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曾有学生问潘老师：“能不能发一些书法理论类的文章？
潘师回答：“可以，今期我发布的是我一个师兄李吾铭的论文。
李师兄是山西人，与我很为投缘，李师兄除了书法作品多次在全国书法比赛中获奖，其书法论文也多次在全国性期刊上发表。是我学习的楷模。
暨南大学书法研究生毕业后，李兄一直任职于湛江师范大学书法系任老师，后来当上了领导，并读完博士。
注明：部分图片，由潘永耀增补。
（原文发表于《中国书法》2015年第10期）
《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与乾嘉时期
吉金著作的编纂
李吾铭
[摘 要]乾嘉时期是清代吉金研究的发端时期，《西清古鉴》、《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吉金著作的编撰，不但代表了当时吉金研究的成就，而且影响了晚清时期吉金研究和著作的编纂，还直接推动了篆书创作对象从小篆扩大至大篆的变化。
[关键词]乾嘉时期；吉金著作；编纂；影响；篆书创作
宋代是金石学发展的兴盛时期，涌现出了一批金石学家和金石学著作。其中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赵明诚《金石录》金石兼论（吉金所占比例很小）；王黼《博古图》、吕大临《考古图》、王俅《啸堂集古录》、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王厚之《钟鼎款识》等则专论吉金。金石学经元、明两代的沉寂后，至清代复兴，涌现出更多的金石学家和著作。清初顾炎武、朱彝尊等都有金石学著作传世，但其内容集中于石刻，尚未包含吉金。乾隆年间《西清古鉴》的编撰，首开清代吉金著作编纂和研究的先河，乾嘉时期是清代吉金研究的发端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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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与乾嘉时期吉金著作的编纂
李吾铭
[摘 要]乾嘉时期是清代吉金研究的发端时期，《西清古鉴》、《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吉金著作的编撰，不但代表了当时吉金研究的成就，而且影响了晚清时期吉金研究和著作的编纂，还直接推动了篆书创作对象从小篆扩大至大篆的变化。
[关键词]乾嘉时期；吉金著作；编纂；影响；篆书创作
宋代是金石学发展的兴盛时期，涌现出了一批金石学家和金石学著作。其中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赵明诚《金石录》金石兼论（吉金所占比例很小）；王黼《博古图》、吕大临《考古图》、王俅《啸堂集古录》、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王厚之《钟鼎款识》等则专论吉金。金石学经元、明两代的沉寂后，至清代复兴，涌现出更多的金石学家和著作。清初顾炎武、朱彝尊等都有金石学著作传世，但其内容集中于石刻，尚未包含吉金。乾隆年间《西清古鉴》的编撰，首开清代吉金著作编纂和研究的先河，乾嘉时期是清代吉金研究的发端时期。
一、乾嘉时期吉金文献概况
关于清代吉金类著作的数量，目前尚无精确统计。王国维《国朝金文著录表》采录清代吉金著作21种；容庚《清代吉金书籍述评》评述24种（不含某些著作之附录）；容媛《金石书录目》收清代吉金著作160余种。另李遇孙《金石学录》收录清代金石学家“二百余人”。由此可推测清代吉金著作数量之大概。
清代吉金著作的编纂和研究，以《西清古鉴》（1749）为最早。《西清古鉴》与《宁寿鉴古》（约1779）、《西清续鉴》甲、乙编（1793）合称“西清四鉴”（亦有学者称“乾隆四鉴”），是专收内府所藏青铜器的图谱著作。其后，随着出土青铜器的日益增多，民间藏家和学者也开始编纂吉金类著作。清代吉金研究的起步时间比石刻研究晚，主要是体现为吉金著作数量不及石刻类著作多，这又与当时出土的青铜器数量不及石刻，以及吉金类著作的编纂难度相对石刻类著作大的现状密切相关。乾嘉时期的吉金类著作除“西清四鉴”外，主要有：
牛运震，褚峻《金石图说》（金石经眼录），乾隆初年成书（兼收金石）
丁敬《武林金石记》，乾隆早期成书（兼收金石，然所收吉金非商周时）
吴玉搢《金石存》，乾隆三年（1738）成书（兼收金石）
翁方纲《焦山鼎铭考》，乾隆三十八年（1773）撰成
黄易《丰润古鼎图释》乾隆四十二年（1777）成书
张燕昌《金石契》，乾隆四十三年（1778）成书（兼收金石砖瓦等）
张埙《张氏吉金贞石录》，乾隆四十五年（1780）成书（兼收金石，石刻为主）
钱坫《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嘉庆元年（1795）成书
毕沅、阮元《山左金石志》，嘉庆二年（1796）成书（兼收金石）
吴东发《商周文拾遗》，成书于嘉庆八年（1802）之前
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嘉庆九年（1804）成书
阮元《积古斋藏器目》，嘉庆九年（1804）成书
王昶《金石萃编》，嘉庆十年（1805）成书（石刻为主，吉金很少）
以上著作基本反映了乾嘉时期的吉金研究状况，纯粹的吉金著作并不多。这些吉金类著作据其内容与体例，可粗略分为图像与文字两大类：“西清四鉴”、《金石图说》（金石经眼录）、《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等属于图像类著作；《商周文拾遗》、《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则属于文字类著作。也有的图文并茂，如《金石契》等，不过仍以文字为主。宋人开创了吉金著作的编纂体例，并被乾嘉时期吉金类著作因袭。如《西清古鉴》、《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体例仿王黼《博古图》；《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体例仿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等。乾嘉时期的吉金著作尚未体现出自己的特色，直到同光时期甚至更晚，类似吴大澂《说文古籀补》著作的出现，才体现出清代吉金研究的水准和特点，故晚清时期是清代吉金研究的鼎盛时期。
就吉金研究的水平而言，无论是对青铜器名称的确定，还是对铭文的释读考证，乾嘉时期的吉金研究尚处于上承宋代，下启晚清的过渡阶段。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堪称乾嘉时期吉金研究水平的代表，“是研究清代所见古铜器铭文的头一部书，起了领导的作用。”下文以此书为例，分析乾嘉时期吉金研究与著作编纂概况。
二、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的编纂与体例
1．成书过程与版本情况
阮元在编纂《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以下行文简称“阮著”）之前，曾于嘉庆二年（1797）重刊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以下行文简称“薛著”），并为序云：“今据吴门袁氏廷梼影钞旧本，及元所藏旧钞宋时石刻本，互相校勘，更就文澜阁写本补正之，似可还薛氏旧观。”于嘉庆七年（1802）重刊王厚之《钟鼎款识》并跋云：“嘉庆七年，予得此册于吴门陆氏，加以考释，摹刻成书，更因诸跋所未及者，略识之。”这为阮元编纂新的吉金著作奠定了基础。
嘉庆七年（1802）冬，阮元命朱为弼编纂《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九年（1804）秋完成并刊印。（图1）阮元序曰：
古器铭字多者或至数百字，纵不抵《尚书》百篇，而有过于汲冢者远甚。……余心好古文奇字，每摩挲一器，搨释一铭，俯仰之间，辄心往于数千年前，以为此器之作，此文之铸，尚在周公、孔子未生以前，何论秦、汉乎？……友人之与余同好者，……各有藏器，各有搨本，余皆聚之，与余所自藏自搨者，集为《钟鼎款识》一书，以续薛尚功之后。薛尚功所辑共四百九十三器，余所集器五百五十，数殆过之。……聚一时之彝器摹勒为书，实可使一时之器永传不朽，即使吉金零落无存，亦可无憾矣。平湖朱氏右甫，酷嗜古金文字，且能辨识疑文，稽考古籍国邑大夫之名，有可补经传所未备者；偏旁篆籀之字，有可补《说文》所未及者，余以各搨本属之编定审释之。
由此可知，此书的编纂动机源于阮元对铜器铭文的文献价值的高度肯定和对保存青铜器铭文的强烈愿望。编纂过程中得到了众多友朋门生襄助，其中朱为弼承担拓本的编定审释工作，阮元则总成协调，商讨考释。
另朱为弼在编纂过程中的手稿《积古斋钟鼎款识初稿》二册（外签题《鉏经堂金石跋》），经阮元修订并改题为《积古斋续钟鼎款识》（图2右）。《伯右甫吉金古文释》二册，亦为朱为弼编纂过程中的稿本。这两种手稿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由朱为弼从孙朱之榛以《积古斋钟鼎款识稿本》为名石印出版，共四卷，附卷一卷。杨岘题签（图2左），附卷收朱善旂、朱之榛、叶志诜等学者题跋。
图2《积古斋钟鼎款识稿本》光绪三十二年（1906）石印本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
《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最早的版本是嘉庆九年（1804）家刻本（亦称文选楼本），此外，还有光绪五年（1879）武昌刻本（杨沂孙校本；章炳麟批本）、光绪八年（1882）抱芳阁刻本（王国维、罗振玉校注）、光绪九年（1883）后知不足斋丛书本、光绪十九年（1893）上海积山书局石印本、光绪二十三年（1897）上海醉六堂石印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另有《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二卷皇清经解本等。嘉庆九年家刻本经诸多学者批校，又有十余种：王筠校注并跋本；贝墉跋本；陈耆古、陈宗彝批识并跋本；何绍基批注本；杨沂孙订校并跋本；杨沂孙批识并跋本；赵熙文校本；潘祖荫批校本；潘祖荫校本；吴大澂批校本；顾廷龙跋并录翁树培、叶志诜、潘祖荫、龚橙、吴大澂、汪鸣銮校，王同愈、顾颉刚、容庚、董作宾、唐兰、刘节、闻宥、商承祚跋本等。
2内容与资料来源
《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十卷，共收录有款识铜器550件，其中商器173，周器273，秦器5，汉器92，魏器3，晋器4。较之薛著所收铜器数量更多。而且书前有阮元《商周铜器说》上下、《商周兵器说》及序言，书末有朱为弼后序。阮元所撰序及文，体现了他对青铜器铭文价值的深刻认识，是其吉金研究的代表成果，其学术自觉性远过于“西清四鉴”，堪称清代吉金研究的先声。
阮著所采用青铜器铭文均取自搨本和摹本，并据经史对器名、铭文释文等进行考证。书中所收铭文，除来自阮元己藏外，还有不少来自各同道友朋的藏品。阮元自序云：
友人与余同好者，则有江侍御德量、朱右甫为弼、孙观察星衍、赵银台秉冲、翁比部树培、秦太史恩复、宋学博葆醇、张解元廷济等，各有藏器，各有拓本，余皆聚之，与余自藏自搨者，集为《钟鼎款识》一书，以续薛尚功之后。
这一长串名单说明了阮著资料的来源。尽管阮元自己收藏青铜器数量不菲，但仅凭其一己之力仍难以支撑编纂此吉金著作，故向同道征集彝器铭文拓片。此举宋代已如此，清代亦然。
3编纂体例与学术价值
阮著编纂体例是仿薛著的。全书将所收彝器款识按商、周、秦、汉、魏、晋时代先后为序，各时代内再按器形分类。正文分三部分，首先是所采铭文之彝器名称，然后是款识原文与释文，最后是考释。
作为研究青铜器铭文的著作，对字形的精准获取是关键。孙诒让《古籀拾遗》序指出，薛著旨在“鉴别书法，盖犹未刊集帖之陋，故其书摹勒颇精，而评释多谬。”但至清代，薛著中曾著录的彝器原物有些已佚，那些已佚彝器铭文阮元只能从薛著中摹录。如阮著卷一中的“董武钟”、“鹿钟”、“旅钟”铭文就是从薛著中摹出的。而阮元所藏以及能搜集到的青铜器铭文，则直接从拓片摹录。这一做法相较于《西清古鉴》中铭文的对器临写，是一大进步。
阮著的考释文字中，均注明铭文的来源出处，这一方面是遵守学术规范，另一方面也是对提供资料的同道的尊重。考释部分的重点，是结合经史考证释文和铜器的相关情况，体现了阮元“以金证经”的思想。在借鉴当代人研究成果时，阮元也一一注明，体现出严谨的学风。如卷一“董武钟”的考释部分，首先声明了铭文的来源：“右董武钟钲间铭六字，两栾四字，右栾第一字不可识。此与下二器皆据王氏复斋钟鼎款识搨本摹入。”在考证部分引用了当时学者的成果：“海盐吴侃叔东发云，‘动’古通‘董’。”并结合经典进行考证：“《周礼·春官·大祝》辨九，四曰振动。郑大夫云：‘动读为董’。《書》亦或为‘董’，作钟铭，故曰董武。《左》昭十三年传云：‘董之以武师’是也。”此数句非常鲜明地体现了阮元“以金证经”的学术理念。接着根据铭文字形对“董武钟”进行断代分析：“嘉定钱献之坫云：‘古戎从甲。’《秦绎山碑》‘戎’从‘十’。‘十’本古文‘甲’字。‘吴’古‘虞’字，此篆奇古，是商初之器。”（甲骨文“甲”写作“十”。）
《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成就之所以能迥出时人，与其借鉴宋代和当代吉金研究成果，如薛著、《西清古鉴》等有直接关系。但阮著仍有不足，对此孙诒让《古籀拾遗》，容庚《清代吉金书籍述评》等已有校正和分析。尽管如此，阮著仍对后世吉金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三、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的影响
1对吉金文献编纂的影响
阮著的编纂体例虽是继承薛著，但其严谨的学术态度和“以金证经”的研究理念，仍是当时开风气之先者。阮元之后又继续增补成《阮氏钟鼎补遗》二卷。还有王仁俊《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补遗》一卷，《积古斋钟鼎彝器便草》一卷等续补之作。阮著在编纂中注明铭文来源，引用他人观点注明出处，并将吉金铭文与九经并重等做法，对其后的吉金著作编撰均有明显的影响。如方濬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三十卷，有民国二十四年（1935）商务印书馆石印本。该著卷首亦有彝器说三篇，其中下篇考藏列举汉、晋、南北朝至唐好尚之可考之古器，可补阮著之阙。其正文体例亦为摹录款识、附释文、考释等几部分，很明显为仿阮书而作。
阮著由于收录资料丰富，也成为后代编纂吉金著作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如刘心源《古文审》八卷，其所收铭文取材于阮著者不少；吴大澂撰《说文古籀补》，不但将阮著作为资料的主要来源之一，还屡屡借鉴阮著的研究成果。
2对文字学研究的影响
清代金文研究的整体水平比宋人高，而晚清时期又是清代金文研究的高峰，乾嘉时期则只是清代金文研究的发端阶段。在研究方法和成果上，乾嘉时期的金文研究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成果，都还介于宋代与晚清之间，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为晚清金文研究达到高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乾嘉时期的金文研究则以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为代表，许多后代的文字学著作都受到阮著影响，或学习其研究方法，或借鉴研究成果，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吴大澂《说文古籀补》。
吴大澂《说文古籀补》成书于光绪九年（1883），二十一年（1895）又进行了增订，是清代第一部专门收集、考释秦以前各种古文字形的字典，以收集字形范围广、考释精审为人称道。其字形来源以金文为主，兼收玺印、砖瓦文等，体例与《说文解字》同，目的在于弥补《说文解字》对古籀字形引用少之不足。这一编纂动机很可能受到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的启发，因为阮元很早就注意到《说文解字》在保存古籀文方面的不足：“平湖朱氏右甫，酷嗜古金文字，且能辨识疑文，稽考古籍国邑大夫之名，有可补经传所未备者，偏旁篆籀之字，有可补《说文》所未及者，余以各拓本属之编定审释之。”在字形的获取上，吴大澂选择了与《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同样的方法，直接从拓片摹录，并且注明字形的来源出处。而对于未见拓本的字形，则坚决不采用。在研究成果上，采纳阮著的更多。《说文古籀补》正文十四卷中屡屡借鉴引用阮元成果，在附录中，吴大澂无法确定的字更是直接将阮元的考释结果附上，显然有将阮元作为借鉴对象的用意。当然吴大澂也借鉴了其他当代学者如张廷济、翁方纲、陈介祺、杨沂孙等的研究成果，兹不备举。
3对篆书创作的影响
清代的篆书创作在乾嘉以前，仍限于李斯、李阳冰小篆窠臼，尚无金文大篆的创作。随着《西清古鉴》、《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吉金著作渐次刊行，金文逐渐进入书法家的创作视野。金文成为清代书法家篆书创作的对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最先接触并研究金文的是钱坫、阮元等金石学家。他们在编纂吉金著作时，需要大量收集和摹拓青铜器款识，并细心摹录校释。所以，在此过程中，金文先天所具有的美感逐渐为金石学家注意，金文也逐渐从经史研究的史料开始转变为书法审美的对象。金文笔画的凝重和轮廓的斑驳，笔画交叉处的如熔金流走，对金石学家造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阮元曾这样描述他眼中的金文：“一字写成百凝注，那如隶草任人挥。”“秋斋搨字响登登，游素摹成一片冰，屋漏折釵皆不似，浓如挑漆结如绳。”阮元对青铜器铭文所具有的独特面貌有非常直观的感受。
图3 阮元临颂壶四条屏
钱坫是清代较早以金文进行创作的书法家之一。钱氏精于金石之学，其《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成书比阮著还早。也正是此原因，钱坫的篆书创作很早就主动吸收了金文的特点。阮元也有临摹金文的作品传世（图3），而朱为弼已经完全用金文进行创作（图4）。之所以他们能首开以金文进行创作的风气，原因即在于他们比别的书法家更早和有更多机会接触吉金铭文。他们在编纂吉金著作时亲自摹录金文拓片，在此过程中逐渐加深了对金文的认识和理解，走到了时代的前列。阮元幕府中有不少学者受此影响，开始主动临摹金文或以金文创作，如陈寿祺（图5）、程恩泽、张廷济等。他们的金文创作实践，打破了清代篆书创作小篆一统天下的局面。但从大的范围来看，乾嘉时期用金文进行篆书创作尚未形成风气，尚处于起步阶段，真正形成风气，要到晚清时期。
朱为弼先生书联
图4朱为弼的金文创作（选自《中国美术全集》）
题识：散氏盘铭古趣盎然钟鼎文之上乘也，维之陈寿祺。
钤印：陈寿祺章、维之
图5陈寿祺临《散氏盘》铭
晚清时期随着吉金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吉金著作刊行更多，流布愈广，金文在篆书创作中成为与小篆分庭抗礼的字体，并且介入了篆刻创作领域。其代表书家有吴大澂、陈介祺、吴昌硕、黄士陵等。而篆书、篆刻创作范围扩大到金文大篆，这一转变不能不归功于钱坫、阮元等学者的吉金研究与吉金著作的刊行，以及他们身体力行进行金文大篆创作的实践。虽然当时宋代的吉金著作也有流传，但真正引起乾嘉时期书法家们对金文关注的兴趣的，还是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吉金著作。可见乾嘉时期的吉金研究和著作编纂对当时篆书创作之影响。
此外，在全形拓上的题跋，也受到吉金著作编纂的影响。目前所见最早的全形拓作品出自乾嘉时期的释六舟之手，他在全形拓上的题跋，内容大多为记录拓片制作的时地，以及器物来源流传等信息，很少对青铜器铭文进行过录和考释。而这一做法到晚清时期有了改变。如吴大澂在全形拓片上的题跋内容主要是器物名称、铭文释文和考证等（图6）。而与六舟同样擅长制作全形拓的黄士陵，则经常在全形拓片的题跋中过录铭文释文，并注明出处。（图7）这种全形拓以及题跋，从内容上看与编纂吉金著作基本相同，黄士陵的题跋更直接抄录吉金著作中的铭文释文。此种转变的发生，其最直接和主要的原因，正与吉金著作的编纂日益增多，流布日益广泛，影响日益明显密切相关。
图6吴大澂全形拓题跋（选自《吉金留影——青铜器全形摹拓捃存》）
图7黄士陵全形拓题跋（选自《吉金留影——青铜器全形摹拓捃存》）
黄士陵绘彝器全形拓四条屏 私人藏
总之乾嘉时期是清代吉金研究的发端时期，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代表了当时吉金研究的最高水平。它不但领导了乾嘉时期吉金著作编纂与金文研究，也深刻影响了晚清的吉金和文字学研究，篆书、篆刻创作，全形拓题跋以及金石学的发展。
（原文发表于《中国书法》2015年第10期）
以下为潘永耀补充图
吴大澂藏彝器全形拓六条屏（局部） 上海图书馆藏
吴大澂藏彝器全形拓六条屏（局部） 上海图书馆藏
吴大澂藏彝器全形拓六条屏（一、二）
纵132cm 横42.5cm
上海图书馆藏
吴大澂藏彝器全形拓六条屏（三、四）
纵132cm 横42.5cm
上海图书馆藏
吴大澂藏彝器全形拓六条屏（五、六）
纵132cm 横42.5cm
上海图书馆藏
吴大澂藏彝器全形拓六条屏（局部） 上海图书馆藏
吴大澂题丼（dan）人钟全形拓
纵120cm 横58.5cm
私人藏
黃士陵特展作品欣賞 書畫部分
博古圖 86*32cm 1896
周佰頵鼎博古圖 94.4*42.4cm 1889
蔓鼎博古圖 123.5*51.2cm 1893
漢陶陵鼎博古圖 81.3*34.1cm
周尹格卣圖 85*35cm
節臨毛鼎銘文 32.6*60.8cm
趩尊博古圖 32*60cm
四季花卉博古圖四條屏 每幅73.3*40.7cm 1898
四季花卉博古圖四條屏 每幅73.3*40.7cm 1898
高敦父彝博古團扇 直徑25.5cm 1890
篆書四條屏 174*45cm 1893
篆書四條屏 162*44cm 1901
各體篆書四條屏 140*34cm 1886
四言聯 93*21cm 1901
七言聯 137*31.5cm 1892
七言聯 139*32cm 1890
十三言聯 132.5*32cm 1890
七言聯 135.2*32.3cm 1888
七言聯 137*31cm
擬天璽碑 51.6*24.2cm 1889
黃牧甫書翰冊 25*12.5c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