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前游历到长沙，我们去湖南省博物馆参观了马王堆汉墓的出土展品，对汉代官员家庭的生活用品、饮食习惯、服装服饰、死生信仰等等有了更直观的感受。当时就对分餐制的介绍印象深刻，想着有时间就整理下相关资料。没想到未过多久，疫情就全面爆发，令大家意识到公共卫生安全是多么重要！禁足无事，正好结合当时参观感受和相关资料把我国从分餐制到合餐制的发展演变介绍给大家。
估计很多人都认为分餐制是西方专属，其实我国古代很长时间都是分餐制，真正合餐制的流行也就一千年左右的历史。
在原始社会阶段，集体劳作，但食物有限，通过平均分配让大家人人有份，这是最早的分餐制阶段。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食物越来越丰富，阶级出现了。到了周朝，分餐制有明确的礼制规定，根据身份地位的不同划分不同数量和材质的食器，这在《周礼》、《仪礼》、《礼记》中都有记载。《春秋公羊传》中述“天子食九鼎， 王食七鼎，诸侯食五鼎，大夫食三鼎。击钟列鼎而食者必属贵族。”那时候大家一起吃饭时，在地上为每人铺好席，面前都有一个小几案，面积不大，摆不下太多器皿。进食时跽坐，即上身挺直，双膝着席，臀部压在双脚上，主宾通过方位座次加以区分。当时下裳内是没有裤裆的裤管，跪坐比较优雅，上衣宽袍广袖，吃饭靠太近的话也互相影响。这种保持安全距离又端庄安静的进餐方式，疏离感和压迫感扑面而来。对于庶民们来说，居家日常没有物质条件像贵族们这样讲究，但周朝崇尚礼制，孔子又继承周礼教化四方，平民们在一些“乡饮酒礼”的场合还是会遵从这种分餐制。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开端，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常年征战和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导致礼教无力。士族阶层放浪不羁者有之、愤世嫉俗者有之、寄身黄老者有之。离散乱世，“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人们要及时行乐，饮食风尚较前代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君子远庖厨”转变成饮食是风雅情趣的体现。门阀世家更是要抱团取暖，不断强化家族内部的团结稳定，饮食方式就成为了用来维系伦理亲情的手段。也许是为了珍惜眼前的幸福，也许是世族凝聚的需要，或者是对传统的抗争，不论出于哪种原因，使得此时的食制由分餐向合食过渡，借以表现一个家庭的温馨、一个团体的融洽、一个个体的愤怒与独立。
隋至唐代使中国真正进入到民族大融合文化大融合的盛世。唐太宗李世民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李世民有北魏鲜卑血统，与他一起创业的小伙伴有不少鲜卑后裔，所以在李世民的号召下，一直以最有文化自居而排斥其它文明的中华文明彻底拥抱了异族文化，当时胡人饮食习惯是合餐制，胡桌、胡椅、胡服、胡食风靡京城。汉代以后一日三餐逐步替代一日两餐，唐宋更是逐步普及，频繁的餐饮更加促进了配套桌椅和器皿的革新，桌椅、服装、瓷质餐具为分餐向合餐转变提供了便利基础。从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中可以看到此时唐人就餐时的坐姿并不统一，有跪坐、盘腿坐、垂腿坐等。这一方面源自坐具与桌子的高度一致，另外一方面源自唐代开放和包容的文化。此外，唐代还出现了会食，即多人围坐在一张长方形或正方形食桌 (当时称“食床”) 两侧或三边，菜肴和食物大多由厨师或仆人分送给每个人，只有饼类或羹汤使用同一个器皿，放在食桌上或旁边，个人添加。也就是说，同桌不同器，是在一张食桌上分餐，这是一种从分餐到合食的过渡状态。
合食制正式形成于宋朝，经济发展、社会风气的革新、瓷器烧造技艺的提升都起到了推动作用。宋代人民富庶，三餐制的确立与推行使得吃饭不仅为了吃饱更成为了社交工具，食物种类的丰富、烹饪方式的多样化都使合餐制成为最佳的聚餐形式。高足家具的出现，使垂足坐逐渐定型为主流的饮食体态。商业的繁荣使民间经营突破了之前明确规定的区域范围，从而促使酒楼茶肆为代表的餐饮业蓬勃发展。瓷器烧造技术的提升，使得更多、更大的食用器皿得以出现，并促进了饮食美学的发展。
宋代确立合食制的饮食方式后，经元代的融合推广，明与清一直继承延续至今。在当今，合餐制依然凝聚着中国人的血脉亲情，即便初次见面的陌生人围桌而坐，同吃同饮，马上就化解了距离。但疫情凶猛，即便很快有了克制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十几年后也有可能出现新的变异病菌，为了各自的健康，围坐共食的同时使用公筷共勺应该能被大家都轻松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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