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籍工商界人士
作为中国五大商帮之一，苏商历来与徽商、晋商、潮商、浙商齐名。近年代，苏商规模实力空前壮大，苏商创办的实业无论数量和规模都引人注目，堪称中国民族工业的翘楚。
苏商更多的是儒商。苏商的民营企业多是从乡镇企业改制而成的，因此是次生型企业，因此就更显沉稳。苏商以工业为主，一般都是做实业起家。一个零件四个钉，要一丝不苟才能做好。久而久之，诚信规范也就成了苏商的特质，这也是国内企业非常乐意与苏商做生意的一个重要原因。由这样一个群体打造出的这种苏南商业氛围，也是今天众多跨国公司看中苏南的软条件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企业家秉承苏商精神，在省内外创造了骄人业绩推动江苏持续快速发展。伴随着民营经济发展的大潮，“苏商”作为一种新的群体受到世人瞩目，也赢得了社会口碑。
作为其中的代表，荣氏家庭和张謇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依然很受重视，毛泽东曾经说过：“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民族工商业在世界上能够称得上财团的，只有荣家。”
江苏的辉煌离不开苏商的拼搏，一代代苏商创造的不仅是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在实业搏击中形成的创业精神。这笔可贵的精神财富正成为推动江苏经济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
今天人们所说的苏商主要集中在长江两岸、太湖周边的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扬州、泰州等地，企业家继承吴韵汉风之文化特点，讲究稳健、和谐、不张扬。以他们为代表的苏商，一直以一种非常独特的姿态存在着、坚持着、特立独行着。这种气质是一种低调的坚韧的群体，以非常智慧的做法去处理利益和义气。
江苏自古有“苏湖熟，天下足” 的美誉。两熟制或三熟制使该地区“农事紧张”，民众“四体既勤”。“勤劳就是幸福，生活就是干活，忙碌着才是美好的”，这在今天仍是多数江苏人的生活信条。所以江苏的企业家大都比较朴素，勤劳必然节俭，也意味着务实：由于该地区土地有限、人口稠密，因此，人人都是善于谋划、巧于安排的好管家。所以在企业家的类型上，江苏多管理型、政治型的企业家，而少有温州式的战略型和技术型企业家。正如民间所说的“绍兴出师爷，苏州出管家”；
同时，苏南的文化也是一种典型的水文化，这种内陆水文化温柔敦实，很大程度上形成了江苏人的柔韧意识和低调意识。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和上海强大的经济辐射下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必然精打细算、长于管理。在天下商贾之中，苏商有别于其他商派的显著标志就是深厚的文化涵养。很多知名苏商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准，如苏宁集团董事局主席张近东、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周海江等。可以说，苏商是颇具文化内涵的商派。
首先，苏商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天下商贾大比拼中，苏商在众商派中最具特色的就是文化涵养深厚，很多知名苏商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准。如天地集团董事局主席杨休、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周海江等。可以说，苏商是颇具文化内涵的商派。
其次，苏商敢打敢拼。新苏商的“闯”是吃透市场、吃透政策的“闯”，是一种理性思维指导的“闯”。苏宁电器集团董事长张近东，五年前他的电器销售就是全省首位。别人都劝他见好就收，但张近东没有这么做，反而倾巢而动，进行市场扩张，取得了惊人成绩。别人说张近东敢闯，其实是吃透了市场。
第三，苏商具有诚信、稳健的品质。据市场调查，全国各地商人都喜欢和江苏商人做生意，他们的感觉是江苏人诚信稳健，和苏商做生意没有提心吊胆的感觉。
第四，江苏商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扬长避短。与他们合作做生意，可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长处，避免劣势。
苏商的整体形象也日渐明晰。他们注重实业，以商贸为副，重视产品质量，注重商业信誉，讲究诚信为本，敢为人先、敢冒风险、敢于做大，在获得了财富之后，能够不断谋求发展，很多都成为当地甚至全行业的老大，他们大都怀有满腔的报国热情和爱国之心。因为出身较好，文化水平比较高，他们十分重视人才和管理，也注重个人修养、讲究仁和谦让、诚实守信、不断学习。
他们作风低调，不贪求个人享受，即使拥有巨额财富，也依旧平实俭朴，但却十分热衷慈善，重视地方教育，极力回馈社会，造福百姓。
从张近东、沈文荣、祝义才、周海江、严晓群、刘锦兰等“新苏商”风风雨雨的创业历程中，可以深切体味到苏商精神主要蕴含这么几层：
一是创新进取的精神风貌，极富勤奋创业、自强不息精神的苏商，以精细、务实、圆融的人文品质，办实业、兴产业，创新进取是驱动苏商发展的强大动力，他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取得了的业绩当归功于创新精神与进取心。
二是竞合发展的团队精神，苏商素有竞合共赢的奋斗胸襟。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发展、在发展中实现共赢，是一代代苏商孜孜以求的理想境界。他们打拼商界的成功案例说明：只有精诚合作，最大程度地共享资源，才能呈现稳健、快速发展之势。
三是诚信务实的高尚品质，秉承重诚守信优良传统、素以富含文化修养而著称的苏商，胸怀远大抱负，求真务实有所作为。
在他们眼中诚信不仅是一种品行，更是一种责任；不仅是一种道义，更是一种准则。讲信用、重信誉、守规则的诚信品德成为苏商的立业之基、经营之道。
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新苏商的形象也越来越醒目，他们的出现是对苏商文化的传承和发扬，而作为一种集体现象，则体现了苏商作为一个商帮的复兴。
有人将苏商比作“优裕一族”，不无道理。和那些因为自然条件恶劣而被迫出走异乡的晋商、徽商、闽商比起来，苏商幸福得像花一样。
远在春秋战国时期，江苏的青铜器冶炼已闻名遐迩；隋唐以后，开凿好的大运河成为南北财赋、盐铁中转的中心。有史书为证：“赋之所出，江淮居多”，那时我国的经济重心开始从中原一带南移至苏南。
清晨，人们用担子挑着自家产的绸缎，从江南的蒙蒙烟雨中“深巷明朝卖杏花”一路走去；晚上，归来的是满担的柴米、油盐。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志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苏商其实是一个新近的概念。江苏这块土地在历史的长河中，在行政区划和疆域上屡经变迁。严格意义上的苏商，大约要从近代工业化起源算起。”
历史上，苏商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帮之一，声名曾直追徽商、晋商、浙商、潮商等有名商帮。当历史飘零如叶，苏商往事已渐渐湮没于烟海一般浩淼的故纸堆中时，我们仍可看到，新苏商正在以另一种方式崛起，以新的姿态融入中国经济变革的大潮。
苏商产生的地理因素十分优越。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江南地区的地位日显重要，苏商崛起于此时，且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太湖流域。太湖流域又有“鱼米之乡”、“丝绸之乡”的美誉，物产丰富，交通发达，民风委婉。从总体上来看，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又处在上游水平。种种有利的因素，对发展商业，促使这一地域性商人集团的崛起，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近代苏商可谓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代表，他们和浙商一起，形成了“江浙财团”。苏商从一个地域性商帮转为民族资本主义，他们孜孜不倦的追求着“事业富国”，同时，不断受到官僚资本、外国资本的倾扎。
新式商帮不必翻开中国地图，只消想一想那句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顺口溜，或许就能明白苏商为何能名列中国十大商帮。与自然条件恶劣而被迫走西口的晋商和走出徽州的徽商不同，苏商产生的地理因素十分优越。
从古至今，苏商的诞生地——苏南（主要指江苏南部的苏州、无锡、常州三地所辖地区）都称得上是一块山川秀丽、物阜民丰的风水宝地。据史料记载，早在春秋时期，苏南的青铜器冶炼和锻造已闻名遐迩。隋唐以后，“天下大计，仰于东南”，“赋之所出，江淮居多”。大运河的开凿，淮北的盐场，繁华的扬州城，成为东南财赋、漕运、盐铁转运的中心。唐后期，“苏常熟，天下足”的民谣广为流传，江苏经济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地位可见一斑。到宋、元，全国经济重心南移，苏南的商业消费主体——市民阶层进一步壮大活跃。早晨，市民们摇着小船载着家织锦缎、鱼虾和陶器去集镇上出售；傍晚，归来的鱼舟中是油盐、花布。
于是，自古就有“鱼米之乡”、“丝绸之乡”美誉的太湖流域，城镇星布，樯橹相接，店肆如鳞，商旅辐辏，客贾云集。就在这副活生生的“清明上河图”中，苏商已具雏形。
和历史上著名的商帮一样，当贩夫走卒们从江南的蒙蒙烟雨中“深巷明朝卖杏花”一路走来，当苏州河畔、太湖沿岸的茶楼酒肆演绎成百年老店，当明清时期，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得到发展，一个在近代上海滩纵横捭阖的商业群体诞生了。
作为地域性商帮，苏商的形象也正在其时日渐清晰：他们主张“货殖为急”，“时任知物”，实业为主，商贸为副。强调信誉为本，精细作业。他们具有经济头脑，常常实行薄利多销，以加快资金周转。因为才子、士绅的不断加入，苏商的经商素质相对较高，这一点是苏商有别于其他商帮的重要标志。
为应对晋商、徽商对自身传统经营领域与范围的不断侵蚀，1902年，苏州商人成立了苏商总商会，以期共商发展和振兴工商措施。由于商会与各行业的商人保持密切联系，使苏商逐渐形成了以商会为核心的整体经营网络。
与擅长金融票号的晋商和专注商品贸易的徽商不同，苏商是崇尚实业的近代新式商帮。上海开埠后，《马关条约》（1895年）允许外国人在上海设厂，临近上海的苏南士绅近水楼台，最先见识了现代化工厂和大机器，他们纷纷回到苏、锡、常兴办纺织、冶金、航运、成衣等加工制造业。
因此，在清末的“实业救国”浪潮中，以张骞、荣德生等为代表，无论数量和规模，苏商创办的实业都让其他商帮望尘莫及。及至20世纪30年代，苏商空前壮大，成为当时上海滩最重要的一股经济势力。
可以说，近代苏商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代表。他们埋头做事，低调做人，遵循着“远官僚，亲商人”的古训，孜孜不倦地追求着“事业富国”。尽管与官僚少有来往，使苏商避免了重蹈晋商和徽商在改朝换代的政治斗争中大起大落的覆辙，但却因此不断受到外国资本、官僚资本的倾轧。茅盾《子夜》中的民族资本家吴荪甫的结局，为我们把握和解读那个时代上海滩苏商的际遇提供了形象生动的版本。
苏南模式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苏商重新进入人们的视线并大红大紫起来是在20世纪80年代。当一场波涛汹涌的经济变革席卷中国大地时，显赫一时的“苏南模式”某种程度上捍卫了苏商的历史荣誉。和已干枯成故纸堆里历史名词的其他商帮截然不同，作为活生生的范例，苏商仍然是当今活力四射的长三角经济圈中最耀眼的角色之一。
人们也许还记得，在前些年，“异军突起”一度被专门用来形容苏南乡镇企业。上世纪80年代初，苏南利用比邻上海的优势，在社队企业的基础上发展起了乡镇企业。那一时期，“户户点火、村村冒烟”——整个苏南农村处处都在办企业。
政策的宽松，优越的地理位置，加之苏南人的创业传统和相对较高的劳动力素质，苏南的乡镇企业像燎原的星星之火，促使苏南地区的经济总量急剧增长。
1994年，江苏省乡镇企业总产值占全国的1/6，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1/5，出口创汇占全国的1/4，上缴税金占全国的1/11。连续多年，江苏乡镇企业是全国的“龙头老大”。
在1992年至1995年，江苏乡镇企业主要经济指标的平均增长率高达40%以上。与此同时，乡镇工业占江苏省工业经济总量的比重在1995年高达67%。乡镇企业不仅是江苏省国民经济名副其实的“顶梁柱”，也成了全国乡镇企业及农村经济发展的样板。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生机勃勃的乡镇企业给江苏省挣足了面子。
由于苏南乡镇企业的前身是社队企业，集体经济是其主要特征。在“集体经济”这面的旗帜下，以上成绩便自然而然地被诠释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成功典范”。
当时，全国各地到苏南乡镇企业“取经”的人络绎不绝，江阴的华西村更是“朝圣”之地。在那个崇尚集体的年代，苏商们被遮蔽在乡镇企业之后，带领群众集体致富的吴仁宝是当时苏商最典型的代表。
严格地讲，当时苏南乡镇企业的经理、董事长们也许并不能算是真正的商人。因为他们只是企业的经营者而非所有者，大多由上级行政任命。
苏南的乡镇企业所采用的，主要是大集体模式，村、乡、镇各级政府实际上就是企业的老板。这种由政府主导企业的形式，也被许多学者称之为“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在转轨初期，比起计划经济时代的“大全民”，依靠其公有制性质和较国营企业灵活的运行机制，以及“船小好调头”等优势，乡镇企业显示出了巨大的活力。然而，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苏南模式政企不分、产权不清的两大弊端日益彰显。
在许多村办、镇办企业，镇长、村长就是企业的一把手，这种官商兼具的身份，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政府与企业都在“一个盘子里吃饭”，企业背负着政府的政绩，经营目标多元化、政绩化，原先经营机制上的优势渐渐退化；同时，市、镇、乡各级政府不仅直接插手乡镇企业，而且从企业的人事任免、资金来源，到上什么项目、生产什么、利润分配、财产处置，全由上面说了算，总经理、董事长们对企业并没有多大自主权。
这种“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最终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1993年之后，江苏乡镇企业增幅直线下降，平均每年下降14个百分点。
1994年，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紧缩银根，企业普遍资金吃紧，加上卖方市场逐渐取代了买方市场，苏南的乡镇企业遭遇了第一个严冬。企业高额负债，又从银行贷不出款，苏商们情急之中便试图通过职工内部的集资来弥补，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结果导致债务危机，企业不得不进行改制。
1995年，苏南出现了第一次自下而上的乡镇企业改制高潮。由于种种原因，当时的改制只停留在清晰产权的层面上，股权依然不可转让、交易，不能变现，有效的激励机制依然没有建立起。
三年之后，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苏南的乡镇企业开始了第二次改制。在先后搞过股份合作制，搞过“租赁”、“租售”、“租股”等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苏南最后选择了彻底的改制，将绝大多数乡镇企业的集体股份从企业里全部清出，组建成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者是个体、私营工商户。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2000年底，苏南地区已有8.5万多家乡镇企业完成改制，达乡镇企业总数的93％。
至此，旧的“苏南模式”被扬弃，一种新的“苏南模式”诞生。真正意义上的新时代苏商因此名正言顺。
乡镇企业唱主角的“苏南模式”终结，新的苏南就像一只涅的凤凰，于新世纪初振翅高飞。完成了自我蜕变的苏商们，也正以前所未有的心胸与气魄同纷至沓来的国际大企业在苏南经济舞台上一决高下。
这一两年，苏南经济又进入高速增长期。以苏州为例，苏州的GDP、财政收入在全国大中城市排前六位。苏州实际利用外资总量占全国的近1/12。如今，这座有2500年历史的水乡古城现在已颇似一个世界著名企业的展览馆，世界500强企业已有81家落户这里，将近30万台商云集于此。
当然，在苏州、在整个苏南，忙着赚钱的不只是世界500强和台商们，更多的是土生土长的苏商们。在2000年，《福布斯》杂志中国富豪排行榜里，还没有一个苏商名列其中（当然，不排除有相当一部分苏商不愿露富），而在去年10月25日出版的《福布斯》杂志2002年度中国大陆100富豪排行榜上，江苏的民营企业家祝义才、沈文荣、张荣坤、周建平、车建兴赫然在榜。其中，江苏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和江苏综艺集团董事长昝圣达还是党的十六大代表。据悉，在十六大代表中，民营企业家只有5人。
与日新月异的苏南相比，苏中（南京、镇江）、苏北差距颇大，尤其是苏北明显滞后，严重地拖了江苏的“后腿”。土地、人口占江苏省一半以上的苏北五市（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宿迁）， GDP总量只是全省的24％。据统计，2001年苏南五市的GDP总量比苏北五市高出一倍多，2002年这一差距进一步拉大。苏北人均GDP最低的县，只及苏南县（市）的1／10，个别的甚至还低于西部地区的平均水平。
从古至今，苏北，一直是江苏人的“心脖。让苏南、苏北、苏中并驾齐驱，实现区域共同发展，也一直是江苏人的梦想。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江苏各市已就“八百里长江黄金岸线为主轴的沿江经济带开发”达成共识。江苏省高层领导用三成语来概括对三个地区的政策取向：对苏南要“锦上添花”，对苏北要“雪中送炭”，对苏中要“釜底加薪”。沿江开发，对苏南来说，是“锦上添花”，而对苏中而言，则是“釜底加薪”。无论是对于提升苏南发展水平、促进苏中快速崛起，还是激发苏北后发优势、新一轮沿江开发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改革开放20年间得到快速发展的苏南各市，目前正抓住国际资本和制造业向长江三角洲转移的历史性机遇，调整生产力布局，充分利用长江岸线及其他沿江资源，承接大用水量、大运输量、大吞吐量的产业，为这些产业在沿江这片热土上生根开花结果，创造良好的环境。
所以，只有当苏北、苏中和苏南一样比翼齐飞之时，苏商们才能真正傲视群雄，书写新的辉煌。
今日之江苏，苏商之主力群体——民营企业的数量已经达到近60万，连续五年位居全国第一，注册资本高达一万亿元以上。每年超过全国平均3个百分点以上的GDP增速，江苏的富庶不容置疑。而苏南的重新崛起以及创造了GDP增长奇迹的“苏州模式”都让全国其他地区为之侧目。
提到广东、浙江企业家，人们脑子里很快会出现一些如雷贯耳的名字；而如果问起你所熟知的江苏老板，相信很多人回答不上来。
相对浙商、粤商的风光，江苏商人的沉默由来已久。最近最火的江苏商人应该是太平洋建设集团董事局主席严介和，而很显然，已经被负面化的他不能作为苏商的代表。
江苏经济的重心在苏南，下面的分析主要以苏南作为标本。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志彪表示，江苏自古有“苏湖熟，天下足”的美称。两熟制或三熟制使该地区“农事紧张”，民众“四体既勤”。勤劳就是幸福，生活就是干活，忙碌着才是美好的，在今天仍是多数江苏人的生活信条。的确，观察今天江苏著名的企业家，沙钢的沈文荣、远东的蒋锡培，无一不是作风稳健。在每一次金融风暴、房地产风波中，江苏人所受损失也相对较小。精打细算也体现为一种精致。江苏人不仅重视内容，也同样重视形式，这从他们的饮食中也可以感受到。南京人爱吃小笼包，这个小笼包和上海的小笼包不一样，里面含有丰富的汁液，吃法也有讲究，叫“轻轻提，慢慢移，先开窗，后喝汤”。
江苏人的这些文化特质，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制约苏商发展的因素。有老板感慨苏商“最大的优点是谨慎，最大的缺点是太谨慎！”
由于苏商精于算计，太过务实，在他们的头脑中形成了很多规则意识和条条框框。该防范的防范，不该防范的也防范，所以苏商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自顾自”，抱团意识薄弱，团队合作少。这也成为苏商为什么轻视贸易而重视实业的一个原因。
一位政府官员曾说过，团队精神的不足使苏商的决策风险无法分担和稀释，从而制约了企业难以从长计议，江苏企业做的多是“一锤子买卖”。一位专家告诉记者，苏商之间过分的算计，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普遍降低，导致交易成本的增加，这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合作意识。
一个绝不能仅仅解释为巧合的现象是，很多苏商很多都在本地创业，南京人在南京创业，无锡人很少到南通去，江阴还有很多“企业家村官”。
如果说浙江人是“行商”，那么江苏人可谓典型的“坐商”。从传统上看，他们视出门在外为畏途，即使企业的名字也不愿意忘“本”——比如“苏宁”和“苏果”。但现代社会的商业机会往往转瞬即逝，“坐商”往往“坐”失良机，“行商”则可以“鹏”行千里。
梦想与荆棘同在，光荣与危机同途。急需破解的问题依然存在，但在苏商新一轮使命承担中，政府对大局的操控智慧与民间商业力量的觉醒程度，始终是影响有着百年血脉的苏商能走多远的关键命题。
一直以来，苏商都保持着相当的低调。这既是对苏商低调务实传统的因循，又是今日苏商多面性格的一种集中的外向型呈现。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成志明对此有着独到的看法，“细看一商多面的背后，对把握苏商的性格和成败脉络将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此言不假，能留给外界印象深刻的苏商确实不多，除开频频在媒体上曝光的无锡尚德董事长施正荣、苏宁电器(18.69,0.41,2.24%)董事长张近东以及外界褒贬不一的太平洋建设集团董事局主席严介和等少数几人外，大量有资本有实力的苏商都默默隐于人海之中。就连在国内民营钢铁企业执牛耳者、产业规模连国内钢铁巨无霸的宝钢也无法小视的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也更多的是显赫于业内。
值得称道的是，苏商“大国寡民”的传统，如今正在悄然发生改变。2005年，江苏远东集团、雨润集团、红豆集团、月星集团、一德集团、利安达集团等江苏6家民企巨头签约成立“江苏投资联盟”，意在组建航母舰队联合出海，以企业联盟的方式合作发展，力图在资金、项目、风险控制等方面形成资本合力。始作俑者是江阴利安达集团董事长黄丽泰。“当初也没想的太多，就是想大家聚在一起赚钱。”黄丽泰以最简单直白的言辞传递出新苏商力图抛弃传统观念束缚、求变向上的力量所系。
苏商的影响力和知名度现在为何远远落后于浙商？江苏省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对此颇为感慨：苏商离土不离乡，只想着一个产业做到底，在一个地方做大做好；而浙商敢于冒险，成功后，喜欢到外省发展，结果是做大做强。
苏商和浙商较劲20年
在全国众多“商帮”中，同处长三角的苏商和浙商彼此最为较劲。不仅学术界对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到底孰优孰劣的争论持续了近20年，就连苏商和浙商也很较真，经常会拿自己与对方作一番比较，好像非要分出一个高低胜负。
20世纪80年代，“苏南模式”异军突起。当时，苏锡常农村依靠紧邻上海等大城市的区位优势和历史传统，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探索出一条非农化途径，创造了离土不离乡的“苏南模式”。
进入90年代后，与“苏南模式”同时起步的“温州模式”逐渐红火，而苏南模式则进入调整期，外向型、结构调整、产权改革和城市化相继赋予苏南模式以新的内涵。
然而，进入新世纪后，虽然这种较劲仍在进行，但胜负已然明了，苏商落后于浙商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翻开“2004年福布斯大陆富豪榜”，前50位浙商占了7席，而苏商中排名最前的雨润集团董事长祝义才仅列第41位。近年来，浙商锐意开拓，仅浙东一带就约有350万人在海内外经商。浙商屡有惊人之笔，如组建成立浙商银行、参与宁波跨海大桥建设之类。相比之下，苏商缺乏创业激情，画地为牢，今日苏南腹地，反而成了台商和浙商的天下。
“守土”害了苏商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苏商的落后？很多经济学者认为，是“苏南模式”的自身弊端，产权不够明晰、封闭式经济等阻碍了苏商的发展。
在无锡举行的第二届“苏商高层论坛”上，苏商长久以来固守的本土情结与浙商“四海为家”的开拓精神发生了碰撞，遭到了与会经济学者和苏商的诟病，大家认为，正是苏商“离土不离乡”的传统，在计划经济时代成就了苏商，而在市场经济和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害了苏商。
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成志明认为，苏商的“本土情结”太过浓厚，总是有意无意地以自己所在地为中心划一个圈，只在这个圈内活动，从而限制了企业成长空间，错失了更多更好的商业机会。
南京国鸿集团董事长陈奕熙说：“苏商缺乏合作精神，大都单打独斗，宁可独吞一条狗，不愿合吞一头牛。” 陈奕熙毫不掩饰他对浙商开拓精神的赞赏：“浙商，四海为家积极开拓，只要有一个浙商到一个新地方开辟了新市场，亲戚朋友很快就会跟过去，对当地商人逐渐形成包围之势，慢慢地当地市场就被浙商占领了。”
“苏商遇到困难，更多地依赖政府和政策，考虑的是政府允许不允许，如果政府不同意，就干不了。浙商首先考虑市场，考虑发展和创新，敢于冲破体制束缚，在发展中谋求机会。”江苏省中油泰富石油集团的胡玉兴感叹：“浙商是有小钱当小老板，有大钱当大老板，没有钱借钱当老板，借不到钱梦想当老板。”
有识之士认为，新苏商要找回已失去的优势，必须抓住“城市化”这个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环节，淡化和消除本土情结，竞合争道，才能走出发展瓶颈。
苏州商会斗转星移，世事浮沉，苏州商会成就了百年传奇。一卷卷商会档案，一页页泛黄的文件，一张张陈旧的图片，凸现的是苏州商会百年历史的厚重。传承百年的“苏商精神”，在今天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下，该如何继承和发展？“苏商”又该怎样打响自己的名号呢？
翻开一卷泛黄的商会档案，其中记载的内容不由让人吃了一惊。这张“赏礼奖项”上清楚记录了当初苏州商会创办时，呈送给乾清门、南书房、御膳房、御前、禀事处的银两数目。这仅仅是商会有案可稽的3800多卷档案材料中的一卷，作为苏州档案馆“镇馆之宝”的商会档案，内容浩瀚、数量惊人、实属罕见。它是苏州商会近半个世纪从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原始记录，见证了苏州由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
苏州商会自成立之初，就积极参与各项爱国惠民的社会活动。1906年5月，商会招集各业筹集30万元底股，筹备成立苏省商办铁路公司，迫使清政府同意苏商铁路自办；解放上海时，苏州商会带头发起献粮献草支援前线的活动；抗美援朝时，苏州工商界捐献17架飞机；解放后，商会带头提倡国货，如今的苏州人民商场前身就是苏州商会发起成立的国货商场；在抗击非典期间，苏州市各级工商联和会员捐款捐物总额达786.38万元，在全省工商联系统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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