对已经野心勃勃要君临天下的李世民来说，在通向皇帝宝座的道路上矗立起了一道极难逾越的障碍②，也为日后李世民清除李建成埋下伏笔。
除了李世民之外，裴寂就是第一号的权臣了，他被任命为右仆射、知政事，成为首席宰相。裴寂是唐高祖晋阳起兵时的开国元勋，而且是唐高祖的心腹故旧，在起兵之前就早已关系密切。唐高祖起兵后，裴寂立即筹集了9万斛米、5万段杂彩、40万领铠甲以供军用，同时也没忘进献宫女500人。唐高祖打进长安之后，暂时拥立了一个傀儡杨侑为帝――隋恭帝，找个名目站稳脚跟，后来目的达到之后，又是裴寂积极谋划和反复斡旋，促成了唐高祖“受禅”，堂而皇之地成了天子。可以说，在李唐建立的过程中，裴寂建立了别人所不能企及的重大勋业，甚至可以说，是起到了汉之萧何的作用③。所以唐高祖登基后对裴寂说：“我能有今天，多亏了你啊！”现在王朝建立，分封功臣，唐高祖效法刘邦封萧何，把裴寂列位第一功臣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职位仅次于裴寂的是刘文静，他出任纳言一职，也是宰相。刘文静是晋阳起兵事件的首谋和策划者，非常有智谋，被成为“时人之冠”。刘文静的名字听起来很内敛，但本人却很不文静。《旧唐书》说他“伟姿仪，有器干”，而且此人自恃有才，个性张扬，不易忍受委屈。他原本是隋朝的晋阳县令，因为他的亲戚李密造反而受到牵连，被抓进晋阳监狱。李世民去监狱探望看，他就趁机向李世民建议兴起义兵、乘虚进攻长安、初定天下。等到李世民把他营救出狱，真的准备起兵的时候，刘文静又参与谋划，又杀掉隋炀帝安插在唐高祖身边的耳目，促成了唐高祖的起义。进军长安之前，他又提出了极为高明的外联突厥、解除后顾之忧的军事和外交战略，深得唐高祖赞赏。至于该战略的实施，更是刘文静亲自出使突厥，出色完成了这一任务。所以，大唐开国，刘文静功不可没，他本人更是自认为是大唐第一功臣。但是在分封官爵的时候，他只排在了外臣的第二位，他就觉得愤愤不平。这就为后来的官场喋血留下了引子。
萧瑀和唐高祖的“堂大舅哥”窦威，同时担任内史令。窦威淡泊名利，这里就不介绍了，说说萧瑀。萧瑀本是南北朝时梁朝皇帝梁高祖的儿子，他姐姐是隋炀帝的皇后萧氏。梁朝灭亡后在隋朝做到内史侍郎、民部尚书。李渊攻下长安之后，写信招降他，他就带着一个郡投到了李渊的帐下。萧瑀能言善辩、性情刚直骨鲠，得理不饶人，也不善与人相处。
以上的职位都是宰相（唐朝的宰相制度有点“集体领导”的民主意味），纳言后来改称侍中，内史令改称中书令，依然是宰相级别。
李纲出任礼部尚书。李纲是元老级的大臣了，隋朝的时候就因为德高望重，成为文帝太子杨勇的洗马。这个人个性刚直，当初在杨勇身边，李纲即“非东宫得言者”。李渊进入长安以后，李纲前来拜见，李渊非常高兴！因为当时他根基未稳，当然愿意拿李纲这样有声望的人装点门面。现在加封为礼部尚书，一是表示奖赏，而是量才施用，继续装点门面。不久李建成被立为太子，李纲又兼任太子詹事，教导太子。
陈叔达出任黄门侍郎。陈叔达的出身和上述的萧瑀比较相似，他是南北朝时南陈宣帝的儿子，在南陈时曾被封为义阳王。陈灭亡后，他在隋朝一个偏僻的地方担任个小小的通守。李渊进攻这个地方的时候，因为欣赏陈叔达的才学，决定先礼后兵。李建成自告奋勇，匹马到城下去说降陈叔达，结果被陈叔达大骂一通，还让士兵放箭，李建成只好抱头窜回，气得咬牙切齿，促劝父亲赶快攻城。城破之后，李建成率先冲到通守府，把陈叔达抓了起来，请求唐高祖下令将陈叔达斩首，以解先前诟骂箭射之恨。面对死亡的陈叔达神色恬然，立而不跪。李建成刚想上去踹他两脚，让李世民止住了。李世民来到父亲身边，附耳说道：“叔达为官清明，为人正直又有才学。目下我军正是用人之际，请父帅以礼感化之。”李渊点点头，走过去亲手为陈叔达解去绑绳，以礼相待。陈叔达深感李渊的真诚，表示愿意归顺。李渊马上安排他和温大雅一块同掌军中机要。这个人虽然对名利不太上心，但他以后的的几次发言在政局变动中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屈突通出任兵部尚书，仍兼任李世民的行军元帅长史。屈突通的年龄比唐高祖还要大不少，都快是李世民爷爷辈的人了。他原本是隋朝大将，在李世民从太原进军长安时，被唐军逼得山穷水尽而被俘。后来他在李世民手下听命，很听话而且很得信任。
唐高祖这次还任命了自己的堂侄李瑗为刑部侍郎，这个李瑗也在唐高祖夺取天下的过程中立有战功，而且和李建成的关系较好；唐高祖的堂弟李孝恭被封为光禄大夫，他是宗室中战功仅次于李世民的重量级级将领，也和李建成关系比较好。除他俩之外，李氏家族还有两个值得一提的人物，他们在李世民建功立业的过程中都发挥了作用：一个是唐高祖的堂弟李神通，晋阳起兵之后他也在长安附近起兵响应，功劳较大，拜右翊卫大将军，封永康王；另一个就是唐高祖的堂侄李道宗，被封为略阳郡公，他从十七岁就跟随李世民征战。到后来李世民和李建成争斗的时候，皇族中能在史书中查到的只有这两个人李世民。
六七天之后，唐高祖立世子李建成为皇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齐公李元吉为齐王，唐高祖的堂弟李神通为永康王。
这样，李唐三百年官场倾轧悲喜剧的大幕正式拉开了。
①李建成其实不像《旧唐书》、《新唐书》写得那么不堪。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事变取得政权之后，曾因惧怕后世的评价强令史官篡改历史，把唐高祖、李建成、裴寂的功劳都尽量抹杀，尤其是对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劣迹”，故意突出夸张描述，甚至编造。其实李建成还是很有zhengzhi和军事才能的，而且颇得宗室和朝中大臣之心。见著名唐史专家黄永年所著《六至九世纪中国zhengzhi史》第四章。
②《旧唐书#183;杜如晦传》记载，在唐军攻占长安之后，征讨薛仁杲之前，就是李世民刚被任命为中书令之后，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朝廷要把李世民属下的兵曹参军杜如晦调任陕州总管府长史，“记室房玄龄曰：‘府僚去者虽多，盖不足惜。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才也。若大王守籓端拱，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太宗大惊曰：‘尔不言，几失此人矣！’遂奏为府属。”这是史书白纸黑字对李世民登基野心的第一次记载，可知李世民的野心应当产生得比这还要早。其实，从太原起义的旧臣很多都和李世民有较深的交往，也可以推测李世民从起兵开始就有意拉拢人，培植自己的势力。
③此处采纳了黄永年《唐史十二讲》的第一讲的观点。
二、裴寂和刘文静的矛盾
大唐刚刚建立，天下远未平定，高官之间的矛盾就产生了。这些矛盾中，最惹眼的是外臣中第二高官刘文静和第一高官裴寂之间的矛盾。
刘文静和裴寂其实早就相识，刘文静做晋阳令的时候，裴寂是隋朝晋阳行宫的宫监，两个人生活在同一座小城而且都不是等闲之辈，一来二去地就交上了朋友。一天晚上，二人谈天说地到很晚。裴寂远远望着城上的烽火，仰天长叹一声说：“我地位卑贱，家里又穷，在这兵荒马乱之世，何时才能出头啊？”刘文静笑着说：“世道本来变化无常，你的情况不足为怪。再说了，你我二人有这样的交情，一起相处得痛快，还考虑那些干什么？”当夜抵足而眠。后来，二人都怂恿李渊起兵，而且从李渊起兵到进攻长安的过程中，两个人的关系依然保持得不错，一个是唐高祖的左膀，一个是唐高祖的右臂，同舟共济协助唐军挺进关中。
刘文静确实为大唐的建国立了不世之功，但他毕竟是李世民的人，是通过李世民才接触上唐高祖而参加晋阳起步的；而裴寂是唐高祖的密友，所以和唐高祖的关系就比刘文静亲密。加上唐高祖本来就有任人唯亲的特点，所以在即皇帝位之后，给裴寂的官位和封赏要高于刘文静。其实，即使抛开唐高祖任人唯亲的特点，这样做也有合理的地方：当时天下远未平定，皇帝还离不了“准萧何”这样的智囊，裴寂和他关系亲密、值得信任，是理所当然的人选。而且，放一个这样德高望重又易于控制的人在众大臣之上，也比较安全。刘文静虽然非常聪明，智慧谋略超过裴寂，但他性格外露张扬，不容易控制，不适合放走二把手的位置上。综上所述，刘文静位在裴寂之下，几乎是必然的结果。
但是刘文静觉得难以接受。他自视甚高，且在人际关系方面又不太成熟，他坚决地认为自己功绩在裴寂之上，现在位在裴寂之下，这样的职位安排不合理，是赏罚不公，心理难以平衡。他有是一个把心情写在脸上的人，难免露出怏怏不乐、愤愤不平的情绪。此时，在政治战略和军事方面都是天才的刘文静，竟然不明白自己流露出针对裴寂的不满，就是对唐高祖的安排表示不满，就是对唐高祖有意见！唐高祖肯定就不高兴。
接下来的事，更是让刘文静受刺激：裴寂在朝廷上异常得宠，唐高祖不仅赏赐给他无数服玩宝物，还时常赐御膳给他食用。称呼裴寂的时候，从来不叫名字而叫“裴监”（裴监是对裴寂当年的晋阳宫监职位的尊称，唐高祖用贫贱之交时的称呼来称呼裴寂，亲切程度谁都可以感觉到。）更有甚者，每当高祖上朝，一定会让裴寂和自己同榻而坐；退朝以后，还总叫上裴寂一起进宫闲聊或谈事；朝中的事务，唐高祖对对裴寂从来都是言听计从。刘文静看到这些，更难以接受，每次看到裴寂得宠的情形和大臣们对裴寂的羡慕表情，心里就酸得受不了。
一天，刘文静终于向唐高祖上奏：“陛下君临天下，各官一律都是臣子，在陛下这里都应称呼名字；而且皇帝的地位应该无比尊严的，皇帝的宝座是不能让臣子坐的。现在您的做法使贵贱失序，不是国家长治久安之道。”刘文静这番话，明显是冲着裴寂所享受的“裴监”称呼，和上朝时与皇帝同榻而坐的殊荣来的，其目的是让唐高祖结束这种做法，不再那样宠着裴寂。唐高祖是何等样人，一下子就明白了刘文静在想什么，更何况，最近他也应该能够通过自己安插在朝野的耳目，了解到了刘文静的言行。唐高宗心里虽然有些不高兴，但没有发作，他回答：“历史上，汉光武帝与严子陵一起睡觉，严子陵把脚伸到汉光武帝的肚子上，还成了千古美谈。今天，诸位大臣都是我的旧同僚，而且德高望重，这样的交情怎能忘了？此事您不必疑虑！”对于唐高祖的这种反应，刘文静肯定更加不满，又无可奈何。
李世民和刘文静的关系非常密切，他在裴寂和刘文静的矛盾方面，持什么样的态度，史书上难以找到记载。他固然会同情和刘文静，但对刘文静的言行可能是听之任之，没有加以劝止；或者是他劝止了，但刘文静这头倔驴不听。至于裴寂，李世民和他的关系虽然谈不上好，但表面上仍是很尊重的，一方面自是顾着父皇的面子，另一方面，也说明李世民待人处世老练，也有教养，而且城府也深得多。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另一支军事力量的首领薛举，率军进攻唐的领地泾州。高祖任命秦王李世民为元帅，统帅八路总管的军队去抵御。刘文静被任命为李世民的元帅府长史，随同李世民出征薛举。刘文静离开京师，眼不见裴寂，心中自然能少烦一些，裴刘的矛盾暂时得到了一点缓冲。
作者按：
象唐高祖把裴寂放在刘文静之上的做法，作为臣子是应该理解的：抛开裴寂有功不说，即使裴寂无功，也有必要把他放在“二把手”的位置上，因为这样做对“一把手”最安全。当臣子的都需要从心理上完全接受，除非是你不想在这里干了。更何况，裴寂不是没有功劳的，裴寂表面上看来做得不多（史书上提及的就更少），那是因为他的很多功绩都归到唐高祖的身上了，而且裴寂所有的功劳唐高祖都心中有数。
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做法都比比皆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坐到一个大企业的总经理位置之时，通常都是安排一个资历深但能力不强、没有野心的“长者”做二把手；或者扶持一个资历浅、声望低、但听话的人作为“二把手”。总经理通过这个二把手把一些能力强、影响力大、对总经理有可能形成威胁或潜在威胁的人物隔离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对他们形成制衡，保证自己宝座的安全。万一经营方面出现重大失误，还可以拿这个二把手当替罪羊，而且这时候杀掉这个才拙而位高的二把手，很容易就能满足下面的不平心理。
有的副总就非常聪明，在一把手位置绝对稳固的时候，他从来都是避免处在二把手的位置：每当自己处在二把手位置上时，总要推上去一个新的二把手，把他放在自己和总经理之间，形成一个安全的隔离带。如果总经理是个雄猜之主，这种做法更无疑是一个完美的自我保护措施。
刘文静只看到了裴寂风光的一面，真是“只见贼吃肉没见贼挨打”，殊不知裴寂每天也会战战兢兢，伴君如伴虎！他自有他的难言之痛。所以，我们在遇到刘文静这种情况的时候，不要象他那样痴迷于二把手的位子。
三、裴寂谗杀刘文静
当时天下远未平定，还有很多的大仗恶仗要打。在军权方面，唐高祖更新任的还是自己的儿子。大儿子李建成虽然也有不凡的才能①，但毕竟已立为太子，不再适合离开都城在外带兵；三儿子李元霸早夭；老四李元吉年纪太轻、且有些纨绔子弟习气，更重要的是领兵经验太少，很难立即担当大任；剩下的就是二儿子李世民，他的军事才能可说是三兄弟中最优秀的，又具备一定的作战经验。所以，此时征战的重任和立功机会难免就落到李世民的身上。薛举兴兵进犯泾州之时，李世民理所当然地带兵出征。
大军出发不久，作为宰相之一的内史令窦威去世了，加上李世民和刘文静两个宰相级的人物又不在朝中。唐高祖于是任命窦抗兼任纳言（窦抗和刚死去的窦威一样，都是唐高祖的“堂大舅哥”），黄门侍郎陈叔达也提升为纳言，做了宰相。
征讨薛举的战争，是唐朝的开国后的第一战。谁也没有想到，这第一战居然是唐军的一场大败，差点关中都不保，真是大不吉利！对于这场战争失败的原因，史书的记载是，李世民到了前线之后挖深沟、筑高垒，不急于与对手交战。但李世民在等待战机的过程中病了，只好委托刘文静代为指挥。李世民告诉刘文静“不要轻易出战”，但刘文静贪功心切，还是听了将军殷开山的话，主动出战而导致大败。这一战唐军损失惨重，血流成河。薛举甚至打算乘胜追击进逼长安，推翻唐朝。突然得了重病，才撤军了。
李世民战败回京，唐高祖心中十分焦急气愤，但他没把气没撒在李世民身上，而是把刘文静、殷开山免职了，把刘文静以前受封的爵位食邑也剥夺了。有的史家认为，这时不排除李世民他们在玩“丟車保帅”的把戏。他们认为这一仗是李世民指挥失误导致的失败，事后由刘文静主动站出来为领导背了黑锅。因为李世民是刘文静等“秦王派小团体”的头子，李世民要是被撤职降职，倒霉的将是一大片；如果刘文静站出来替李世民承担了责任，只要李世民不倒，刘文静就还有机会。如果史实真的如此，那么刘文静聪明到底是聪明，导致他日后灾祸的确实只是性格方面的缺陷。
在朝廷对刘文静进行削职削封的处理时，裴寂是什么态度，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史书未见记载。但可以想像，他应该是高兴的。接下来的几个月，是刘文静最郁闷的一段日子了，眼见得裴寂依然意得志满，而自己却窝囊得做寓公，心中的不平更是与日俱增。好在李世民的地位没有受影响，武德元年的中秋前后，薛举病死，其子薛仁杲（gǎo）继立（老天爷及时要了薛举的命，给了唐王朝喘息的机会）。李世民再次率军，征讨薛举的儿子薛仁杲，刘文静也得以第二次随军出征，得到了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
这一次出征，李世民吸取前一战失利的教训，养精蓄锐，坚壁不战，先与敌军对峙六十多天，把敌人的粮食消耗殆尽。于是敌军将士开始上下离心，意志涣散，甚至开始有一些部将相继率部投降。李世民一见战机成熟，立即展开攻击，薛仁杲无力应战，部队四散溃逃。十一月，对手薛仁杲见大势已去，被迫出城投降。唐军俘获敌兵万余人，男女百姓五万余口，薛仁杲被押至长安，唐高祖令斩首示众。
这次得胜还朝之后，朝廷自然要论功行赏。李世民在朝廷上力挺刘文静，说他在本次征战有大功，唐高祖就把刘文静的爵位封邑都回复了，还任命他担任民部尚书（后来的户部尚书，相当于财政部长）、兼领陕东道行台左仆射。但原来的宰相位置――纳言这个职位，刘文静却再没有得到。李世民也受到封赏，受封太尉、陕东道大行台，蒲州及黄河以北各府的兵马都受他指挥。
这段时间里发生的大事，为了以后述事方便，有必要提几句。李密因为败给了王世充，投降唐朝，李密的手下魏征也跟随降了唐，于是唐高祖指令魏征去收服徐世勣。徐世勣就是徐懋功，他权衡之后也决定降唐。这个人比较会做事，他命人登记好所辖郡县的户口、士兵等资料之后，没有直接上报朝廷，而是交给李密，再由李密转交给朝廷。这样既照顾了旧主的面子，还实现了归顺唐朝的目标。唐高祖听后感叹道：“徐世勣不违背道德，不希求功劳，真是个好臣子呀！”赐他姓李，负责管理虎牢关以东地区，从此徐世勣改名李世勣。（这个人确实会做事，武德元年年底的时候李密因叛逃被杀，李世勣又请求唐高祖允许他为李密披麻带孝厚葬李密，说是尽一下对旧主的情意。博得很多时人的好感。）罗艺也有意以幽州等地降唐，他的手下温彦博非常赞成，极力促成此事。罗艺降唐后，唐朝诏命温彦博为幽州总管府长史。不久后唐高祖又赐罗艺姓李，且擢升温彦博为中书侍郎（温彦博是唐高祖所宠信的大臣、《大唐创业起居注》的作者、时任唐朝要职黄门侍郎的温大雅之弟。温大雅、温彦博两兄弟同时供职朝廷而且都是显赫的高官，时人很羡慕。）到武德二年，隋朝的弑君佞臣宇文化及死了，他的弟弟宇文士及带领着隋朝旧臣封德彝前来降唐。对于宇文士及，唐高祖在隋朝担任殿中少监的时候就认识，有多人劝说唐高祖起兵反隋，宇文士及就是其中之一。而且现在宇文士及的妹妹是唐高祖后宫中比较得宠的昭仪，因此唐高祖授予宇文士及上仪同的官衔。而对于封德彝，因为他是隋朝时出名的佞臣，狠狠地斥责了一番，将他遣返回家。一段时间后，封德彝进献秘策迎合皇上，高祖看后觉得不错，又改变了态度，加封封德彝为内史舍人，不久又升迁为内史侍郎。接着，在王世充手下任军职的秦叔宝、程知节（程咬金）都在阵前突然逃离军阵，前来降唐，高祖让他们到秦王李世民帐下听用，李世民十分看重他们，任命秦叔宝为马军总管，程知节为左三统军。
再回头来说刘文静。虽然经历了失败、免职再复职的波折，脾气倔强的他仍然没有改变自己对待裴寂的方式。上朝时，朝臣们讨论朝政，只要裴寂只要一表达看法，刘文静就会和他唱反调，而且是不管裴寂说的对与错，都一概反对，还经常顺便出言羞辱裴寂。于是，两人的隔阂越来越大，不可能再有当年在晋阳小城同榻而卧的那种感情了。
刘文静的这种做法不仅是心胸狭窄的表现，而且也明显有只顾个人私怨而玩忽国家大事的倾向。唐高祖看到眼里肯定很生气，很快产生了对刘文静的不满和厌烦。裴寂本人对刘文静的这种行为也肯定很恼火，但面对刘文静对自己的攻击，却是一忍再忍。他此事的表现让人想起“咬人的狗不叫”这句土话，他在等待机会收拾刘文静。
恰在这时，朝中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可能因为太子李建成的提示，唐高祖意识到李世民小集团的实力已经太大，要进行一些压制了。李世民从晋阳起兵开始，就处心积虑拉拢一些将领，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现在不仅功臣刘文静已经是李世民的私党，朝中高官萧瑀、屈突通也明显和李世民亲近（屈突通在李世民征薛仁杲时在帐下听命，被李世民拉拢为私党）；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很有才能的人，作为秦王府的属僚，更是忠于李世民。加上李世民剿灭薛仁杲有功，威望日隆，势力发展更是迅速。这种形势如果继续下去，极有可能发展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对太子李建成形成不利影响。
唐高祖开始有意识地把李世民手下的一些精英人物调离秦王府，到其它地方任职。李世民对朝廷这样的做法很不满，但想不出什么办法来阻止。有一天，朝廷又要把李世民属下的兵曹参军杜如晦调任陕州总管府长史，时任秦王府记室的房玄龄听说了这个消息，急忙去找李世民，说：“我们这里虽然很多人被调走了，但大部分都不足惜。只有杜如晦这个人不同！他才能卓越、智谋深远，是王佐之才！如果您日后只想安安心心地当个亲王，那就用不着留他，但如果您有登上大宝、君临天下的志向，非得留住此人不可！”李世民听后大惊：“你怎么不早说？差一点就失去这样的一个人才！”于是编个理由上奏，把杜如晦留在了府中。这时候唐高祖也不会想把事情弄得太露骨，李世民要留住个别人在秦王府，朝廷还是会允许的。
在接下来的战事中，唐高祖也刻意不再给李世民立功的机会，转而使用其它人。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刘武周勾结突厥，进犯河东（今山西）一带，唐高祖调用裴寂去抵抗，结果大败，晋州以北城镇失守殆尽；接下来又发生了齐王李元吉弃守太原之事，导致晋州、龙门相继失陷。但唐高祖此时还是坚持任用败军之将裴寂，让他继续镇抚河东，仍不起用李世民。
如果刘文静在zhengzhi上成熟，这时就应当能看出来唐高祖和太子正在削弱李世民，而自己作为李世民的主要党羽，很容易成为被削的对象，这时候就应该加倍地小心谨慎、以免授人以柄。但刘文静不是这样，他不但一点也没有收敛，甚至还愈演愈烈。一次，刘文静与弟弟刘文起一起喝酒，喝多了，不禁发起怨气拔刀砍柱子，大声喊叫：“总有一天，我要砍掉裴寂的脑袋！”正好那时候他家里闹鬼，于是弟弟刘文起找来巫师，在星光下披散着头发、口中衔刀来驱邪。大臣请巫师来做法的事情，在迷信盛行的古代是大忌，是历代皇帝所嫉恨的行为，很容易被扣上谋反的帽子。这件事情果然给刘文静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有个小妾，因为不再受宠爱，就怀恨在心，知道这件事情后她就让自己的哥哥上告官府，把刘文静的言行都辗转上报给了朝廷，说刘文静要谋反。
唐高祖接到了对刘文静的指控，觉得可以给他套上谋反的罪名，借机除掉他。这样一是为了免得他以后再惹自己生气，更重要的是还能削弱李世民小集团的势力。于是他命令裴寂带着萧瑀、李纲去审查此事。我们从高祖居然派裴寂去审查刘文静的案子，就能看明白他是想下狠手了。
刘文静面对裴寂等人的审查，辩解说：“晋阳起兵的时候，我和裴寂职位大致相当。但如今呢？裴寂官居仆射，我的官衔却很一般。想当初我东征西讨，把老母留在京师，风风雨雨无所庇护，代价不可谓不大！后来立下如此的大功，却受到这样不公平的待遇，心中确实有些不满。那天我是因为喝醉了酒，自己控制不住自己，才口出怨言。但仅此而已！要说我有谋反的想法，那肯定是没有的。”
唐高祖看了裴寂呈上的审查结果，对群臣说，“听刘文静这番话，显然是要谋反了。”李纲、萧瑀都不同意高祖的意见，说刘文静有情绪是真，但确实是没有谋反的意思。
刘文静是李世民的一条臂膀，所以李世民听说后，也特地赶来替刘文静求情，极力替刘文静开脱。但是唐高祖并不给他这个面子。
裴寂心中恨透了刘文静，他在接到高祖的指令，去审查刘文静案子的时候，就明白皇帝要对刘文静下手了。现在看高祖把谋反的帽子往刘文静脑袋上扣，就明白自己该怎么说了，于是他上奏说：“众所周知，刘文静的才智谋略在众人之上，但他的性情更是粗疏险恶。如今天下未定，留着他必定是后患。”裴寂话中最狠毒的一句就是“今天下未定，留着他必是祸患”，这就是说，既然不能让他满意，就必须杀了他，免得被王世充、窦建德等人得到。这话说到了高祖的内心深处，他既然不能让刘文静满意，就要除掉他，不然刘文静真的到了对手那里，绝对是后患无穷！高祖犹豫了一下，最终采纳了裴寂的意见。
武德二年九月初六，刘文静被处死，家产全部没收入官。史载，刘文静在刑场上捶胸顿足：“狡兔死，走狗烹；高鸟逝，良弓藏。果真如此啊！”
刘文静可以说是第一个死于唐朝官场倾轧的高官。这个案子虽然带有残酷和卑鄙的色彩，但这个阴谋的精彩程度、和复杂程度都不是很高，以后的官场上，更绝妙的“创意”、更精彩的“剧情”，才真的是层出不穷。
作者按：
这个刘文静真的聪明，也真的糊涂。能把军国大略看那么清楚的一个人，到死都还没有搞明白唐高祖杀他的真正原因，到死也都没有领悟到自己一年多以来的言行是多么的不正确，至少是不明智。唉！真的可悲！
其实，我们看看今天的职场和官场，有着多少个刘文静正在用无谓的言行发泄自己的不满呢？我们在职场上经常会遇到不公平的对待，究其原因，可能是你的领导不公正，但更可能是你没有把你所做的充分沟通给领导，也可能是你的关系没有搞到位，也有可能是你低估了别人的能力和功劳。不管怎么样，你都不要学刘文静那样发牢骚，搞对抗，因为那样只能惹得领导反感，至少会觉得你不成熟。同时你的做法也会给别人以口实，甚至有的小人会故意来套你的话，然后再向领导打小报告害你。
所以，当你遇到这样的情况时，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能你认定你的领导确实是任人唯亲或者有其它严重的人格缺陷，坚决地辞职而去；另一条路就是要接受现实，把你的嘴巴闭起来，也不要把这些东西写在脸上，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全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如果领导还是个公正、明白的人，你还是会很快有机会的。
记住，只要你的辞职决定没有真正作出，只要你还在这里一天，就一天不能显示出情绪！
①此处采用的是黄永年《唐史十二讲》的第一讲的研究结论。
四、太子、秦王矛盾凸显和群臣的“站队”
李世民果然是个军事天才，真可谓马到成功，仅用半年时间就彻底击垮了刘武周集团，使得刘武周仓皇逃奔突厥，被突厥所杀。这场战争中，李世民显露出了很强的报复心，打下了夏县之后，竟然下令屠城。另外，李世民也从刘武周那里得到了对他一生帮助极大的大将尉迟敬德。武德三年（620年）五月二十九，李世民从征讨刘武周的前线回到长安。
这一战，基本稳固了李世民在朝中的军事领袖地位，接下来的大仗基本上都是李世民率军出征了。
李世民刚到长安休整一个月，七月初一，唐高祖就命令他征讨洛阳王世充。屈突通和宇文士及、秦叔宝、程知节、李世勣、尉迟敬德等随同李世民出征。齐王李元吉也在这支队伍中，估计这是唐高祖派来监视、牵制李世民的；要不就是李建成派来的，因为他和李元吉关系很好。不管是唐高祖还是李建成的主意，派李元吉随军去洛阳都能起到两个作用：一是监视和牵制李世民，二是如果能够凯旋而归，朝廷可以在封赏李世民的同时封赏李元吉，也能继续牵制李世民。不管怎么样，以后李世民每次出征时，朝廷都会安排李元吉作副手，兵权由两兄弟分揽了。
征讨王世充的战争一直持续到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的四月。这一战的战果实在是太辉煌了！李世民不仅灭掉了称霸洛阳多年的王世充军团，而且同时灭掉了远道而来援助王世充的、实力强大的窦建德集团！他们两个是当时天下除唐朝之外最大的两股势力，李世民消灭了这两大军团之后，当时的天下已经没有能与大唐抗争的军事力量了！
武德四年七月初九，凯旋的李世民金盔金甲，身后跟随着李元吉、李世勣、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等二十五员大将，骑兵一万余人、步兵三万多人，高奏凯歌、浩浩荡荡回到长安。在这支队伍里，押送着两个帝王――被俘的王世充和窦建德，和隋朝在洛阳宫的一应器物。李世民一行押送着这些战俘和战利品到太庙去呈献战果，唐高祖下诏大摆筵席，为众将士接风洗尘。这时候，李建成应该会参加所有仪式，虽然表面上要显出欢欣鼓舞的样子来，但心里一定是酸溜溜的，同时也忧心忡忡。
当月，唐高祖任命屈突通为陕东道大行台右仆射，镇守洛阳；任命李道玄为洛州总管，管理洛阳军事。他俩都是李世民的人，估计这一任命是唐高祖接受了李世民的举荐。从此洛阳一带就成了李世民的铁打的地盘。李建成看见李世民把东都洛阳牢牢掌控在手，也不敢怠慢，马上盘算自己应该加强哪些地盘。荆湘等南部地区，他的者李孝恭那边正在攻城略地，基本情况也还不错，南方没有问题；东部已经“解放”的地区都让李世民控制了；就剩下北方了。李建成赶紧向父皇请命，八月，去安抚北方边境。当时罗艺正在幽州，估计李建成是在这一趟搞定了罗艺，至少是可以和罗艺强化了关系。
十月，因为李世民功劳太大，现有职位不足封赏了，于是唐高祖创造了一个新职位――加封李世民为天策上将军，位在亲王之上，太子之下，同时兼任司徒（三公之中位列第二）。还下旨另设天策将军府，设置各级官吏。这个封赏不可谓不高了，但是，这也意味着唐高祖向李世民发出了一个信号：你的位置也就到此为止了，功劳再大也成不了太子。
有意君临天下的李世民，此时当然不满足于唐高祖的安排。他在处理好了洛阳的善后事宜之后，开始在宫城西侧设置文学馆，延揽各地著名的学者加入文学馆，以本官兼任“学士”。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拉拢人才，充实自己的势力。这些学士中，在历史上著名的有亲王府属（秦王府助理）杜如晦、记室（机要秘书）房玄龄和虞世南、文学（教育官）褚亮、从事中郎（天策府参谋长）于志宁、宋州总管府户曹（宋州军区司令部民事官）许敬宗等，共十八人，史称“十八学士”。
此时，本来大家都以为天下无战事了。但没想到由于战后安抚工作没有做好，窦建德的余党刘黑闼又死灰复燃。刚开始，唐高祖只动用了李神通、李世勣等人去镇压，没想到被刘黑闼打得大败。刘黑闼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几乎把窦建德原来的土地都收复了，重新形成了足以威胁唐王朝的一支强大力量。
这种情况下，李世民受命再跨征鞍，于武德四年十二月出兵征讨刘黑闼，这次出征李元吉还是做他的副手。与以往每次出征还有一点不同的是，这回每到要摘胜利果实的时候，李世民就被叫停：武德五年三月底，秦王李世民与刘黑闼相持已经六十多天后取胜，刘黑闼逃奔匈奴，李世民就准备攻打刘黑闼的旁支势力徐圆朗。这时候唐高祖突然诏令李世民将军队交给齐王元吉统领，自己急速回长安。然后令他再另组队伍去攻打徐圆朗，也是到快最终胜利的时候，接到诏令班师回朝，另派将领继续战事。
同时李建成也打破了太子不将兵的传统，亲自出马的次数增多了，同时为李元吉争取单独率兵的机会。刘黑闼逃到突厥后，再从突厥借兵卷土重来。唐高祖先是下诏命齐王李元吉去山东讨伐刘黑闼，数月没有进展，十二月底，太子李建成带兵和李元吉会合，采用魏征的建议，恩威并施，击败了刘黑闼，并于第二年（武德六年）正月杀死刘黑闼。这一下李建成又立了一大功，正式向天下昭示了自己不仅文治可以，武功也过硬。这对李世民是一个很好的反击。
在剿灭刘黑闼的过程中，李建成还注意拉拢人心，与罗艺、李瑗等人进一步结交，强化了自己和河北山东大部的封疆大吏、军事将领的关系，于是河北、山东的大部（这里的河北山东比现在河北省山东省的范围要大得多）基本上都成了李建成的势力范围。
到了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天下终于平定了，皇族内部的斗争也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因为对外用兵的机会减少，李世民施展的空间再一次受到压缩。李建成、李元吉想尽办法压制李世民；李世民也展开反击，维持自己的势力。
李建成最重要的者是当朝皇帝唐高祖。唐高祖是压根不想更换太子的，两唐书上所说的高祖多次对李世民许诺立为太子，都是李世民登基以后对历史的篡改②。其次就是李元吉，李建成曾经许诺给李元吉，说自己当皇帝之后会立元吉为皇太弟，死后传位李元吉。所以李元吉尽心尽力地死保李建成。
唐朝的后宫嫔妃中，万贵妃讨厌李世民，当然李建成（当初李世民打进洛阳宫城之后，高祖闻报非常高兴，特许万贵妃等几人到洛阳挑选隋朝宫女和收取仓库里的珍宝。万贵妃等人到洛阳后就向李世民要宝物并为自己的亲戚求官，李世民却说：“宝物都已经登记在册上报朝廷了，官位只应该授予贤德有才能和有功劳的人。”没有答应她们的任何要求，一下子得罪了一批妃嫔。）；当时最得宠的张婕妤、尹德妃和李建成关系非常好，是他的坚定者。她们不仅自己李建成，连她们的娘家都和李世民作对：因为亲王李神通立过大功，又和李世民关系亲密，李世民就赏赐他几十顷田地。恰好这时候张婕妤的父亲也看好了这块土地，就通过女儿向高祖求赐。唐高祖宠爱张婕妤，也不知道这块地已经赏出去了，就下手诏将这些田赐给她父亲。张家来找李神通，出示高祖手敕，要李神通退让，李神通岂肯吐出已经到口的肥肉，死活不愿让出来这块地，说凡事要有个先来后到，自己有秦王的“教令”在先。就这样发生了争执。张婕妤向高祖告状道：“皇上敕赐给我父亲的田地，被秦王夺去了给李神通了。”高祖因此发怒，责备李世民说：“难道我的手敕不如你的教令有用吗？”过了段时间，高祖还对丞相裴寂说起了李世民的这件事：“这孩子长期在外掌握重兵，一天到晚和那些读书人在一起，已经学坏了。”尹德妃的父亲尹阿鼠也因为女儿受宠而骄横跋扈，秦王府的府属杜如晦经过他的门前，尹阿鼠的几个仆人竟然把杜如晦拽下马揍了一顿，打断了他一根手指，说：“你是什么人，胆敢过我的门前不下马！”杜如晦走了之后，尹阿鼠怕李世民告诉皇上，先让尹德妃对皇上说：“秦王的亲信欺侮我家人。”高祖又生气地责备李世民说：“我的妃嫔家都受你身边的人欺凌，何况是小老百姓！”李世民反复说明真相，为自己辩解，但高祖已经听不进去了。妃嫔们还在继续进说：“假如皇上一旦归天，秦王得了志，我们孤儿寡母恐怕要被他斩尽杀绝！”还说：“东宫太子慈善厚道，应该能好好保全我们。”借此打击李世民。
李唐宗室的成员也大都李建成。唐室宗亲在唐高祖时代是很有实力的，因为唐高祖更相信自己的族人，一直采取“强宗室“的政策，不仅享受高官厚禄，而且有的亲王手里还有兵。李建成的为人不错，很注意和宗亲处好关系，又是嫡长子，做太子名正言顺，所以他们大都李建成。在唐朝战功仅次于李世民的河间王李孝恭，就和李建成关系密切，在幽州的李瑗也是，后面会提到。
朝中大臣和各地军政长官，有很多人李建成。朝中的宰相裴寂是忠于唐高祖的，既然唐高祖不愿换太子，裴寂当然倾向李建成（只是他不愿太深地卷入兄弟之争）③。封德彝看风使舵，表面上亲近李世民，暗里李建成。（这一件事封德彝在世之时李世民一直不知，还以为这家伙挺他哩。直到他死后多年真相才被揭露出来。）各地封疆大吏，李建成也拉拢了不少人。幽州大都督庐江王李瑗（也是皇族）、幽州总管李艺（罗艺）李建成，邢州都督任环和他的弟弟任璨也多年依附建成，益州都督行台尚书韦云起、郭行方也是建成的同情者。至于到了武德八年、九年，李世民渐失兵权的时候，朝臣和各地都督、刺史很多人墙头草一样的依附太子。此外，山东的许多豪族都是建成的。
另外，太子的者还有自己的太子府属僚，他们有的是唐高祖委派给太子的辅臣，有的是太子自己笼络来的。有几个人在当时就已经名满天下：韦挺、王珪、魏征、裴矩，其中韦挺是李建成从小玩到大的朋友，裴矩作为建成手下的太子左庶子、太子詹事，虽不表现出反对李世民的态度，但这样已经是李建成的了。再搭配上薛万彻、冯立等京中武将，对建成的实力形成很重要的补充。这些都是有史可查的，其实太子属僚应该远不止这些。
和太子相比，李世民的羽翼相对就逊色多了。李世民虽然有较大势力，尤其是在军中的影响较大，但那些部众毕竟不在长安，而是在洛阳、河南一带，远水难解近渴。他在长安的者，朝中大臣里仅有有萧瑀和宇文士及、屈突通等寥寥数人，陈叔达虽然曾经帮助李世民说话，其实并不是从私人党羽角度出发的；宗室中李世民的是少数，除了唐高祖的堂弟李神通、堂侄李道宗和已经在征伐刘黑闼时死去的李道玄之外，还没有发现历史记载中有哪位亲王李世民。所以李世民的党羽主要是跟随他征战的将领，例如秦叔宝、程知节、张公谨、段志玄、尉迟敬德、侯君集、张亮等。还有忠于他的一些府属臣僚（包括房玄龄、杜如晦在内的十八学士），还有他的大舅子长孙无忌、长孙无忌的舅舅高士廉、长孙无忌的叔叔长孙顺德等人。所以李建成曾得意地对李元吉说：“在长安，秦王只是一介匹夫而已，想收拾他很容易。”
对于后宫嫔妃，李世民这时候也知道她们的重要性了。他并不是象史书中所刻意描绘的那样不会和后宫搞关系，而是用金银收买了内宫的很多妃子。只不过，他收买的不是张婕妤、尹德妃那样显眼的人物，而是其他一些普通的妃嫔。为此李建成还曾对李元吉说：“秦王（李世民）已是遍见诸妃，他有钱，能拿出些好东西给她们。”而他的妻子长孙氏更是频频在后宫活动，积极向唐高祖表达孝心，和很多妃嫔搞好关系，尽力弥缝一些人和秦王的关系，目的就是为了得到宫中的帮助。这样，后宫嫔妃中也有李世民的，他们虽然没有张婕妤、尹德妃的受宠地位和影响力，但替李世民通风报信、传送宫内情报还是能够做到的。
此处值得一提的是，李靖、李世勣两个军事大才在太子之争中都持中立态度，确实都是善于自保的聪明人，不愿冒这样的风险。
随着太子和秦王两个阵营基本形成，各自站位就绪，太子之争开始进入白热化状态。
秦王府这边，有人劝说李世民动手刺杀李建成，以取得最终的胜利。当时房玄龄在李世民手下任陕东行台考功郎中，仔细分析了双方在长安的实力，觉得不能这样抗争下去，而应该及早采取行动，不然只会失败。但是，狡猾的他没有直接去对李世民说，而是先去说服时任比部郎中的长孙无忌，通过长孙无忌去说服李世民（因为举事杀太子是个敏感话题、而且是以疏间亲，他不愿意冒这个险。长孙无忌与李世民从小关系就好，还是李世民的大舅子，密切程度比任何人都高，向李世民说这话最合适。）房玄龄对长孙无忌说：“现在太子和秦王的仇怨已结，一旦祸患暗发，不止是秦王府不可收拾，连国家的存亡都成问题。我们要劝秦王仿效周公平定管叔与蔡叔的做法。而且需要抓紧时间！”长孙无忌说：“我早就有这样的想法了，只是不敢说。现在你说的正合我愿。我去说给秦王听听。”于是，长孙无忌进去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传召房玄龄计议此事，房玄龄催促李世民抓紧行事。房玄龄还把秦王府属杜如晦叫来，一起劝说李世民诛杀李建成与李元吉。李世民可能是担心自己在长安的势力太弱小，成功几率不高，还不如采取陷害太子、让唐高祖废黜太子的把握更大些，就没有同意。
作者按：李靖和李勣都是唐初的军事天才，也都是政治智慧超群，善于自保而得以善终。
其实在职场中，有时候会遇到两个主要领导不和，拉帮结派。这种时候我们最好不要搅和进去，而是学一下李靖和李勣。只要你的业务能力强，他俩在争斗是谁都不会正式招惹你，在他们分出胜负后，不论谁胜出都还是要使用你。甚至有时候你运气好的话，他们两败俱伤，你这第三方倒能得利。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你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在他们争斗的过程中不易得到有意提升，在一方胜出之后不会迅猛上升。但相对于卷进去那样的风险，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当然，如果你存心想赌一把，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①黄永年先生在《论武德贞观时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斗争》论文中对此有所论述。
②见黄永年先生《论武德贞观时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斗争》
②此处采用著名学者胡如雷的意见，他论证之后得出的观点：“他（裴寂）仅仅是唐高祖的心腹，并不是建成、元吉的死党。”
五、走向玄武门
太子建成和李世民各自拥有自己的群体之后，都还希望自己的实力能更加强大，所以，挖对方墙角、收买拉拢对方党羽的事情时有发生。
尉迟敬德是李建成、李元吉很想得到的一个人才，因为这个人异常勇猛而且武艺高强，几乎让李元吉佩服到怕的程度了。事情是这样的：李元吉武艺出众，使用马槊少见敌手，所以并不太服尉迟敬德的威名。在洛阳打仗的闲暇时间里，在李世民的安排下，李元吉得到了一次和尉迟敬德比武的机会。李世民让他们把枪头摘下来，只拿木杆来比武，点到为止。尉迟敬德却说自己的枪头要拿掉，齐王元吉的枪头用不着摘。李元吉看尉迟敬德这样自信，大为恼火，跃马持槊杀向敬德，没想到屡刺不中，却被敬德桶了几棒子。接着李世民让尉迟敬德把李元吉的槊夺下来，尉迟敬德答应了，几个回合之后李元吉手中的槊就被敬德夺去了。敬德把槊还给元吉之后，元吉要求再比，敬德还能再夺去，反复多次都是如此，全副武装的李元吉根本奈何不了尉迟敬德。
武德七年三月，在李建成和李世民的争斗已到白热化程度的时候，李建成和李元吉派人送给尉迟敬德一车金银器，说希望能与他结为“布衣之交”，却不料被尉迟敬德严辞拒绝，闹了个大红脸。李建成对尉迟敬德的拒绝很恼火，从此不再和他往来。
接着，建成和元吉又用这样的办法去拉拢李世民手下的武将段志玄，也被拒绝了。这样拉拢的事例估计还有不少，而且应该也有拉拢成功的，只不过没有记入史书罢了。
对这些绝对忠于李世民、拉拢不过来的人，李建成和李元吉就采用打击和贬斥的手段了。李元吉派刺客去杀尉迟敬德。尉迟敬德听到消息，晚上睡觉时故意把家中的几重大门都打开，刺客进到院中几次都不敢进屋行刺。李元吉见刺杀也行不通，就捏造尉迟敬德的罪名，到唐高祖那里诬告敬德，导致敬德锒铛入狱。李世民知道尉迟敬德入狱的真正原委，就去找唐高祖，坚决求情全力营救，才把尉迟敬德救了出来。武德七年，李建成又抓住了李世民的铁杆亲信程知节的一点把柄，向高祖告状，使得程知节的职位爵位被剥夺，降为康州刺史，贬斥离开秦王府到外地任职。程知节当然明白太子的用意，就找到李世民：“他们这样剪除您的臂膀，您的身体也就危险了，我宁愿冒死抗旨，不去上任，但您要尽快采取对抗他们的办法啊。”他在京中一拖就是两年不去上任，估计李世民也费了不少心思来掩盖或处理这件事情。对于房玄龄和杜如晦，李建成比较忌惮，曾经说过：“房玄龄和杜如晦才是秦王府中真正可怕的人。”于是找了个机会上奏说房杜挑拨李世民和李建成的兄弟关系，应当惩处（他知道唐高祖最头疼的事情就是太子秦王兄弟不和，对与此相关的事情非常敏感，所以给二人安上这样的罪名。）唐高祖几乎没有犹豫就把房杜二人调出秦府，而且不准他们再和李世民往来。这样一来，能公开出入秦王府的就只有长孙无忌和他的舅舅雍州治中高士廉、侯君集、尉迟敬德、秦叔宝等少数人了。
李世民没有能力打击和排挤太子党，但也拉拢和收买李建成的党羽。象在东宫任职的太子率更丞王晊、跟随太子多年的尔朱焕和桥公山等都被收买了①。对李世民后来成功最为关键的是，还是成功拉拢了一部分守卫皇宫的玄武门禁军将领，例如当时的玄武门将领常何，被李世民成功拉拢到手。著名隋唐史研究权威陈寅恪先生，发现了收藏于巴黎图书馆的常何墓志铭，揭示了这段千年秘密：常何出身于瓦岗寨，和秦叔宝、程知节等都是老相识，他本来隶属于李建成，但武德七年就被李世民收买了（估计可能是通过瓦岗军的老关系进行接触的）。所以到后来的玄武门事件中，李建成还以为屯守玄武门的是自己的心腹，未加防范，以致李世民有机可乘。当时守卫玄武门的职位更高将领敬君弘和吕世衡，也极有可能已经被李世民拉拢过去了。②但由于他在太子之争中处于劣势，能从太子那边拉拢成功的人毕竟是少数，改变不了步步后退的被动局面。
李建成除了在人才方面挖李世民的墙角，打击李世民的党羽，还不断地私下扩充自己的武装力量。史上明确记载的就要如下几件事：本来东宫、秦王府、齐王府都有自己的卫兵，但李建成觉得自己的护卫兵还不够，就私自招募了大批勇士，组建了二千多人的“长林兵”，分别驻守东宫的“左、右长林门”。还命令心腹可达志从幽州调来罗艺的300骑兵，分别驻扎在长安的各坊之间。李世民觉察到李建成的私下募兵的活动之后，向唐高祖告发③。唐高祖很生气，召来李建成就是一顿责骂，所幸有很多人替李建成说话，唐高祖并没有对他严厉处罚，只是把他的那位负责调来罗艺骑兵的下属可达志流放到边远州郡。（李世民真的是阴险，他本人就在府外暗中豢养了800多名死士，居然把李建成的事情这样捅出去。）
朝廷内外的形势还是继续向着对李世民不利的方向发展。这时候连外臣李艺（罗艺）都来欺负李世民了。李艺的性格很直，在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影响下，对李世民很厌恶；也有可能是前不久李世民状告李建成私募武装和调李艺300骑兵进驻长安的事，牵连到了李艺，由此得罪了他。一次李艺遇到了李世民的属下，居然无故殴打了人家。他这么做实在是不长眼眉，唐高祖知道后很生气，把他投进了监狱——就算李世民当时已经不听话了可到底是唐高祖的儿子，怎能任人欺负？不处置李艺，唐高祖自己的面子也没了。后来猜想应该是李建成把他营救出狱的。
再往下发展，太子这边也有人提议刺杀李世民了，以夺取关键的胜利。齐王李元吉建议太子设计杀死李世民，但李建成不同意。估计有两个原因：一是此时他已是太子，而且自我感觉稳操胜券，没必要冒这样大的风险；二是他性格比较仁厚，因为在唐高祖没有造反之前，他一直在河东一带活动，汉化的程度比较深，不像李元吉那样还带着浓重的胡族气息。此时，他还顾念着社会舆论和兄弟之情，不同意下手。有一次，李建成、李世民跟随唐高祖到齐王府，李元吉安排刺客埋伏在卧室内，准备暗杀掉李世民，他把这个安排偷偷告诉建成的时候，李建成坚决制止了这次暗杀行动。李元吉很生气，说：“我是为了大哥你，才这么干的！”不仅李元吉没有说动李建成，东宫属臣魏征也建议太子早早动手除掉秦王，李建成也未采纳。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终于使李建成改变了主意。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六月，唐高祖离开长安，前往仁智宫避暑，命李建成留守京师，李世民、李元吉随行前往。李建成遇到了这样一个动用朝廷力量充实自己私人实力的大好时机，当然不会错过。他派郎将尔朱焕、校尉桥公山运送一匹铠甲兵器到庆州去，给自己的心腹杨文干，借此提升他队伍的战斗力。没想到，这个机会被李世民抓住了，差点害得李建成失掉太子之位。
尔朱焕、校尉桥公山二人已经被李世民收买了④，他们到刚走到豳州（今陕西彬县），便转弯跑到仁智宫向唐高祖告密，说太子李建成派杨文干举兵谋反，内外相应。唐高祖听后大怒，马上将李建成召到仁智宫，李建成叩头流血，坚决否认自己有谋反的意图。李渊还是暂时囚禁了太子，派人将他看守起来。此时，李世民手下的天策兵曹参军杜淹（杜如晦的叔叔）向李世民建议当机立断，趁机先袭杀了李建成⑤，先把生米煮成熟饭，李世民没敢答应。
过了几天，雄才大略、足智多谋的唐高祖冷静下来，分析了一下情况：第一李建成是太子，没有谋反的必要；第二，如果他真的想谋反，就不会也不敢再来仁智宫，现在太子却是召之即来；第三，这看起来更象陷害。此时再加上众大臣、众嫔妃和李元吉频频说情，于是唐高祖释放了李建成。对李建成的惩罚只是责备他不能团结好兄弟，然后把太子府中的太子中丞王珪、右卫率韦挺，还有李世民手下那个建议立即袭杀太子的杜淹，都流放到外地。
“杨文干事件”对他们父子兄弟关系的影响非常深远，唐高祖认识到了李世民的阴险和野心，对他不再信任了；李建成经过这一次凶险的打击，见识到了二弟的手段，也能感觉到自己的地位并没有想像中稳固，这时候即使宅心仁厚，也要对李世民动杀机了。
武德七年七月，唐高祖带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到郊外打猎，让这三个儿子骑马射猎，角逐胜负。估计老皇帝是想借此融洽他们的关系，偏巧这事就被李建成利用了。李建成有一匹胡马，膘肥体壮，奔走迅疾，但是喜欢尥蹶子，他将这匹马交给李世民说：“这是匹宝马，二弟的骑术好，就试试它吧。”李世民骑上这匹胡马驰骋而去，可正在追野鹿的时候，胡马忽然尥起后蹶，把李世民甩了下去。李世民心中早有防范，跃身而起，跳到数步以外站定；稍后他再次骑上，它还是在飞跑的时候突然尥蹶子，每次都把他掀下去。李世民回过头来看着身后的宇文士及说：“他打算借助这匹胡马杀害我，但别忘了，我的生死是上天主宰着的！”估计这话除了宇文士及听到之外，还有李建成的人听到了，转告了建成，于是李建成指使嫔妃向高祖诬奏说：“秦王自称：我有天命，将做天下共主，怎么会白白死去呢！”高祖非常生气，先将李建成和李元吉二人叫来，然后又把李世民叫来，责备说：“谁是天子，自然会有上天授命于他，不是人力能谋的。你怎么这么急呢！”李世民摘去王冠，伏地叩头，请求查讯证实，高祖仍然怒气不息。幸亏这时候有官员前来报告，说突厥前来进犯，高祖这才改变了脸色，转而劝勉李世民，让他戴上王冠，系好玉带，一起商议对付突厥的办法。
武德七年闰七月二十一日，高祖颁诏命令李世民与李元吉率领兵马前去抵御突厥，并亲自在兰池为他们饯行。李世民这次没有大动刀兵，而是自己到阵前和突厥私语，答应了突厥的一些要钱要物的要求，“以金帛换和平”，使得突厥答应退兵。但此举受到了元吉的怀疑，回朝后向高祖进馋，使得高祖也一度怀疑李世民和突厥可能有勾结。⑤
武德八年，太子李建成请李世民夜宴饮酒，李元吉作陪。李世民喝酒出来之后，“心中暴痛，吐血数升”，幸亏淮安王李神通在身边，把李世民扶了回去。唐高祖还亲自到秦王府看望李世民，回去后对李建成说：“秦王的酒量本来就不好，以后你们不要夜聚饮酒了。”也没有深入追究真相到底如何。
武德八年以后，李世民几乎已完全处于劣势了，父皇猜忌他，宠妃仇恨他，朝臣疏远他。他认为有必要好好经营一下自己的地盘――洛阳了，万一在长安呆不下去了，自己还可以奔去洛阳，再以洛阳为根据地反扑。就派自己的者温大雅镇守洛阳，同时派秦王府车骑将军张亮率领亲信等一千多人前往洛阳，拿出大量的金银布帛，暗中结交山东（崤山之东）豪杰。李元吉及其党羽一直严密关注着秦王党的一举一动，此时察觉了李世民的用意，就派人搜集了一些张亮的行为作证据，向唐高祖告发张亮图谋不轨。唐高祖下旨把张亮抓起来，交付有关官员审问，没想到张亮受审的时候又臭又硬，一个字也不承认，最后朝廷只好释放他，让他返回洛阳。
此后，李建成、李元吉与后宫的一些嫔妃还是不停底向唐高祖告李世民的状。几年来，几个儿子无休止地斗过来斗过去，唐高祖被搞得烦透了，但又很无奈。此前，他不忍心毁掉任何一个，曾经竭力去平衡建成、世民之间的关系，曾经希望他们能各自安份重归于好。但现在很明显的是这种平衡他再也无法保持，那就只能保一个牺牲一个了。太子是储君，是国之根本，当然要保，能牺牲的当然只能是李世民。何况在唐高祖的印象中，整个事情都是李世民挑起来的，如果他恪守本分，这一切便不会发生，所以李世民也是咎由自取。权衡之后，唐高祖决定把李世民的爵位和势力消除掉，来谋求局势的稳定。
假如说唐高祖真的这样做了，也许他的子孙都能够保全，仁厚的建成应该不会杀李世民全家。但历史毕竟不能假设，在唐高祖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正好陈叔达在场，他进谏说：“秦王为全国立下了巨大的功劳，是不能够废黜的。况且，他性情刚烈，倘若加以折辱贬斥，恐怕会忧愤成疾，他要真的一病不起，陛下后悔还来得及吗？”唐高祖想想很有道理，才决定暂时不处罚李世民。这时候唐高祖可能认为自己身体还好，还有时间，也许慢慢还能想出别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历史却没有那么多时间留给他了。
面对着太子和元吉的咄咄逼人的攻势，尤其是感觉到唐高祖可能削弱李世民来换取安宁的态度，李世民和他的属下们都感觉到形势越来越危急，开始采取极端行动了。
作者按：
其实，李建成拉拢秦王属下的时候，在收买对象与策略方面，前期是有点问题的：他收买的秦王府的高级官员将领，而他们绝大多数对李世民很忠心，所以收买成功的机会甚微，反而打草惊蛇，这样挖墙脚有些不明智。反观李世民收买人的策略与对象和李建成不同。他收买的对象是去收买那些地位较低但因参与行动而必定能得知机密的人，像王晊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他把李建成、李元吉杀害李世民的计划密告给了李世民。尔朱焕和桥公山也在关键时候差一点置太子于死地。而对于太子府高级属僚，例如王珪、魏征等人，基本不是李世民拉拢的对象。这样的拉拢策略显然更加务实，也容易受到很好的效果。
这和现代社会中小公司挖大公司的人才是一个道理的，小公司以好的职位和薪酬，还是比较容易挖来大公司的基层员工的。但大公司要是想挖小公司的高层来做基层员工，就不那么容易奏效。
在企业中培植自己势力和瓦解对方阵营的时候，要以利益为出发点进行分析，有的人和你的对手关系太深（多种情况）的时候，还是谨慎从事的好。
六、玄武喋血
武德九年（公元624年）的夏天来了。这些日子，秦王和他的属下们都是在忧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之中度过的。眼见得太子、元吉把李世民逼得步步败退，唐高祖也已经产生了消除李世民权位的想法。甚至，李元吉已经明确向唐高祖建议斩杀李世民了。
当时，李世民的重要亲信只剩下长孙无忌还留在秦王府中任职，他与他的舅舅雍州治中高士廉、右候车骑将军侯君集以及尉迟敬德等人，不停地地劝说李世民诛讨李建成和李元吉，李世民依然拿不定主意。就在李世民犹豫的时候，更大的危机来临了。
突厥数万精骑在颉利可汗的率领下，屯兵黄河之南，入塞寇边。在此以前，凡有突厥进扰，唐高祖都是派秦王出征。这次，李建成却站出来推荐李元吉代李世民统军前往作战，罗艺随同出征，唐高祖一口应允。接着是李元吉提出调秦府尉迟敬德、段志玄及秦叔宝等同行，意图很明显，就是想乘此机会挖空秦府的骁骑猛将，彻底解除秦府的武装力量，唐高祖也答应了。虽然李元吉的作战本领远不如他的两个哥哥，但在这关系到国家安危的紧要关头，唐高祖仍然不再使用李世民，可见他此时确实对李世民失去了信任，已不愿让他再掌兵权。
散朝回到东宫后，李建成与李元吉秘密商议说：“现在你得到了秦王的骁将精兵，拥有数万之众，趁着我与秦王在昆明池给你饯行的机会，让人把他勒死，说他暴病身亡，皇上不会不信。我再派人劝说皇上把国事交给我。尉迟敬德、秦叔宝等人既入你手，干脆都活埋了，谁敢不服！”李世民在东宫的内线，时任太子率更丞的王晊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赶往秦王府向李世民密告太子、齐王的阴谋。
这个消息一到，大家都慌了，这次可真正是到了生死关头了，再不行动就大家都都活不成了。尉迟敬德对李世民说：“怕死是人之常情！现在大家誓死拥戴您，这对您是多大的啊！眼看着大祸就要临头，您还在这里等吗？如果您要举事，我就跟您干，如果您不举事，我就抓紧时间逃跑，不能在这里等死啊！”长孙无忌也对李世民说：“如果您不肯听从尉迟敬德的主张，那一切都完了。尉迟敬德他们肯定不会再为您效力了，我也得和他们一样跑了！”尉迟敬德又说：“大王平时畜养的八百多名勇士，都已经做好战斗准备了，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李世民还是心里没底，就叫来人来占卜一下举事是吉是凶，正占卜的时候，秦王幕府的僚属张公谨正巧从外面进来，见状一把将龟甲夺过来摔到地上，说：“还占卜什么？占卜是为了决定有疑问的事，现在事情明摆着，已经没什么可疑问的了！如果卜算的结果不吉利，难道就不干了吗？”这话说的确实有道理，于是李世民最终下定了决心。
决定是作出了，但这样的政变是难度极高、风险极大的行动，必须谋划周密才可以。这时候李世民想起了房玄龄和杜如晦，这样的大事非得有他俩参与谋划不可。当时杜如晦、房玄龄二人已被唐高祖下旨驱逐出秦王府，李世民让长孙无忌去秘密请他们。长孙无忌先去找房玄龄，房玄龄说：“圣旨禁止我们再和秦王往来，如果我跟你去了，要杀头的，我不敢去。”长孙无忌回去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大怒，摘下配刀来给尉迟敬德，说：“这俩人难道背叛我了？你去看看，要是他们真的不来，就把他们的脑袋砍了！”
当尉迟敬德和长孙无忌一起来到房玄龄家时，杜如晦已经到了房玄龄家，这次二人知道秦王真的下定政变的决心了，就化装成道士，与长孙无忌走一条路，尉迟敬德走另一条路，到秦王府会合。不愧是“房谋杜断”，这两个当时天下著名的智者一到，举事的策略基本上就有谱了。秦王府里的侯君集也很有心机，李世民的妃子长孙氏也不是等闲之辈，两人也分别出了不少的主意。而且长孙氏还带来了宫中传来的情报，清楚地了解了唐高祖近几日的行程安排①。经过详细的策划，秦王府的人开始做准备，该联络的人都联络好，磨刀霍霍。
六月三日，李世民进宫向唐高祖呈上一份密奏，控告李建成、李元吉二人淫乱后宫。唐高祖看后大惊，回复李世民说，他将于明日在宫中召见几兄弟和众大臣，一起来当面对质。并告诉李世民明天早点来。张婕妤得知了李世民所上的密奏的内容，立即告诉了李建成。李建成将李元吉叫来商议此事，李元吉说：“我们应当统率好东宫与齐王府中的军队，托称有病，不去上朝，看看形势的发展。”李建成说：“我们的军队防备严密，不会有事的，我们还是入朝参见，亲自打听消息为好。”
第二天凌晨，李世民率领尉迟敬德、长孙无忌、侯君集、张公谨等人，来到了玄武门，在自己已经收买好的禁军将领常何等人的协助下，埋伏在了玄武门内。与此同时，高士廉持着李世民的令牌去监狱释放囚犯，分发武器，来增强秦王府的兵力。
这时候，李建成和李元吉向着玄武门走来，他们压根都没有想到，玄武门内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他们把随从留在玄武门外，二人骑马入宫，走到临湖殿的时候，突然发现殿边有马影闪动，知道要有麻烦了，赶紧拨转马头，往东宫方向跑。李世民从后面呼叫二人停步，李元吉回头张弓连射三箭，但心慌意乱之下三次都没能将弓拉满，三箭都没射远。李世民勒停坐骑，稳稳当当地对准李建成一箭射出，当场射死太子。那边李元吉也被尉迟敬德射伤落马。同时李世民的坐骑也被流箭射伤了，失去控制冲入林中，致使李世民的腰带被树枝勾住，坠落马下。李元吉追过去夺了李世民的弓，要用弓弦勒死他，尉迟敬德大喝一声及时赶到，李元吉本来就怕尉迟敬德，赶紧逃跑，被尉迟敬德一箭射死。
玄武门的事情很快传到东宫、齐王府，李建成的属下冯立、薛万彻、谢叔方等人率精兵来救。秦王府将领张公瑾神力惊人，独力将宫门关上。宫门刚关上，东宫兵将的战马已撞到门上。当时驻扎在玄武门的禁军将领敬君弘挺身而出，助李世民一方作战，他的亲随劝他先观望一下，至少等北门的禁军兵力集结起来后再战。但他不听，和同是玄武门守将的吕世衡一同出战，结果两人都战死。
东宫、齐王府等兵将攻打玄武门不顺利，首领薛万彻心生一计，叫嚣着要去攻打秦王府。此时秦王府兵力大部分集中在玄武门，府中只剩几个文官留守，所以大家一听都吓坏了。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尉迟敬德把李建成、李元吉的首级割下来，举起来让东宫和齐王府的士兵看。那些人见太子、齐王已死，登时军心焕散，顿作鸟兽散。薛万彻也率骑兵数十人逃离长安，躲进终南山中。
李世民按照事先的计划，派尉迟敬德全身披挂，手持长矛直入宫中面见唐高祖。有了常何等禁军将领的配合，和长孙氏关于皇帝行踪的情报，尉迟敬德很容易就找到了唐高祖。这时唐高祖正在和裴寂、萧瑀、陈叔达、宇文士及、裴矩等几位重臣海池划船议事（估计就是在商议李世民密奏的事）。唐高祖一见尉迟敬德全副武装来了，顿时大惊失色，问：“谁在作乱，你来这里干什么？”尉迟敬德早就知道按照政变计划自己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他马上答：“太子、齐王作乱，秦王已经带兵把他们都杀死了。秦王怕惊吓了陛下，派我来保卫您！”唐高祖一下子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皇帝身在皇宫，根本没有人要杀他，根本不需要尉迟敬德来保护；相反，尉迟敬德是来威胁和劫持皇帝的，既是政变，控制皇帝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事情的发展太过突然，对于唐高祖来说，那感觉就像从天上一下掉进了深渊。他赶紧问旁边的大臣们：“事情竟然到了这一步，你们说该怎么办呢？”裴寂没有搭话，萧瑀、陈叔达回应：“建成与元吉嫉妒秦王的功勋，一起策划阴谋。现在秦王已经杀了他们，如果陛下能决定立秦王为太子，就会没事的。”唐高祖是何等人物，一见自己到了任人宰割的地步，就很识时务地说：“好！我早就有这样的想法！”
尉迟敬德见唐高祖表了态，知道大功已基本告成。又得寸进尺地对唐高祖说：“禁军和秦王府的兵马正在攻打东宫，太子的军队还在东宫死守。请陛下下诏，命令各军一律接受秦王的处置，这样就不会再有伤亡了。”唐高祖明白这只是借口，本意是想夺走长安的甚至全国的兵权，但他既已被控制，就不得不按照尉迟敬德的要求来写手诏。手诏写成后交给宇文士及带着圣旨由东上阁门出去，向东宫和齐王府的人宣读，那些兵一见圣旨，将放弃了抵抗。接着，高祖又让曾经在东宫任过职的黄门侍郎裴矩前往东宫去作将士们的思想工作，将士们听后，觉得大势已去，便各自回去收拾行囊各奔东西了。
接着，李世民下令将李建成五个儿子和李元吉五个儿子全部杀死。唐高祖一日之内有二子十孙被杀，心情的沉痛可想而知。但他根本不敢阻拦，因为他自知身处危境，李世民血淋淋的屠刀随时都可能架到他脖子上了。这时候，军权已经在李世民的手里了；三天后（六月七日）唐高祖又宣布立李世民为太子，并由太子掌握全部国政，成了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过几天唐高祖就识相地表示要退位，于是两个月后（八月），李世民就正式在东宫显德殿继位为帝。李世民之所以是在太子东宫举行登基大典，是因为他向唐高祖许诺，只要唐高祖有生之年，皇宫都由他来住，自己只住在东宫。（但到贞观三年，李世民政权稳固后开始大举清洗武德年间的旧臣，以便提拔新人。精明的唐高祖从中闻到了火药味，连忙表示自己愿让出皇宫。李世民自然要假惺惺地表示坚持前诺，唐高祖坚持要搬家，于是唐高祖迁往弘义宫（改名大安宫），李世民从东宫搬到了皇宫。）
作者按：
历史发生了玄武门事变，李世民夺得了天下，但是，如果李世民没有及时发动这次事变，那么就会有一次“昆明池事变”，那样就是李建成胜利了。这一成功一未遂的两个事变，和太子率更丞王晊的关系非常大，这么一个小角色的一个密报，却能改变中国历史的走向。
在职场上，这样的信息也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你的失败并不是因为你应对不了，而是你由于信息的闭塞而不能及时地做出反应。所以，多和公司的一些灵通人士沟通交流，时常一起搞些业余活动。那不仅是交流同事感情，也是获取必要的信息。
七、李世民掌权后新的权力格局
武德九年的六月初四的玄武门之变的当天，李世民就取得了军权，他本来就久掌重兵，又战功显赫，在军中有较高的威望，顺利掌控住大部分军队还是没有问题的。两天后，他又被立为皇太子，替皇帝总摄国政，把政权又握到了手中。
李世民虽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握住权柄之后他还面临着太多不稳定因素。历朝历代，政变都容易引发国家局势的动荡。太子李建成的势力原本是无处不在的，不论皇室宗亲、朝廷大臣、还是地方军政大员之中，都有很多亲信。这些人见太子死了，肯定惶惶不可终日，担心受到李世民一党的打击报复，很多人都会有造反以求生的念头。如此以来天下就可能大乱，李世民的位子还能不能坐稳都难说了。
这时对于李世民来说，设法稳住局面、保证国家安定，就成了第一要务。他马上下令让自己的心腹、熟悉洛阳情况的老臣屈突通亲自去镇守洛阳，稳定好自己的大本营，以应天下之变。同时立即安排自己的铁杆亲信涉足到关键岗位。十二日，就以朝廷的名义任命宇文士及为太子詹事（东宫的总管），长孙无忌与杜如晦为左庶子，高士廉与房玄龄为右庶子，尉迟敬德为左卫率（太子东宫左警卫军司令），程知节为右卫率（太子东宫右警卫军司令），虞世南为中舍人，褚亮为舍人，姚思廉为洗马。
下一步就应当着手安抚李建成的旧部，让他们安心，不要闹事。其实在玄武门事变当天，高祖就在李世民的授意下下旨赦免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党羽，向天下各地承诺太子余党一概不加追究。曾在玄武门事变现场率众和李世民作战的原东宫将领冯立和谢叔方，都不再躲藏，出来向李世民请罪。薛万彻逃亡到终南山里，得到消息晚一些，李世民多次让人告诉他既往不咎，他也出来了。李世民说：“这些人都忠于自己的主人，是义士！”不仅不再追究，后来还都封了官。最能安定人心的是他对魏征的处理。他派人把魏征召来，先是责问：“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的关系呢？”魏征早琢磨透了李世民的心理，装作毫不在乎地回答：“如果先太子早听我的话，肯定不会有这样的灾难。”李世民便对他以礼相待，加封他为詹事主薄。其实魏征并不是历史上“脸谱化”描述的那样的直臣，他其实很很乖巧，善于揣摩主子的意思，至于他今天的话和以后频频的进谏，都只是善于“卖直”而已，他的“谋国”几乎从来都是以“谋身”为前提，在原则性问题上是不招惹李世民的。这在以后还会论述。此外，李世民把王珪和韦挺召回长安，这两个人都是太子的死党，武德七年因为杨文干谋反事件被贬斥到今天的西昌那一带，现在李世民召他们回朝，让他俩都担任谏议大夫之职；对于原来得罪过自己的罗艺，李世民也加封“开府仪同三司”（但半年多以后，罗艺还是因为害怕而反叛，以致身死突厥、传首长安）。李世民的这些做法，虽然都不是心甘情愿，都是做给别人看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安定了原太子党的人心，而且那些人见太子已死、群龙无首，也鼓不起拼死一搏的勇气，不如归顺了事。这些做法基本稳定了局势。
即使李世民采取这样的政策，而且不断强调和宣传。还是有人想借此机会报私仇，有人借此邀宠或实现自己的野心。益州（今成都附近）行台仆射窦轨当时和同事韦云起、郭行方有矛盾，而韦云起的弟弟韦庆俭以及同宗亲属有许多人都是太子李建成的人，作为秦王党羽的窦轨以前也惹不了他们。现在李建成被诛，窦轨就诬陷说韦云起与李建成一起谋反，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郭行方侥幸逃脱，逃奔京城，窦轨赶紧派人追赶，但没有追上，郭行方才捡了一条命。
幽州那边也出了一档子事。李世民假借高祖的名义颁诏，派人去幽州征召皇室宗亲、大都督李瑗。我们分析，李世民此举有可能是继续安抚李瑗，进一步稳定太子势力较强的各地的局势，但李瑗没能够理解；也有可能是李瑗和李建成合谋做过太严重的事情，认为李世民肯定不会放过他。反正李瑗接到召他回京的圣旨之后就慌了，担心是李世民要报复，便请来自己的亲信手下、也是自己亲家的王君廓商议对策。王君廓原本是造反起家的，是个出名的无赖将军。李建成一倒台，王君廓心里正没底呢，正好见李瑗来请他商议对策，心里就开始冒坏水了：如果能骗李瑗造反，再捉拿李瑗向朝廷报功，就可以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不说，甚至步步高升都有可能啊。于是他装作很关心李瑗安危的样子说：“李世民不会放过你的，您如果入朝，肯定会没命。现在你有好几万兵马，怎能傻到去自投罗网呢？”李瑗哭着说：“现在我把性命交托给你了，你主持造反吧。”于是，李瑗囚禁了钦差，开始集结兵力，并且传召燕州刺史王诜前来计议起事。王诜刚到，王君廓就找上门来了，当时王诜正在洗头，听说王君廓来了急忙握着头发出来迎接。没想到王君廓手起刀落，把他的脑袋砍下，提着去向众将官宣告：“李瑗与王诜谋反，囚禁钦差，擅自调兵造反。现在王诜已死，只剩下李瑗了。李瑗能有多大本事？你们是愿意跟着李瑗去死呢，还是打算跟我去同享富贵呢？”大家都说：“我们愿意跟您平叛。”王君廓便率领自己的部下一千多人，翻越西城进入城内，进入监狱，将钦差放出来。李瑗一直蒙在鼓里，直到这时才知道王君廓有变，忙率数百名亲信披挂而出，刚出府门就遇到了王君廓。王君廓对李瑷的部下喊话：“李瑗反叛了，你们难道都要跟着去死吗？”这些人一听，吓得扔掉兵器溃散而去。李瑗大骂王君廓：”你这个小人！出卖我，你不会有好下场！”王君廓让人抓住李瑷，将他勒死灭口，然后砍下首级向朝廷报功。二十六日，朝廷的诏令下来，任命王君廓为左领军大将军、兼幽州都督，李瑗的所有家产都赐给王君廓。王君廓就这样坑害自己的上司和亲家李瑗，用他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仕途。
这时全国类似的事情还有不少：李建成的一些党羽还流散逃亡在民间，虽然朝廷连续颁布赦令宣布既往不咎，但他们还是心里不踏实，尤其是李瑗的死更是让他们不安。有的人也采取类似王君廓的做法，出面检举别人立功，地方官也希望能邀功请赏和表白自己现在是忠于李世民的立场，所以接到检举就去抓人。谏议大夫王珪将这种情况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颁布命令：“六月四日以前与李建成、李元吉有牵连的人和事，六月十七日以前与李瑗有牵连的人和事，都不再追究，谁也不许再告发，违者以诬告治罪。”
七月十一日，李世民又派遣谏议大夫魏征去安抚山东（崤山以东）地域的势力，因为那里是李建成的势力深厚的地方，所以派李建成的原属下去，这样能展示朝廷的对他们的态度，显示朝廷还给他们建功立业加官进爵的机会。在魏征临行前，李世民特意允许他见机行事。魏征走到磁州的时候，迎面遇上州县枷送原太子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前往京城。魏征说：“我奉旨离京时，朝廷对原来东宫、齐王府的人已经一概赦免，不予追究。现在您们又押送李思行等人，影响不好，会让人怀疑赦免令。”命令将李志安等人当即释放。太子李世民听说了这件事情，夸赞魏征做得对。
这时李世民虽然尚未登基，但已经是事实上的主宰者了，朝廷的人事、尤其是宰相级别的人事任免问题是他必须面对的。他要考虑很多因素：不仅要稳住武德的元老重臣和原来太子一党的官员，来保证局势的稳定；还要安插自己的旧属亲信，逐步掌控朝廷的大权；更重要的是，他还要为将来考虑，要树立起一支可以牵制自己原旧属僚的新力量。因为李世民在取得政权之后，他和秦王府属的关系也悄悄发生了变化，原来他只是秦王府的主人，现在是天下的主人了。那些旧属会很容易依仗功勋，垄断大权，把持朝政。现在李世民肯定不能放弃他们，但也要防止受其左右。
当时宰相一级职位的任职情况是，裴寂为尚书左仆射，萧瑀为尚书右仆射，陈叔达为侍中，裴矩为检校侍中，宇文士及为检校侍中，封德彝为中书令，杨恭仁为检校中书令。这七个人之中，裴寂为太原起兵时的元老，而且在朝中的势力根深蒂固，虽然李世民不喜欢他也不适合在短期之内动他；萧瑀、陈叔达为元老中倾向于李世民的，宇文士及更是李世民天策府太尉出身，是其自己人，需要保留，至于封德彝，李世民目前还不知道他首鼠两端，还以为他是自己人，可以重用；而裴矩此前是李建成的太子詹事，需要动一下；杨恭仁则兼任着主管全国人事的吏部尚书，这样关键的职位必须要自己人来充任才放心，所以也要动他一下。秦王府旧属之中，高士廉年龄较大、阅历丰富，可以考虑出任宰相，房玄龄足智多谋有宰相之才，而且忠心耿耿、谦恭谨慎，可以做宰相，其他旧属可以先安排尚书级的职位。至于牵制他们的力量，魏征、王珪、韦挺都已经在朝中担任要职，再把薛万彻等人安排个职位，既可以牵制那些旧属僚，使李世民免予陷入秦府旧属的权力包围圈，还可以继续收服原来李建成的党羽。
考虑成熟之后，他开始行动。七月初三，任命秦王府护军秦叔宝为左卫大将军，程知节为右武卫大将军，尉迟敬德为右武候大将军，进一步强化对卫戍军队的掌控。七月初五，免去杨恭仁检校中书令，免去裴矩检校侍中职务，两人都降级使用。七月初六，任命高士廉为侍中（相当于最高检察长），房玄龄为中书令（相当于最高立法院长）。同时，免去裴寂尚书左仆射的职务，继续担任司空，右仆射（国务院第二副总理）萧瑀升任左仆射（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相当于中组部加人事部），杜如晦为兵部尚书（相当于国防部长）。七月初七，检校吏部尚书封德彝提升为右仆射，而封德彝原来担任的中书令一职，由宇文士及接任。同时还任命从前的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为御史大夫（因杨文干事件和王珪、韦挺同时被流放，玄武门事变后又召回京师。），侯君集为左卫将军，段志玄为骁卫将军，张公谨为右武候将军，长孙无忌的哥哥长孙安业为右监门将军，李靖的弟弟李客师为领左右军将军。还把原来太子的死党，六月四日带兵和李世民对抗，失败后逃奔终南山后又遇赦回京的薛万彻，任命为右领军将军。
这样，朝中势力开始形成新的平衡，但这并没有完全达到李世民的目标，原来的宰相大都还在，尤其是裴寂还在，会对执行新政有些阻力，以后还需要进一步的清理；至于各位大臣，一个个还都有强烈的欲望，大都希望自己还能更上一层楼。
八月初八，高祖正式下诏，将皇位传给太子李世民，自为太上皇。李世民故作姿态再三推辞，高祖也很识相地坚持让位，于是初九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即皇帝位，史称唐太宗。二十一日立长孙氏为皇后。（不久发生突厥兵至长安、唐太宗再次在便桥以金帛换和平的大事，此后唐太宗发奋强兵。本文不作详细叙述。）①到了九月，全国基本上没有出现动荡，就连上述突厥的突然来袭也没有给朝廷带来多少冲击，政权总算平稳过渡了。
按照各代的惯例，唐太宗即位之后要论功行赏。九月二十四日，太宗与群臣当面议定开国元勋长孙无忌等人的爵位田邑，太宗说：“朕分级评价你们的功劳，按功劳大小进行赏赐，如有不当之处，你们可以当场提出来。”然后就命宰相陈叔达在宫殿下唱名公布封赏结果，论功行赏，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和侯君集五人功劳最大，封赏也最高。于是和历史上任何一次论功行赏的情形一样，群情哗然，纷纷争功，很多人不满之情溢于言表。李世民见状，就下令说谁不满意就站出来说，很多人又不敢了。只有淮安王李神通自恃功大，又是李世民的叔叔，忍不住说：“我在关西起兵，首应义旗，为大唐出生入死多年。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只是捉刀弄笔，功劳却在我之上，我不服！”
唐太宗对这些情况早有预料，不然也不会采用这种形势颁布封赏结果。他见堂叔李神通站出来充愣头青，知道他的话代表着大多数武将的心声（其实尉迟敬德对自己位列房杜和长孙无忌之后，也觉得不满，但他没敢站出来对李世民说。）要想维持这个封赏结果，就必须打击一下李神通，不然就没办法进行下去。于是他说：“叔父虽然首先响应义旗举兵，但当时的目的也是为了你自己活命；后来窦建德侵吞山东的时候，叔父您带兵征讨，却落得全军覆没；再后来刘黑闼纠集余部进攻，叔父您被打得丢兵弃甲、望风脱逃。这可都是你的罪过，朝廷都没有追究。至于房玄龄他们，您不要看他们没有上阵打仗，有了他们的运筹帷幄，大唐江山才得以安定！他们的功劳自然在叔父之上。咱们这是论功来行赏，叔父您是皇族至亲，朕对您肯定会优待，但不能因为循私情，滥与有功之臣同等封赏。”大家一看皇帝连李神通都给撅了，而且把话说得一点情面也不留，都不敢说什么了。封赏之事就此基本确定下来。
群臣在朝中可以不说，心里还一时难以接受，回去之后还难免议论和发泄（其实这时不知有多少人在发“刘文静式”的牢骚呢）。那些原来在秦王府效力的旧属，看到魏征、王珪、韦挺、薛万彻等原来跟随太子的人，现在官当得都很大，排位都在自己的前面，心里就更加不平衡。有这样情绪的人，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都有谁，但估计尉迟敬德要算一个，程知节、侯君集、秦叔宝等很可能都在此列，他们议论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去找房玄龄，要求房玄龄向皇帝反应他们的意见。他们说：“我们跟随主人多年，出生入死，现今的官职竟然还在前太子东宫、齐王府僚属的后面。太不公平了。”上面只是史书记载的语言，估计他们当时说出来的还要多，他们不可能不说自己在对抗李建成和李元吉时的辛苦和功劳，史书为尊者讳不便提及而已。唐太宗一听房玄龄的转述，知道这又是一种重要的思想动态，需要认真对待。于是就在上朝的时候公开训话：“作为一国之君，只有大公无私才能使天下人心服。我们的衣食都取自于天下百姓，我们设官吏的目的就是为了老百姓。所以朝廷必须任人唯贤，怎么能用‘新人旧人’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呢？如果新人贤能，旧人不才，我们也要不用新人只用旧人吗？现在你们不管我任命的那些人是否贤能，只知道抱怨，这哪里是为政之道？”再一次压住了这股风潮。既然唐太宗这么坚决，大臣们就是心有不满也没有办法了。
至此，秦王府旧属、政变功臣大都在尚书省和卫戍京师的十六卫府获得了自己的地位；原李建成的东宫臣属，大多在门下省获得了自己的地位；至于武德老臣，要么开府仪同三司，要么御史台，尽量架空或退休，对于现在不能免的，以后再解决；至于那些皇室宗亲，后来大多由郡王降为县公以节约开支。这里值得提一句的是李孝恭，他本是唐朝建立前后战功仅次于李世民的人，不过在宫廷斗争站在了李建成一方，只不过在玄武门事变之前就被剥夺了兵权和实际的zhengzhi权利，而待遇依然不错，并且对外仍是一个亲重的表象。这对于李孝恭，这已是莫大的安慰了，还能强求什么呢？李孝恭原本生性豪奢、个性张扬，不过已经变得夹着尾巴做人，行事很低调、生活也节俭起来。以后到贞观四年他还曾上表拍马屁说李世民功盖天地，应当封禅泰山，一则满足李世民好大喜功的欲望，二则也表示自己心悦诚服、安于听命的态度。最后落个善终，唐太宗还亲自为他举哀。他也是个乖巧角色。
十月初一，日食，唐太宗下诏追封已故皇兄李建成为息王，谥号为“隐”，所以后世史家称建成为隐太子；皇弟李元吉得到的谥号是“剌”。二人都以皇家丧礼重新安葬。安葬那天，太宗皇帝还做出姿态，在宜秋门大哭一场。魏征、王珪上表请求陪送到墓地，太宗不仅同意，还令原东宫和齐王府的旧僚属都去送葬，李建成和李元吉就这样永远地走进了历史。
此时虽然还没有改元贞观，但历史的车轮已驶入贞观的正轨了。这一年，李世民才二十九岁，他的重臣们也大多是年富力强，高士廉五十一岁，房玄龄四十七岁，杜如晦四十一岁，尉迟敬德四十二岁，魏征四十七岁，王珪五十五岁，萧瑀五十二岁，长孙无忌年龄不详，但似乎比太宗年龄还小。更重要的是这些人都亲身经历了隋末以来复杂的阶级斗争和zhengzhi斗争；富于统治经验，而且富于积极进取精神，向往着跟随李世民建功立业。
作者按：
形势的变化会导致关系的变化，秦王府那些旧属，在协助完成了玄武门事变之后，固然有大功在身，但对李世民的重要性不再是那么强了；而对于李世民来说，需要面对和解决的新问题也就产生了，而且这些问题更复杂、也更重要，所以他再也不可能象以前那样仅考虑对旧属僚的回报了。而那些旧属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对封赏和官位的不满反应，说明他们根本就看不懂这个形势的变化。
形势一变，连唐高祖都需要变得乖巧听话，这些人更应该接受。
其实，在企业中也有类似的情况。企业创业的时候会有一些元老，多年来兢兢业业、忘我奉献，可等公司成为大型企业集团之后，往往老板会聘用空降人士担任显赫的要职。于是这些创业旧臣就容易不满，他们往往牢骚满腹，甚至有人公开或者半公开地对抗对“新贵”。其实，这都是没看清形势变化的不明智的做法。老板那么做也有他的苦衷，一是企业的发展确实需要新鲜血液了；二是他不能老被旧功臣包围起来碍手碍脚；三是自古以来的事实都是，你们帮助取得的天下，分享的时候肯定不会仅仅还是这些人，不然天下就不会稳定，你们的业绩又会归零。
所以，哪个聪明的老板都愿意效法李世民，都不愿意学李自成。如果读者在企业里遇到这种情况，最好能尽快改变认识、调节心态，心平气和地接受这样的现实。
八、武德遗臣的悲喜剧
新朝总要有新气象。李世民素来就胸怀大志，此次得了天下，一定也想做一番名垂青史的大事业；何况他本身又背着“杀兄弟、逼皇父”的道德包袱，必须要能证明自己比李建成优秀，才能经受住后世的评判。加上他对武德年间的政事确有不满之处，所以要推行自己的新政。
但是，往旧瓶子里装新酒确实不是一件容易事。几个前朝老臣虽然都不会在zhengzhi立场上捣乱，但在具体工作中都还带着前朝的思维，尤其是那个裴寂，动不动就武德朝这样这样武德朝那样那样，压的李世民不好说话，李世民为此专门找他谈过一次话，暗示他不要再这样，但他依然故我①。要想让他们改变甚至否定以前的做法，帮助推行新政，结果肯定不会理想。还有，他们资格老，新皇帝在他们眼里的份量肯定没有在其他人眼里重。所以，一朝天子一朝臣还是很有道理的。房玄龄和高士廉虽然积极新皇帝的新政，但他们的资历远没比不上那几个老臣，职位也没有他们高，所以意见往往受到他们的否决。所以，对于李世民来说，削弱武德老臣的势力、甚至免职几个，都是有必要的了。
那么先动谁好呢？裴寂是暂时还不适合动的，封德彝又是一个著名的见风使舵的人，所看重的只是利益和需要，他见房玄龄、杜如晦等人是新皇帝的死党心腹，就有意识地和他们处好关系，所以时常曲意附和他们，似乎没有什么立场，老臣中只有他对新政的阻力较小。那么，应当削弱的就是萧瑀、陈叔达他们了。
封德彝之所以能在武德朝当上中书令而位列宰辅，是当时的尚书右仆射萧瑀向唐高祖推荐了他。按理说他应该感激萧瑀和好好报答萧瑀，但唯利是图的他却没有这样做。太宗即位后，裴寂虽然位高但实权不如萧瑀和封德彝，所以经常有些政事需要二人事先沟通在上报皇帝。有时候，二人在下边商定好了的事情，上奏太宗的时候封德彝观颜察色后突然变卦，说出了截然不同的意见。要不就是当着萧瑀的面模棱两可，等萧瑀走后用激烈的言辞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抨击萧瑀的奏章。萧瑀对封德彝这样的做法很不满，但封德彝是屡教不改，由此二人之间产生隔阂。当时的新贵房玄龄、杜如晦，也都疏远萧瑀而亲近封德彝，搞得萧瑀很孤立。于是萧瑀愤愤不平，上密奏给李世民，揭露封德彝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龌龊事，而且词连房杜，唐太宗很不高兴。紧接着，萧瑀有因为一件事和陈叔达的意见不合，二人在在太宗面前争辩。萧瑀是姜桂之性，老而弥辣，说起话来“声色甚厉”，大概还能辅以挽袖握拳一类的动作；陈叔达也是个有性格的人，自然不甘示弱。两人在朝堂上大吵了起来，不排除他们争吵时涉及到了和玄武门等有关的秘闻丑事，于是李世民很恼火。二十五日，萧瑀、陈叔达皆以对皇上不恭敬的罪名，被罢官免职。老臣一下子就少了两个。
封德彝搞走了萧瑀和陈叔达，继续在太宗面前表现。太宗准备要击败突厥，需要扩军和训练，由于经历过隋末以来常年的战乱，人丁至今还没完全恢复，所以面临兵源（成年男子）不足的问题。封德彝为了迎合上意，奏道：“对那些虽然年龄还不到十八岁，但身体魁梧壮实的小伙子，也可一并征发。”太宗求强心切，表示同意。但当这一诏令送至门下省执行时，专门负责签名盖章的给事中魏征却拒不签字，封德彝多次去和魏征交涉，魏征还是不签署，封德彝就向唐太宗作了汇报。太宗听罢大怒，立即召来魏征声色俱厉地质问：“我已经同意的，你为什么这样固执？”魏征回答道：“我听说竭泽而渔，并不是打不到鱼，但明年无鱼；焚林而猎，并不是捕不到兽，但明年无兽。如果将未成年的少年入军，那么这些人原来承担的租赋杂徭，谁来承担？何况，兵不在多，关键在于如何训练。如果训练得法，自然战斗力强，何必凑数？”接着，还一连列举了唐太宗即位以来失信于民的二三件事，还说如果常此以往，怎能取信于人！唐太宗听后，沉吟半晌，终于诚恳地说：“我考虑得不周全，竟犯了这么大的过失。”立即下令停止征召未成年人入伍，并给魏征赏赐了金瓮一口。魏征的做法让封德彝失去了一次表现的机会，还让他有了陷皇帝于不义的嫌疑，我们猜想他心里肯定不痛快。
这时候的唐太宗一心图治，也能听进去逆耳的忠言，甚至还鼓励大臣们把不同于朝廷的意见勇敢地讲出来。而且他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鼓励群臣觐见：一个叫元律师的人犯罪，唐太宗大怒，要杀了此人，恰好官员孙伏伽认为那人虽然有罪，但罪不至死，就抗言辩护。唐太宗不仅听从了孙伏伽的意见，而且赏赐了一座价值巨万的花园。有人认为太宗奖赏过重，太宗却说：“从我登基到现在，还没有人犯颜进谏过，今天终于有人开了个好头，值得重奖！”裴矩看明白了领导现在雄心勃勃，而且需要一个“纳谏”的好名声，也故意找机会进谏，巧妙地“逆龙鳞”，博取皇帝的欢心。裴矩就是那位前不久李世民调整朝廷人事的时候，从宰相职位上被降下来、现在担任民部尚书（相当于财政部长）的那个人。他是个聪明人，从宰相变成尚书，一点也没有显示出情绪，没有怨言而且工作认真负责。而且还在尽力领会领导意图，做皇帝希望看到的事情，让自己的情况尽量维持得好一些。当时的官场贿赂横行，唐太宗想用“杀一儆百”的办法来治理，便秘密安排身边的人去故意送礼，试探他们，还真有一个刑部的官员收受了他们的一匹绢帛，太宗知道后要杀他。裴矩进谏道：“官员接受贿赂，应当处死；但是陛下故意派人送礼，是有意让人犯法，恐怕不符合孔子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古训。”太宗听了很高兴，召集文武五品以上的官员，对他们说：“裴矩能够做到敢于力争，并不一味地顺从我。如果大家都象他这样，还愁国家治理不好吗？”司马光评价这个裴矩“在隋朝的时候是个谄媚的佞臣，在唐朝时候变成了忠臣”，我看未必，这个家伙其实是善窥上意，一直都是只做皇帝喜欢的事情，此时年已八十高龄还挖空心思不顾风险地投领导所好，大奸若忠而已。
封德彝其实也能看出来唐太宗现在喜欢有人进谏，但他还是不愿意冒说错话的风险，依然还是选择自己的长项――谄媚。转眼到了公元627年，也就是贞观元年了。大年初三，太宗大宴群臣，席间让乐队演奏《秦王破陈乐》。太宗说：“朕从前率兵征伐时候，民间就流传这个曲子了。这曲子虽然不具备文德之乐的温文而雅，但我的功业毕竟是由此而成的，所以始终不敢忘本。”封德彝赶紧拍马屁说：“陛下以神武之才平定天下，文德哪里能和神武相比呢？”太宗严肃地纠正他：“平乱建国要凭借武力，但治理国家却要依靠文德。你说文不如武，此言差矣！”封德彝见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赶忙磕头谢罪。
太宗一心图治，令宰相封德彝荐举贤才。但封德彝和众多小人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嫉贤妒能、压制贤才，所以他很长时间没有向朝廷一个人。太宗质问其原因，他回答说：“不是我不尽心竭力，而是现在没有奇才！”太宗说：“君子用人如用器物，各取其长处。古时的贤明君主，难道能从别的朝代借人才吗？是你自己不能识别人才吧，怎么能诬蔑整个时代的人呢？”封德彝羞惭地退下。
不久，太宗有事紧急召见吏部尚书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因为进来得匆匆忙忙，没有把随身的佩刀解下来就进去见皇上了。这可是一个大失误！不能不处理。尚书右仆射封德彝是怎么处理的呢？他明白长孙无忌和唐太宗的亲密程度，当然也会考虑长孙皇后那层关系，和长孙无忌曾经立过的大功，于是乖巧地提出处罚方案：无忌误带佩刀入见皇帝，罚铜二十斤；当时守门的警卫没有发现和阻拦，处死。这太不公平了！但这样荒唐的意见唐太宗竟然也表示同意了。当然此事由于一个叫戴胄的大臣坚持，警卫并没有被处死，但从此事足以看出来封德彝的嘴脸。
贞观元年三月，有人检举凉州（今甘肃境内）都督李幼良图谋不轨，太宗派中书令宇文士及急速前往，兼任凉州都督，并按察其事。李幼良被赐死，宇文士及也就留在那里，朝中又少了一位宰相。贞观元年六月初一，封德彝病死了（他要是不死，估计会陷害报复魏征的吧），宰相的数量继续减少。朝中确实缺少有经验的宰辅之臣了。十天后，萧瑀又回朝继续担任尚书左仆射。一个月后，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也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开始位居宰辅。
复出的萧瑀向太宗提了一个建议：效法夏商周，把大唐的疆土分封给各位皇子，说那样才会长治久安。太宗对这个想法很感兴趣，从此就象着迷了一样总想这么干。萧瑀的这个提议无疑是食古不化，明显会损害大唐的统治，自然会遭到房玄龄、杜如晦他们的反对。但不知道李世民出于什么考虑，会如此感兴趣，以后的多年，还时不时提出分封诸王。虽然几乎每次都因群臣的反对而罢休，但正是这个建议影响了萧瑀的一生，唐太宗每次想分封的时候，都会提升萧瑀的地位，通过他来推行此政。说来真是有趣，萧瑀本不是善于揣摩领导心思的人，但这次竟然误打误撞符合了唐太宗的胃口，竟因此而屡屡掌权，真是他的运气。更有意思的是，以他的性格和自信程度，他应该到死都没有明白其中的奥妙，而是天真地认为房玄龄等是不行的，唐太宗离不开他萧瑀。所以贞观一朝，武德宰相被罢免后还能复职，而且一直能在贞观政坛上频频亮相的，仅萧瑀一人。这是后话
贞观元年八月，发生了一件事，黄门侍郎（相当于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王珪有密奏要上报太宗，交给侍中高士廉转呈，内容估计是告发宇文士及有图谋不轨甚至谋反嫌疑的。高士廉和宇文士及关系不错，就把信扣留了，也没有告诉王珪。结果御史大夫杜淹把此事密告给了太宗，于是太宗马上免去高士廉的侍中职务，调任他命为安州大都督；并同时免去宇文士及的中书令职务，但因关于其谋反的调查结论证明并无谋反之意，便任命他为殿中监。告密的杜淹，得到了和宰相一样参预朝政的机会，宰相之外的官员参预朝政是从这时候开始的。②杜淹是杜如晦的叔叔，原本和杜如晦兄弟的关系不好，曾进馋言让王世充杀死杜如晦的大哥，还把杜如晦的弟弟杜楚客关起来，差点饿死。后来李世民打下洛阳后要处死杜淹，杜如晦不愿搭救，弟弟杜楚客却不念旧恶，哭着坚决要求杜如晦救叔叔一命，还以自杀相威胁，杜如晦没办法才出面相救。杜淹这个人擅长阴谋，杨文干的那件事有可能就是他策划和组织实施的。到如今，他又靠告密得到太宗的赏识，虽然没有升到宰相的职位，但可以执行宰相的职权了。这时候，朝中的宰相就是裴寂、萧瑀、长孙无忌、房玄龄、杜淹了。
九月，朝廷征召王君廓入朝。他就是那个骗亲家李瑗造反又杀亲家以请功的“无赖将军”，他因为坏事做得太多，对朝廷的征召很害怕。恰好当时的幽州长史李玄道是房玄龄的外甥，知道王君廓要去长安，就写了封信给舅舅，托王君廓捎给房玄龄。王君廓多疑，担心李玄道告自己的状，于是半路上偷偷拆开了这封信，发现这封信是用草书写的。王君廓不认识草书，更加怀疑李玄道要告发自己，就杀死渭南驿站的吏卒，然后向突厥方向逃跑，途中被村夫杀死。王君廓一生的无赖与阴谋，就这样罪有应得地抛尸荒野。
贞观元年十二月初四，萧瑀因犯了错误再次被免去宰相职务，降为太常卿。至于是犯了什么错误，史书没有记载。估计这次还是和房玄龄的捣鬼有关系。萧瑀出身高贵，虽然比房玄龄大不了多少岁，但资历很老，且个性骨鲠傲气，自然对房杜这些“暴发户”有些心理上的蔑视。加上政见常常不一致，所以他总看这几个新贵不顺眼，和房玄龄、杜如晦总是有矛盾。萧瑀的几次罢相都和房玄龄有关，这次估计也不例外吧。
连房玄龄、杜如晦等新贵的“暴发户”都会让一些人有意见，魏征作为李建成宫中的旧人，坐到现在这样的高位更让一些人难以接受，难免会有人有意抓他的小辫子。有人告发右丞魏征偏袒他的亲属，私提他们的官职，太宗派御吏大夫温彦博查问，没有实据。彦博对太宗说：“魏征不知道远离嫌疑，内心虽然无私，但也应该批评。”太宗就让温彦博去批评魏征（这句话带来了一个很不好的任务），而且告诉魏征：“从今以后，你应该注意一下瓜田李下。”几天后，魏征趁上朝时对太宗说：“君臣之间应一诚相待。如果上下避嫌，那国家兴亡就不好说了。我不敢接受这个命令。”太宗认为有道理，就说：“是我没考虑周全。”魏征又说：“我很荣幸能辅佐陛下，愿陛下让臣做良臣，不要让臣做忠臣。”太宗问：“有什么区别吗？”回答道：“后稷、契、皋陶，君臣齐心合力，共享荣耀，这就是所说的良臣。龙逄、比干犯颜直谏，身死国亡，这就是所说的忠臣。”太宗听后十分高兴，赐给绢五百匹。魏征虽然平安地度过了这一关，但私下里肯定捏了好几把汗。从此他更需要小心谨慎，不能有半点把柄落在别人手里，不然以他的出身，真不知道会遭遇什么样的大祸。
接着，又有人上密表称长孙无忌权力过大，荣宠太盛，说朝廷需要防止外戚的专权了。是谁上奏的，史书没有记载，不排除和诬奏魏征的表章是同一批人所为的可能，更不排除他们是当初秦王府的旧将，所以史书不记名。太宗将密表拿给长孙无忌看，并说：“朕对你丝毫不怀疑，所以不隐瞒，假如你我各有所闻却不说出来，君臣的想法便不能沟通，反而倒不好了。”又在朝堂上对百官说：“朕的儿子均年幼，所以我把无忌视如亲子一般，我们的关系不是外人所能离间的。”下朝后长孙无忌肯定和妹妹长孙皇后说起了这件事，长孙皇后一直不赞成家族势力太盛，因为那样容易导致灾祸，就劝哥哥辞去相职。于是长孙无忌听从妹妹的意见，一再上奏请求让位，长孙皇后也坚决请求唐太宗批准长孙无忌的辞职。于是太宗在贞观二年（公元628年）的正月初三，批准了长孙无忌离职报告，改封为开府仪同三司的虚职。当月就提升兵部尚书杜如晦为检校侍中，兼任兵部尚书，还继续是东宫兵马的总管；还提升了刑部尚书李靖检校中书令、继续兼任本职。宰相中新臣的势力又壮大了。
接着，太宗又对房玄龄等几位大臣说：“当政者最重要的是大公无私。历史上诸葛亮流放廖立、李严到南夷之地，到诸葛亮死的时候，廖立悲痛万分，李严哀伤而死。如果不是诸葛亮大公无私能这样吗？朕既然仰慕前代的明君，你们也不可不效法前代的贤相啊！”房玄龄本来就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听到这话的时候，当时的感觉猜想是不亚于一个炸雷：我徇私舞弊了吗？时不时有什么事被皇帝发现了？这是皇帝在敲警钟呢吧？伴君如伴虎，果然不假。
贞观二年的十月，杜淹病死，朝廷就在十二月把王珪提升为侍中，充任宰相。一个月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的正月，武德朝最资深的、也是坚持到最后还盘踞着宰相之位的老臣裴寂被撤职了。李世民早就不喜欢裴寂，从裴寂谗杀刘文静、到李建成、到贞观朝之后还总拿武德朝说事阻碍新政，都是李世民所反感的。唐太宗登基之处，政权还没有完全稳固、另外还需要照顾唐高祖的面子和舆论影响，再加上没有抓住裴寂的什么过错，就一直没有动裴寂。现在天下稳固、时机成熟、机会也碰巧来了。当时有个法雅和尚妖言惑众，被处死。司空裴寂曾听过他的言论而没有上报，也没有处置，裴寂因这件事被免职，勒令遣送回老家。裴寂请求留在长安居住，安享天年，但唐太宗不同意。估计唐太宗担心唐高祖还活着，裴寂要是留在京城，这两个有广泛影响力的老人万一有什么举措，对新朝廷肯定会是一种威胁。裴寂只好回蒲州老家去了，后来又被朝廷借故流放到静州（今广西梧州），后来死在了那里。
裴寂被罢黜，肯定也会连累和他关系密切的一些官员失势，武德旧臣作为群体的力量至此完全土崩瓦解，武德和贞观两朝相权更迭的过渡期至于结束了。
作者按：
一朝天子一朝臣，官场的沧桑变化本来也数正常，但同是前朝老臣，不同做法的人却又受到不同的待遇。封德彝是处处用心来迎合上意及新贵们的意愿的，落了个善终。
裴矩本是个擅长于谄媚的人，摸准了唐太宗要名声的心思，也充当了一把直臣，获得奖赏，也落得善终，贞观元年死后谥号为“敬”。他如果多活几年，估计也照样不至于倒霉。
萧瑀是个骨鲠之人，凭他的个性，既不受唐太宗喜欢，也和同僚相处不好，但他误打误撞的“裂土封疆”却中了唐太宗的下怀，所以才能屡次被起复。
可以看出来，揣摩领导的心思、领会领导的意图对仕途的影响是巨大的。唐太宗是一带英主尚且如此，何况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领导本是就是图谋私利、爱听谄媚的人呢？小人们在这方面愿意苦苦钻营，确实是有他们的道理的，所以他们屡屡得势也就不足为怪了。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