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属于封建社会的末期，绘画多因袭模仿而缺乏生气，至清代中叶以后更是急剧衰落，唯于清末任伯年、吴昌硕等兴起，纵笔挥毫，自写胸臆，有所创新。
山水画在清代较为发达，与文人的山林隐逸思想有关，这种思想在当时既包含爱国、爱好山川的感情，也有对人生消极的态度。
蔡嘉（松原）于乾隆七年画了一幅绢本山水，在其题诗中有一般文人的典型思想意识。蔡诗曰：“半世心情爱住山，苦遭尘梦不能闲。年来输与林中客，独抱灵根对石顽”。
又如李念慈，于康熙间举博学鸿词后，遇事不适，就在一幅《幽壑清流图》中流露出“但愿身居幽谷里，赤心长与白云游”的思想。到了清末，这一类画题仍有出现。
康乾时，以山水画影响于大江南北的有王时敏、王鉴、王翬、王原祁及吴历、恽格等，功力深厚，所谓“娄东”、“虞山”，为清代较有影响的画派。
其他如“新安”、“金陵”、“江西”诸派，各于吸收传统，描写江南山川，有其精到之处。金陵派之龚贤，得董源笔法，沉雄深厚。
嘉庆、道光以后，有黄易、奚冈、汤贻汾、戴熙等，虽重摹古，略有变法。
清代花鸟画家擅梅兰竹菊，不乏杰出人才。双钩、没骨、钩花点叶，或重彩，或水墨，既承古法，又有所革新。王武、恽格、蒋廷锡、邹一桂、华嵒等，各有所长，其中以恽派花卉影响较大。
乾隆年间，金农、郑燮、李鱓等“扬州八怪”，独抒个性，他们具有创造性的表现，被视为“异端”，却给人们耳目一新。
在18-19世纪时，所谓“泰西之学”不断传入东方各国，清代当时虽处于封建保守的状态中，但有一些画家，吸收了外来画法，做出了革新尝试。加之是时汉魏碑文出土渐多，探讨钟鼎、碑碣、印玺、封泥的学者日渐兴起，使金石学与书法研究打开新局面，促成当时不少画家起来反对墨守成法的复古派，反对陈陈相因的保守派，于是一种锐意求进、大胆革新的趋向因而形成，冲破了嘉道以来画坛上一度沉寂冷落的局面，出现了新兴的“海上画派” 。
这个画派起于赵之谦，盛于任伯年、吴昌硕，是百余年绘画发展史上有着较大影响的画派。
赵之谦曾主修《江西通志》，终其身于“七品官”。他的书法受邓石如影响很大，又参以隶书、魏碑，功力深厚。篆刻取法秦汉，又揉合“浙派”、“皖派”之长，印文浑朴秀劲，自成一格。他在书法和篆刻上成就，都有助于他在绘画艺术上的长进。
赵之谦擅长写意花卉，其笔力劲健，用墨饱满，色彩浓丽，有创新精神，又能够从“俗”，汲取民间赋彩的优点，成为他的艺术特点，使他成为晚清“前海派”画家中的重要作家。
任伯年是清末的杰出画家，是一位早熟的艺术家，近30岁就画名渐显。任伯年善花鸟与人物，就其本身而言，他在花鸟画方面的成就超过其人物画，但就清末的整个画坛而言，他在人物画方面的影响，却远过于他的花鸟画，其所可贵者，他能创新，别开蹊径，并以此使“海派”绘画声名远扬。
任伯年画多巧趣，能以勾勒、泼墨、细笔、阔笔掺用，挥霍自如。他的花鸟画，生动而富有神韵，现存作品如《野塘雨后》《芭蕉绣球》等，所画对象无不极尽其态。又如《秋雨梧桐》《落花飞燕》等，则是墨彩淋漓，别有风趣。他的设色，有清淡，有浓艳，有时则以清淡与浓艳相结合。他的作品，巧变不竭，画风清新又活波。
任伯年的人物画，精于写像，是一位杰出的肖像画家。他的传神作品如《三友图》《沙馥小像》等，均形神毕露。
任伯年的人物画，题材广宽，喜欢取材民间故事，使一般人感到通俗易懂，更难得任伯年刻画人物能联系社会实际，做出某些积极的表现，难能可贵。
吴昌硕工诗，书法最善石鼓文。刻印远宗秦汉，近取浙皖精英，自立派系。光绪三十年（1904）篆刻家丁辅之等发起成立“西泠印社”，公推吴昌硕为社长。
吴昌硕在书法、篆刻上的造诣，对于他在绘画上的成就，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的画便是脱胎于篆书的用笔，浑厚苍劲。他画的梅花也有他的篆书功力。画葡萄、紫藤，有狂草的奔放笔致，正如他自己所谓：“草书作葡萄，笔动走蛟龙”。
吴昌硕专精花卉，亦能山水，偶作人物。平时爱画梅、竹、松、石、兰、葡萄、紫藤、荷花、山茶、白菜、葫芦、天竹、牡丹等，无不气势磅礴，力量雄浑，着色亦极讲究，常以红、黄绿诸色调人赭墨，在冲突中取得协调。又能作大红大绿于一局。
他的赋彩正是在传统的基础上，汲取民间绘画用色上的特点，成为历代写意画家中最善于用色的画家，并获得“雅俗共赏”之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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