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
皇帝联合大臣杀太监，反倒被太监反噬，不能不说晚唐政治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朵奇葩，那么文宗皇帝为什么出此下策，“甘露事变”又为什么会失败，一切还要从唐朝宦官制度说起！
宦官专权，历来为君王所忌讳，唐朝开国以后，宦官权力被严重约束，其所供职的内侍省，只负责内库出纳和皇帝的饮食起居，《旧唐书.宦官传》序文记载：少贞观中，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内侍是长官，阶四品。
玄宗后期，形势发生了变化。
作为一代圣主，玄宗早年励精图治，创造了“开元盛世”的伟业，但到了后期，唐玄宗开始沉迷酒色，“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许多政事交由宦官办理，尤其是高力士，荣宠至极，“每四方进奏文表, 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他尝说：“力士当上，我寝乃安”。不仅如此，玄宗皇帝还大力提拔高力士，开元初年授其右监门卫将军，至天宝初年，再授冠军大将军兼右监门卫大将军, 赐爵渤海郡公。 天宝七年， 又増授他为骠骑大将军，发展到后来，王子们见到高力士都客客气气的喊“阿翁”，驸马辈的喊“爷”，王公大臣们就更不用说了，宇文融、李林甫、韦坚、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等更是通过高力士获得宰相之位。
高力士脱靴
但此时的高力士，虽然呼风唤雨，却并未形成一股力量，充其量是个“鹤立鸡群”的太监，李白让他脱鞋，他就的老老实实脱鞋，用周星驰的话说：“乞丐中的霸主，还是乞丐”。
安史之乱中，唐朝上层的权力机构乱成一锅粥，北上称帝的肃宗皇帝，生性懦弱，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唯一能帮他拿主意的就只有丑八怪李辅国，李辅国也因此大权独揽，拜为元帅府行军司马，开始掌控兵权，肃宗、玄宗归政长安后，李辅国与张皇后勾结，飞扬跋扈，排除异己，甚至想着做宦官宰相，虽然遭到宰相萧华的反对未能得逞，但并不妨碍他继续擅权，代宗皇帝继位后，他自恃拥立有功，恬不知耻的说道：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
代宗皇帝在《新唐书》中评价不高，但在《旧唐书》可是“古之贤君，未能及此”的圣主，如何评价代宗皇帝这里不做展开，但他对李辅国深恶痛绝，继位不久，就在宦官程元振的帮助下，免掉了李辅国的职位，后又将其秘密杀死，除掉了最大隐患。
但代宗皇帝并未根除宦官专权，李辅国被处死后，又坐大了程元振，不仅取代了李辅国的元帅行军司马职务，还专制禁兵，后又加封至镇东大将军，骠骑大将军，邠国公，其权力超过了李辅国。
安史之乱
等到程元振倒台，又来了个更加贪婪的鱼朝恩，不仅坐上了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的位置，还统率京师神策军，成为名副其实的权臣。
但此时的宦官，虽然影响力大大增强，却也没有到影响朝政的地步，尤其是鱼朝恩，表面上看，风光无限，但皇上动动嘴，宰相元载就带着两个策反的太监将他干掉，比起“甘露之变”的兴师动众，简直就是杀牛用鸡刀。这也说明一个问题，此时的宦官，看似势大，依旧是皇权的附庸。
真正的转折来自德宗皇帝，他继位后，出于对宦官专权的警惕和不满，一度把禁军的统帅大权交到司农卿白志贞手里，白志贞早年侍奉节度使李光弼，口碑不错，代宗皇帝本以为是个可以倚靠的大臣，但这位老兄掌控神策军后，立马腐化堕落，不做实事不说，还搞了一堆豪门子弟吃空饷。泾原兵变中，仓皇失措的德宗皇帝逃出长安，堂堂神策军竟然无人护驾，反倒是窦文场、霍仙鸣两个宦官不离不弃，陪侍左右。心灰意冷的德宗皇帝大彻大悟，再也不信任那些假大空的文武官员，“德宗还京，颇忌宿将，凡握兵多者，悉罢之。禁旅文场、仙鸣分统焉。”自此以后，宦官典军成为定制，一直到大唐朝终结。
大唐与吐蕃战乱
可以说，宦官能够掌控朝局与前文所述的一系列事变有密切关系，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经历，皇帝对士大夫阶层的信任程度降到最低，而宦官因为特殊的身份，开始崛起，并最终掌控兵权。
顺宗时期，以王叔文、王伾为首的士大夫集团，希望收回军权来限制宦官权力，史称“永贞革新”，这一做法得到了皇帝的暗中支持，但此时的宦官集团，早已今非昔比，不仅熟练掌握各种宫斗技巧，还利用监军的机会与各地节度使结成利益共同体，“永贞革新”仅仅维持了一百四十六天，就寿终正寝，革新失败后，顺宗被迫逊位太子李纯，王叔文被贬杀，王伾死于贬所，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被贬为边州司马，这便是赫赫有名的 “二王八司马事件”。柳宗元便是在贬官后写下名垂青史的《捕蛇者说》。
宪宗时期，宦官又更进一步，掌控了枢密院，形成“权阉四贵”的宦官权力体系，不仅掌控了京城防务大权，还深入文官体系，侵蚀相权，彻底形成了宦官治国的局面。说到这里，还有个笑话，宪宗时期，监察御史元稹（曾经沧海那位）出差，和宦官仇士良一同入驻驿站宾馆，因为只有一间上房，双方争执不下，最后打了起来，宪宗听说后，不仅不公平处理，还拉偏架，斥责元稹“少年后辈, 务作威福”，更是将他贬官为江陵府士曹，自此以后，再没有人敢和宦官抢东西了。
唐朝后期，宦官逐渐掌控权力
好在宪宗皇帝英明神武，纵然重用宦官，却没有形成宦官为祸的极端场面，不仅如此，他还于任上大力削藩，造就了“元和中兴”这个不大不小的伟业，如果继续下去，中兴大唐亦未可知，但“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宪宗后期，沉迷丹药，变得喜怒无常，动辄杀掉身边的宦官泄愤，心有戚戚的太监们，担心哪天不走运，遭到宪宗杀害，于是联合郭皇后，先下手为强，除掉了年仅四十二岁的李纯，政变成功。此后便是酷爱嗑药的敬宗皇帝和沉迷打猎的穆宗皇帝，一个死于丹药，一个被宦官杀死，宪宗多年的改革，毁于一旦。
到了这时候，宦官与皇权的矛盾已经变得不可调和，表面上看，宦官依旧是皇帝的家奴，即便大权独揽，由于生理原因，他们无法篡权夺位，比起安禄山、史思明、朱泚等武人来的安全，但宪宗和穆宗的死，让双方的信任和依赖荡然无存，而泾原兵变后，唐朝又进入到相对稳定的时期，宦官对皇权的支撑作用降低，宪宗削藩，更是降低了外患风险，收拾内鬼，就成了新君亟待解决的问题。
文宗皇帝继位后，吸取祖父宪宗，哥哥敬宗的教训，重用清廉的宋申锡，希望能借他之手除掉宦官集团，哪知宋申锡是个政治菜鸟，行动尚未开始，消息就泄露出去，被宦官集团反咬一口，先行诬告谋反，就连文宗都信以为真，如果不是文官集团集体出面说情，宋申锡的脑袋就保不住了。
宋申锡贬官，事情却没有结束，唐文宗利用宦官内部的倾轧，将神策军交到仇士良手里，最终处死了大权独揽的王守澄。
初战告捷，文宗有些激动，希望再接再厉，彻底终结宦官干政的局面，于是一个月后，“甘露之变”爆发。
甘露之变
“甘露之变”的总导演是唐文宗，但实际执行者却是李训、郑注。
李训出身陇西李氏，是前宰相李逢吉的从子，史书记载他：形貌魁梧，善于辩论，但为人阴险，自以为是。不是个可以托付大事的主，而另一位共谋者郑注，原本是个跑江湖的游医，后来投奔到了王守澄的旗下，成了宦官一党，诬陷宋申锡就是他的主意，但这家伙见风使舵，在为文宗皇帝医治风疾的过程中，背叛了主子王守澄，成为“甘露事变”的主谋。
把军国大事交到两个才能不足，却心怀鬼胎的家伙手里，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
按照李训的计划，利用给王守澄举办丧事的机会，将宦官集团骗去送葬，再由郑注带领亲兵将他们一网打尽。
这个计划听起来不错，王守澄虽然被处死，但他在宦官中依然存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皇帝发话，宦官们自然要去参加葬礼，借机斩杀一了百了。但计划制定后，李训担心郑注把功劳一个人领去，临时修改计划，改为调动韩约统领的金吾兵和御史台、京兆府官吏和士卒，先于郑注一步，在京城诛除宦官。
理论上来说，这样做也可以，太监数量有限，其所掌管的神策军又驻扎在城外，在通讯靠吼的年代，只要雷霆万钧，将领头的几个太监一击必杀，其他善后工作都好收拾。
但这个计划却有一个大大的破绽，那便是参与执行的几个人，都是水货。
当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百官上朝，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没有按照往常的套路报平安，而是临时加戏，奏称左金吾衙门后院的石榴树上，昨天夜里出现甘露，这是天降祥瑞，想请万岁爷去看看。
天降祥瑞这事，在封建社会经常出现，尤其是汉宣帝时期，隔三差五就出祥瑞，就和现在观测到UFO差不多，真假不重要，皇帝高兴就好。
唐文宗顺势摆驾含元殿，让百官先去看看虚实，过了很久，李训汇报：看起来不像是甘露，拿不准的情况下，先不要公布。
接二连三的变故搞的唐文宗摸不着头脑，于是派出宦官仇士良、鱼弘志再去核实一下。
李训等的就是这个机会，仇士良、鱼朝恩刚走，他就向皇帝请旨，诛杀宦官。唐文宗这时候才知道，李训修改了作战计划，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其实都这时候了，哪还需要什么圣旨，先斩后奏才是王道，磨磨唧唧只会浪费时间。更搞笑的是，驻扎在丹凤门外的郭行余、王璠吓的两腿发抖，王璠干脆就不来了，他所带的宁兵也没有参加行动。
这边拖拖拉拉，那边引蛇出洞的大将军韩约也出了问题，堂堂大将军，面对几个太监，大冬天的竟然吓出一身冷汗，被仇士良看出端倪，加上士兵隐藏不到位，露出马脚，十分警惕仇士良和鱼弘志一看事态不妙，撒丫子就跑，不仅自己跑，还拉着文宗皇帝一起躲进皇宫。
皇帝和太监一起进了皇宫，李训的计划就算失败了，因为事先他根本没有准备预案，计划好如果第一步行动失败怎么办？如果他能孤注一掷，追入皇宫斩草除根，纵然失败也算是尽心竭力，但夸夸其谈的他，根本没有置之死地的胆量！
仇士良和鱼弘志逃脱后，立马调动神策军平叛，本就是乌合之众的李训一党，死的死亡的亡，李训自己跑到了终南山，打算学习后世的武松，伪装成和尚逃命，哪知出家人也怕世俗的妖怪，不敢收留他，无可奈何的李训只好乔装打扮，前去投靠已经被他抛弃的郑注，路上被周至镇遏使宋楚抓获，最终一命呜呼。
“甘露之变”彻底失败！
历史学家白寿彝曾经指出 “一般来说，在皇帝勤于政事，积极有为的时候，宦官是难于插手政治的。反之，在政治腐败，皇帝不理政事或难于理政的时候，宦官则往往乘隙而入，染指于政，甚至左右政局”。
唐朝开国之初，无论是高祖李渊、太祖李世民、还是高宗李治，都是励精图治的有为之君，玄宗以后，皇帝的素质和能力开始下降，接乱不断的内乱也给了宦官展示忠心和才能的机会，导致宦官权力的直线上升，皇权与宦官之间的矛盾开始尖锐起来。
“甘露之变”是唐朝后期君权与宦官矛盾极度激化的产物，年轻的文宗皇帝希望通过武力斗争的形式，铲除擅权的宦官，夺回兵权，但他缺乏足够的政治智慧，低估了对手的强大，在没有准备充分的情况下就匆忙发起行动，不仅如此，他在选人用人方面也经验不足，被李训和郑注两个别有用心的投机者利用，最终导致计划失败。
“甘露之变”是唐朝宦官专权的又一个转折点，恼羞成怒的宦官们，对皇帝和群臣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他们软禁了文宗皇帝，大权独揽，“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
天复三年（903年），朱温挟昭宗回长安，杀第五可范等宦官七百多人，唐朝自中期一来宦官专权的局面彻底消亡，但随之而来的是，大唐朝也完了！
参考：《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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