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复习福建人文历史资料。上古时期，现今中国东南广大地区主要是越人的天下，分布着各式各样的百越民族。汉人汉语尚未大规模进入。就连传说中祖宗是来自中原的吴国也有“断发文身”之风，国王名中也颇有像“阖闾”、“夫差”之类难于用汉语解释的名字。而由越人建立，以今浙江为中心的越国更是一度兴盛，在勾践带领下击败吴国，北进中原。彼时作为东南沿海一部分的福建自然也是越人的地盘。与江浙不同，福建当年完全游离于中国政权范围之外，属于地地道道的化外之地。到了楚威王六年（公元前334年），越国被楚国攻灭后，部分越国贵族南迁福建，形成闽越政权。秦朝在福建设置闽中郡，但是也并未能对福建进行直接管辖，福建实际继续由闽越首领无诸统治。秦末无诸积极参与反秦，并被汉高祖刘邦册封为闽越王。直到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朱买臣率军灭闽越国，将闽越人迁徙到江淮之间，《史记·东越列传》记载“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中央政权实质上放弃了闽地。直到西汉后期才设东治县，隶属会稽郡。大概也正是由于闽越遭遇了如此大难，导致福建的百越残留很大程度上还反而不如北边的江浙地区。如江浙有盱眙、无锡、姑苏、余杭、余姚、诸暨等越语地名，但福建则少见。闽中郡虽名义上归属中央政权，实际由闽越君长自治。人都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其实闽道更比蜀道难。当时福建与业已汉化的江浙地区陆路交通非常不便。多山的闽地人烟稀少，其开发相当缓慢，与中原联系的紧密程度不但远不如北面的江浙地区、西面的江西，甚至连更南方的广东都不如。代表中央政权的南侯官都尉孤悬闽江入海口，与其说是个统治中心不如说是个通过海路联系南方交趾的海港补给站。汉朝末年许靖为避难，从会稽南奔交趾，选道东治，尚且“经历东瓯、闽、越之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他宁可逃奔遥远的岭南“汉地”，也不愿就近避难蛮荒的福建。如此荒僻偏远的地方又是如何被逐渐纳入中央政权呢？东汉开始逐渐有南下汉人迁入福建，但是据《晋书·地理志》记载，西晋太康初年建安、晋安两郡人口合计不过八千六百户左右，相比而言，其他郡的人口普遍能有两到三万户。两晋之交，伴随北方移民大举南下，遂有所谓“衣冠南渡”、“八姓入闽”之说，即本属中原大族的林姓、黄姓、陈姓、郑姓、詹姓、邱姓、何姓、胡姓避祸迁居福建。至今福州市民中陈、林二姓占人口近三成，如加上郑、黄则更为可观。所以福州有“陈林蜀大半，黄郑满街排”的说法。过惯了好日子的中原贵族会否甘心迁到穷山沟，那可是个大问题。事实上所谓“八姓入闽”实际上很可能和南方家谱普遍造伪一样，乃是冒称中原贵胄往自己脸上贴金的行为。永嘉南渡中中原望族主要移居在今天的江浙地区，福建并未受到直接波及。后来的移民也多是来自长江流域的平民，并非中原望族，且数量有限。直到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福建的居民也不过一万两千户。“八姓入闽”的说法在古代也并未能受到普遍认可。《开元录》就明说：“闽县，越州地，即古东瓯，今建州亦其地，皆夷种，有五姓，谓林、黄是其裔。”事实上，大量汉人迁入福建得等到唐朝了。现在有相当一部分闽人将祖先追溯到陈元光、王审知等部，乃知所谓“八姓入闽”也是唐朝以后出现的说法......与上述史料记载相仿,我《华夏董氏通谱》《八闽董氏汇谱》记载的福建董氏肇基之祖也是从唐代中后期开始的。本文先以部分泉州董氏族谱为载体,分析其历史背景与其历史渊源.
关于泉州董氏先祖董思安,史料记载,董思安是从固始入闽的.据《固始县志》记载，固始县历史上有四次人口迁徙。而目的都是福建。第一次西晋末永嘉之乱时的衣冠南渡；二，唐初陈元光入闽；三，唐末王审知入闽；四，北宋末诸姓入闽。第一次西晋永嘉之乱时，我董氏先人士族为东晋之勋臣，止步于东晋首都建康。第二次陈元光的随迁人群无董氏先人。第三次王审知入闽时则有我董氏董章一族，时间是唐僖宗中和元年（881）。董章先人系来自琅琊成武一带，其先祖乃南下之平卢军旅族人。755年安史之乱，董秦挥师南下，累战于鲁冀交界之域，一路沿鲁西冀东撒下随军旅而行的董氏族裔，成为迁徙落户之族群。百年之中，鲁南董氏与王氏几代人结为连理后，随王潮一族先人为官宦游固始，落籍淮西。公元878年黄巢起义王潮兄弟带领族亲随王绪参与义军南下闽南，董思安成为董氏世系之祖（中和元年（881）三月董章董思安挟族人，随同王氏加入由淮西秦宗权指挥的王绪义军南下。后晋开运三年（946）作为泉州裨将（副将）的董思安被任命为漳州刺史。后汉乾祐二年（949）漳州（南州）副使毒杀思安取而代之）。这里所记载的董思安入闽历程存在着许多疑惑之处。如若按王潮王审知三兄弟入闽时间为881年-885年计算，到949年董思安被留从愿毒杀，时间共有64-68年。假设董思安15岁参军，到他逝世时年龄在74-78岁之间。这在唐代似乎是不可能的事（唐代寿命统计：贞观武周中宗玄宗时期平均为50-60岁；安史之乱到唐末一直下降，到五代时人均寿命不到50岁）。那么董思安到底是何年何月入闽的？这需要深层次的调研才能解决。当然，王潮王审知的年代历程同样存在着诸多疑惑之处。其次，关于董思安的先辈应该是士宦之家，这在北方董氏家谱中曾有模糊不清的记载。一般推测，被平卢军留在冀鲁根据地的董氏族人，均为士族后裔，具有领导一方地域政统与道统的能力。为此，董思安先人在琅琊任职地方官员是无可非议的事实。王审知先祖是太原汉代大将军王翦后裔，与太原董家是比邻。迁徙琅琊后又与董家结为连理。滕州三槐王氏家谱中均有史料记载
再说说泉州董氏先祖董兴。据《八闽董氏汇谱》记载：“宋真宗宝庆年间历武魁三班殿直辅太祖封银青光禄大夫上柱国太尉董兴”。对此，笔者质疑如下：1，汇谱记载董兴（995-1069）74岁。赵匡胤960-976在位19年。宋太祖死的时候董兴尚未出生，何谈“辅太祖？2，武魁并非官阶，是武举考试结果的统称，凡乡试会试殿试前五名均称为武魁。3，关于三班殿直，唐代和宋初以供奉官殿直承旨为三班。至太宗时三班使臣的官阶扩展为三级八阶。依次为三班借职，三班奉职，右（左）班殿直，右（左）班侍禁，西（东）头供奉共八阶。三班借职三班奉职为从九品，右左班殿直与侍禁为正九品，西（东）供奉为从八品，共三级八阶。从以上唐宋官阶看出，三班殿直只是低级官位，而汇谱在董兴名谓下却在其后高升为银青光禄大夫上柱国太尉（三品以上官位）为何故？。银青光禄大夫太尉上柱国是朝廷高级官员，正史不会不予记载。问题是南唐与宋初的官员中尚未找到”太尉“董兴的名字。4，汇谱记载:”董道（董兴儿子）宋宝元间，因战功补奏三班殿直奉职成郎转迁武翌郎封平凉郡开国伯食邑千户”。根据宋朝编制：“三班使臣，宋制，低级武官内殿承制（敦武郎）、内蓼崇班（修武郎）统称大使臣，东头供奉官（从义郎）、西头供奉官（秉义郎）、左侍禁（忠训郎）、右侍禁（忠翊郎）、左班殿直（成忠郎）、右班殿直（保义郎）、三班奉职（承节郎）、三班借职（承信郎）、殿侍（下班祗应）等统称小使臣。宋初，大小使臣注拟、升移等事，皆归三班院主管，故大小使臣又统称三班使臣。三班指左、右班，供奉班”。至于为何一位低级官员骤升为高级官员，笔者不得而知。5，关于世袭。汇谱记载，董兴后代开国伯世袭八代人。据历史资料记载，宋代官员的封爵和食邑等都没有子孙可以世袭的规定。开国伯正四品食邑七百户（非千户）无世袭，更无罔替世袭。6，关于董思安与董兴世系关系，从二人活动年代看出，年龄相差80余岁。二人不可能是父子关系。何况汇谱中说董思安的儿子叫董全武非董兴......除上述列出的几点不可知（或称错误，差错）外，还可以筛查出许多明显的缪误之处，本文不再列举。总而言之，泉州董氏无论在序言抑或世系中存在着许多不实之处。这就要求我们这一代后人，通过勘误还历史真实面目。 关于董思安与董兴的几个问题探讨 一，首先，笔者认为董思安与董世兴应该是同祖同宗一脉相承的族亲，200余年后的寻根与归宗行为。 关于泉州董杨二姓血缘相关之传说，已被《八闽董氏汇谱》收集入册。台湾学者董渊源氏在汇谱中著文称：“笔者在十余年前尝亲闻考古学家董作宾云：泉州董杨二姓之血缘关系，一向有两种说法。其一，始自董思安，传说谓当思安起兵赴建州勤王时，曾将其后裔附养杨家，后改杨姓。此说因无正式材料可资印证，姑置存疑（笔者稽之《杨氏家谱》，知当时随王审知入闽者尚有杨明珠。杨与董思安同为光州固始县传庆乡人，而同事王审知，其交好之笃，可以想见。后董思安起兵勤王，将其子托孤于杨氏，亦属当然之事。故此说极有可能）。其二，系源自宋高宗时代（约1157），距今八百余年，南宋朝议郎董世兴公，余杭人仕于闽，与泉州杨梦龄公（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进士）友善。二人感情弥笃，有逾骨肉。后以子附养杨家，承杨姓......以上二说，证诸史实与情理，均属可信。惟为求信实起见，尚待作进一步之考证“。董渊源氏的文章文章后附四则佐证资料，均为董世兴后裔所为。（这里应该指出，朝议郎（八郎之首）的建制在宋朝已经取消，何以在二百年后出现在董世兴身上，不得而知）。 董渊源氏给出的两则传说，均持肯定态度，笔者对此给以赞赏。在此，笔者对此进一步进行探讨。据《礼记.大传》：“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又《丧服小记》：“有五世而迁之宗，其继高祖者也。是故祖迁于上，宗易于下。”这是中国宗法制度中对氏族后裔传承变与不变的法则论述，当然也可以比拟宗族迁徙的法则。《汉书，元帝纪》：”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东汉郑玄为宗族关系曾解释说：“族，犹类也，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一宗一祖生相亲爱，死相哀痛”。封建社会为使宗族关系长期存在，就让每个宗族成员固定在一个地缘土地上，世代聚族而居。同时，又以丧葬形式强化血缘与地缘关系。使每个成员对祖居祖茔视为神圣不可动摇之“大法”。生是亲属，死必同茔。即使远离故乡而生活，死后也要叶落归根，葬入祖茔。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使同地而居同族而葬的习惯势力代代相传影响深远。本文引入以上史料在于阐述董思安与董世兴的宗族继承关系。二者虽然在时间上相距二百年，但是血缘地缘关系仍可探求其一脉相承的世系联系。董世兴的朝廷名谓是朝议郎。查资料获知，朝议郎是文散官正六品。所谓散官是指与职事官相对而言。只是一种待遇称呼而已（何况宋代已经取消了朝议郎这一散官名阶）。既然董世兴无实际职事称谓，为何“仕于闽”？笔者以为，董世兴并非宋朝官员，充其量或许是一位“官二代”。他到闽地纯粹是寻根问祖，回归祖籍。就是说，董世兴与董思安是一脉相承的同祖同宗的族裔，董思安的儿子与董世兴的儿子均为杨氏乞养子。 二，董思安与董世兴与杨氏家族的关系非嗣子关系，只能是乞养子关系。 对于董思安董世兴与杨家关系存在着一个常识性的错误认识（与阐述）。古代人是不允许立异姓人为嗣子的。古代，收养分为“立嗣”和“乞养”两类。立嗣就是我们常说的“过继”或“过房”，是为了继承宗祧，立嗣仅限于同宗同姓男子，因为古人认为，“异姓之男，本非族类。”族人只能祭祀与自己同姓的人，所以立嗣必须是同姓宗族之人，不能收养异姓人为嗣子。历代法律也都禁止收养异姓子为嗣，如《唐律·户婚律》规定：“即养异姓男者，徒一年；与者，笞五十。”收养者判刑一年，送养者打五十大板。所以说董思安与董世兴的儿子成为杨氏嗣子是绝对不可能的。 乞养则为非亲属间收养，与立嗣不同，主要是基于怜悯和养儿防老，无论同姓异姓，不分男女，都可收养，也没有那么多限制。如《唐律疏议》规定：“其遗弃小儿，年三岁以下，虽异姓，听收养，即从其姓。”国家允许收养3岁以下的异姓弃儿，宋以后凡3岁以下抱养亦可。乞养子女又称“假子”、“螟蛉子”。因为女子不能承嗣，所以收养异姓女法律上并不干预，相对自由，没有现在年龄相距40岁这样的条条框框。还有另外一种情况，立嗣异姓者。在某些时候，宗的理念在承认女系也有血缘关系的自然人情面前颇有让渡之势。中国古代是很忌讳立异姓为后的，但并非说不收养异姓子，但被立之异姓，绝大部分为姻亲族属，尤其是“妻家之裔”，即出嫁的亲姐妹或女儿的儿子。在《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里可以看到不少这一类的报告：“无子者，因族中无可继承，得以外甥为嗣，但须得族中同意。”（山西省稷山县）“无子者，因族中无可继承之人，则以妻侄或姨侄为嗣”（甘肃省靖远县）。 董思安946年刺史；881年随王审知885年入闽；949年卒(949-881=68）。如若董思安1岁入闽，到逝世时为64岁；10岁入闽74岁，似乎有些玄乎。最可能的解释是董思安换成董章。同样，董兴也存在年代疑惑之处。汇谱记载，董兴生于宋太宗至道乙未年（995）--- 汇谱记载，董兴为大宋立下战功封镇于闽，仁宗庆历元年间封银青光禄大夫上柱国后赠封太尉。按历史记载，宋仁宗庆历时期的战争是宋夏战争。战争从1039年开始，长达三年之久。庆历四年（1044）宋夏和议。北宋与西夏之间发生了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等三次大规模战役，都以宋军失败而告终。虽宋在屡败之余扬言要重整决战，但实际上想与西夏握手言和。西夏虽屡胜但均系惨胜，但所掠夺所获却抵偿不住战争中的消耗，与先前依照和约及通过宋夏民间贸易所得的物资相比，实在是得不偿失。此外，由于西夏景宗元昊好大喜功，四处征战，国库空空如也、民间贸易中断后，西夏物价上涨，百姓十分困苦，四处怨声载道以及西夏与辽国出现矛盾等各种原因，使西夏不得不与宋和谈，因此，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五年（1042年）六月，元昊派遣西夏皇族李文贵前往宋朝京城东京议和，宋仁宗表示愿意接受西夏议和建议，并将谈判的全权交给太师庞籍。双方自第二年开始进行正式谈判。 笔者汇总了三大战役的宋朝将领名录如下：三川口之战，大将刘平，石元孙，许德怀，夏竦，韩琦，范仲淹，任福，常鼎。定川寨之战， 王沿，葛怀敏，景泰。延州之战，李士彬，夏元亨，黄德和，万俟政，郭尊，折继闵，曹玮，狄青（延州指挥使）。三次战役中的领导阶层均无董兴的名字。如若如此，董兴能够参加上述三次战役，应该是被大将们领导的中下层官员。下层官员即便是有战功也不会被赠封上柱国与太尉这样的高级爵勋，何况三次败仗，仁宗皇帝如何能大奖他的下属？ 关于董思安董兴的世系，泉州董氏已经延续多年。通览各房系世系派衍，大致是以董思安董兴后三世四世开始立宗。推测古代建谱至今，对于董思安与董兴的确切年代等存有疑虑，不敢不能擅自妄加评论入谱，故而跳代立宗，以表尊祖敬宗之良好愿望。董兴以后的世系派衍应该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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