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告诉我

　　一

　　

　　小时候，父亲告诉我：我们的老家不在涡阳，在庄子的家乡蒙城。解放前地名是蒙城庄周五里于，解放后叫庄周公社五里于。那里有我们的族谱、祖先，解放前还有祖祠。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时被几个革命的子孙砸了。每年过了春节大年初五，父亲带着我去给爷爷上坟，在爷爷、奶奶的坟旁，父亲点着黄纸、磕头，最后会叫上我说：给你的爷爷、奶奶磕个头。我顺从着，带着虔诚心情边磕头边说：爷，奶给您二老送钱。上好坟，我们会到大爷家，大爷大娘一边张罗着饭菜一边夸我长高了。自从大爷过世后，年事已高的父亲回老家的次数也少了。等到我出嫁后，大哥过年时给爷爷上坟，回到家，他要把在老家见到的谁，在谁家吃的饭都要一一向父亲汇报。

　　

　　为什么要从蒙城到涡阳？我多次向父亲问到这个问题。开始父亲总是打着哈哈搪塞我，那天父亲心情不错说：给你出个谜语，猜准了，我再告诉你。外国过来一女流，一朵鲜花插满头。是个君子九个爱，爱上以后夜夜愁，我猜了半天也没有猜出。母亲在一旁说：你猜到天明也猜不到，你不知道这东西。我失望了也没有兴趣猜了。看到我失望的表情，父亲表情复杂的说：大烟，就是这个东西害的。杀父的冤仇不要报，只把大烟老海哄上套。父亲小的时候，于家在蒙城是个大户，家里有上百倾的土地。传到爷爷这一辈还有好田一百二十倾。不知什么时候，爷爷开始抽上大烟，没过几年还剩三十多倾了。已经成家的大爷大娘看不下去了，找到族里的掌门，要求分家。掌门的是父亲的伯父，动了家规，把剩下的田产全部划归到大爷的名下，给爷爷一辆独轮车，两床被子，二十块大洋，带着父亲和奶奶逐出家门。当时父亲刚满四、五岁，在他的记忆中就知道走了很远的路，爷爷推着小独轮车，奶奶抱着父亲坐在一边，走到半路，爷爷实在走不动了，奶奶挪动着小脚到沿路的一个小村买了一块大洋的大烟膏，爷爷也没有用烟枪，直接放在嘴里嚼，奶奶在一旁边哭边说：要不是怕孩子没有了爹，我都不能救你。没有钱了，你要不想让老婆、孩子落在别人的眼下，就戒烟。当时爷爷也哭着说：戒，再不戒命就没有了混到这一步家都没有了还抽啥。晚上到了涡阳，住的地方有牲口。父亲长大了才知道，那是爷爷一个故交的柴房，旁边是马棚。我问父亲：那是什么时候？父亲想了想：记不太清，是一九三三年还是三四年，日本鬼子还没有进中国

　　

　　二

　　

　　父亲告诉我：虽然身在异乡，自己的童年没有觉得太清苦。该上学的时候也上学，爷爷的大烟也戒掉了，可能是对这一段时间的记忆太深刻，每次提到爷爷戒烟父亲都很难过。当时爷爷被奶奶捆在用麻绳编织的软床上，吃喝拉撒全在床上，一切都有奶奶伺候。为了不至于一下子断烟送了性命，奶奶买来许多大烟壳给爷爷熬水喝。十多天，等爷爷的大烟戒掉，人瘦得都脱了形，不像人样了。说到这个地方父亲低下头，打个唉声，我知道父亲在心疼爷爷。

　　

　　在当时牛、马、驴是人的主要生产力，牲口交易的地方成为行，比如有牛行、鸡行、猪行、羊行。爷爷是个聪明人，也是家大业大对牲口的行情、品质了解的很多。刚开始在故友的牛行里帮工，过两年手里有些积蓄在朋友的帮助下自己开一个猪行，自己做行主的同时也到牛行里给把牛。我问父亲：啥是把牛？这事父亲的神情一下子明朗起来，抬高声音说：把牛就是看牛的年龄，有劲没有劲。要是遇到不服使、伤人的牛，你爷爷用手一量，就知道能出多少肉，能看出哪些是草包肚子，哪些是精肉、肚绷。当时涡阳县几个杀牛的和爷爷关系很好，只要有生意，肯定请爷爷去，爷爷把过的牛，买主卖主都高兴。

　　

　　有了生意，有了钱，爷爷送父亲上学。父亲没有上私塾，读的是洋学堂。那个时候从一年级到三级为初小，从四年级到六年级为高小，从七年级到九年级为初中。当父亲读到五年级的时候，日本人打来了。父亲跟着爷爷、奶奶跑反，回到老家蒙城。当时正值秋收，已过三十的大爷大娘叫父亲去割豆子，十三岁的父亲从没有干过庄稼活，嫌扎手偷偷的跑到一边睡觉去了，大爷看到后说：啥活都不会干，长大也是的披麻袋皮、蹲锅疙廊子料。啥是蹲锅疙廊子？我问。母亲在一旁边笑边解释说：就是要饭的。跑反回来学也上不成了，父亲在一家杂货铺里学徒。三年的学徒时间父亲不想说，那是父亲最苦的一段日子。对那段时间父亲讲的最多的是他的师傅王秀山。是王秀山手把手的教他打算盘、教他管账、带他进货、谈价。王秀山去世时，父亲象儿子一样戴孝、守灵。

　　

　　三

　　

　　十七岁时父亲出徒了，有了自己的生意。大丈夫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是父亲做生意的座右铭。为了不和师傅争生意，父亲没有开杂货铺。父亲到南方跑茶叶、竹器，从山东贩盐。爷爷的猪行也稳稳当当的。后来有了母亲、有了大哥二哥。后来解放了，公私合营，改造、利用工商业者。公私合营时，父亲的生意做的正红火。看着门面房契、地契被收被烧，父亲的心象被人挖了。一天晚上，父亲没有回家，母亲到处找，等找到下半夜，父亲在奶奶的坟旁（当时奶奶已经去世）的一棵楝树下抽着烟，树上挂着一根绳子。母亲哭着说：你死了，你的儿子、你的爹咋办？只要咱大人孩子好好的，要饭我都不怕，我也有力气能干活。从那一天，父亲脱去了长袍大褂，修了修家里的一辆板车，和他原来的伙计一起当起了搬运工，和他原来的伙计一起到淮南去运煤。从那一天，父亲开始了抽烟、喝酒。在以后的三年里，父亲拉着板车往返于涡阳到淮南的路上，由于父亲识文断字，又会算账，渐渐地成为记帐员、会计、财务总管、运煤队队长到了五七年，涡阳成立工业局交管队交通局的前身，父亲成为了总会计。一直到退休，都在交通部门工作。

　　

　　四

　　

　　父亲告诉我：五九年的三月到四月两个月，这两个月是他终生难忘的日子。那时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整个中国都处于饥饿的状态。自然灾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苏联催债后来我也仔细的考虑过，我觉得还是我们的共和国太年轻，我们的政府太年轻，还没有能力把政府的职权把握的得心应手。当时涡阳还归阜阳管辖，那时不叫阜阳市，称为阜阳行署专区。专区从各单位抽出人员人手到农村去搞调查。父亲和一个姓胡的邮电局局长为一组到闫集区（后来的利辛县）包点。当时正值青黄不接，父亲和胡局长骑着自行车到一个村庄，村庄里静的让人窒息，没有孩童嬉戏，没有鸡犬相鸣。找了半天，找到了一个七十岁的老党员家，老党员无力的坐在一个条凳上，问明来意，老人苦笑着说：啥都别说了，我领着你们去看看，有没有灾荒就知道了。老人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扶着土墙在前面挪，父亲他们在后面跟着，一个村子走下来，父亲震惊了，一个村子口人，饿倒的人，更让父亲难过的是，一个母亲都饿死了，孩子还在母亲怀里吃奶。父亲把孩子抱起的时候，心疼的不知怎么办才好。最后老党员说：前一段时间也来了几拨人，都问有没有灾荒，我也是带着他们看，人走后，没有音信。你们一定要把这里的情况反映上去，再过几天，这村子就没有活人了。晚上，父亲和胡局长商议怎么向上级汇报。胡局长说：都来几批人了，没有说实话，还不是怕犯错误、打右派。不知当时父亲哪来的勇气说：我汇报，我又不是干部，不怕降级，我说实话，不说实话我对不起良心，大不了我还拉架车子去。再说，我们不说实话，下来干什么？这样吧，我向专区汇报，怪罪下来，你就说你不知道。胡局长也是个正直之人就是胆小，快到夜里点，俩人到区邮电局拨通阜阳地区专员的专线电话。听父亲说专员是个山东人，听完汇报后说：于会计，你说的是不是实情？可饿死人吗？要负责任的！父亲说：你可以调查，要没有灾情，你砍我的头！汇报后，胡局长不放心，俩人又回到那个小村，找到老党员说：情况我们是汇报了，明天要有调查的，你们可要说实话，你们要不说实话，我们俩就家破人亡了！老党员老泪纵横地说：都什么时候了，还打肿脸充胖子，我们的良心没叫狗吃了。第二天，一拨又一拨的人来到小村，随后急调粮食救灾，父亲在闫集蹲了一个多月，天天收粮放粮。到了五月份，小麦都甩齐穗的时候，工作组要撤了，父亲和胡局长和村民告别。第二天早上，村子里静悄悄的，俩人推车走到村口，老党员带着全村人跪在出村的小路上，以最原始、最朴实的方式向父亲告别，每当这时父亲总是流泪。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派我们去救人，我们又没有粮食，还是共产党、毛主席给的粮食救人。

　　

　　父亲已过古稀之年，看着老人家的白发，作为最小的女儿，我心疼的很。我们兄妹七人，哥哥、嫂子，姐姐、姐夫，都能在父母身边，就我天天忙。自己感到自己是个不孝之女！父亲告诉我的还很多，零零碎碎想到哪说到哪。不想让给我生命的这个人告诉我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流失，当我也进入中年、老年的时候忘了。记住父亲告诉我的事情，用我的文字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