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过一篇《清代王国维悲剧：学问过深，见识太浅》，不足千字，读者网友有赞者更多贬者，对作者谷氏所写文字颇不以为然，谷氏戚戚然也。
今次又读孙犁《耕堂读书记》之《买〈王国维遗书〉记》，并以同题再议王国维治学与处世“不搭”，无意为自己辩解，仅是感触静安先生究心学问并有卓绝成就，但在为人处世方面却如苏氏东坡“一肚子不合时宜”，最终沉湖离世，酿成人生悲剧，更为感伤并有所悟。
王国维图
孙文论及知王国维者莫如其挚友罗振玉，提及罗氏多篇撰文涉及王国维生平身世、思想见解，并联系王国维所作研究及所成学术以互相参稽，确有灼见。
孙犁采罗振玉之说，罗以为王国维所信“尼采诸家学说，流弊滋多”，罗曾劝王放弃所学，“反经信古”，孙更明言王国维心理与性格中的病态因素对其自沉之死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
罗振玉著作
孙文认为，王国维的处境充满矛盾，他的声名，毁誉交加。中国理学性命之说，西洋哲学唯心之论，深刻地矛盾交织地影响着他的人生观，使他产生了厌世思想，形成以死求得解脱的病态心理，酿成个人悲剧。
再者，王国维毕竟是“资深”封建文人，深受传统旧文化的浸润，又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型时期，一个“文弱书生”不能不被封建文化和西域思潮的双重侵袭而难以自全，在这一层意义上来说，其沉湖自尽也是社会性悲剧。
孙文还写道：“学识，学识。然有学者未必有识，有识者未必有学。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钻进一个小天地，研究一种学科，名声很大，自己就以为既有过人之学，就有过人之识，这是会害了自己的”。
孙文又写，说王国维很有学问，斯可矣，但罗振玉所言“唯公（王国维）有过人之识”，则不符其实。谷氏前文（《清代王国维悲剧：学问过深，见识太浅》）对此叙述含混不清，有读者网友不吝指错斥责，然。
王国维学识之深，国人无不称道。其治学深邃精密，旧学根柢很深，在文学、艺术、哲学、美学，以及伦理学、遗传学等多个学术领域多有卓见，尤其在文艺评论方面更多创见，因他本身是一位诗词作家，所以能谈出一些或许多他人不能道出的新鲜道理来。故王氏治学之道，无以复加，学问之通博充实，后难有继。
至此，说王国维是一位天才并不过分。然而，自古天才多磨难，王国维亦不能例外。他有一篇《文学小言》，凡17条，说明其文学见解。他认为，文学无功利，文学无名利。景与情为文学二元素，文学作品为主客观之交代，“感情真者，观物亦真”。并认为天才难产，天才多痛苦，“天才者，天之所靳，人之不幸也”。
王国维反对“以文学为职业”，以为“职业的文学家，以文学得生活；而专门之文学家，为文学而生活”。认为“以文学为职业，餔啜的文学也”。孙犁认为这真是本末倒置，不先得生活，何以有文学？只是“为文学而生活”，生活得下去吗？人不餔啜，何以生存？
孙文指出，王国维的这些主张，可在其《人间词话》一书中一窥，“他的这些观点，来源于当时正在热中的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唯心哲学。以为哲学、文学，都可以脱离社会、政治而独立存在，“是不能以利禄劝”的，甚至可以与社会兴味“相刺谬”。
孙犁图
孙犁指出，这些主张与王国维所处的现实生活，发生很大矛盾，造成他的很大痛苦，愈感到痛苦，他愈信奉上述学说，把叔本华等视若神明。他在很多文字中，谈到人生必然带来的种种痛苦，主张文学是解脱痛苦的一种方法，因而把文学的作用，降低到“消遣”两个字上。
至此，王国维把自己用苦功研究的东西，看成是无补实际，脱离民众的东西，说明他不仅对生活现实失去信心，并且对他致力的学术，也失去了信心。
孙犁归结指出：“人无学，仍可操斧而作，荷耒而耕，阳光雨露，得其自然。有学而无识，则易矛盾百出，进退失据，心身交瘁。王国维的悲剧，就在于他学问过深，识见太浅了”。
对此，谷氏附议。学者首先是人，应该是比正常人更正常的人，应该有做人所必需的生存生活见识，传统所言之“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之书生本身是一种文化扭曲。
不过，在另一层意义上说，作为学者大家，被以为“学问过深，见识太浅”并非完全是贬义，反过来说，一个学者如果“见识过深，学识太浅”，还能称其为学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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