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眼中的宋朝

★范仲淹（989－1052）眼中的宋朝
　　　　
　　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在写给宰相晏殊的《上执政书》中写道：“周汉之衰，奸雄竟起，使天下为血为肉数百年，则当时致君者罪可知矣。李唐之兴也，如周汉焉；其衰也，亦周汉焉。自我宋之有天下也，经之营之，长之育之，以至于太平。累圣之功，岂不大哉！”无疑范仲淹认为宋朝是难得的太平盛世。范仲淹还写道：“朝廷久无忧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穷矣。至于工之奇器，败先王之度，商之奇货，乱国家之禁。中外因之侈僭，上下得以骄华，宜乎大变浇漓，申严制度，使珠玉寡用，谷帛为宝，此又去僭丰财之本也。今盛明之代，何事而不可行乎？”如何理解范仲淹眼中的太平盛世与百姓困穷呢？百姓困穷的前提是宋朝当时中外侈僭、上下骄华，是因宋朝太平日久百姓生活较之前代衣、食、住、行各个反面全方位的提高条件下，开始出现的奢侈之风造成的困穷。范仲淹虽认为宋朝是盛明之代，但太平日久，亦有深刻危机。
　　　　
　　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范仲淹在给西夏国主赵元昊的书信《答赵元昊书》中写道：“国家以仁获之，仁守之。唐末，天下汹汹，群雄咆哮，日寻干戈，皇天震怒，罚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续。我太祖皇帝应天顺人，受禅于周，广南、江南、荆湖、西川，一举而下，罢诸侯之兵，革五代之暴，垂八十年，天下无祸乱之忧。太宗皇帝圣文神武，表正万邦，吴越纳土，并晋就缚。真宗皇帝奉天体道，清净无事。今皇帝坐朝至晏，从谏如流，不为游畋，专尚礼乐，务以涵养士民天下之心，爱逾父母，此所谓以仁守之也。”范仲淹还有一首诗曰：“五代云雷屯，九野皆龙战。开国如棋枰，皇极何由建。太祖乘天飞，大发光华旦。攀公江表来，经纶还如电。微子入姬周，仓皇救涂炭。四海乃大同，万里闻薰风。”范仲淹无疑深深的热爱着宋朝，认为宋朝以仁立国，涵养士民，爱逾父母。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在给皇帝仁宗《答手诏条陈十事》中写道：“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范仲淹认为宋朝虽富有四海，但太平日久安于现状不思变改，已经危机重重。范仲淹还指出：“今生民已困，无可诛求，或连年凶饥，将何以济？”《答手诏条陈十事》是在宋仁宗多次催促下，范仲淹起草的指导“庆历新政”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其目的就是要指出宋朝当时的社会问题，并想方设法加以解决改正。“庆历新政”所进行的改革背景是由于宋朝长治久安，承平日久突然间与西夏开战，军费支出过于庞大，加之自然灾害所造成国家一时财政困难及百姓生活相比战前的困苦。范仲淹本人始终对宋朝前几代相当推崇的，他写道：“求今朝祖宗之烈，釆其可行者条奏。愿陛下顺天下之心，力行此事，庶几法制有立，纲纪再振，则宗社灵长，天下蒙福。”范仲淹无疑相当推崇宋朝的纲纪国策制度，其改革方针主要是减少国家各个方面的铺张浪费以宽解民力。
　　　　
　　范仲淹还在文章、诗歌中表达了对宋朝的热爱与赞美。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范仲淹赞美岳州的政事顺利，百姓和乐。各种荒废的事业都在积极兴办。范仲淹诗曰：“圣宋非强楚，清淮异汨罗”、“六朝人薄命，不见此升平”、“圣明何以报，殁齿愿无邪”、“长戴尧舜主，尽作羲黄民”、“尧舜累代仁，弦歌始能治”、“帝力何可见，物情自欣欣”、“行歌春满路，坐歌春满园。花前人自乐，桃李岂须言”，以上诗句足可见在范仲淹眼里宋朝是难得的太平盛世。

★欧阳修（1007－1073）眼中的宋朝
　　　　　　
　　欧阳修：“今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欧阳修的这句话非常著名，因为常被一些学者拿来引用，许多人把“盗贼”说成“农民”来说明宋朝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甚至许多学者用来引申证明宋朝混乱不堪，乃至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如果只看这句话，仿佛宋朝在欧阳修眼里实在是非常不堪的。这句话出自欧阳修当言官时，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的《再论置兵御贼札子》，这句话的前一句是“今天下生民获安乐，则皆须上感陛下圣德。”但这句常被学者们有意省略。“今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欧阳修所说的盗贼绝不是农民，就是“数千里内杀人放火，肆意横行”的盗贼。欧阳修所说的“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的盗贼到底有多少，事实有多严重呢？欧阳修在之前的《论沂州军贼王伦事宜札子》与《论盗贼事宜札子》有详细说明：“窃知王伦在沂、密间只有四五十人，及至高邮已二三百人，皆是平民，被其驱胁。”“臣近因军贼王伦等事，累有论奏。为见天下空虚，全无武备。又见自和州奏破王伦之后，更不讲求御贼之策，又认上下已有偷安之意。殊不知前贼虽灭，后贼更多。今建昌军一火四百人，桂阳监一火七十人，草贼一火百人，其余池州、解州、邓州、南京等处，各有强贼不少，皆建旗鸣鼓，白日入城。官吏逢迎，饮食宴乐。其敢如此者，盖为朝廷无赏罚，都不足畏。”盗贼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这些盗贼全部所有加起来撑死几千人。而宋仁宗当时人口是多少呢？包拯在《论历代并本朝户口》奏议中指出：“庆历二年，增至一千三十万七千六百四十（户）；八年，又增至一千九十万四千四百三十四（户）。拯以谓自三代以降，跨唐越汉，未有若今之盛者。”只是以一户有五人计，当时至少六千万多万人，盗贼人数远不及万分之一。且这些盗贼是在与西夏开战的造成国家一时的不适应背景下产生的，所以欧阳修才说：“今天下生民获安乐，则皆须上感陛下圣德。”这些盗贼根本毫无可能也绝无任何能力危害到宋朝的国家安全，只能祸害太平日久不识兵戈的小民。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欧阳修在《准诏言事上书》中指出：“伏见国家自大兵一动，中外骚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疲弊，四五年来，圣心忧劳，可谓至矣。从来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恶者盗贼，今盗贼起矣；所忧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赖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须者财用，今财用乏矣。陛下之心日忧于一日，天下之势岁危于一岁。”这只是与西夏开战引起的特殊情况下的个别现象，只有四、五年时间并不能涵盖仁宗在位的几十年时间，更不能把这情况推延到整个北宋。庆历三年（1043年），欧阳修在朝廷攻击宰相吕夷简，在《论吕夷简札子》中说：“为陛下宰相，而致四夷外侵，百姓内困，贤愚失序，纲纪大隳，二十四年间坏了天下。”欧阳修当言官期间在朝廷上所上的札子，言词大多过于犀利，所言多夸张甚至牵强。这些过激言论只是在朝廷上言官之言，并完全说明欧阳修内心真实的看法。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欧阳修在《正统论》中写道：“自秦昭襄讫周显德千有余年，治乱之迹不可不辨，而前世论者靡有定说。伏惟大宋之兴，统一天下，与尧、舜、三代无异。” 欧阳修认为宋朝是与三代相媲美的盛世。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欧阳修在《本论》中写道：“今宋之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乱，无抗敌之国；内削方镇，无强叛之臣。天下为一，海内晏然。为国不为不久，天下不为不广也。语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言有资者其为易也。方今承三圣之基业，据万乘之尊名，以有四海一家之天下，尽大禹贡赋之地莫不内输，惟上之所取，不可谓乏财。天下积聚，可如文、景之富；制礼作乐，可如成周之盛；奋发威烈以耀名誉，可如汉武帝、唐太宗之显赫；论道德，可兴尧、舜之治。”欧阳修无疑认为宋朝是难得的盛世。
　　　　
　　欧阳修在文章时不时流露出对宋朝的由衷的赞美与歌颂，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襄州谷城县夫子庙碑记》写道：“大宋之兴，于今八十年，天下无事，方修礼乐，崇儒术，以文太平之功。”宋仁宗皇佑三年（1051年）《苏氏文集序》写道：“唐衰兵乱，又百余年而圣宋兴，天下一定，晏然无事。”宋仁宗嘉佑八年（1063年）《集古录》写道：“圣宋兴百余年间，雄文硕学之土相继不绝，文章之盛，遂追三代之隆。”
　　　　
　　宋仁宗景佑元年（1034年），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记载河南洛阳：“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游遨，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井张幄帟，笙歌之声相闻。”宋仁宗景佑三年（1036），欧阳修在《峡州至喜亭记》中记载四川峡州：“宋受天命，一海内，四方次第平，然后蜀之丝枲织文之富，衣被于天下。而贡翰商旅之往来者，陆辇秦凤，水道岷江，不绝于万里之外。夷陵固为下州，廪与俸皆薄，而僻且远，虽有善政，不足以为名誉以资进取。逢公之来，岁数大丰，因民之余，然后有作，惠于往来，以馆以劳，动不违时，而人有赖。”峡州在宋代是偏远的小州县，但常年丰收，人民富足有余。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欧阳修在《丰乐亭记》与《醉翁亭记》中记载安徽滁州：“滁（州）于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所在为敌国者，何以胜数！及宋受天命，圣人出而四海一。向之凭恃险阻，划削消磨，百年之间，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欲问其事，而遗老尽矣。今滁介于江淮之间，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畎亩衣食，以乐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养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宋仁宗皇佑三年（1051年）欧阳修在《真州东园记》里这样描述扬州：“真州当东南之水会，故为江淮、两浙、荆湖发运使之治所。园之广百亩，而流水横其前，清池浸其右，高台起其北。台，吾望以拂云之亭；池，吾俯以澄虚之阁；水，吾泛以画舫之舟。敞其中以为清宴之堂，辟其后以为射宾之圃。芙蕖芰荷之的历，幽兰白芷之芬芳，与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阴，此前日之苍烟白露而荆棘也；高甍巨桷，水光日景动摇而上下；其宽闲深静，可以答远响而生清风，此前日之颓垣断堑而荒墟也；嘉时令节，州人士女啸歌而管弦。四方之宾客往来者，吾与之共乐于此。”在欧阳修笔下，我们看到曾经的兵戈战乱之地早已变成安乐之土，曾经荒凉废墟也变成了游乐之园。宋仁宗嘉佑四年（1059年）欧阳修在《有美堂记》中记载杭州：“今其民幸富完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而临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从，又有四方游士为之宾客，故喜占形胜，治亭榭，相与极游览之娱。”欧阳修还在《六一诗话》中形容京城开封：“京师辇毂之下，风物繁富，而士大夫牵于事役，良辰美景，罕获宴游之乐。其诗至有'卖花担上看桃李，拍酒楼头听管弦’之句。”在欧阳修眼里宋代百姓过上了太平的日子与幸福的生活，而且还游乐不休。
　　　　
　　宋仁宗过世后，欧阳修写了许多诗歌怀念仁宗，颂美仁宗盛世的诗句：“太舜仁由性，成汤治以宽。孤臣恩未报，清血但泛澜”、“干戈不用臻无事，朝野多欢乐有年。便坐看挥飞白笔，侍臣新和《柏梁篇》”、“常时凤辇行游处，今日龙輴恸哭随”、“千骑清尘回辇路，万家明月放灯天”、“斯民四十年涵煦，耕凿安知荷帝功！”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欧阳修在《仁宗御集序》中写道：“予惟圣考在位四十有二载，承三圣之鸿业，享百年之盛隆，而不敢暇逸。是以功成业茂，立庙建号，为宋仁宗。噫！仁之为言，尧、舜之盛德，而甚美之称也，固已巍乎与天地而亡极矣。”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欧阳修在《仁宗御飞白记》中写道：“天下无事，岁时丰登，民物安乐，天子优游清闲，不迩声色，方与群臣从容于翰墨之娱。余曰：'仁宗之德泽涵濡于万物者四十余年，虽田夫野老之无知，犹能悲歌思慕于垅亩之间，而况儒臣学士，得望清光、蒙恩宠、登金门而上玉堂者乎？’于是相与泫然流涕而书之。”欧阳修在仁宗过世后评价仁宗在位的四十二年是极盛之世，德泽涵濡于万物，无论是儒臣学士还是田夫野老都受其恩泽而感恩戴德。
　　　　
　　欧阳修在诗歌中大量歌颂宋朝的盛世，描述宋人的幸福生活：“谁谓田家苦，田家乐有时。车鸣缫白茧，麦熟啭黄鹂。田家此乐几人知，幸独知之未许归”、“酿酒烹鸡留醉客，鸣机织苎遍山家”、“绿桑高下映平川，赛罢田神笑语喧。林外鸣鸠春雨歇，屋头初日杏花繁”、“拨瓮浮醅新酿熟，得霜寒菊始开齐。养丹道士颜如玉，爱酒山公醉似泥”、“莫登楼，乐哉都人方竞游，楼阙夜气春烟浮。玉轮东来从海陬，纤霭洗尽当空留。灯光月色烂不收，火龙衔山祝千秋。缘竿踏索杂幻优，鼓喧管咽耳欲咻。清风袅袅夜悠悠，莹蹄文角车如流。娅姹扶栏车两头，髧髦垂鬟娇未羞。”、“九门寒食多游骑，三月春阴正养花”、“万室东南富且繁，羡君风力有余闲。渔樵人乐江湖外，谈笑诗成尊俎间”、“访古高台半已倾，春郊谁从彩旗行。喜闻车马人同乐，惯听笙歌鸟不惊”、“年丰千里无夜警，吏退一室焚清香”。欧阳修的词多是香艳之词，这些词就是描述宋朝富贵生活，歌颂太平盛世的，这里不再做过多引述。

 

★司马光（1019－1086）眼中的宋朝
　　　　　　　　
　　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年）司马光在《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第二状》中写道：“夫四海之富，治平之久，若养之有道，用之有节，使良有司治之，谷帛不可胜用。”随后在《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第三状》写道：“历观春秋以来，迨至国初，积千六百年，其间天下混一、内外无患、兵寝不用者，不过四百余年而已。至如圣朝芟夷僭乱，一统四海，内平外顺、上安下和，使在朝野之人，自祖及孙，耳目相传，不识战斗。盖自上世以来，治平之久，未有若今之盛也。”
　　　　
　　宋仁宗嘉佑六年（1061年）司马光在《上仁宗五规》中写道：“伏以祖宗开业之艰难，国家政治之光美，难得而易失，不可以不慎。唐得天下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于酒色，养其疽囊，以为子孙不治之疾，于是渔阳祸发，而四海横流矣；肃、代以降，方镇跋扈，号令不从，朝贡不至，名为君臣，实为仇敌。陵夷衰微，至于五代，三纲颓绝，五常殄灭；怀玺未暖，处宫未安，朝成夕败，有如逆旅；祸乱相寻，战争不息，流血成川泽，聚骸成丘陵，生民之类，其不尽者无几矣。于是太祖皇帝受命于上帝，起而拯之，躬批甲胄，栉风沐雨，东征西伐，扫除海内。当是之时，食不暇饱，寝不遑安，以为子孙建太平之基。大勋未集，太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后大禹之迹复混而为一，黎民遗种始有所息肩矣。由是观之，上下一千七百余年，天下一统者五百余年而已，其间时时小有祸乱，不可悉数。国家自平河东以来，八十余年，内外无事，然则三代以来，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也。”
　　
　　宋仁宗嘉佑七年（1062年）司马光在《论财利疏》中指出：“陛下承祖宗之业，奄有四百余州。天下一统，戎狄款塞，富饶之土，贡赋相属，承平积久，百姓阜安。”司马光还指出当时上下的奢侈之风：“宗戚贵臣之家，第宅园圃，服食器用，往往穷天下之珍怪，极一时之鲜明。惟意所致，无复分限。以豪华相尚，以简陋相訾。愈厌而好新，月不足。是以内自京师士大夫，外及远方之人，下及军中士伍、畎亩农民，其服器用比于数十年之前，皆华靡而不实矣。”司马光在给儿子的训书《训俭示康》中说：“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为病。近岁风俗尤为侈靡，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司马光有一首诗写道：“帝城秋色新，满市翠帝张。伪物逾百种，烂漫侵数坊。谁家油壁车，金壁照面光。土偶长尺余，买之珠一囊。安知杼轴劳，何物为蚕桑。纷华不足悦，浮侈真可伤。”在司马光眼里宋朝当时严重的问题就是宋朝上下风俗奢侈。
　　
　　司马光写诗这样形容仁宗盛治：“声教万余里，文明四十春。茂勋留信史，盛福满生民。共适禽鱼乐，安知橐龠仁。”“人主爱民物，心无彼此情。约欢同一国，蒙福遍群生。玉帛摇相望，风波寂不惊。熙熙南北海，所至尽升平。”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司马光在《乞罢刺陕西义勇第四札子》中指出：“臣窃见河北、陕西、河东自景佑以前，本无义勇，凡州县诸般色役，并是上等物力人户支当，其乡村下等人户除二税之外，更无大段差徭，自非大饥之岁，则温衣饱食，父子兄弟，熙熙相乐。”司马光通过亲眼所见得出在与西夏战前是河北、陕西、河东地区，乡村下等人户，没什么差徭。人们温衣饱食，父子兄弟熙熙相乐。这当是仁宗时代不打仗之前广大地区的普遍情况。
　　　　
　　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在《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中指出：“陛下试取臣所进《历年图》观之，自周末以来，至于国初，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其间乱离板荡，则固多矣，至于中外无事，不见兵革，百有余年，如国朝之盛者，岂易得乎？”
　　　　
　　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司马光在《请革弊札子》中指出：“臣观今日公私耗竭，远近疲弊，其原大概出于用兵。夫兵者凶器，天下之毒，财用之蠹，圣人除暴定乱，不得已而用之耳。自有唐中叶，藩镇跋扈，降及五代，髃雄角逐，四海九州岛，瓜分麋溃，兵相吞噬，生民涂炭，二百余年。太祖受天明命，四征弗庭，光启景祚。太宗继之，克成厥勋，然后大禹之迹，悉为宋有。于是载戢干戈，与民休息，或自生至死，年至期颐，不见兵革。吏守法度，民安生业，鸡鸣狗吠，鞕火相望，可谓太平之极致，自古所罕侔矣。”司马光指出宋神宗之时因大规模对西夏开战，致使国家公私耗竭、远近疲弊。而之前宋朝大禹之迹，太平之极。同年司马光还在《请更张新法札子》中指出：“国家受天明命，太祖、太宗拨乱反正，混一区夏，规模宏远。子孙承之，百有余年，四海治安，风尘无警，自生民以来，罕有其比。”
　　　　
　　史学家司马光通过古今对比，坚定的得出宋代是有史以来不曾出现的太平盛世，人们熙熙相乐、不识兵革。司马光还诗中歌颂了宋朝太平盛世与人民的幸福：“人物竞纷华，骊驹逐钿车”、“去岁洛城中，嬉游处处同”、“车如流水马如龙，花市相逢咽不通”、“东城丝纲蹴红球，北里琼楼唱石州”、“太平角处农桑满，赢取闾阎鹤发翁”、“城中稍觉桑薪贵，村外时闻社瓮香。入使孜孜悯惸独，斯民那复畏凶荒”、“西郊广路浮壤黄，上天雨泣塞云苍。鸾旗鈒戟纷晻霭，扈从威神归帝乡。田家老父眉睫白，杖藜匍匐泣路旁。且云生逢至仁主，蠲租罢役岁为常。蚕收百箔桑蔽野，麻麦极望无边疆”。以上足见司马光眼中的宋朝是多么的难得而伟大的盛世。

★王安石（1021－1086）眼中的宋朝

　　　　　　
　　王安石：“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王安石《河北民》这句诗常被一些学者引用，甚至再加以引申为宋朝不如唐朝。此时创作于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其背景是“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这只是在自然灾害情况下河北边境地区的情况，这只是特定条件下的一时感慨。王安石真认为宋朝不如唐朝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王安石在《风俗》中对宋朝做有整体性的评价：“国家奄有诸夏，四圣继统，制度以定矣，纪纲以缉矣，赋敛不伤于民矣，徭役以均矣，升平之运，未有盛于今矣。”在王安石眼里宋朝整体之治远过唐朝。此诗表达的目的绝不是对唐代治世的向往，而是对当时特定条件下河北民的同情。
　　　　
　　其实在王安石眼里唐朝是非常不堪的，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王安石对刚即位的宋神宗说：“陛下当以尧、舜为法，太宗所知不远，所为不尽合先王，但乘隋乱，子孙又皆昏愚，所以独见称述。”王安石只推崇唐太宗一人，认为唐朝其他皇帝都是昏庸愚昧的。而且唐太宗所作所为也不尽合先王美政，还有很多缺憾。王安石不止有《河北民》这样为民伸冤述苦的诗歌，更有《元日》、《上元戏呈贡父》、《歌元丰》、《元丰行示德逢》、《后元丰行》等等这样歌颂宋朝盛世人民幸福安乐的诗歌。“传觞三鼓罢，纵观万人同。警跸声如在，嬉游事已空。但令千载后，追咏太平功”、“岁熟田家乐，秋风客自悲。茫茫曲城路，归马日斜时”、“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车马纷纷白昼同，万家灯火暖春风”、“村落家家有浊醪，青旗招客解祗禂”、“丰年处处人家好，随意飘然得往还”、“放歌扶杖出前林，遥和丰年击壤音”、“三年五谷贱如水，今见西成复如此。元丰圣人与天通，千秋万岁与此同。先生在野固不穷，击壤至老歌元丰”、“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水秧绵绵复多稌，龙骨长干挂梁梠。鲥鱼出网蔽洲渚，荻笋肥甘胜牛乳。百钱可得酒斗许，虽非社日长闻鼓。吴儿蹋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苦”、“乡人出郭航酒浆，炰鳖脍鱼炊稻粱。芡头肥大菱腰长，酹酬喧呼坐满床。下视城堑真金汤，雄楼杰屋郁相望。中户尚有千金藏，漂田种秔出穰穰。沉檀珠犀杂万商，大舟如山起牙樯。输泻交广流荆扬，轻裙利屣列名倡”。
　　　　
　　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王安石在《抚州通判厅见山阁记》中感慨道：“虽蛮夷湖海山谷之聚，大农、富工、豪贾之家，往往广其宫室，高其楼观，以与通邑大都之有力者，争无穷之侈，夫民之富溢矣。”王安石通过自身观察所见得出宋代民间富贵横溢，奢侈无穷。庆历年间写的《慈溪县学记》写道：“慈溪小邑，无珍产淫货，以来四方游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无水旱之忧也。无游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杂；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所见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慈溪虽然是僻远小邑，但人民富足，且盛出学士。“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可见宋代即使僻远小邑也文教发达。
　　　　
　　宋仁宗嘉佑三年（1058年），王安石在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指出：“臣窃观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夙兴夜寐，无一日之懈，声色狗马，观游玩好之事，无纤介之蔽，而仁民爱物之意，孚于天下，而又公选天下之所愿以为辅相者，属之以事，而不贰于谗邪倾巧之臣，此虽二帝、三王之用心，不过如此而已。宜其家给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于此。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王安石对仁宗美政由衷的赞赏，但虽然是天下大治，亦有深刻危机，那就是全国上下的奢侈风气一日比一日严重，造成国家财政困穷。王安石具体指出：“婚丧、奉养、服食、器用之物，皆无制度以为之节，而天下以奢为荣，以俭为耻。苟其财之可以具，则无所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为荣。苟其财不足，而不能自称于流俗，则其婚丧之际，往往得罪于族人婚姻，而人以为耻矣。故富者贪而不知止，贫者则强勉其不足以追之。”王安石指出当时天下“以奢为荣，以俭为耻”，民间奢侈之风相当严重，各个方面铺张浪费无节制。王安石还在《论风俗》中说道：“圣人之化，自近及远，由内及外。是以京师者风俗之枢机也，四方之所面内而依仿也。加之士民富庶，财物毕会，难以俭率，易以奢变。至于发一端，作一事，衣冠车马之奇，器物服玩之具，旦更奇制，夕染诸夏。工者矜能于无用，商者通货于难得，岁加一岁，巧眩之性不可穷，好尚之势多所易。故物有未弊而见毁于人，人有循旧而见嗤于俗。富者竞以自胜，贫者耻其不若，且曰：'彼人也，我人也，彼为奉养若此之丽，而我反不及！’由是转相慕效，务尽鲜明，使愚下之人，有逞一时之嗜欲。”王安石同样认为宋朝当时严重的问题就上下奢侈浪费之风。
　　　　　　　　
　　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王安石给刚即位的宋神宗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指出：“伏惟太祖躬上智独见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伪，指挥付讬，必尽其材，变置设施，必务其当，故能驾驭将帅，训齐士卒，外以捍夷狄，内以平中国。于是除苛赋，止虐刑，废强横之藩镇，诛贪残之官吏，躬以简俭为天下先，其於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太宗承之以聪武，真宗守之以谦仁，以至仁宗、英宗无有逸德。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也。”王安石对宋太祖开创的盛世及美政赞美不已。王安石通过亲身所见所感再次赞美歌颂人仁宗盛治，他说道：“仁宗在位，历年最久，臣于时实备从官，施为本末，臣所亲见。伏惟仁宗之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出於自然，而忠恕诚悫，始终如一，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於夷狄，而终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赏重而信；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因任众人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盖监司之吏，以至州县，无敢暴虐残酷，擅有调发，以伤百姓。自夏人顺服，蛮夷遂无大变，边人父子夫妇，得免于兵死，而中国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于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王安石在诗中这样歌颂仁宗盛治：“去序三朝圣，行崩万国天。忧勤无旷古，治洽最长年。仁育齐高厚，哀思罄幅员。欲知千载美，道德冠遗编。”总之，在王安石眼里仁宗盛治千载难逢。以上可见，做为同时代的人王安石与司马光眼中的宋朝是极其相似的。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了王安石对宋神宗的数次奏答，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王安石指出：“秦汉以来，中国人众，地垦辟，未有如今日中国。四夷皆衰弱，数百年来，亦未有如今日。” “今中国地广、民众、无纤芥之患；四夷皆衰弱；陛下聪明齐胜，忧勤恭俭；欲调一天下，极不难。要讨论大计而已。” 王安石认为宋朝人口之众，开辟田地之广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熙宁六年（1073年），王安石指出：“户口之盛，无如今日。本朝太平百年，生民未尝见兵革。昨章惇排定湖南保甲，究见户口之众，数倍前日，盖天下举皆类此。”王安石在《看详杂议》中指出：“中国受命，至今百余年，无大兵革，生齿之众，盖自秦汉以来莫及。臣所见东南州县，大抵患在户口众而官少，不足以治之。”王安石经过亲身体验感慨，宋朝是太平百年，生民未尝见兵革。生齿之众，自古以来就没有能相比的。
　　
　　王安石在《谢及第启》中对宋朝教育及人才之盛极为赞赏：“国家揽八宇之广，具万官之富。一化所染，人有善行；数路之举，野无滞材。取士如此之详，得人于斯为盛。”以上足见，在王安石眼里宋朝之治远过以往任何一代的盛世。

 

★曾巩（1019－1083）眼中的宋朝
　　　　　　　　　　
　　大文学家曾巩非常热爱宋朝，认为宋朝富盛远超前代。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曾巩在抚州（今江西临川）写下《拟岘台记》赞美当地：“其民乐于耕桑以自足，故牛马之牧于山谷者不收，五谷之积于郊野者不恒，而晏然不知木包鼓之警，发召之役也。州人士女，乐其安且治，而又得游观之美。”
　　　　　　
　　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曾巩在对宋神宗的《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中自豪的宣称：“生民以来，能济登兹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他论证道：“盖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与赋役之政暴也。宋兴以来，所用者鞭朴之刑，然犹详审反复，至于缓故纵之诛，重误入之辟，盖未尝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税一，然岁时省察，数议宽减之宜，下蠲除之令，盖未尝加一暴赋也；民或老死不知力政，然犹忧怜恻怛，常谨复除之科，急擅兴之禁，盖未常兴一暴役也。盖远莫懿于三代，近莫盛于汉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变不可胜道也。岂有若今五世六圣、百有二十余年，自通邑大都，至于荒陬海聚，无变容动色之虑萌于其心，无援桴击柝之戒接于耳目。臣故曰：'生民以来，未有如大宋之隆也。’”曾巩自豪的宣称：“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广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则宋兴以来，全盛之时实在今日。”
　　　　　　
　　还是在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曾巩在《议经费札子》中指出：“宋兴，承五代之敝，六圣相继，与民休息，故生齿既庶，而财用有余。皇佑户一千九十万，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天下岁入，皇佑、治平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自古国家之富，未有及此也。今吾以全盛之势，用财有节，其所省者一，则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则吾之二也。”无疑曾巩认为宋朝是全盛之日，自古以来包括汉唐皆不及宋朝富盛。
　　　　　　
　　元丰四年（1081年）曾巩在《进太祖皇帝总序》中写道：“盖唐之敝，自天宝已后，纪纲浸坏，不能自振，以至于失天下。五代兴起，五十余年之间，更八姓十有四君，危亡之变数矣。其尤甚也，契丹遂入中国，擅立名号。当是时，天地五行人事之理反易缪乱，不同夷狄者亡几耳。太祖为天下所戴，践尊位，以生民为任，故劝农桑，薄赋敛，缓刑罚，除旧政之不便民者，诏令勉核相属，推其心，无一日不在百姓也。知方镇之病民也，故设通判之员，使敛以绳墨。忧吏之不良也，故数使在位举其所知。患吏或受赇、或不奉法也，故罪至死徙，一无所贷。原其意，盖以谓遭世大衰，不如是，吏不知禁，不能救民于焚溺之中也。当是时，更立天下，与民为始，天地五行人事之理，乱而复正。”曾巩对宋太祖赞叹有加，对自己的祖国颂美不已。他由衷的感慨：“是自三代以来，拨乱之主，未有及太祖也。太祖经始大基，流风余泽，所被者远。五圣遵业，至今百有二十余年。上下和乐，无变容动色之虑，接于耳目，治安久长，自三代以来所未有也。”
　　　　　　
　　曾巩在文章论议中对宋朝的文治不由自主的颂扬，《议茶》写道：“我国家勃兴昌运，抚有方国，四圣接武，泽流生民。所先者仁义之化也，所行者礼乐之教也，所敦者农桑之业也，所厚者管榷之利也。”《议仓》写道：“国家革五代之苛，建一王之治，于兹有年矣。租赋之调不为不中也，配敛之科不为不节也，赈恤之政不为不行也，敝滥之源不为不究也。”
　　　　　　
　　曾巩还在诗歌中抒发对宋朝的热爱，赞美了宋朝的富盛，颂扬了人民的幸福生活。“盛德临昭旦，多祥获有年。嘉禾登羡溢，高廪积连延。田入丰维亿，仓收富且千”、“市粟易求仓廪实，邑犹无警里闾安”、“官府吏闲时乐易，市廛人喜政和平”、“行歌红粉满城欢，犹作常时五马看”等等，曾巩与当时众多的士大夫一样由衷的对宋仁宗推崇倍至，“纳谏终无牾，知人久更明。恩波通四海，寿域载群生。异俗衣裳会，诸儒雅颂声。威灵空想象，盛德讵能名。”这些无不反映出在曾巩眼里宋朝是美好而难得的盛世。

★苏轼（1037－1101）眼中的宋朝
　　　　　　　　
　　大文豪苏轼热爱宋朝，在他眼里经管宋朝有时会有许多问题需要改正，但他对宋朝整体评价甚高，认为宋朝是三代以后不曾出现的盛世。苏轼在《徐州鹿鸣宴赋》中宣称：“永惟三代以来，莫如吾宋之盛。”在《富郑公神道碑》中写道：“宋兴百三十年，四方无虞，人物岁滋。盖自秦、汉以来，未有若此之盛者。” 苏轼在《赵康靖公神道碑》中较详细的指出宋朝的种种好处与突出优点：“宋有天下百二十有五年，六圣相师，专用一道曰仁，不杂他术。刑以不杀为能，兵以不用为功，财以不聚为富，人以不作聪明为贤。虽有绝人之材，而德不至，终不大用。六圣一心，守之不移。故自建隆以来至于今，卿相大臣，号多长者。记人之功，忘人之过，含垢匿瑕，犯而不校，以为常德。是以四方人安，兵革不试，民之戴宋，有死无二。自汉以来，未有如今日之盛者。此六圣之德，而众长者之助也。” 苏轼认为宋朝政府以仁为本，所以宋朝深得民心。
　　　　
　　苏轼尤为推崇宋仁宗在位的四十多年的盛治，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叙》中写道：“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佑极矣。”苏轼在《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中指出：“仁宗之世，西师不解盖十余年，不行青苗，有何妨阙？况二圣恭俭，清心省事，不求边功，数年之后，帑廪自溢，有何危急？” 苏轼认为虽然仁宗之时与西夏开战造成一时的中央财政困难，国家依然没有与民争利，等不再用兵打仗和平后，国家财政又富裕起来。苏轼在《仁宗皇帝御飞白记》中写道：“臣尝逮事仁宗皇帝，其愚不足以测知圣德之所至，独私窃览观四十余年之间，左右前后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儁伟，深厚雄杰，不可窥较。而其小者，犹能敦朴恺悌，靖恭持重，号称长者。当是之时，天人和同，上下欢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余，功业难名而福禄无穷。升遐以来，十有二年，若臣若子，罔有内外，下至深山穷谷老妇稚子，外薄四海裔夷君长，见当时之人，闻当时之事，未有不流涕稽首者也。此岂独上之泽欤？”苏轼认为仁宗盛治天人和同，深得民心，所以仁宗去世十多后提起仁宗人民依然会不免落泪的怀念。
　　　　
　　苏轼在《上清储祥宫碑》中表达了对宋朝美政的歌颂：“太宗皇帝以圣文神武佐太祖定天下。既即位，尽以太祖所赐金帛作上清宫朝阳门之内，旌兴王之功，且为五代兵革之余遗民赤子，请命上帝，以至道元年正月宫成，民不知劳，天下颂之。”后来由于仁宗庆历时大火烧毁，宋哲宗时重新修建执政的高太皇不忍取费于民乃变卖宫中珠宝之费建成上清宫。苏轼写道：“太皇太后闻之，喟然叹曰：'民不可劳也，兵不可役也，大司徒钱不可发也，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敕禁中供奉之物，务从约损，斥卖珠玉以巨万计，凡所谓以天下养者，悉归之储祥，积会所赐，为钱一万七千六百二十八万，而宫乃成。内出白金六千三百余两，以为香火瓜华之用。起四年之春，讫六年之秋，为三门两庑，中大殿三，旁小殿九，钟经楼二，石坛一，建斋殿于东，以待临幸，筑道馆于西，以居其徒，凡七百余间。雄丽靖深，为天下伟观，而民不知、有司不与焉。呜呼，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从中足可窥见宋朝之富。苏轼对高太皇赞美有加：“臣观上与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谓至矣。检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捐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己以消兵，故不战而胜。虚心以观世，故不察而明。”
　　　　
　　苏轼还在文章中流露出对宋朝盛世的由衷歌颂。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苏轼在《墨妙亭记》记载湖州：“吴兴（湖州）自东晋为善地，号为山水清远。其民足于鱼稻蒲莲之利，寡求而不争。宾客非特有事，于其地者不至焉。凡守郡者率以风流啸咏，投壶饮酒为事。而莘老益喜宾客，赋诗饮酒为乐，又以其余暇，网罗遗逸，得前人赋咏数百篇，以为《吴兴新集》，其刻画尚存而僵仆断缺于荒陂野草之间者，又皆集于此亭。”在苏轼笔下，我们看到湖州之地山水秀美、人民富足，和欧阳修一样，湖州太守孙莘老也修建供人民游乐休息的观赏亭。与民同乐，注重建设当地的文化、游乐事业，是宋代地方官们的作为与追求。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苏轼在《牡丹记叙》中记述杭州百姓的幸福生活：“余从太守沈公观花于吉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数，酒酣乐作，州人大集，金盘彩篮以献于坐者，五十有三人。饮酒乐甚，素不饮者皆醉。自舆台皂隶皆插花以从，观者数万人。余既观花之极盛，与州人共游之乐。”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苏轼在《眉山远景楼记》中记述了四川眉州百姓的幸福生活：“七月既望，谷艾而草衰，则仆鼓决漏，取罚金与偿众之钱，买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乐饮食，醉饱而去，岁以为常。其风俗盖如此。若夫登临览观之乐，山川风物之美，轼将归老于故丘，布衣幅巾，从邦君于其上，酒酣乐作，援笔而赋之，以颂黎侯之遗爱。”人民富足而崇尚游乐是当时宋代民间各地的常态，正如名相韩琦在《定州众春园记》中感慨的：“天下郡县无远迩小大，位署之外必有园池台榭观游之所，以通四时之乐。”
　　　　
　　苏轼亦在大量诗歌中颂扬宋朝盛世：“颂声歌盛旦，多黍乐丰年。近见藏高廪，遥知熟大田。在畴纷已获，如阜隐相连。鲁史详而记，神仓赋且全。舂人洪蓄积，祖庙享恭虔。圣后忧农切，宜哉报自天”、“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挨踏破茜罗裙。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道逢醉叟卧黄昏”、“黄柑紫蟹见江海，红稻白鱼饱儿女。殷勤买酒谢船师，千里劳君勤转橹”、“春风陌上惊微尘，游人初乐岁华新。人闲正好路旁饮，麦短未怕游车轮。城中居人厌城郭，喧阗晓出空四邻。歌鼓惊山草木动，箪瓢散野乌鸢驯。何人聚众称道人，遮道卖符色怒瞋。宜蚕使汝茧如瓮，宜畜使汝羊如麇。路人未必信此语，强为买服禳新春。道人得钱径沽酒，醉倒自谓吾符神。”以上足见苏轼对宋朝整体是非常赞赏由衷歌颂的，在苏轼眼里宋朝是远过汉唐，三代之后无以伦比的盛世。

题临安邸

宋·林升
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 直把杭州作汴州！

[作者简介]

   

林升，字梦屏，南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的一位读书人，其他情况都无从查考。

[注释]

    临安：南宋的京城，即今浙江省杭州市。
    邸：客栈、旅店。
    休：停止、罢休。
    直：简直。
    汴州：即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宋朝原来建都于此，时已为金侵占。

[译诗、诗意]

    山外有青山，楼外有高楼，

    西湖边轻歌曼舞何时才罢休？

    暖风熏得游人如痴如醉，

    简直把杭州当成了故都汴州！

[赏析]

     这是一首写在临安城一家旅店墙壁上的诗。

　　公元1126年，金人攻陷北宋首都汴梁，俘虏了徽宗、钦宗两个皇帝，中原国土全被金人侵占。赵构逃到江南，在临安即位，史称南宋。南宋小朝廷并没有接受北宋亡国的惨痛教训而发愤图强，当政者不思收复中原失地，只求苟且偏安，对外屈膝投降，对内残酷迫害岳飞等爱国人士；政治上腐败无能，达官显贵一味纵情声色，寻欢作乐。这首诗就是针对这种黑暗现实而作的，它倾吐了郁结在广大人民心头的义愤，也表达了诗人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忧虑。

　　

诗的头两句“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抓住临安城的特征：重重叠叠的青山，鳞次栉比的楼台和无休止的轻歌曼舞，写出当年虚假的繁荣太平景象。诗人触景伤情，不禁长叹：“西湖歌舞几时休？”西子湖畔这些消磨人们抗金斗志的淫靡歌舞，什么时候才能罢休？

　　后两句“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是诗人进一步抒发自己的感概。“暖风”一语双关，既指自然界的春风，又指社会上淫靡之风。正是这股“暖风”把人们的头脑吹得如醉如迷，像喝醉了酒似的。“游人”不能理解为一般游客，它是特指那些忘了国难，苟且偷安，寻欢作乐的南宋统治阶级。诗中“熏”“醉”两字用得精妙无比，把那些纵情声色、祸国殃民的达官显贵的精神状态刻画得惟妙惟肖，跃然纸上。结尾“直把杭州作汴州”，是直斥南宋当局忘了国恨家仇，把临时苟安的杭州简直当作了故都汴州。辛辣的讽刺中蕴含着极大的愤怒和无穷的隐忧。

　　这首诗构思巧妙，措词精当：冷言冷语的讽刺，偏从热闹的场面写起；愤慨已极，却不作谩骂之语。确实是讽喻诗中的杰作。

    在回答文学社什么是讽刺这一问题时，鲁迅道：“一个作者，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但自然也必须是艺术的地——写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实来。这被写的一群人，就称这作品为讽刺。”他又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事实，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可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这事情在那时却已以是不合理的，可笑，可鄙，甚而至于是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了，习惯了，加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

　　　北宋的灭亡，原因当然很多，但统治者的荒淫奢侈必居其一；南宋的偏安，原因也很多，但朝野酣嬉，醉生梦死，也必居其一；林升这首见于《西湖游览志余》的诗，所写正是当时公然的，常见的，谁都不以为奇的，毫不注意的社会现象，给他一写，便觉触目惊心，令人难以为情，所以是成功的讽刺。

　　　宋代这类小诗，颇有流传广泛，脍炙人口的。如《古杭杂记》载：“驿路有白塔桥，印卖朝京里程图。士大夫往临安，必买以披阅。有人题壁云；'白塔桥边卖地经，长亭短驿甚分明。如何只说临安路，不较中原有几程？’”与林升之作，可谓貌异心同。又《程史》载郑广事云：“海寇郑广，陆梁莆福间，官军莫能制，自号滚海蛟。有诏勿捕。阃以官，隶师阃。广旦望趋府，群僚无与立谈者。广郁郁无语。一日，群僚或及诗句，广曰：'郑广粗人，有拙诗白之诸官，可乎？’众属耳，乃长吟曰：'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总一般。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满座惭噱。”这些小诗正是当时腐败政权的绝妙写照。（摘自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宋诗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