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仲舒与公孙弘的比较 |
| 二千一百年前，董仲舒与公孙弘同在汉武帝朝为官。论学问，董仲舒少治《春秋》,自成体系，下惟讲学，弟子相传，时人誉为“群儒宗”，而公孙弘四十多岁始学《春秋》，在诏征文学之士的百余应试者中名列下位。比才能，董仲舒有“王佐之才”，公孙弘在实际政务上并没显出多大才干，曾夸海口说要一年内移风易俗终没有实现，而给人以言过其实的形象。两相对比，高下立判。按正常的用人标准，董仲舒理应比公孙弘更受到重用，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大相径庭：董仲舒仕途失意，最高只做到诸侯王的相，而公孙弘官场得志，几年之中由左内史到御史大夫到丞相，后又封为平津侯，可谓一飞冲天。 官场风云变幻，结局出人意料，掩卷沉思，不禁唏嘘再三。 同为书生，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对策，虽为汉武帝建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理论体系，但他不如公孙弘更能摸透汉武帝的心理，其所有主张的实质莫不是讲皇帝要打着仁义的旗号,精通权术,实行独裁,恰恰投合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之所好;公孙弘更善于“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不论皇上干什么事，总能为之找出理论依据，加以解释和粉饰，学问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每次上朝奏事，不问行不行，对与错，从不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更不会面折庭争 ,“奏事，有不可，不庭辩之”，如此“从谀”品性，是“廉直”的董仲舒所不具备的，也就很难得到汉武帝的欢心，于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公孙弘青云直上。 毕竟董仲舒的学问和才能高出一筹，一旦受到汉武帝的重用，很可能动摇自己的地位，这始终是公孙弘的一块心病，并且董仲舒曾指出他曲意承上的“从谀”品性，更是怀恨在心，于是贵为丞相的公孙弘不惜使出借刀杀人之毒计：推荐他为纵姿不法、屠杀大臣的胶西王刘端的“相”，乃上言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欲借刘端之手以除对手，史说上说公孙弘“为人善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者，虽祥与善，阴报其祸”，其当面说好话背后下刀子的恶毒之心，由此可见一斑。反观董仲舒虽学富五车，但这样的官场权术根本是一窍不通，轻易被人玩于股掌之中，最终的结局也只能是“ 至 卒，以修学著书为事”，做他的“书呆子”去了，这也是普天下官场失意的读书人最常用的解脱之途. 在封建官场的博弈中，总是君子败给小人，发人警醒，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百无一用是书生”并不能涵盖所有的读书人，此其启示之一。自从诗人黄仲则发出“百无一用是书生”的不平之言，似乎下了一个定论，好象天下的读书人都是“无用”的代名词。实际上,还有一类读书人，特别是那些善于玩弄权术，长于乔装打扮的读书人，往往官运亨通，飞黄腾达。因此，“百无一用是书生”只能是那些失意的读书人发发牢骚而已，得以“大用”的读书人从来就是代不乏人，如公孙弘之流。 “一将功成万骨枯”，用于官场亦同理，此其启示之二。战场上，一个将领的功成名就，是以成千上万士兵的鲜血生命为代价的。封建官场上，要想脱颖而出，出人头地，那就要尔虞我诈,造谣中伤,拉帮结派，互相倾轧，阴谋陷害，消灭对手。一个人的步步高升那是多少人的仕途失意、官帽落地才会换来的。 “廉直之士”常败给“从谀之徒”，此其启示之三。封建专制体制，只许“一个声音”说话，那些直来直去、爱发牢骚、喜好放炮,傲上抗上的“廉直之士”，注定没有什么好果子吃;而那些“从谀之徒”，“意无是非，赞之如流;言无可否，应之如响? ”，阿谀奉承是其拿手好戏，投其所好是其看家本领，这样的“唯唯诺诺汉，颔颐点头人”常常仕途坦荡,正所谓“ 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 ”。 由此，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只要有专制，就会有董仲舒这样的悲剧，要根除此类官场之怪现状，只有靠健全民主，舍此别无他途。● （作者单位：泉山区委党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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