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想当个画家，并没想当书法家，但后来的结果却是书名远远超过画名，这可谓历史的误会和阴差阳错的机运造成的。
了解我的人常津津乐道我学习书法的机缘：大约在十七八岁的时候，我的一个表舅让我给他画一张画，并说要把它裱好挂在屋中，这让我挺自豪，但他临了嘱咐道：“你光画就行了，不要题款，请你老师题。”这话背后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他看中了我的画，但嫌我的字不好。这大大刺激了我学习书法的念头，从此决心刻苦练字。这事确实有，但它只是我日后成为书法家的机缘之一，我的书法缘还有很多。
我从小就受过良好的书法训练。我的祖父写得一手好欧体字，他把所临的欧阳询的九成宫帖作我描模子的字样，并认真地为我圈改，所以打下了很好的书法基础，只不过那时还处于启蒙状态，稚嫩得很，更没有明确地想当一个书法家的念头。
我对书法有着与生俱来的喜爱，也像一般的书香门第的孩子一样，把它当成一门功课，不断地学习，不断地阅帖和临帖。所幸家中有不少碑帖，可用来观摩。记得在我十岁那年的夏天，我一个人蹲在屋里翻看祖父从琉璃厂买来的各种石印碑帖，当看到颜真卿的《多宝塔》时，好像突然从它的点画波磔中领悟到他用笔时的起止使转，不由地叫道：“原来如此!”当时我祖父正坐在院子里乘凉，听到我一个人在屋子里大声地自言自语，不由地大笑，回应了一句：“这孩子居然知道了究竟是怎么回事!”
好像屋里屋外的人忽然心灵相感应了一样。其实，我当时突然领悟的原来如此的“如此”究竟是什么，我也说不清，这“如此”是否就是颜真卿用笔时真的“如此”，我更难以断言；而我祖父在院子里高兴地大笑，赞赏我居然知道了究竟，他的大笑，他的赞赏究竟又是为什么，究竟是否就是我当时的所想，我也不知道，这纯粹属于“我观鱼，人观我”的问题。
那时真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了，就好像修禅的人突然“顿悟”，又得到师傅的认可一般，自己悟到了什么，师傅的认可又是什么，都是“难以言传，惟有心证”一样。到那年的七月初七，我的祖父就病故了，所以这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通过这次“开悟”，我在临帖时仿佛找到了感觉，临帖的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到了十七八岁的时候就出现了上一段所说的事，这件事对我的影响不再是简单地好好练字了，而是促进我决心成为书法的名家。到了20岁时，我的草书也有了一些功底，有人在观摩切磋时说：“启功的草书到底好在哪里?”这时冯公度先生的一句话使我终身受益：“这是认识草书的人写的草书。”这话看起来好似一般，但我觉得受到很大的鼓励和重要的指正。
我不见得能把所有的草书认全，但从此我明白要规规矩矩地写草书才行，绝不能假借草书就随便胡来，这也成为指导我一生书法创作的原则。20多岁后，我又得到了一部赵孟颊的《胆巴碑》，非常地喜爱，花了很长的时间临摹它，学习它，书法水平有了一些进步。别人看来，都说我写得有点像专门学赵孟頫的英和(煦斋)的味道，有时也敢于在画上题字了，但不用说我的那位表舅了，就是自己看起来仍觉得有些板滞。
后来我看董其昌书画俱佳，尤其是画上的题款写得生动流走，潇洒飘逸，又专心学过一段董其昌的字。但我发现我的题跋虽得了写“行气”，但缺乏骨力，于是我又从友人那里借来一部宋拓本的《九成宫》，并把它用蜡纸钩拓下来，古人称之为“响拓”，然后根据它来临摹影写，虽然难免有些拘滞，但使我的字在结构的谨严方正上有不少的进步。又临柳公权《玄秘塔》若干通，适当地吸取其体势上劲媚相结合的特点。以上各家的互补，便构成了我初期作品的基础。
后来我又杂临过历代各种名家的墨迹碑帖，其中以学习智永的《千字文》最为用力，不知临摹过多少遍，每遍都有新的体会和进步。随着出土文物、古代字画的不断发现和传世，我们有幸能更多地见到古人的真品墨迹，这对我学习书法有很大的帮助。
我不否认碑拓的作用，它终究能保留原作的基本面貌，特别是好的碑刻也能达到传神的水平，但看古人的真品墨迹更能使我们看清它结字的来龙去脉和运笔的点画使转。而现代化的技术使只有个别人才能见到的秘品，都公之于众，这对学习者是莫大的方便，应该说我们现在学习书法比古人有更多的便利条件，有更宽的眼界。
就拿智永的《千字文》来说，原来号称智永石刻本共有4种，但有的摹刻不精，累拓更加失真，有的虽与墨迹本体态笔意都相吻合，但残失缺损严重，且终究是摹刻而不是真迹；而自从在日本发现智永的真迹后，这些遗憾都可以弥补了。
这本墨迹见于日本《东大寺献物账》，原账记载附会为王羲之所书，后内滕虎次郎定为智永所书，但又不敢说是真迹，而说是唐摹，但又承认其点画并非廓填，只能说：“摹法已兼临写”。但据我与上述所说的4种版本相考证，再看它的笔锋墨彩，纤毫可见，可以毫无疑问地肯定是智永手迹，当是他为浙东诸寺所书写的八百本《千字文》之一，后被日本使者带到日本的。
现在这本真迹已用高科技影印成书，人人可以得到，我就是按照这个来临摹的。在临刁各家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地融会贯通和独自创造，我最终形成了自己的一家之风，我不在乎别人称我什么“馆阁体”，也不惜自谑为“大字报体”，反正这就是启功的书法。当然我的书法在初期、中期和晚期也有一定的变化，但这都不是刻意为之，而是自然发展的。
和我学画时正式拜过很多名师不同，我在学书法时，主要靠自己的努力，能称得上以老师的名义向他请教的并不多，近现代书法大师沈尹默(字秋明)算一个 。他也是老辅仁的人，所以有很多交往的机会。他曾为我手书“执笔五字法”，并当面为我讲解、示范，还对我奖掖有加，夸奖过我的书法，这对我是莫大的鼓励。
多年后，新加坡友人曾得到沈尹默先生所书的一卷欧阳永叔(修)文，请我题跋，我还不由地以满腔的深情回忆到：八法一瓣香，首向秋明翁。昔日承面命，每至烛跋空。忆初叩函丈，健毫出箧中。指画提按法，谆如课童蒙。信手拾片纸，迫蹑山阴踪。戏题令元白(启功字元白)，纠我所未工。至今秘衣带，不使萧翼逢。
还有张伯英先生，我曾多次登门求教，看他写字，听他讲授碑帖知识，获益匪浅。老先生对书法事业的热情以及对后辈诲人不倦的关切令我感动。其他的前辈对我也有所指点，像前边所说的冯公度对我草书的评价。
还有一位寿玺先生，号石公，书画篆刻都很好。此人非常有意思，他管人都叫“兔”，他从来不说“这个人”、“那个人”，而说“这个兔”、“那个兔”，比如他夸奖某人的扇面画得好就说：“这免画得还不错。”日久天长大家都反过来叫他“寿兔”。我曾恭敬地向他请教，称他为“寿先生”，他生气地对我说你不该对我这么谦恭，把我臭骂一顿，骂得我还挺舒服。通过我的经历，我觉得练习书法最重要的还要靠自己长期刻苦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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