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要的虚伪——《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三）

原创 深感无知的WXC 不知道在哪里吃蛋挞时的胡思乱想 2023-10-10 22:36 发表于北京

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距离孔孟与程朱的年代已过了不知多少年。

孔孟也好程朱也好，书籍告诉我们，他们都是非常值得尊敬和仰慕的道德高尚的人物。我愿意相信史书写的都是真的，但真实发生的事未必都会写上，就像描述一个喜欢的人，当然会更多的写这个人好的方面，个人的感情色彩很难彻底抹去，更何况对于孔孟程朱这样作为封建王朝统治根基的人物，写书的人可不敢乱写一气然后猜一手皇帝更愿意讲道理还是直接讲物理。明太祖朱元璋开国后，以朱熹的思想治国理政，科举考试以八股文的形式和朱子的思想招录官员（开个玩笑说，毕竟都姓朱）。在这种背景下，大思想家如王阳明想要入仕也必须用朱熹的理论洋洋洒洒写出一篇固定格式的文章。在信息闭塞、缺乏法治、教育水平低下的古代，很少有人同时有时间和头脑形成新的思想，又有能力与勇气推广新的思想。因此，相信并奉行儒家的礼法道德是收益最高的选择，至少表现出来是这样。然而，各位读者也明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未必是儒家思想多么正确或多么先进，只是因为儒学对于统治者牧羊更好用，统治者将符合自身利益的言论奉为圭臬，抬上神坛而已。李密《陈情表》中写道“夫惟圣朝以孝治天下”，毕竟司马炎他爹司马昭当街弑君，估计自己都不太好意思说出晋朝以忠孝治天下的话，那就剩孝了。圣人的道德礼法错了吗？没有，那些道德标准确实是美好的，提出这些标准的人很多也做到了言行一致，所以他们是圣人。圣人，首先是个人，是成为圣的人，是做到了其他人难以做到的事才成为了圣人。以圣人的礼法要求普罗大众，要求所有人都存天理去人欲，这是不现实的。然而，封建帝制统治的法理根据就是道德礼法，统治阶级必须占据道义的制高点，至少看起来在道德上遥不可及，才能避免大量民众心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念头，然而欲壑难填，于是绝大部分官员以及几乎所有皇帝，都只能带上虚伪的面具。嘴里三句不离圣训在耳的各位大人物是如何面对礼法道德与现实严重冲突的？《万历十五年》书中是从万历讲起的，我们也从万历讲起吧。无奈躺平的皇帝——万历帝朱翊钧万历帝朱翊钧，明朝第十三位皇帝（如果我没数错的话），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最久的皇帝，即位时张居正改革还没拉开序幕，去世时萨尔浒之战都打完了，可见万历朝的跨度之大。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是万历从每天辛勤处理政务走向消极怠工的起点。在这个时间点上，万历帝本人身体无恙，宁夏、朝鲜、西南土司三大征均未开始，争国本的浪潮尚未完全掀起。历史没有记载这一年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更不会记载万历突然开始怠工的缘由。这里只好做一下个人猜测：消极怠工是万历帝对抗文官集团和文官背后的礼法道德系统的方式。万历帝在位的前十年是张居正主政时期，这一时期张居正一手遮天，而万历帝可以视作一个橡皮图章——用来盖章、很好拿捏、权威的样式仍需雕刻。但无论张大人如何强势，他是绝对没有权力要求皇帝做事的，法律就更不可能，任何封建社会的法律都不可能对皇权进行约束，能够约束皇帝是道德、是礼法、甚至是祖训，具体来说就是张大人从孔孟程朱等圣人古训和前代皇帝留下的要求中找出与他想让皇帝做的事相符的论述，用道理劝谏或约束皇帝，皇帝不听就变成了违背圣训和祖训的“昏聩之主”。例如，经筵讲座也许枯燥无味，在寒冷的冬天起个大早听一群老头子讲古文堪称酷刑，但万历帝绝不能表现出一点点不耐烦或不高兴的神情。他真的喜欢这种形式？大概不是，但作为天子，享受名义上至高无上的权力就要以行动为天下做出表率，毕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在随后对张家的查抄中，万历帝发现，张口闭口圣人古训的张大人自己却没有做到存天理去人欲。欲望之门一旦打开，想要关回去可就难于登天了。万历十五年，万历帝基本肃清了张居正的影响，出了一口恶气，并且借清算张居正弹压了文官集团的势力，将权力拿回自己手中，威胁他地位的因素不再存在，无需担心有一天皇位离自己而去。同时他也开始认识到，皇权无法突破作为立国根基的礼法道德，这就意味着朝堂上那些饱读圣人诗书的大臣永远能找出理由阻碍他做想做的事，比如将自己喜欢的朱常洵立为太子。既然不会丢掉权力，又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使权力，万历帝选择了——躺平，不上朝也不怎么理政。这里要说明一下，他爷爷嘉靖帝也不怎么上朝，但基本上所有政事他都知晓，也极少出现大臣上疏然后杳无音信的情况，聪明的朱厚熜只是更喜欢在幕后冷眼旁观前朝的党争倾轧，然后用时有时无、意义不明的暗示制衡朝局，维护自身的权威。万历帝则不然，其统治后期天下乱象频仍，他老人家自己依旧在深宫里“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如果1587年万历帝突然驾崩，历史上也许会多一位勤政的好皇帝，少了一个消极怠工的明神宗，历史必将走向新的道路。时年5岁的万历帝长子、明光宗朱常洛将在众多老臣的帮助/裹挟下被推上皇位，没有人知道这之后的走向如何。也许明朝这艘四处进水的巨轮会更快沉没，也许英明的船长能够带领这艘船走得更远……强推改革的权相——张居正张居正是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进士，那年他22岁，万历元年当上首辅时他48岁。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48岁都还算是春秋鼎盛的年纪，加上历经过严党时代残酷斗争的血雨腥风，那时大概不会有人想到，仅仅十年之后这个权倾天下的身影就将轰然崩塌，身后之悲惨难以言说。引用一段《明朝那些事儿》里的文字“而直到他（张居正）游历各地，亲眼目睹之后，才明白了这样几个真理，比如：一个人如果没有土地，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没有食物，没有食物，就会开始变卖家产，从家具、房子到老婆，孩子，到了卖无可卖，就会去扒树皮，树皮扒完了，就去吃观音土，而观音土无法消化，吃到最后，人就会死，死的时候肚子会胀得很高。同时他还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不喜欢诗词书画，也没有那么多的忧伤哀愁，他们想要的只是一碗掺着沙子的米饭，对那些骨瘦如柴、眼凹深陷的饥民而言，一幅字画是王羲之的还是怀素的，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张字画纸够不够厚，方不方便消化。在看到那些倒毙在街头，无人理会也无人收拾的尸体时，他有时也会想，这些人生前是不是也有过妻子、丈夫、孩子，是不是也曾有过一个欢笑的生活，一个幸福的家。”张居正确实曾游历数年，具体看到过什么景象恕我无法知晓，但根据《明史·食货志一》，可知：“洪武二十六年（1393），天下户一千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口六千五十四万五千八百十二”；“弘治四年（1490），户九百十一万三千四百四十六，口五千三百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五十八”；“万历六年（1579），户一千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太祖当兵燹之后，户口顾极盛。其后承平日久，反不及焉。”当然，由于时代所限，上述统计数字准确度非常差，但考虑到传统思想自带的“多子多福”属性以及后来清代的人口暴增（明清两代之间科技与粮食作物均无跨时代的进步），在一个稳定的王朝统治的近两百年间，人口居然持平，可想而知明代平民百姓的日子不会好过到哪里去。至于百姓悲惨命运的缘由，前文已经写了，这里不再赘述。张居正主政时期，皇帝是他的学生，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是他的同伙，位极人臣，无以复加。他只要正常的维护权柄，守好礼法，做好文官集团的统领和皇帝与文官间的沟通渠道，他和他的子孙都能滋润的活下去。然而张居正青史留名的原因正是他没有庸碌地过完一生。他的改革意在通过“考成法”推动中央到地方政令畅通令行禁止，惩办不称职的官员；通过“一条鞭法”解决明朝基层和中层官员严重的贪腐问题；并以自身权力与能力压制百官甚至皇帝，力主开源节流，顺便让叽叽喳喳但不干实事的官员们统统闭嘴；同时尝试丈量土地延缓土地兼并的不归趋势。“时帝渐备六宫，太仓银钱多所宣进。居正乃因户部进御览数目陈之，谓每岁入额不敌所出，请帝置坐隅时省览，量入为出，罢节浮费。疏上，留中。帝复令工部铸钱给用，居正以利不胜费止之。……其辞多警切，请以经筵之暇进讲。又请立起居注，纪帝言动与朝内外事，日用翰林官四员入直，应制诗文及备顾问。帝皆优诏报许。”“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又为考成法以责吏治。……居正以御史在外，往往凌抚臣，痛欲折之。一事小不合，诟责随下，又敕其长加考察。……由是诸给事御史益畏居正，而心不平。张居正看到了礼法道德治下的国家存在着无法挽回的积弊，然而他自己作为科举制度、文官集团的受益者，尝试对此进行改革简直是“拿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他找不到，也不可能在礼法道德中找到压制反对者的理由，祖宗之法反而是他改革的最大掣肘。他可以凭借权力与才智压制礼法道德和从中获益的官员一时，甚至可以勉强平息“夺情”风波，但定然无法压制一世，他将规则、礼法、律例抛诸身后之时，历史就为他写好了接下来的悲剧剧本。世间已无张居正。勉力维持的首辅——申时行申时行，由张居正提拔入阁，而后亲手废除张居正改革成果（考成法），因为他非常清楚，自己没有成为张居正的能力，更不想成为张居正。他夹在君臣之间，夹在了礼法道德与现实实际两扇铁壁之间，尽自己的才能弥合其间日益扩张的裂缝：安抚皇帝，劝勉臣下；公开以礼与法约束皇帝百官，私下以情和势化解各方矛盾，直到一封处理不慎的密信让这种必要的两张面孔公之于世。申时行被迫辞官归隐了，那又如何呢？接任的首辅依旧陷入同样的矛盾，更没有申时行的手段，一切回到了原点，甚至还不如原点。争国本一案从万历十四年折腾到万历二十九年，万历帝与文官集团就立长子还是立皇帝喜欢的儿子为太子争斗不休，乌纱帽满天飞，罢官免职被迫辞官的官员不知多少，国家统治机器的能量大量用于对国计民生毫无意义、只是争夺权力的内耗。“神宗之朝，于时为豫，于象为蛊。时行诸人有鸣豫之凶，而无斡蛊之略。外畏清议，内固恩宠，依阿自守，掩饰取名，弼谐无闻，循默避事。”这是《明史》对申时行等人的评价，简单直白的翻译就是发现了问题却没能力或为了保全名声不愿解决。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这样评价申时行似乎过于严苛，他至少能够避免裂痕扩大，安抚住百官与皇帝避免正面冲突激化局势，推动明朝这一巨大而破旧的机器勉强运转并有所产出，实在是不易。让他去解决问题？张居正的先例可摆在那呢。最后的结果是，万历帝长子朱常洛继位，继位一个月后吃药吃死。三子福王朱常洵活到了崇祯朝，被起义的农民军一刀咔嚓，死后还压断了车轴。而不用再受夹板气的申时行，退休在家颐养天年，活了80岁寿终正寝。黑色幽默。无路可退的名将——戚继光戚继光的传记和大部分介绍生平式的人物传记不同，介绍部分非常简洁，从名字到当上的第一个官职一共87个字，其中还包括他父亲戚景通的内容，可谓惜字如金。传记用绝大部分笔墨相对详尽地描述戚继光平定倭患和镇守蓟门的情况，他的战功无需赘述，平定倭乱、坐镇蓟门十六年边境安定（他之前的17年里换了10任总兵和2任总督）、让皇帝为其大胜而前往宗庙祭拜等等，仅仅完成其中一项都足以名垂青史。戚继光没过科举（中过武举，考武进士的时候被俺答入寇中断），从来也没被文官集团看作自己的一份子，但他与同时代的大部分文官相处都很融洽，传记甚至原文搬用了他上奏的内容，这在以文制武的明代属实不易，毕竟大部分文官将武将看作没有文采的大老粗，这也是他战功赫赫但头上始终有个蓟辽总督（出任总督的都是高级文官）的原因。然而，史书也提到了戚将军不太光明的一面：“朝廷以八事课边臣：……。三岁则遣大臣阅视，而殿最之。继光用是频廕赉。”“亦赖当国大臣徐阶、高拱、张居正先后倚任之。居正尤事与商确，欲为继光难者，辄徙之去。诸督抚大臣如谭纶、刘应节、梁梦龙辈咸与善，动无掣肘，故继光益发舒。”戚将军不仅知兵，还很知人。想从严嵩胡宗宪的时代到张居正时代一路屹立不倒，需要的不仅仅是过硬的军事技能，更是圆滑的为人处世和不符合道德礼法的贿赂上级。戚将军从未在中央任职，也不是文官集团的一员。相比官场，战场现实的多，能搞得定问题就可以活下去，搞不定问题就只能离职甚至离世，“圣人的书是给别人看的，拿来办事百无一用”。戚继光深知此道，他也许觉得这样不对，但无意也无力去改变现实。虚伪也好、世故也罢，作为将领的戚继光没得选，只能顺应时代的洪流，用委屈妥协与奉承上司稳固自己的地位，努力用不那么光明的手段实现自己光明的目的：“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领将印三十余年，家无余田，惟集书数千卷而已。”“戚继光用兵，威名震寰宇。然当张居正、谭纶任国事则成，厥后张鼎思、张希皋等居言路则废。任将之道，亦可知矣。”任将之道，亦可知矣，这句话里多少无奈。那么不依此道呢？“明日校场领饷，不必带甲兵”清正峭直的典范——海瑞站在百姓视角，封建时代的好官并不多。奸臣传里自然没有好人，但很多文官也未必比奸臣传里遗臭万年的更像人。“催科不扰，是催科中抚字”，催税不扰民就算是与民休养生息了，什么你说减税，还反对土地兼并？那官老爷们还怎么享受？海瑞不是进士，他考不上，但他比无数进士及第的官员更加坚定彻底地奉行四书五经里那些封建礼法。在官场大染缸中从未登科的海瑞，却比史传中无数的进士及第、高位厚禄之人先做到了忠君爱民，也很有讽刺的意味。他的眼里，圣人所言是不可辩驳的真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正途，约己爱民是皇帝与官员们应当恪守的本份。史书上的海瑞是自始至终坚定而刚强的，他一生不曾妥协，权力与生活的重担从未压弯他的脊梁。南平教谕也好，右都御史也罢，官职不会影响他，俸禄更不会影响他。他一不送礼巴结上级，二不追求生活品质，甚至没有儿子，连子女的教育生活问题都不用考虑，因此他不需要两张面孔，上对皇帝下对黎庶一以贯之，他觉得对，就贯彻到底；他觉得不对，就抵制到底。他不仅仅是力摧豪强、直言抗上的官员，更成为了刚正不阿、清廉爱民的象征。所以海瑞是值得尊敬的，因为他真的以道德礼法作为行事指南，用圣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和身边的人（未必有效），不会心口不一，不会“嘴上都是主义，心里全是生意”。同时他也是孤独的，因为他坚持自己的原则，不通（也压根就不打算通）权变甚至过于严苛，在表面冠冕堂皇、背后蝇营狗苟的官场里举步维艰，加上才学所限，无法成就大事，最后卒于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任上。“瑞无子。卒时，佥都御史王用汲入视，葛帏敝籝，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醵金为敛。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赠太子太保，谥忠介。”浩如烟海的史料淹没了种种细节、只言片语的记载不足以还原他传奇般的一生，但“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并流芳后世，也算是历史为刚峰先生正名了。扭曲社会的缩影——李贽李贽并无传记，只在耿定向的传记中有一段文字，笔者也没读过他的著作，知识鄙陋，因此很难全面地了解他的生平事迹。李贽是《万历十五年》中最后一位出场的人物，也是明中后期社会情况的一个夸张缩影——封建礼法和现实的严重矛盾。他是才子，曾经官至姚安知府，而后突然剃发，被上级勒令辞官。他认为封建礼法是束缚社会发展的陈规旧俗，推崇佛法，于是：他与耿定向等人是好友，却因观念差异反目他著书讲学，宣扬自己的学说，鄙弃孔孟之道，但生活依旧要靠为官的朋友拿出俸禄接济。他剃发住在一座小佛堂中，经常与女施主探讨佛法。……怪诞不羁的行为背后是对封建礼法、佛法以及所有社会规则的反对与挑战。李贽撕开了封建君主制社会的一角，将封建礼法跟不上社会发展这一问题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来，但他无法更进一步。他反对所有的社会规则，但也无法提出能够替代的规则与理论系统；他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了人性不受拘束的样子，但无法证明失去秩序的社会真的能够运转。更何况，一个小小的文士竟敢搅动持续数千年的封建帝制？因此，被言官以不合封建礼法弹劾，最终死于狱中，也算是一个情理之中的结局。一个几乎所有人都活得非常拧巴的社会虽然无法自己解决根源性的问题，解决个别发现问题的人还是没问题的。二十四史用笔墨丹青勾勒了无数人，远远的挂在墙上欣赏足矣。近看就会发现，大多没有血肉、没有人性，有人味的屈指可数。没办法，文官集团也并非能够独掌史笔，前朝史书后世修，有利于统治者坐稳江山的内容才会更多的流传下来，不利的部分，例如皇帝的倒行逆施，很多时候只好淹没在史料里或归罪于某位臣子。毕竟诸子百家，各位除了儒、道、法、墨，还能说出几个，又有哪个宣扬自由与挑战权威的论断从封建时代活到了今天？虽说史笔如铁，可是皇帝老儿手里的剑削铁如泥。这是必要的虚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