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2年9月16日 作者：孙景坛 来源:孔子2000
作者题记：
当仁不让于师。——孔子
我爱我的老师，但我更爱真理。——亚里士多德
周桂钿、吴锋二先生合著的《董仲舒》（1），是周先生继《董学探微》（2）后，关于董仲舒研究的又一专著。该书较《董学探微》通俗，将许多史料都译成了今文，很适合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阅读；并且，较《董学探微》还增加了许多历史知识，以方便读者对该书的理解；在对董学的研究上，该书也较《董学探微》有所发展，并回答了近年来理论界在董学研究上提出的一些新问题等。但该书在一些重大史实问题上，有多处失实，如认为“董仲舒在景帝晚年曾“回乡教授讲经”、从历史上抹杀了“田蚡在武帝六年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一事等。（3）对此，笔者在拙作《周桂钿“董仲舒年谱”献疑》（4）已有所辨析，但还有些问题仍值得继续商榷，本文就想谈谈这个问题。该书虽主要由吴先生执笔，但基本观点来自周先生，周先生也宣布对该书的观点等负主责，所以笔者的商榷仍以周先生为代表。文中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文翁“起学堂”在“文帝末年”吗？
周桂钿在《董仲舒》一书中说：“文帝末年，社会上已出现了在全国有影响的地方办学的典型。这就是蜀郡太守的大倡办学。”（5）这个蜀郡太守是谁？就是“文仲翁”。
应当指出：蜀郡太守文仲翁办学的时间不是“文帝末年”，而是“景、武之际”。对此，《汉书·地理志》明载：“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由文翁倡其教”。这里的文翁，即文仲翁。周先生认为，文翁办学在“文帝末年”于史无征。
周先生为什么把文翁办学由“景、武之际”改到“文帝末年”呢？笔者蠡测：他这样做的目的，是给董仲舒建议“立学校之官”留地盘。因为他坚信：汉武帝“立学校之官”出自董仲舒，如果承认文翁在“景、武之际”办学，就会“对董仲舒‘立学校之官’”说构成威胁；如果将文翁办学改到“文帝末年”，这种威胁就会小得多。
笔者认为，周先生这种做法欠妥。第一，武帝“立学校之官”采信过文翁的办学经验，史有明载。如《汉书·循吏传·文翁》说：“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值得注意的是，周先生的《董仲舒》一书，对《文翁传》的内容几乎全部都复述了，唯独去掉了“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这最关键的一句，真是用心良苦。
第二，武帝真正“立学校之官”，乃武帝十二年公孙弘为丞相时所为。《史记·儒林列传》说：“公孙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曰：‘丞相御史言：制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婚姻者，居屋之大伦也。今礼废乐崩，朕甚愍焉。故详延天下方正博闻之士，咸登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议，与博士弟子，崇乡里之化 ，以广贤材焉。”谨与太常臧、博士平等议曰：……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若不足，乃择掌故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请着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汉书·儒林传》说的说法与《史记》基本相同。
第三，认为武帝“立学校之官”出自董仲舒，根据不足。诚然，班固在《汉书·董仲舒传》中说：武帝“立学校之官”，“自仲舒发之”。并且，在《天人三策》的第一、二策中，还有佐证：如策一说：“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策二说：“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这里，我们且不论《天人三策》的真伪，权当三策是董仲舒在武帝七年的对策，即暂从班固、周先生对此问题的说法，但这里还有个矛盾：就是武帝既然在七年就采纳了董仲舒“立学校之官”的建议，为什么还要再等五年，即武帝十二年，才又由公孙弘提出并实施呢？显然，认为“武帝‘立学校之官’出自董仲舒”的说法不能成立。
二、汉武帝“尊儒是假”吗？
周先生在《董仲舒》一书中认为，汉武帝“尊儒是假”。理由是：董仲舒“在第三策中明白地提出了独尊儒术的思想大一统的建议。这是后人在评价董仲舒时，认为最值得津津乐道的一个内容。汉武帝如何看待思想大一统论呢，他是想有为他推崇力量，他想独霸天下，他好大喜功。但如何去实现自已的理想呢？以什么思想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来一统天下的杂说呢？只有一个儒家就足够吗？汉武帝何其聪明，他想成为一个明主，他想使自已的统治思想带有理想色彩，带有夸张性。所以，他到底想以什么思想作自主的治国主导思想，显得有似玩滑的隐晦，吞吞吐吐。汉武帝后代就坦率多了。汉元帝还是太子时，见其父宣帝多使用文法吏，重用刑罚，于是就提醒宣帝说：‘陛下用刑太深、太重，太多，应该用些儒生。’意在要实施德教，宣帝听太子如此说，很是气愤。他斥太子说：‘汉朝天下自有制度，实质内容是杂合霸王之道，怎么能尽用儒生实施呢？难道真要效仿西周的政治吗？’宣帝也不想在太子面前表现得太专制，于是又分析道：‘你不知道，俗儒大多太不识时务，总是鼓吹古代的政治制度好，批判当今政治，百姓被他们搅得区分不清好坏，病况恶，他们不知自已的职份就是要维护今世，怎么能用他们呢？’太子被指责得不知所然，只得木然地点点头，陷入沉默。宣帝见此，叹息道：‘乱汉家天下的，必是太子无疑啊！’其后不久，宣帝还真想废掉太子。试想，太子不过建议多用些儒生就差点被废掉，何况董仲舒仲舒是一介求仕的读书人呢？汉武帝不重用他就是够宽宏大量的了”。（6）
笔者认为，周先生这一看法很值得商榷。记得在《董学探微》中，周先生不仅承认“汉武帝真尊儒”，还坚持“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这里，他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过，在该书中，他还认为：“汉武帝不采纳董仲舒的独尊儒术的建议，汉代怎么流行起儒学来？经学怎么成为时代思潮？”（7）这里就有个矛盾：既然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又为什么说汉武帝“尊儒是假”呢？难道假尊儒就会采纳“独尊儒术”的建议，或者采纳“独尊儒术”的建议就是假尊儒？
问题可能就出在“独尊儒术”上。因为在周先生看来，“独尊儒术”不是真尊儒，“独尊儒术”只有同“罢黜百家”连在一起，才是真尊儒，汉武帝“以儒家为主，以百家为辅治国”，不能令周先生满意。如他质问说：“汉武帝如何看待思想大一统论呢”，“只有一个儒家就足够吗？”“汉武帝后代就坦率多了”：“汉朝天下自有制度，实质内容是杂合霸王之道。”
笔者曾指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是儒家的思想政策，儒家孔子和孟子从来未主张过此思想政策，这一思想政策是韩非、李斯、秦始皇思想专制的翻版。如果汉武帝真尊儒的话，就不能采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汉武帝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能反证他真尊儒。汉宣帝教训太子那段话，笔者也早于周先生征引过。（8）不过，笔者当时是用于否定周先生所坚持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而此刻周先生却用它来否定汉武帝乃至汉代真尊儒的事实，这是说不通的。周先生始终在真尊儒就必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为主、以百家为辅治国”就不能算真尊儒上打转。笔者再向周先生陈述一遍：如果把儒学理解成孔、孟之学的话，中国古代从未存在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如果把儒学理解成董学与宋明理学的话，那么中国的确实行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为此说由董仲舒首倡，宋明理学从之，并将其付诸实践。但必须清楚，“董仲舒非儒家”（9），“宋明理学非儒家”，而且，在宋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行思想专制时，受害最惨的是孔、孟，尤其是孟子。（10）
如何正确理解汉武帝真尊儒？笔者认为：1、汉武帝在建元六年以田蚡为相，同意田蚡“绌抑黄老，崇尚儒学”。这在《史记》与《汉书》里有明证。笔者多次征引过，可对这一铮铮铁史，周先生从来就不敢正视，从来未予承认，这是不对的。2、汉武帝起用儒官。早在武帝元年，他就起用尊儒的窦婴、田蚡、王臧、赵绾、申公等，支持“议立明堂”。大约在此时，还将老儒学博士辕固生召回，试图重新启用。另外，他“以仲舒为江都相”估计亦在此前后。尤其是武帝六年，他以田蚡为相，“延文学儒者数百人”（11）。后来，他又以《五经》取士，为儒学先生置“弟子员”等。3、武帝尊儒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是“以儒为主、百家为辅治国”。如武帝尊儒后，对非儒出身的官员不仅没排斥，反而继续重用。今人刘桂生先生曾考证说：武帝“没有只用习儒的人。相反，那些治刑名之学、黄老之学的人有的依旧被重用，比如张汤。对于并不尊儒，甚至对偶颇有讥评的，他也照样重用，并没有加罪责。如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汉书》说他们的‘是非颇谬于圣人’，但汉武帝照样使他们父子相继为太史令。司马谈写《六家要指》，把儒家并列于其他各家，同等评价其是非得失，而且对道家比对儒家要尊崇得多，武帝根本没有加以责罪；司马迁在其著作中对这些观点照样引述，也一直流传。”（12）4、汉武帝尊儒的实质是“以孝治天下”。现在，理论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汉武帝尊儒的主要经典是《五经》，不妥。董乃强主编的《孔学知识词典》认为，汉以《论语》、《孝经》、《诗》、《书》、《礼》、《易》、《春秋》合称七经，以七经治国，这是有道理的。（13）但《七经》主要又是两经，《春秋公羊》——汉人又直呼《公羊》为《春秋》，及《孝经》。汉代的《孝经纬》假托孔子言：“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可见这两部著作在汉代思想界的状况之一斑。不过，笔者早曾指出，《公羊春秋》非儒家经典，汉初重视《公羊》，主要是为政治体制的转换服务，为刑法或治狱服务。（14）而且，《公羊》在汉代扮演的角色并不好，石渠阁经学会议，主要是为削弱《公羊》的影响。《孝经》就不同了，从文帝起，即“置孝经博士”，试行“举孝授官”；武帝时，正式“举孝廉”。后来，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议奏”，将汉代的主流政体——分封制改换成郡县制，其核心指导思想就是“孝治”。《孝经》是两汉的必读经，“举孝廉”直到东汉末年的童谣讽刺说“举孝廉，父别居”时才衰落，两汉都号称“以孝治天下”。所以，武帝尊儒最根本的应该用《孝经》和“以孝治天下”来说明。（15）
周先生为什么认为“汉武帝尊儒是假”呢？笔者蠡测：因为笔者在拙作《董仲舒非儒家论》（16）中认为“董仲舒是假儒家”，他便针锋相对地提出“汉武帝尊儒是假”。周先生这样做的目的，是想保住董仲舒的儒家性质。其实，笔者认为：董仲舒非儒家的根本理由，是董仲舒的思想核心与儒家不同，因为儒家孔、孟的思想核心是仁政，而董仲舒的的思想核心是义政，而仁政与义政具体化为治国政策时，又全然相左。如孔、孟主张“民本”，董仲舒强调“君权”、“三纲”；孔孟主张“言论自由”，董仲舒主张思想专制等。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无法认定董仲舒是儒家。因此，笔者不是仅用汉武帝未重用董仲舒来证明他不是儒家的。事实上，汉武帝也不是只用儒家，不用其他学派的人物，他不是让董仲舒当过“江都”、“胶西”相吗？只不过未大用而已。退一步讲，即便董仲舒真是儒家，未被重用也符合常理，历史上不是每个儒者都能在尊儒时期被重用，周先生大可不必为此着急，还是斟酌一下，怎样在董仲舒的的思想核心上作文章吧！
三、公孙弘是“复读生”吗？
周先生在《董仲舒》中认为，公孙弘是“复读生”，说：“公孙弘在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被推荐时，他只被列为末等，又是第二次参加策论，他是复读生，自然多出了许多经验，譬如讲话技巧。公孙弘巧舌如簧，汉武帝不记前嫌（公孙弘第一次在建元元年被任用，他没有办事经验，受到武帝的贬黜）重用公孙弘。”（17）
诚然，公孙弘在建元元年与元光五年曾两次对策，但不能算“复读生”。什么叫“复读生”？如今天某学子考大学，一年没考上，复读；两年没考上，复读，这可叫“复读生”。“复读生”的内涵有二：一是上次参加考试落榜，二是复习原来学过的课程。公孙弘的情况则与此完全不同：他第一次参加举贤良对策不是没考上，而是被擢为第一，拜为博士；第二次对策，表面上是复读，实则不是，因为他不是复习原来学过的学科，而是开拓了一个新领域——《五经》学科。就是说，公孙弘前后两次对策，所学、所对的内容完全不一样。关于公孙弘的治学，《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说他“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可见，他学的至少有两个学科。应当说，这里的《春秋》，指的是《公羊》，但“杂说”是什么呢？笔者臆测：很可能是“黄老”，不很可能是“申商韩苏张之言”，或儒学。因为他第一次对策时，正是“黄老之治”，黄老派得势；在对策前，丞相卫绾还奏曰“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得到了武帝的许可。（18）他若是学“申商韩苏张之言”，对策也不会被擢为第一。而且，公孙弘不是个学者，而是政治家，他此时也不可能学儒学，因为朝廷的用人路线是“黄老”，并未提倡《五经》，他不可能不趋利避害。公孙弘学《公羊春秋》，可能是后来的事，因为建元五年，朝廷明诏“置《五经》博士”，元光元年首次举行了《五经》策问。（19）而且，建元六年，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20），大批文学儒者都被授予了官职，这多么诱人！公孙弘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响应朝廷的号召，改习《五经》的。由此可见，公孙弘第一次获得的博士，很可能是“黄老”博士；第二次则是《五经》博士。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名实相符的双博士！就象今天某人先攻经济学，获经济学博士；后又攻哲学，获哲学博士，能说他攻哲学时是“复读生”吗？所以，公孙弘不是“复读生”。
既然公孙弘不是“复读生”，周先生为什么要硬说他是“复读生”呢？笔者蠡测：他这样做的目的至少有三：一是为董仲舒二次对策寻求旁证支持。笔者曾指出，董仲舒在汉景帝时即是有名气的儒学---公羊春秋博士，没理由在武帝初再参加《五经》对策。周先生即学公孙弘的葫芦画瓢，认为董仲舒虽在汉景帝时即是有名气的儒学博士，但在景帝未曾“回乡教授讲经”，故在武帝初又出来对策；二是为了说明为什么公孙弘受重用而董仲舒未受重用问题；三是想从用人标准上再次证明武帝“尊儒是假”。
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欠妥。第一，公孙弘的二进考场与董仲舒不能相比。公孙弘考的是两个学科，董仲舒假如真的二进考场，考的是同一个学科，同一个学科、同一个人怎么会拿两个博士呢？
第二，董仲舒与公孙弘相比，究竟谁是“复读生”？周先生忘了：董仲舒若真的二进考场，他应当是名符其实的“复读生”，因为董仲舒至少具备复读生的内涵之一，即“复习原来学过的课程”。董仲舒在景帝时就是《春秋公羊》博士，他若真的“回乡教授讲经”，讲的仍是《春秋》；若真的在武帝初期复出对策，对的亦是《春秋》。公孙弘不具备“复读生”资格。可是，周先生对此采取了回避态度，反把公孙弘被重用，说成为是“复读生”的缘故。若“复读生”果真能“巧舌如簧”，那么，被重用的该是董仲舒，而不是公孙弘了！
第三，重用公孙弘不能证明武帝“尊儒是假”。诚然，公孙弘从人格上看，不如董仲舒，从司马迁开始，人们就有此共识。不过，看武帝的用人，要着眼于大的方面，即人才的才学与能力。公孙弘的才学不如董仲舒高，但仍很有才；同时，他的能力远非董仲舒可比。武帝用人，更看重于能力，不是纯理论。而且，公孙弘与董仲舒同学《公羊春秋》，《公羊春秋》当时被视为《五经》或儒经，武帝没重用董仲舒，重用了公孙弘，仍只能说武帝从主观上讲是真尊儒；若否定武帝真尊儒，那么，武帝不论是用公孙弘或董仲舒，都只能说是“尊儒是假”。当然，如上所述，笔者认为：汉武帝真尊儒的根据，不在于他曾推崇《公羊》——因为“公羊非儒家经典”；而在于他对《孝经》及《论语》的重视，在于“以孝治天下”。
四、“董仲舒在所有被推荐的贤良中排在第一位”吗？
周先生在《董仲舒》一书中，认为：“董仲舒遂以贤良而被征召，继而声名大振。董仲舒在所有被推荐的贤良中排在第一位。” （21）
这种说法值得商榷。第一，于史无征。班固与司马光是董仲舒参加武帝初期儒学对策的泡制者，班固、司马光只说董仲舒的对策被有关部门预选为第一名，然后呈给了武帝，得到了武帝的嘉许，根本没说董仲舒在参加考试前就被列为了第一名，推荐给了汉武帝。第二，不合情理。应当说，假定董仲舒参加了武帝初年的儒学对策，只可能在对策后，即在考官阅卷时，将其列为第一名，不可能是在考试前就被列为第一名，更不可能以第一名的身份参加考试。如果董仲舒在举贤良的对策前就被列为第一名，还要考试干什么，考试的目的就是要众考生在考场一决高低，以考分定优劣，大家公平竟争，考前根本不会排座次。如果排座次，根据是什么，是不是“走后门”？第三，公孙弘的旁证对此说的否定。如《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说：“元光五年，有诏征文学，菑川国复推上公孙弘。”“国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征儒士各对策，百余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召入见，状貌甚丽，拜为博士。”《汉书》对此的记载与《史记》同。可见，公孙弘在考官阅卷时，没有被排到第一名，可是武帝在亲自审卷时，觉得他的答题比原第一名好，将他的名次由后面移到了第一名。就是说，考生是在考完试后，阅卷时才被排为第一、第二名的。
周先生为什么要将董仲舒说成“在所有被推荐的贤良中排在第一位” 呢？笔者蠡测：因为笔者曾责难说：《天人三策》之第一策的考题说“今子大夫裦然为举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假定《天人三策》确为董仲舒的对策，这表明该卷是武帝给董仲舒的复试卷，决不是初试卷——第一策，对“裦然为举首”的“垂听而问焉”，即对考试的第一名的复试，怎么会是第一策呢？（22）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周先生才将董仲舒说成“在所有被推荐的贤良中排在第一位”，以便用此解释“裦然为举首”。他在对“今子大夫裦然为举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的译文中，也确实是这样译的：“这次，你在被举荐的贤良文学之中，排列为第一号人物，朕很欣赏你。你学识渊博，研究精深，素称大儒，朕洗耳恭听你的策试。”。（23）
笔者认为，周先生的这一做法欠妥。我们且不说董仲舒在未考试前就被公开列为第一名的说法难于成立。退一步讲，即便董仲舒的的是“在所有被推荐的贤良中排在第一位”，他也应当参加公共考试，不应当是单独考试。也就是说，他的试卷应与其他考生相同，而不是专为他设计的考题，难道“在所有被推荐的贤良中排在第一位”就应单独对策吗？这样的事情旷古未闻，周先生对此应解释清楚。
五、《天人三策》的第一策是武帝专为董仲舒出的考题吗？
周先生在《董仲舒》一书中，认为《天人三策》的第一策是武帝专为董仲舒出的考题。他说：“武帝第一次策问董仲舒的试题是这样开始的”，然后引出了第一策。（24）
这种说法值得商榷。第一，亦于史无征。周先生在史学上十分崇信班固与司马光，但班固与司马光都无此说。班固在《董仲舒传》中，虽没有指明董仲舒第一策的考题是公共试卷，但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他对后面的两策连用了两个武帝“复册之”。司马光的说法就更明白了，他在《资治通鉴》汉纪九中说：武帝一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馀人。广川董仲舒对曰……。”第二，亦不合常理。如果董仲舒真的参加了武帝初期的《五经》对策，那么，他的第一策无论如何都应是公共考卷，即与所有考生答的题都是一样的。如果考题不同，怎么把董仲舒的答卷与其他答卷相比较，怎么能判别这些答卷的优劣？第三，自相矛盾。周先生一方面认为《天人三策》的第一策是武帝专为董仲舒出的考题；另一方面又说，“汉武帝对天下有如此奇才（指董仲舒——引者）似有些不信，或觉得话很投机缘，故特地给董仲舒加试两场。这是一份荣耀！全国成百的贤良文学之士唯董仲舒享此殊荣”。（25）按周先生第二方面的意思推，董仲舒的第一策仍为公共试卷，第二、三策才是加试题！
周先生为什么要将《天人三策》的第一策说成是武帝专为董仲舒出的考题呢？笔者蠡测：如前所述，笔者曾质疑《天人三策》的第一策不是初试卷，而是复试卷。周先生便将策文中的“今子大夫裦然为举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说成是汉武帝对“在所有被推荐的贤良中排在第一位”者的专门考卷，想借此保住《天人三策》的第一策确为董仲舒的初试卷的传统观点。
笔者认为，周先生的这一做法欠妥。其实，若将《天人三策》作为董仲舒的对策，问题不仅在于第一策究竟是不是初试卷，而且还在于《天人三策》本身仍有许多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如第二策的策文说：“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与?将所由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显然，这决不是第二策，因为“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明确告诉我们：这才是公共试卷!“将所由异术，所闻殊方与? 各悉对，著于篇。”又明确告诉我们：这是百家策问，非《五经》或儒学考试!再如第三策说：“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这一刑狱现象绝不出自武帝前期，乃其中、后期事。如《汉书·杜周传》说：“至周为廷尉，诏狱亦益多矣。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余人。郡吏大府举之延尉，一岁至千余章。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里，近者数百里。会狱，吏因责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于是闻有逮证，皆亡匿。狱久者至更数赦十余岁而相告言，大氐尽诋以不道，以上延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有余万。”等等。这些都是周先生要必须面对的和回避不了的问题。
注：
（1）周桂钿、吴锋：《董仲舒》，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2月第1版。
（2）周桂钿：《董学探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1月第1版。
（3）（4）拙作：《周桂钿“董仲舒年谱”献疑》发于“孔子2000年网”；
http://www.confucius2000.com/。
（5）（6）（7）（17）（21）（23）（24）（25）周桂钿、吴锋：《董仲舒》第29页；第136-137页；第327页；第137——138页；第329页；第93页；第94页；第93页。
（8）拙作：《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载《南京社会科学》1991年第6期；《报刊文摘》1994年1月13日转摘；《求是》之《内部文稿》1994年第3期转摘；《新华文摘》1994年第3期转摘，等。
（9）（14）（16）（22）《董仲舒非儒家论》，载《江海学刊》，1995年第4期；《报刊文摘》1995年7月27日转摘；《新华文摘》1995年第9期转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哲学与哲学史》1995年第9期转载。
（10）《宋明理学非儒家论》，载《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哲学与哲学史》1996年第8期转载。
（11）（20）《史记》：《儒林列传》。
（12）刘桂生：《近代学人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误解及成因》，原载《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瘁》（史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3）董乃强：《孔子知识词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5页。
（15）（16）拙作：《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科学基点》，载《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新华文摘》1995年7月转摘。
（18）（19）《汉书》：《武帝纪》。
初稿于2000年10月，修改于2002年5月31日。
于南京困穷斋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2年9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