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元二年（90），贵霜帝国的七万大军翻越了葱岭，气势汹汹直奔西域而来。
这个欧洲史学家笔下赫赫有名的“四大帝国”之一——贵霜帝国，究竟是何方神圣？
某种意义上讲，它就是当年张骞出使西域所寻找的大月氏国。大月氏人被崛起的匈奴杀得含泪西逃后，在中亚草原落地生根。当年张骞找到他们时，本想劝他们同仇敌忾对付匈奴，无奈大月氏人此时已“乐不思蜀”，只想互通贸易。从此双方互派商队，大月氏也算是汉朝的“老朋友”了。
公元1世纪，大月氏国内五个部落之一的贵霜部统一五部，向西征服了波斯地区，向南则不断吞食北印度。贵霜帝国自此成为中亚第一强国。称霸中亚以后，贵霜帝国的自我感觉空前良好，于是，贵霜国王便派遣使者，带着奇珍异宝，来到西域，面见西域最高长官西域都护——班超，提出和亲要求，希望迎娶汉朝公主。这一建议被班超毫不留情地拒绝了，直接遣返了贵霜国的使者。
史书里并没有记载班超拒绝的理由，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贵霜帝国是希望借此向东伸展，寻求在西域扩张势力范围。
不管是面子还是里子，这次拒绝让贵霜国王无比愤怒，也就有了出兵的借口。于是，他派副王谢率七万大军不远千里去攻击班超。所谓副王，大概是王弟之类，由最高君主所任命、节制一方的人物。
而班超的手下除了著名的三十六人“特种部队”老班底，还有汉章帝后来派来的一千多名刑徒兵和义从兵。前者从军多为抵罪，后者则以自愿从军的边境汉人和河西各色胡人为主。此外，他还能调动的大概也只有战斗力较弱的疏勒国部队而已。
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非常悬殊，这一点在《后汉书·班梁列传》中记载得非常清楚：“超众少，皆大恐。”意思是，开战前班超的部下是非常惊恐的。但是，班超从容分析了敌情以安军心，做出了“月氏兵虽多，然数千里逾葱岭来，非有运输，何足忧邪”的判断；并断言只要藏好粮食，坚守不出，敌人将不战自退。这场仗几十天便能见分晓。
果然，战事的发展正如班超所料。班超下令所有部队收缩入城防御，严格执行坚壁清野的策略。在几十天的坚守中，贵霜国的骑兵几乎无用武之地，攻城显然不是这支部队的强项，毕竟他们要翻越苦寒的帕米尔高原，长途跋涉，不可能携带重型攻城装备。一旦陷入持久战，贵霜人会发现自己迅速陷入粮荒，他们也曾试图进行抢掠，却毫无所得。此时，以骑兵为主的七万大军，反而成了一个巨大的负担。
无奈之下，贵霜大军的统帅派出使者和一队骑兵去龟兹请求粮草支援，这点正落入班超的计划中。在这支贵霜小分队必经之路上，汉军伏击了他们，直接派人将使者的脑袋送进贵霜军营，暗示其最后的粮草救援已然破灭，也就将对手逼到了谈判桌上。
《后汉书·班梁列传》之后的记载是，副王谢大惊失色，即遣使请罪，只愿能活着回去就行，班超便放了他们。最后的结局，史书用笔显然有过度贬低贵霜统帅之嫌，以班超的兵力配置，想要彻底击溃围歼七万贵霜大军，恐怕远远不够，只不过因为对方粮草不济，又始终不了解汉军的虚实，只能无奈撤兵。这相当于赌桌上，双方没有揭开底牌之前，真正的高手往往在自己牌面不利时，将对方生生吓到提前离场，而班超显然做到了。
因此，后人经常吹嘘的“汉军一千，可抵贵霜十万”只是个伪命题。因为两军没有发生正面的大规模野战，并不能论证汉军的战斗力绝对强于贵霜骑兵。
虽然这场动静不算大的“班超败贵霜之战”知名度不算高，却是体现班超特种打击战术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充分认识到西域不适合大兵团作战的特点，对于重要交通线进行钳制和特种作战，利用大漠造成敌我信息不对等，给对手制造恐慌……
正是班超对西域的地理、民族、人文等方面充分了解，并制定了一系列的应对之策，才能以一己之力将西域重新归于东汉的版图之下。
不入虎穴，不得虎子
一般人了解班超，都是从“投笔从戎”这个成语开始的。其实，班超出身于绝对的儒学世家，父亲班彪是文学家，其兄班固、其妹班昭皆为著名的史学家，可班超偏偏胸怀武略，向往建功立业。早年，他跟随兄长班固来到京师，因为家中贫困，便接了份给官府抄书的工作。有一次，抄着抄着，他忍不住掷笔长叹：“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后汉书·班梁列传》）这便是著名的“投笔从戎”的由来。
不过，对于从军这件事，班超从发愿到实现足足等了十年。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窦固出击匈奴，起用班超做假司马（副职），四十一岁的班超才正式开始他“平生怀仗剑，慷慨即投笔”的战斗生涯。初入行伍，他大胆采用了迂回突袭伊吾（战略要地）的策略，斩首颇多，得到窦固的赏识。
可以说，从人生第一战开始，奇袭就成了班超军事生涯中最重要的底色。
很快，窦固便派班超跟从郭恂一道出使西域的鄯善国。很明显，班超不过是一个副使而已。鄯善国其实就是汉昭帝之前的楼兰国，位于西域东端的交通要道上，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向来是汉朝和匈奴在西域角逐的焦点。
起初，班超一行刚到时，鄯善国王对汉使团礼敬备至，但后来突然变得冷淡下来。
班超心知有变，叫来侍候的胡人突然发问：“匈奴使者来了好几天了，现在住在哪儿？”侍者不知是诈，当即吐露全部情况。随后，班超把手下部属三十六人召集起来喝酒，故意用言语激怒他们，称鄯善国王要将他们抓起来送给匈奴使者。酒酣耳热的部属们果然一点就着，纷纷唯班超马首是瞻，听从他的差遣。
此时，班超终于说出了后来中国人在冒险前最常讲的一句话：不入虎穴，不得虎子。顿时群情激昂。当夜，班超便率这三十六人突袭了匈奴使团，用火攻将这匈奴使团的一百多人全部歼灭。
第二天，班超找到鄯善国王，将匈奴使者的首级呈给他看。鄯善王大惊失色，但匈奴使团死在鄯善，鄯善国王对匈奴自然是百口莫辩，在班超的巧言抚慰下，鄯善国王只得倒向东汉，并把自己的王子送去汉朝当人质。
班超回到洛阳后，把这件事禀报给窦固。窦固大喜，把事情的经过奏明皇帝，同时要求另外选派使者出使西域。汉明帝非常赞许班超的勇气和决断，当即表态说，干嘛另选他人呢？就任命班超为军司马（把“假”字给拿掉了），让他再立新功吧。
第二次出使西域，窦固想让班超多带点儿兵去，但班超的回答让人意想不到：“愿将本所从三十余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为累。”（《后汉书·班梁列传》）意思是，把原来跟我的三十多人给我就够了，真遇到什么事，人多了反而是累赘。
这便是后世所称颂的“三十六骑平西域”的开端。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班超一时豪气的冲动之语，其实，班超的抉择是根据西域的实际情况，并经过慎重考虑后做出的。
当时，西域三十六国都是位于沙海之中的绿洲小国。西域不能产生一个大国的核心原因就是被沙海隔断的交通和绿洲的承载能力有限，限制了各国的人口，也限制了该地区的资源，无法支撑大兵团的作战。因为，大规模的战争和驻军需要消耗大量的水草和木材，这对于绿洲来说，绝对是灭顶之灾。
班超此次入西域目标很明确，要重新恢复汉帝国在这一区域的声威，这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任务，恐怕要在西域耗时良久。带上大量部队，光后勤补给一条，就会给所到诸国带来沉重负担，引发反感和不服。另外，从班超入西域前期的多个案例来看，他似乎更喜欢特种作战，这一点恰恰和西域本身的地形相契合：小分队要比大军团的效率更高。
但是，仅仅靠三十六骑，真能摆平错综复杂的西域三十六国吗？
当然不可能，其实班超心里早就打好了小算盘：以夷狄攻夷狄。
以夷狄攻夷狄
以夷狄攻夷狄的思想并不是班超首创。早在西汉初期，著名的政论家晁错就说过“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汉书·爰盎晃错列传》）。但班超是这一思想最为成功的实践者。
汉章帝建初三年（78），班超率领疏勒、康居等国的军队一万人，进攻姑墨石城，攻破城池，斩首七百颗。之后，班超想乘胜平定诸国，于是给汉章帝上书，陈述了自己的战略思想：“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后汉书·班梁列传》）
这样一句看似稀松平常的话，其实是班超用数年时间，孤军困守汉境千里之外，用血与泪的教训换来的。
永平十八年（75），对于东汉王朝或班超个人来说，都是绝对的至暗时刻。
该年春天，窦固的西征军撤回中原。北匈奴乘机反攻西域，动用两万骑兵，向数千汉军猛攻，而西域各国里的“墙头草”也蠢蠢欲动。汉军虽然顽强，但毕竟寡不敌众，尤其是名将耿恭所部浴血奋战，经过悲壮突围，最终只有十三人返回汉朝。与此同时，焉耆、尉犁和龟兹突袭了汉军的西域都护府，都护陈睦被杀，可以说是奇耻大辱。而龟兹、姑墨等国多次发兵攻打疏勒。班超以极少的部队坚守了一年多。
就在这一年，锐意反击匈奴的汉明帝去世，汉章帝刘炟即位，面对在西域的惨败，年轻的皇帝感到沮丧。他没有派兵去援救，相反，在第二年下令放弃西域，撤销西域都护的职务，命令汉使全部返回中原。
班超起初并未想违抗皇命，在他决定离开时，疏勒国的子民笼罩在一片忧愁和恐惧中，一位将领为此拔刀自杀，遗言悲愤：“汉使遗弃我们而去，我们必再沦为龟兹的奴隶。”回国的队伍勉强走到于阗王国，国王竟痛哭失声，抱着班超的马的腿不放。
最终班超决定抗命留下，这意味着他们在西域只是一支孤军，得不到东汉政权的任何援助。事实上，此时的西域形势非常凶险，就在班超要回汉朝的消息传出去不过两天，疏勒边境已有两座城市投降龟兹。班超回军后迅速攻击，杀六百余人，才将两城收回。
接下来的数年，班超作为西域唯一一支汉朝武装力量，默默坚持，四处寻找盟友，不断地“与诸国联兵”。
首先，班超选择疏勒作为经营西域的根据地，确实棋高一着。疏勒，地处丝绸之路南道与北道汇合后的西端，是塔里木盆地的西部制高点，控制了这里，便可以封堵塔里木盆地的西部出入口，同时距离匈奴较远，来自漠北的压力较小。
其次，班超成功了解和分化了西域诸国之间的关系。虽然西域诸国的人长相都是高鼻凹目，但实际上西域三十六国中，是由吐火罗人、塞人等不同族群建立的，绝不是铁板一块，各国之间时常互相攻讦。而班超选择联合地处塔里木盆地以南的丝绸之路南道诸国，同时以龟兹国为进攻重点，他在给汉章帝的上书中明确指出“若得龟兹，则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后汉书·班梁列传》）。因为龟兹是丝绸之路北道入口，是兵力最多的国家，也是东汉最主要的“麻烦制造者”，拿下它，正是整个“以夷狄攻夷狄”战略规划的胜负手。
最终，班超的苦苦坚持和超前的战略规划打动了汉章帝，毕竟按班超的计划，东汉政府不需要付出大量钱粮。于是五年内，朝廷先后给班超增兵两批合计一千八百余人。也就是说，平定西域的二十多年，班超拥有的汉兵数量从未超过两千人。但班超以此为基本力量，联合亲汉的诸国军队，开始了艰难的反击之旅。
章和元年（87），班超用两万人围攻莎车国，围而不打，诱引龟兹援军来救，最终大败龟兹，莎车投降。
汉和帝永元二年（90），班超坚壁清野，以少胜多，击退了企图染指西域的贵霜帝国七万大军。此战实际规模并不大，但对西域诸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第二年，龟兹、姑墨、温宿等国纷纷投降，班超被正式任命为西域都护，终于名正言顺地实行平定西域之策了。
永元六年（94），班超以西域都护之名，征调西域各国军队，以七万人的绝对优势，攻下焉耆国，生擒焉耆王和尉犁王，并将二人带到当年的西域都护府故地，斩首致祭前任都护陈睦。此时，距离陈睦被杀刚好二十年，大汉终于一雪前耻。
至此，西域五十余国全部归附东汉，丝绸之路重新开启，中西交流又通畅无阻了。永元七年（95），班超被封为定远侯，“班定远”的称呼，正是由此而来。
派甘英出使大秦，算看走眼了吗
永元十四年（102），七十一岁的班超终于要回洛阳了。
告老还乡之前，朝廷以戊己校尉任尚来接任班超的西域都护。交接工作时，任尚问班超：“君侯在外国三十多年，而我惭愧地接替您的职务，责任重大，智虑浅短，您有什么能教教我吗？”
班超先和他客套了一下，接着便说了几句肺腑之言：“塞外的官吏士卒，本来就不是什么孝子顺孙，都是因为有罪才被迁徙屯边的。而蛮夷又怀着禽兽心肠，很难被收服而容易坏事。现在您秉性严厉又有些急躁，水清了就没有大鱼，严于监察就不得下面的欢心。您应该宽容冷静，简易行事，小过失从宽处理，紧紧抓住重点环节就行了。”班超走后，任尚大概心里不太痛快，私下对亲信说：“我还以为班君会有什么奇策，他说的不过是些平常言论罢了。”
很显然，继任者任尚并没有把班超的话当回事。数年后，正像班超所告诫的那样，由于任尚过于急躁严厉导致西域多国反叛作乱，而他自己也因有罪遭到免职。
从这件事可以清楚地发现，班超拥有异乎寻常的识人能力，他准确地指出任尚的性格特点，以及在西域这个特殊环境可能遭遇的问题，并提出了修正方案。
班超之所以能够纵横西域二十多年，他的识人和用人能力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就拿他第一次出使鄯善来说，前文已经说过，他只是个副使而已。但夜袭匈奴使团，他是擅自行动，完全没有将计划知会正使郭恂。
郭恂只是一个普通文官，从事后他大惊失色的表现来看，班超早已判断出其性格懦弱难以成事，因此对他没有走漏半点儿风声，避免被掣肘生变。而事成之后，他又给郭恂吃了一颗定心丸，表示有了功劳大家分享，决不独自贪功。果然，郭恂开心起来，这才方便班超继续行事。
还有一件事能证明班超之大度。建初八年（83），汉章帝派了卫侯李邑护送乌孙使者归国。而交好乌孙、打击龟兹之策，就是出自班超的建议。汉章帝显然对此策颇为重视，让李邑带了大量礼品回访乌孙。
可是到了于阗，正碰上龟兹进攻疏勒，李邑因为害怕不敢前行。他便上书给汉章帝，极力毁谤班超，说班超在疏勒已娶妻生子，只顾自己在西域享乐，根本是以私心谋划国家大事，所以“结乌孙而定龟兹”的计策绝不可行。李邑的这封上书，写得非常恶毒，但并不是完全的诬告，因为班超此时确实娶了疏勒国的公主，也生了儿子班勇（后来正是这个班勇，三十多年后重回西域，继承父亲的荣光，让西域重归大汉）。毫无疑问，娶公主为班超在疏勒国的政治天平上加了砝码；但是面对谗言，班超却无法自证清白。幸好汉章帝知道班超忠心，只用一个理由便戳破了李邑的谎言：即使班超在西域因为妻儿而有私心，可跟着他的士卒有一千多人，如果班超没有公心，大家怎么会跟着他同心同德呢？直接命令李邑到班超手下当差——意思很明显，要打要罚随班超吧。
没想到，班超竟然不计前嫌。他改派别人送乌孙使者回国，帮李邑卸下一个苦差。在乌孙国派王子去洛阳朝见汉帝时，班超又把这件美差转赠给了李邑。这样一来，李邑等于迅速在西域镀了个金，回京师享福了。身边的人看到班超这样的举动，纷纷为他打抱不平：李邑这么毁谤你，差点儿导致你平定西域的功业失败，现在既然皇帝下旨让李邑在你手下为官，你还不好好治治他？对此，班超的解释是：“快意留之，非忠臣也。”（《后汉书·班梁列传》）意思是，因泄私愤而图后快，那不是忠臣所为。
班超有此举动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李邑确实是个小人，对于这样的人只有两种处理方法，一是杀之，二是远之。而班超选择把他送回洛阳，实际上就是把这个祸害扔得远远的。第二个原因，进一步取得汉章帝的信任。班超十多年孤悬西域，甚至曾抗皇命不归，皇帝不可能不对他心存疑虑。
这次谗言危机，也代表了朝野上下对班超留在西域的某种看法和偏见，汉章帝一方面表达了对其人品的信任，另一方面却又把李邑送到班超手下，这何尝不是一次测试呢？汉章帝如果觉得李邑诬告大臣，欺君犯上，完全可以直接处罚，用不着多此一举。很显然，班超看到了这一点，而且从他解决这次谗言危机的全过程来看，他并没有居功自傲，也没有因泄私愤而忘公理，这样应该打消了汉章帝潜在的疑虑。
那么，班超有没有看走眼选错人的时候？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大概都会扼腕叹息，觉得选甘英这个胆小鬼出使大秦，是班超这辈子最大的失误。如果是班超自己，或者是他手下那位单枪匹马生擒疏勒王兜题（龟兹人）的田虑，那么世界上东西两大帝国，大概率当时就能接上头了，但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汉和帝永元九年（97），甘英奉西域都护班超之命出使大秦（罗马帝国）。他率领使团从龟兹出发，一路西行，到达了安息的西海（今波斯湾）沿岸，安息就是波斯的帕提亚帝国，而安息人一是没有告诉甘英，可以从陆路绕过波斯湾；二是反复渲染海上航行的艰难，不仅时间长，而且有水妖作怪。
《后汉书·西域传》如此记录：“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后来有学者考证安息人所渲染得很有可能就是希腊神话中以歌声迷惑水手的塞壬女妖。安息人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安息是汉朝与大秦贸易的中转地，如果汉朝直接和大秦搭上线，会损害其垄断利益，于是安息人散布这些恐怖言论，导致甘英望海却步，最终未能完成使命。
那么甘英真的是一个懦夫吗？他是第一批随班超出使西域的三十六壮士之一，未知之地的险恶，甘英肯定知晓。而他在接受任务后，“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岂是胆小者可为？更何况，甘英一路跨越艰难险阻，到达前人所未至之地，一直走到海边无路方才止步，无论如何都不能将他归为缺乏勇气的人。
如果一定要说甘英有什么不足的话，只能说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内陆人士，完全没有航海的经验。《晋书·四夷传》保存着甘英回国后的行程报告，他甚至感叹海水不可饮用：“途经大海，海水咸苦不可食。”很显然，倘若是一个有海边生活经验的人，断然不会发出这样的惊叹。因此，甘英会对海洋怀有本能的恐惧感，这是没有进行过海上航行的人共有的感觉，无可厚非。
照这么说，还是班超选错了人，他为什么不选一个有海上航行经验的人呢？
其实，这些都是今人在有了世界地理概念后，所作的事后诸葛亮之言。要知道，班超长期驻扎在西域，那里几乎是距离海洋最遥远的内陆地区，以当时汉朝人对世界地理的了解，班超如何能未卜先知向西会遇到大海？而当时他选择甘英，一定是认为他是出使最佳人选，也是对其能力和胆识的充分肯定。
所以，称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是看走眼选错人，显然是用今人的眼光去苛求古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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