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地处华东腹地，襟江带淮，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这里人杰地灵，人才辈出，是中华灿烂五千年文明史中精彩的一张。他为中华民族的社会进步、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远古、夏商周及春秋战国时期
一、大禹
大禹：传说舜令禹治水，禹来到怀远县见一大山阻滞淮水，水不能下，就克服重重困难，把山一分为二，淮水得以畅通，此山变为今天的涂山和荆山。禹与涂山女相爱并结婚，禹由于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涂山女在家门前期盼禹的归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化为石人，至今还站在涂山南麓。安徽人为了纪念禹的功绩，在涂山上建了禹王庙，世世代代不忘禹治淮的功绩。
二、管仲
管仲 安徽颍上人，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在齐国为相，他采取以系列措施，在国内改革内政，发展生产，革新军事，在外交上采取‘尊王攘夷’的策略取得成功，齐国日益强大，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管仲成为春秋名相，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改革家之一。
管仲，年少家贫，年轻时与鲍叔牙结为好友。两人一起经商，赚钱时，管仲总是多拿些，有人背后议论此事，鲍叔牙说，这不是挂管仲贪财，是因为他家太贫穷。两人一起打仗，管仲总是躲在后面，退却时总是先跑，遭到别人的非议，鲍叔牙又说，他不是怕死，是因为家里有老母。鲍叔牙这种宽以待人的品德，使管仲深受感动，动情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后人将朋友间这种真诚情谊称之为‘管鲍之交’。
三、李耳
李耳（又名聃）（约公元前580—前500年），春秋末年楚国人，出生在今涡阳县，曾任周守藏史。他是道教学派创始人，传说中的老子。相传《道德经》一书是他所著，他提出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老子提出了一个超绝一切的虚无本体，叫做“道”，又叫“大”。“道”是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认为道是“万物之宗”，提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德经》第40章）。认为各种事物都有对立面，如“有无相生，难易向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合，前后相随，恒也。”并认为对立的双方可以互相转化，这是老子（《道德经》）精华所在。
老子的社会政治和人生主张是“无为”，认为“无为”方可“无不为”，倡导无为而治，崇尚自然，道家以“自然”为最高范畴，“人发地，地发天，天发道，道发自然”（《老子》第25章）。老子的理想生活是“至治之极”的小国寡民，在这个社会里人们远离相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道德经》第18章）。老子认为儒家的仁义礼智是虚伪的，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复归于人的本性，回归“自然”。
四、庄子
庄子（公元前369年？—前286年？），春秋战国蒙（今蒙城县）人，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载，他曾做过蒙地的漆园吏，楚威王听说他有贤才，曾“使吏厚币迎之，许以为相”，但他说他不愿受官场的玷污和羁绊，并表示“终身不仕，以快吾志，”后隐居终老一生。
庄子是继老子之后道家学派的又一代表人物。他生活在战国中期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他承袭了老子的思想，对老子所讲的“道”作了进一步的说明，认为人通过修炼可以得“道”，得了“道”就可以与“道”同体，我就是“道”，“道”就是是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更进而导向虚无和相对主义，并在老子的“出世”基础上，倡“超世”、“顺世”、“游世”，认为“虚以己游世”是人生最高境界，而“心斋”、“坐忘”则达到这种境界的修炼办法。他竭力逃避现实，去追求一种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对新的社会现实极为不满，痛恨“窃钩者诛，窃钩者诛侯”的不公平现象。认为人不可战胜自然，“有用”不如“无用”，因而道家的“绝圣弃知”、“无为而治”的思想在他身上表现的更为突出。庄子的这种消极、颓废，只求精神上自我解脱的思想，在他的散文中体现的尤为突出，对后代的知识分子有较大的影响。
道家的“出世”于儒家的“入世”共同构筑了战国时期的人生态度，士大夫进可以“入世”，治国平天下，退可“出世”，归隐林泉。统治者既可用儒家学说求得文治武功，又可以用道家学说确保休养生息。“儒道互补”也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框架。
庄子著作有《庄子》一书，是先秦杰出的哲学著作，也是散文的典范。《庄子》散文的基本特征是：想象丰富，构思奇特，充满了浪漫主义精神。《逍遥游》是《庄子》内篇的首篇，从内容到形式都最能体现庄子文章的特色。
其次，《庄子》的文章运用大量的比喻和寓言故事来进行说理，使抽象的哲理论文成为形象生动的文学散文。如：《庄子·逍遥游》中写藐姑射山的神人“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又如：“怒起臂以当车辙”（《庄子·人世间》）的螳螂来比喻不自量力的人等等。寓言故事如《庖丁解牛》（《庄子·养生主》），旨在说明养生之道，《触蛮之争》（《庄子·则阳》）用于讽刺诸侯战争，用“望洋兴叹”的故事讽刺见识少而又自高自大的人，等等不胜枚举。
此外，《庄子》中的文章对事物描写细致，纤行毕露。鲁迅曾评价说：“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汉文学史纲要》）”。
两汉及三国时期
五、桓谭
桓谭（公元前23—公元56年），沛国相（今淮北市）人，两汉之际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著有《新论》一书，现存有辑录本。
他攻击谶记纬书是“奇怪虚诞”之事，他反对一切灾异迷信，认为“灾异变怪者，天下所常有，无世而不然”（《新论·谴非篇》）。把灾异作为上天警告的说法是荒谬的。还反对方生术士所宣扬的“长生不老”、“化羽为仙”的神仙思想，认为服“不死之药”就可以长生不老是根本不可能的。提出‘烛火喻形神’的论题。意思是说精神不能脱离形体而存在，与蜡烛的关系一样，没有烛，火也不能独行虚空之中；没有形体，精神就失去存在的基础。人一旦气尽而死，也就如同火烛一样形神俱灭。桓谭藐视权势，当着刘秀的面表示对谶纬的藐视，结果被贬。他所阐发的唯物论和无神论观点，对后来的唯物论思想家王充影响很大。
六、焦仲卿和刘兰芝
焦仲卿和刘兰芝，被誉为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五言长篇叙事诗的《孔雀东南飞》，原名《焦仲卿妻》，诗作于东汉末年，故事发生在江淮。长诗叙述了庐江郡（今潜山县）小吏焦仲卿与妻子刘兰芝用生命反抗封建礼教争取婚姻自由的故事，全诗353句，1785字，结构宏伟严谨，情节曲折生动，人物性格鲜明，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杰作。
七、华佗
华佗，（？—208年）是沛国谯（今亳州市谯城区）人，东汉末年一位优秀的民间医生，医学家。他淡泊名利，立志‘以医济民’，足迹遍及江淮及中原地区，深受人们的爱戴。
华佗医术高明，擅长治疗各种病症，精于方药、针灸，尤其精于外科。他能够“刳破腹背”剪截冲洗肠胃，甚至动脑外科手术（《后汉书·方术列传》）。他曾为关羽刮股疗毒，后来要为曹操动脑部手术而被杀害。他还发明了一种麻醉剂，叫‘麻沸散’，手术前饮用，病人“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三国志·华佗传》），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麻醉剂，比西方麻醉剂的出现早1000多年。他观察五种动物的活动姿态，创造了一套‘五禽戏’用来锻炼身体。相传他的徒弟吴普长期作‘五禽戏’，活了90多岁，去世时还‘耳目聪明，牙齿完坚。’
八、曹操父子及建安文学。
（一）曹操（公元155—220年），字孟德，沛国谯（今亳州市）人，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出生于官宦地主家庭，“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三国志·魏书》）。年二十举孝廉，任洛阳北部尉，开始踏上仕途。镇压黄巾军，讨董卓，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迎献帝到许县（今河南许昌），至此，“挟天子以令诸侯，”控制了中央政权。胁迫汉献帝拜为大将军及丞相，后又分为魏王。其子曹丕代汉称帝，追尊他为武皇帝。
曹操十分爱好文学，颇有修养，一生戎马倥偬，始终不忘读书、写作。《魏书》说他“御军三十多年，手不舍书，……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即成乐章。”
曹操是建安文学的开拓者，其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创作方面，从诗歌形式和艺术风格上看，曹操是一位富有革新精神和创造个性的诗人。他以简约的文辞，朴质的形式来反映动乱的现实，披露自己的胸襟，作品具有悲凉慷慨、气势豪健的特点。他的代表作有《蒿里行》、《龟虽寿》、《观沧海》等。
曹操的散文也很有特色，为文不受传统思想和形式体制的约束，信笔直书，不加雕饰，真切动人，别具一格。如《让县自明本志令》，以简洁朴实的文笔大胆直率地自叙其身世和志怀，具有清峻、通脱的特色。鲁迅说他“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胆子很大”，“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晋风度及文章药及酒之关系》）。曹操的散文与其诗歌一样，开创了建安文学的新局面。
（二）曹丕，（公元187—226年），字子桓，曹操次子。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为五官中郎将，操死，袭位为魏王。公元220年，废汉献帝自立，国号魏，都洛阳，改元黄初。在位七年，四十而终，谥文帝。其在政治上无多大建树。
曹丕的文学造诣很深，他曾自言：“少咏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典论·自叙》）。史称其“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他的《燕歌行》二首，堪称我国七言诗体之祖。胡应麟赞其“开千古妙境”（《诗薮》），洵非虚誉。曹丕还开创了文学批评的新风气，其《典论·论文》是我国文学史上现存的第一篇批评的转论。在文中突破了儒家的传统观念，强调文学的价值和作用，阐述文章的体裁和特征，探讨作家的气质才性和作品风格的关系，指出文学批评应持的正确态度。曹丕的观点反映了建安时期文学观点的最大变化，表明文学已经开始走向自觉的时代，他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都有积极的影响。
曹丕的文章，通脱自然，文笔清绮，既有建安新风，又有鲜明的个性。其诗歌，清丽柔媚，谐婉动人。沈德潜称其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古诗源》），诚为肯綮之言。
（三）曹植（公元192—232年），字子建，曹操第四子，曹丕同母弟。从公元211年封平原侯、214年改为临淄侯，221年改为陻城侯。因生前曾封陈地，死后谥号为“思”，故后人称之为“陈思王”。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文学家，其文学创作以曹丕称帝为标志，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的才华深得曹操的欣赏，曹操很想立他为太子，其代表作有《白马篇》、《明度篇》等主要表现其理想和抱负，具有一定的奋发进取精神，充满了豪壮乐观的激情。后期受到曹丕的猜忌、压抑和迫害，屡遭贬爵徙封，因此，处境困难，心情压抑。生活的剧变使其创作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后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他的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揭露统治阶级内部骨肉相残的惨酷现实，表达自己反抗迫害的决心和渴求自由的愿望。写有痛兄弟相残的“七步诗”《煮豆燃豆箕》和“闲居非我志，甘心赴国忧”的《杂诗》及《七哀》、《赠白马王彪》、《野田黄雀行》等，其作品哀怨有加，情思悲愤。
曹植文思明敏，才华出众，，诗歌、辞赋和散文都有突出的成就，尤以诗歌为最。在建安诗人中他存诗最多，共有90多首。其诗汲取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的艺术营养，讲究内容的充实、语言的华美、情感的抒发和形式的精巧。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钟嵘《诗品》）的特点。在建安诗歌从汉乐府脱胎而文人化的过程中，曹植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五言诗的发展他起了重要作用。曹植的辞赋和散文也不乏佳作。《洛神赋》是其赋中的名篇，想象丰富，状绘细腻，极富艺术感染力。《与杨德祖书》、《与吴季重书》是两篇著名的散文书札，文采焕发。意气恣肆。钟嵘《诗品·序》说曹植是“建安之杰，”皎然《诗式》说“邺中诸子，陈王最高”。从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来看，大都不能不确认曹植是建安文学的杰出代表。
九、周瑜
周瑜（175—210），字公瑾，庐江郡舒（今舒城县）人。三国时吴国名将。出身官僚家庭，精于兵法。先后辅佐孙策、孙权兄弟，开辟了江东大业。公元208年，曹操帅大军大举南下攻打孙刘联军，周瑜是孙刘联军的主要指挥者之一，他用“连环计”让曹操把战船锁在一起；用黄盖“苦肉计”诈降，做内应；用“反间计”，让曹操杀死了熟悉水性的大奖；火烧曹军船队，后亲自率领精兵，大败曹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赤壁之战中孙刘联军的胜利，初步确立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
周瑜不仅深谙军事，而且精通音乐。即使在喧闹的酒宴上，他也能分辨出乐曲的对错，后人赞道‘曲有误，周郎顾’。
十、鲁肃
鲁肃（172—217，）东城（今定远县）人，周瑜死后，统领其军。他富于远见卓识，长于战略谋划。他最早提出联合刘备抗击曹操的主张，积极推动组成孙刘联盟。鲁肃积劳成疾，死于军中，年仅46岁。
十一、吕蒙
吕蒙（178—219），字子明，汝南富陂（今阜南县）人。鲁肃卒，代领其军。后智破荆州，迫使关羽败走麦城，计擒关羽。不久，病死孙权内殿，时年42岁。
吕蒙年少时由于家贫，识字不多，在孙策部下当兵，冲锋陷阵，作战勇敢。后来他发愤学习，博览群书，学问大增。一次鲁肃来见吕蒙，赞叹他‘学识渊博，非复吴下阿蒙’，意思说他不再是初来江东的小吕蒙了。吕蒙则笑着说：“士别三日，即当刮目相看”。
十二、嵇康
嵇康（223—263年），字叔夜，魏谯郡（今宿州市）人，幼年早孤，家境贫寒。《晋书·嵇康传》说他曾以打铁谋生。因于魏宗室有婚姻关系，故曾在魏为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
嵇康是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他隐居20年，为著名的“竹林七贤”（阮籍、嵇康、石涛、向秀、王戎、刘伶、和阮咸）之一。
嵇康性情孤高，为人耿直，不肯沉落流俗，追逐名利。好老庄之学，反对虚伪的礼教。他对儒学进行了直接的、猛烈的进攻，认为统治者制定民分、宣扬仁义是禁锢人们的思想，反对君君、臣臣，对儒家的君为臣纲的思想进行了攻击，难能可贵的是他提出了带有民主性的政治思想—“以天下为公“（《答向子期难养生论》）。他刚介疾恶，锋芒毕露，对司马氏的残暴统治极为不满，公开宣称拒绝与司马氏政权合作，大胆地与统治者进行正面的对抗，因此被司马氏所不容而被诬害处死，时年40岁。
他继承了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崇尚自然；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原气，世界万物都是由原气生成的；还明确提出“形神相即”的观点，即精神和形体不可分离。
嵇康不仅是唯物主义思想家，还是文学家。嵇康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嵇康的论文，比阮籍的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与山巨源绝交书》、《声无哀乐论》等为其代表作。他的诗现存50多首，长于四言诗。他的四言诗能够脱离出《诗经》藩篱，诗风清新，直抒胸臆，韵味浓厚深远，代表作有《太师箴》等。
嵇康还精通音乐，善弹古琴，所弹《广陵散》，富有创造性和感染力，可谓“声调绝伦”。他创作的《长清》、《短散》、《七则》、《短则》四曲，有“嵇康四弄”之称。
十三、王番
王蕃，三国庐江郡（今庐江县）人，我国著名的天文学家。他博学多才，撰写的《浑天象说》，发展了张衡的浑天说。他指出，天地的形状像一只鸟蛋，天包着地，就像卵壳包裹着卵黄；天可以自由运转，形状浑圆，所以叫着浑天。浑天的天球一半在地面上，一半在地面下，每日运转一周，日月星辰附在天壳上随着他运转。他把天地的形状及位置关系、天球和天体运行的方式描述的清清楚楚，较为完整的叙述了浑天说理论。
隋唐五代十国
十四、杨行密、
杨行密，字化源，原名行愍，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他小时候就成了孤儿，因此性格内向，喜欢独处。成年后的杨行密力气很大，据说可以轻而易举地举起一百斤重的东西，而且日行三百里。唐朝末年，各地的农民起义不断，杨行密为了生存也参加了江淮的起义，后来被抓。一般情况下不是处死就是入狱，但刺史却被他很有英雄气的相貌打动了，路上放他了。
后来，杨行密在州里募兵的时候参加了本地的军队，由于他有勇有谋，在和秦宗权的战斗中经常立功，所以很快就升为队长，不久又被派到朔方（今宁夏灵武西南）守边服役。一年后期满回来，但他的上司不喜欢他，又让他到边疆戍守，军吏假装好言劝说，还问他需要什么，杨行密大声呵斥道：“就少你的脑袋！”说完，军吏的人头应声落地。杨行密杀了军吏，然后召集了一百来号人，发动了兵变，自称为“八营都知兵马使”，当地的刺史郎幼复吓得落荒而逃，杨行密就趁势接收了城内的军队，占领了庐州。唐朝廷承认了既成事实，任命他为庐州刺史。杨行密知人善任，选拔有才能的人任地方官吏；招募流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同时，他还躬行节俭，轻徭薄赋，注重和周围地区发展贸易。不久，他得到人民的拥护，在藩镇割据的斗争中消灭了淮南地区的割据势力，占据扬州，唐政府又封他为淮南节度使。后来他建立吴国，自称吴王。
十五、李绅
李绅（公元772—846年），字公垂，谯周亳县（今亳州市）人。因身材短小精悍，时号“短李”，常寓居润州无锡。
李绅从小就很聪明，怀有救世济民的志向，但又感到知识的贫乏，说自己：“徒怀利物心，未怀藏身宝”，因而刻苦学习，早有诗名。二十七岁（公元807年）进士及第，补国子助教，辞职，历经颠沛流离，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被召回长安，授左拾遗。穆宗即位，授翰林学士知制诰。这时和元稹、李德裕亦同在翰林，时号“三俊”，后又迁任中书舍人等职。
李绅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之际，他的诗为了进一步表达下层人民的疾苦，反映现实社会，没有为五七言的形式所局限，而是“或长句，或五言，或歌或吟，齐梁不一其辞。乃由牵丝所属尔”（《唐诗纪事》）。其代表作有《悯农》二首、《长门怨》等。
十七、张籍
张籍（公元776—830年），字文昌，和州乌县（今和县）人（《唐书》本传）。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在长安登进士第，后为太常寺太守，直到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经韩愈（“学有师法，文多古风，沉默静退，介然自守，声华行实，光映儒林”（《举荐张籍状》））举荐任秘书郎除国子博士。明年迁任水部员外郎后任国子司业等职。
张籍的文学成就主要是现实主义诗歌。他长期生活在社会的下层，面对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统治者肆意掠夺的社会现实，诗人在诗中抒发了强烈的感叹。如：《野老歌》、《董逃行》、《征夫怨》等。
十八、杜荀鹤
杜荀鹤（公元846—907年），自彥之，池州（今石台县）人。出身寒门，家境极为贫苦，自述：“三族不挡路，长年犹布衣，”（《寄从叔》）又说：“四海无寸土”（《湘中秋日呈所知》），“天地最穷人”（《郊居即事投李给事》）。青年时多次赴长安应试，无果而终，直至46岁（公元892年）始进士登第。乡居数年，为宁国节度使田君的幕僚。朱温篡唐称帝，被任为翰林学士，不久逝世。 杜荀鹤生活在唐末阶级斗争空前尖锐的时代，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处于贫寒的地位，使他有较多的机会接触社会，目睹了唐帝国土崩瓦解、军阀混战、官吏贪暴、民不聊生的动乱局面。他持有“诗旨未能忘救物”（《自叙》）的进步文学主张，关心教化，关心时务。他认为诗歌可以影响起到传播教育作用，“一句我自得，四方入已知”。并认为可以影响后代，“雅篇三百首，留作后来师”（《维扬逢诗友张乔》）。他提倡仁政，颂扬善政，反对暴政，写下了不少反映人民苦难的诗篇，《山中寡妇》、《再经胡城县》等都具有现实意义和战斗精神的杰作。
杜荀鹤在进士及第时将自作的诗编定为《唐风集》，有诗300多首，全部是五、七言近体，尤以七律为多。他继承了白居易新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以格律严谨的近体，特别是七律，来揭露矛盾，反映现实。这些诗不用典，不雕琢，使七律的语言通俗、浅近，达到口语化的境地，形成平移质朴的艺术特色。在唐末的现实主义诗人中，他的成就是比较突出的。
宋元时期
十九、包拯
包拯（999—1062年），北宋泸州（今合肥市）人。他28岁在河南开封考中进士。历任天长知县、江宁知府、开封府尹、检察御史、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枢密副使等职，死后被封为“包孝肃公”，故人称“包公”。
包公是历史上著名的清官。他执法严明，不畏权贵，不徇私情，为百姓所称道。他面对北宋中期的统治危机，提出了整顿吏治的主张，同时关心百姓的疾苦，经常为百姓请命。
包公用人的原则是“惟贤、惟才”。他认为当官的人，举外不避仇，内举不避亲，惟贤、惟才是举；选拔官员，首先的是知人，知人而后能用人，用人而后能信人。同时，他认为国家官吏以中央官员为重，他们是执掌“大器”的人才，应经过考试等严格的选拔程序才能任用。地方官中县令很重要，县令是“民父母者”，直接为百姓办事情的。这些都体现了包拯的民本思想。
二十、张孝祥
张孝祥（1132—1139年），字国安，和州（今和县）人，后移居芜湖。绍兴二十四（1154）年举进士第一。登第后即上书请表岳飞忠义，得罪秦桧而被罢官。秦桧死后得以复官，任秘书省正字。后经张浚荐召赴临安，入对。除中书舍人，直学士院，兼都督府参赞军事。不久又兼领建康留守。张浚罢相，遂亦于数月后被劾落职。乾隆二年复启用，直至显谟阁直学士致仕。后病退居芜湖，死时年仅38岁。
张孝祥一生反对议和，积极主张抗金。陆游对他倍加赞赏。他处在当时“议战两言”此起彼伏的政治斗争中，未能一展抱负，悲愤急切之情往往不能自己而发于词。《水调歌头·闻采石战胜》、《六州歌头》（“长淮忘断”）等都是他的代表作。词中抒发了“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的渴望北伐、建功立业豪情壮志，也吐露了“念腰中箭，匣中剑，空埃蠹，竟合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这样的空怀壮志而时不我待的悲愤，具有激情洋溢、气势豪迈、直抒胸臆、不事雕琢的鲜明特色。据说当时督江淮兵马的张浚读了《六州歌头》，为之感动罢席。清人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此词说“淋漓痛快，笔饱墨酣，读之令人起舞”。可见其词忠愤填膺，感人至深。
张孝祥追慕苏轼，词风介于苏、辛之间。他的词或直抒胸臆，或暮景融情，发抒忠义之气，表达坦荡之怀，倾吐悲愤之情，大都体现出气势豪迈，想象丰富，“喜弄乐府（意谓不受传统束缚），予以诗人句法”（《宋六十名家词·于湖词序》）的特点。最能体现张孝祥词的风格的是《念奴娇·过洞庭》，词写月、湖、人三者都如冰雪晶莹，表里澄澈，词品、人品与苏轼都极相似。在苏、辛之间，张孝祥是起到了这样的过度作用的人物。
二十一、李公麟
李公麟（1049—1106），字伯时，北宋舒州（今桐城市）人，号龙眠居士。熙宁三年（1070年）进士，曾为中书门下后省删定官，后辞官隐居。
李公麟博学多艺，擅长文学、考古、书法和绘画，以绘画最为世人称道。尤其是画人物山水鞍马等。画作题材广泛，技法较前人有新的突破。特别是将过去只作为壁画粉本的“白画”，加以精练提高，形成了只用深浅墨色线条勾画出绘画对象的“白描”。从而，确立了“白描”在绘画中的独立地位。
《宣和画谱》著录了李公麟的作品107件，代表作有《五百应真图》、《维摩演教图》等。他尤精于画鞍马，能分辨出不同品种马的形状特征。苏轼赞誉他“胸中有千驷，不惟画肉先画骨”，传世作品有《五马图》（今在日本）、《临韦偃牧马图》（故宫博物院藏）。李公麟被后人誉为“宋画第一”和“天下绝艺”。
明清时期
二十二朱元璋
朱元璋（1328—1397年），濠州（今凤阳县）人，明太祖皇帝。
朱元璋出生贫苦农民家庭，至正十二（1532）年参加郭子兴起义军，至正十四（1534）年，郭子兴病故后朱元璋取得了领导权。正直十六（1536）年占领集庆（今南京），改名应天府，以此为基地，他采纳谋士朱升的九字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明史·朱升传》）的建议，积极营建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地，经过几年的努力，军事和经济实力迅速壮大。至正二十三（1363）年，灭陈友谅，至正二十七（1367）年，灭张士诚，降割据四川的方国珍，旋即命大将徐达出兵北伐，与元朝决战。第二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年号洪武，改应天为南京，建立了元朝。洪武元（1368）年八月徐达率明军进入大都（今），元朝统治结束。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洪武九（1376）年，下令废除行中书省，分设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管行政（包括财政）、军事、和司法。洪武十三（1380）年，罢除丞相，取消了中书省，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理中央政务，各部设尚书，并直接对皇帝负责。洪武十五（1382）年，置内阁学士以备顾问。同年设“锦衣卫”，专司皇帝仪仗，为皇帝亲军。从此君权空前加强。
朱元璋重视科举（八股取士）。科举考试极为严格，分乡试、会试和殿试。未入学的士子先参加州县级的考试，及格的称作秀才或生员，进入州府县学读书。学习优秀的一二等学生，被定为“科举生员”，参加省级考试，即乡试。乡试每三年一次，考中的称为“举人”，取得参加中央一级的会试的资格。会试在乡试的第二年举行。会试及格的再参加一次在皇帝的宫殿进行的复试。考中的分为三甲“等”，一甲取三名，即“状元”、“榜眼”和“探花”，统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并根据所取得甲次，统统被任命为大小官员。
朱元璋在位31年。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八（1420）年十一月，“以迁都北京诏天下”。朱氏建立的明王朝统治中国276（1368—1644）年，朱姓皇帝17人，至朱由检（思宗）被清王朝所取代。
二十三、左光斗
左光斗，（1575—1625年）明安庆桐城(今属安徽)人，字遗直、共之，号浮丘。万历进士，授中书舍人，擢迁御史，奉命办理屯田事务，在北方大兴水利，垦水田，种水稻。泰昌元年(1620年)与杨涟等迫光宗选侍李氏移宫。天启三年(1623年)擢大理少卿。次年，拜左佥都御史。后与杨涟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又草奏弹劾忠贤等三十二斩罪。五年，被魏忠贤构陷下诏狱，酷刑拷讯致死。
二十三、胡宗宪
胡宗宪（？—1565年），字汝贞，号梅林，又号林龙川人。徽州绩溪（今属安徽绩溪）人。嘉靖十七（1538）年进士。初任知县，三十三（1554）年出任浙江巡按御史。当时倭寇大肆攻掠沿海州县，胡宗宪“以倜傥非常之才”（谈迁：《国榷》卷63，嘉靖四十一年十二月乙亥。），抱定“贼一日不 除，则臣一日不敢离军营；海上一日不靖，则臣一日不敢离海上”（胡宗宪：《题为恳乞天恩酌处监试职务以便督军以图补报 疏》，《三巡奏议》卷3。）的雄心壮志，领导抗倭战争七、八年，参加“ 大小数十百战”（ 茅坤：《茅鹿门文集?贺宫保胡公序》，《明经世文编》卷 256，中华书局影印本。），战功赫赫，为抗倭战争胜利立下卓越功绩。
第一，水陆并举，建立沿海防御体系。第二，蠲免租赋，不“为倭贼殴民”。 第三，整肃军纪，赏罚分明，身先士卒，同将士共甘苦。第四，重用和依靠一批抗倭将领。胡宗宪十分重视用人，主张“用兵之道，任将为急”（《胡少保奏疏》卷2）。在他手下有一批著名的抗倭名将，如戚继光、俞大猷、刘显、谭纶、唐顺之 、王崇古、卢镗、任环、汤克宽、张四维及尹凤等。第五，以剿抚兼行及反间计，剿灭倭寇巨魁王直、徐海、陈东等。由于评定倭寇有功，历任浙江巡按、巡抚、抗倭总督、兵部尚书。
但他抗倭中屡次虚报战功，为减轻浙江压力，甚至有意放走倭寇，纵其寇掠福建，并嫁祸于俞大猷等，使他们蒙冤下狱。严嵩败后，言官劾其为严党，革职逮问，明世宗特令释放闲住。后发现其与严嵩子严世蕃勾结的信件，而下狱，死于狱中。著有《筹海图编》。
二十四、戚继光
戚继光（1528—1587年），字元敬，号南塘 ，晚号孟诸。中国明代军事家，抗倭将领。祖籍安徽定远，生于山东济宁，卒于登州。嘉靖二十三年(1544)袭父职为登州卫指挥佥事。嘉靖三十四年调往浙江抗倭，任参将，镇守宁、绍、台(今临海)三府。 他鉴于明军纪律松弛，素质不良，战斗力低下，至义乌招募农民和矿工4000余名，编组训练成戚家军，成为抗倭主力。嘉靖四十年，在台州、仙居、桃渚等处大胜倭寇，九战皆捷。次年奉调援闽，连破倭寇巢穴横屿、牛田、兴化，闽境倭寇主力被消灭殆尽。因功升署都督佥事。四十二年再援福建，破倭寇巢穴平海卫(今莆田东南)，进官都督同知，升福建总兵。此后转战闽粤沿海各地，终于解除东南沿海倭患。隆庆二年(1568)，明廷特召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总兵官以下悉受节制。16年间他整饬防务，加强战备，修筑御敌台，设立武学，训练将士，编成一支车、骑、步三者皆备的精锐部队，使防御巩固，京师(今北京)安全。后被排挤，南调镇守广东。再后被诬陷夺职。著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为兵家所重视。
二十五、戴名世和桐城三祖
戴名世和桐城派三祖。桐城派是清代文坛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散文流派。从清初康熙、乾隆年间到民国初元，前后绵续二百余年。它的传人遍及全国，享有“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的盛誉。因它的创始人戴名世、方苞、刘大 、姚鼐等人，都是桐城人，故文学史上称之为“桐城文派”。后人把方苞、刘大 、姚鼐称为“桐城派三祖”。
（一）戴名世（１６５３—１７１３年）字田有，号药身。桐城人，年少聪颖好学，28岁中秀才34岁入国子监53岁中举，57岁中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著有《南山集》等，康熙五十年（1711年）10月，因被人诬告其《南山集》有反清思想，康熙帝遂将戴名世处死，年61岁，并灭其九族，株连的达几百人。
《南山集》是一部流行很广，影响很大，异常集中的表现了作者的爱国思想，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的作品。全集共14卷，收集了250多篇短文。其中有论说、传序、书信、日记、墓志铭，以及杂记等。内容多愤世嫉俗之作，。有对光明的向往，有对黑暗的诅咒，有对人民的同情，也有对统治者的憎恨，极尽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之能事。其文章具有：大胆泼辣，言无忌惮，激情多于理智，狂放多于冷静的个性特征。
（二）方苞（1668—1749年），字凤九，晚年自号望溪，桐城人，为清代文坛久负盛名的散文家。他自幼聪颖好学，11岁，儒家经典《易》、《诗》、《书》、《礼记》、《左传》背诵如流；24岁，文章轰动京师。大学士李光地、礼部尚书韩菼等名流大家，将方苞同唐宋文学名家韩愈、欧阳修相提并论；32岁，参加江南乡试，名列第一，文章到处被人传诵。
方苞与同乡戴名世过从甚密，俩人相与切磋古文长达10年。戴名世的散文理论，对方苞影响很大。在“《南山集》案”中，因方苞曾为《南山集》作序，也被牵连入狱。狱中，方苞写下了桐城派的散文名篇《狱中杂记》。后经大臣李光地的极力营救始赦出狱。乾隆时官至内阁学士、礼部侍郎。
方苞出狱后，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散文理论—“古文义法”说。所谓“义”，即“言有物”，指文章内容。具体所指，就是程朱的义理，亦即封建的义理纲常。所谓“法”，即“言有序”，指文章作法。具体来说，就是文章的详略、虚实、结构等问题。他认为充实的思想内容，必须通过高度的艺术技巧表达出来，才能深入人心，流传广远，才能做到文以载道和文道和一的要求。对古代传记文学，他极推崇《左传》和《史记》。他在《左传义法举要》中说：“古人叙事，或顺或逆，或前或后，皆义之不得不然”。这说明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内容决定形式，形势必须服务于内容。同时，方苞主张古文语言的“雅法”，要求达到洗练朴素、简约平易而又规范的标准。总之方苞“义法说”的核心，就是以清雅洗练的语言，借具体可稽之事，阐明封建伦理纲常。方苞的“义法说”是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基础。方苞因此而被看作是桐城派的奠基人。
（三）刘大 魁 （1698—1779年）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桐城东乡滨江陈家洲（今枞阳县）人，清代散文家，桐城派的创始人之一。他自幼读书勤奋，为文以才气著称。29岁入京师应试，方苞读其文，极为欣赏。但才甫仕途坎坷，科场考试，屡屡失意。晚年为安徽黔县教谕，后又主持问政书院。不久归老枞阳，一生很不得志。
才甫的散文气势恢宏，极富文采。著有《海峰文集》八卷、《海峰诗集》八卷、《论文偶记》一卷。因一生怀才不遇，所以文章内容多感叹牢骚，对时弊也有指谪。才甫是继方苞之后，桐城派承先启后的中坚人物。他在接受方苞“义法”理论的基础上，在散文艺术方面，提出了“神气、音节”之说。“神气”，指文章的神志气势和作家的精神气质。而这种“神气”又通过文章“音节”来表达和欣赏。才甫的“才气音节”说，发展了方苞的“义法”理论。桐城派的散文理论，经过刘大魁的补充，更为丰富了。
（四）姚鼐（1732—1815年），字姬传，一字梦谷，时人称惜抱先生，是桐城派三祖之一，清代的散文家。姚鼐自幼就受到了家长师友治学为文的=之风的熏陶。年纪稍长就随其伯父姚范学习经文，又从刘大 学习古文，这样就给他以后在文学上的建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年轻时仕途通达，31岁中举入翰林院。后来又任《四库全书》编修官。中年后辞官回乡，往来桐城、南京一带，主持梅花、紫阳、中山书院，致力于文学活动和学术研究。
桐城派之所以能够成为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并影响及全国，姚鼐是关键人物。他在前辈人物方苞、刘大 等的基础上，提出了义理、考证、文章三者不可偏废的主张。义理指文章的观点，考证指材料、根据，无职业即词章，指艺术形式。同时，注重以阳刚和阴柔区别文章的风格，指出古文的写作，内容和形式应该辩证统一。桐城派的“义法”说，经姚鼐的发挥和深化，更臻完善。姚鼐以他主讲的书院为基地，长期传授古文法，培养了一大批桐城派散文名家。如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刘开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姚鼐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于文学事业的，他的作品达到了晶莹、澄彻、明润无疵的境界，如《等泰山记》。泰山是我国的五岳之一，范围广，胜迹多，他以日观峰为中心，从登览的一刹那的感想中，紧紧抓住动人的环境景象，通过艺术的描绘，勾画出一幅主次分明、繁简适当、优美动人的图画，给读者以美的享受，唤起读者对祖国壮丽山河的热爱。在这篇作品里，作者用笔简括，描写叙事有条不紊，极变化之能事。词藻精美，情节迂回荡漾、波澜起伏，是桐城派所追求的清真雅正、严谨朴素的成功体现。
姚鼐的作品很多，有：《古文辞类纂》（一部古文总集，编选的作品的标准和范围都明确地贯穿了他的文学理论及其主张，同时，选入的作品也是他文论主张的例证。）、《九经说》十九卷；《三传补注》三卷；《老子章义》一卷；《庄子章义》十卷；《惜抱轩文集》十六卷；《文后集》十二卷；《诗集》十卷；《书录》四卷；《法帖题跋》一卷；《笔记》十卷等等作品。
从方苞开始，中经刘大 ，至姚鼐，桐城派正式形成。并且影响至全国，成为清代文坛上一支显赫的流派。
二十六、吴敬梓
吴敬梓（1701—1754年），字敏轩，安徽全椒人，出生于以科举起家的名门望族，他的曾祖父有四个进士，其中一个探花；祖父辈有两个进士，其中一个榜眼。50年中家门鼎盛，人称“国初以来重科第，鼎盛全数全椒吴”（王又曾《丁辛老屋记》卷十二）。他是清初著名小说家，讽刺小说的开山鼻祖。著《儒林外史》。
吴敬梓从小就聪明颖异，受到家庭的熏陶，20岁中秀才。23岁父亲去世，从此不再重视科举，平居豪举，广肆郊游，33岁宣告破产，移居南京过着贫苦潦倒的生活。不做官，不应考，是他一生坚持的主张。
《儒林外史》是一部极为优秀的古典讽刺小说。全书55回，用讽刺的笔调，描绘了包括秀才、举人、进士、翰林、大小官吏、劣绅、八股选家、斗方名士及江湖侠客、十医星相在内的各种人物的丑态和可笑的形象，并进而对封建科举制度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在吴敬梓的笔下，儒林人物的虚伪暴露无遗，礼仪廉耻等封建道德一概“灭绝”，如：周进撞号板；范进因中举而发疯；马二先生的迂腐……等等，真是淋漓尽致，深刻入微。与此同时，《儒林外史》塑造了杜少卿、沈琼枝等“儒林”以外的市井小民形象，肯定了他们反对封建礼教，要求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个性解放的精神。
《儒林外史》具有口语化、性格化、形象化的特点。语言生动、活泼、流畅；全是通俗的口语；既准确深刻，又富于形象；笔力尖刻犀利。别具一种清新、淡雅的美，富有诗情画意，读了让人赏心悦目。在结构上，鲁迅说《儒林外史》“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中国小说史略》）。但因全书主题突出，情节层层递进，松而不散。
二十七、戴震
戴震（1723—1777年），字东原，安徽休宁人。他家境贫苦，当过小商贩，曾六次进京参加会试，均名落孙山。在京时穷困潦倒，乾隆四十年（1775年，）特旨参加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其后2年，在京病逝。其著作包括算学、天文、地理、声韵、训诂、哲学等方面，后人编为《戴氏遗书》。哲学代表作有《孟子字义疏证》、《原善》等。他是我国18世纪的著名学者，也是一位富有战斗精神的唯物主义哲学家。
戴震远承张载的“气本论”，认为宇宙的本体和动因都是“气”，万物又“气”之分化而成。他疏证了“理”之字义，乃是“察之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则有条不紊，谓之条理”（《孟子字义疏证》）。将理学核心“理”放入平凡的物质界考察，从而否定以“理”为世界本原的学说。
在人性论上，戴震否定朱子之学中“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差别，认为人性只有智愚自别，而无善恶之分。
在认识论上，戴震认为物质是感觉的来源，感觉是物质引起的结果。他说：“味也、声也、色也，在物而接于我之气血，理义在事而接于我之心知”。同时，他指出，人与自然界的区别在于人有“神气”，“神明”是“心知”的发展，而“心知”又以血气未基础。人的意识依赖于肉体，感官是沟通主观与客观的门户。这是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观点。
戴震对理学家将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情感、欲望、理智乃是人的“自然”本性。所谓“理”，应当是用来“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使天下都能满足求生存的欲望。在戴震看来，宋儒的“存天理灭人欲”之说，无异是“以理杀人”。而这种“以理杀人”比“以法杀人”更为残酷。他说：“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这是对封建礼教最强烈的抗议。
在治学方法上，戴震强调要以“小学”为基础，从音韵训诂、字义名物、典章制度等方面阐明经典大义。他认为“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所以阐述义理须从字入手，“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戴震文集·与是仲明论学书》）。他培养出一批以“求是”为宗旨，以考据为学术特色的经学家，如段玉裁、王念孙等，形成了“皖派经学”。而其人成为皖派经学的“开宗”。
乾嘉考据学派主要分为吴、皖两大派。吴派墨守汉人的成说，结果因泥古而成就不如皖派。皖派以戴震为首，在治学上具有创造性，不拘泥于一家之言，。戴震说：“汉儒训诂有师承，有时亦傅会”。（《戴东原集·与某书》）所以在《答郑用牧书》中，他主张从事考据必须有“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的求实精神和严谨态度。他们采取的考据方法是“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一家”（《潜 堂集·戴先生传》）。戴震的考据学著作有《声韵考》、《声类考》、《考工记等图》。
二十八、包世臣
包世臣（1775—1855年），字慎伯，号倦翁、小倦游阁外史，泾县人。幼时家贫，曾租地种蔬菜养家。1808年中举。一生中于1835年任江西新喻知县，后来大多为封疆大吏作幕僚。他博学多才，怀着经世致用的志向，重视研究社会现实问题。在鸦片战争爆发后是较早提出“以夷攻夷”的思想家之一。他著述颇丰，有《小倦游阁文集》、《中衢一勺》、《艺舟双楫》、《管情三义》、《齐民四术》等，后四本著作又合编题名为《安吴四种》。
著名的《齐民四术》指出：“农民终岁勤劳，幸不离于天灾，而父母妻子已迫饥寒，又皆其财以给贪婪，出其身以快惨酷。岁率为常，何以堪此？”并因此而出现了“官民相嫉”的现象。对此包世臣认为，社会财富主要来源于农业，提出农业是立国之本的重要主张。
二十九、俞正燮
俞正燮（1775—1840年），字理初，黟县人。道光年间举人，著名的清代边疆史地学家。著有《癸巳类稿》及《癸巳存稿》。
俞正燮曾经师承江永、戴震等，学识渊博，“上下古今，纵横驰骋”（王藻：《（癸巳类稿）序》），十分广阔。他善于运用归纳的方法，读书时“置巨册数十，分题疏记，积岁月乃排比成文，断以己意”（《清史稿·文苑三·俞正燮传》），以每一事为一题，成为一篇文章。俞正燮没有到过边疆，他在边疆史地研究方面使用的方法主要是考据。但是，他的研究同样与现实密切相关，其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开了考据学走出“象牙之塔”，走向经世致用的先河，对后世学者研究边疆史地有重要启迪。其作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边疆史地的研究。考证、记述中俄关系的主要有《俄罗斯佐领考》、《俄罗斯事辑》及《俄罗斯长篇稿跋》。《俄罗斯佐领考》是根据《八旗通志》等记载，考证了俄罗斯人被编入佐领的人数、时间、，说明清朝初年“总得罗刹近百人”，中俄关系极为密切。《俄罗斯事辑》考订、记述了俄罗斯的疆域、历史，着重记述了清初俄罗斯“东南略地，夺雅克萨、尼布楚地”及清政府自卫反击，两国划定边界的情况。又记述了在两国关系稳定时，俄罗斯派弟子入清朝国子监读书和乾隆年间土尔扈特部归来。《俄罗斯长篇稿跋》中论及俄罗斯事数则，而检阅群书，搜集资料竟达187条。
对东南沿海海防。在《台湾》、《荷兰》、《台湾府属渡口考》中引用了大量资料，具体记载了荷兰殖民主义者窃取台湾，郑成功收复台湾及施琅将军平定台湾，实现祖国统一的事迹。他还在《<澳门纪略>》中，他指出英国的海上力量已超过荷兰，将成为中国海防的严重威胁，以期引起清政府的注意。
2、民族关系的研究。其著作主要有：《驻札大臣原始》、《喀尔喀伊犁》、《阿拉善》、《蒙古》、《书<西域闻记录>》及《<异域录>题辞》等。《驻札大臣原始》是其研究边疆民族关系的代表作。此篇记万数千言，钩稽叙述了清前期与中叶边疆地区民族关系中的重大事件，阐明了清朝政府在边疆地区设置驻扎大臣的原委，并开列了嘉庆十一（1798）年冬，各地驻扎大臣的分布情况。全文条理井然，言之有据。
俞正燮对边疆史地及民族关系的记载和考订，为后来魏源撰《圣武记》、张穆撰《蒙古游牧记》、何秋涛撰《朔方备乘》提供了素材和借鉴。
3、鸦片的患害。其作品有《鸦片烟事述》，他考证了鸦片的传入途径及危害，力主禁烟。
三十、郑复光
郑复光（1780—1847年），字元甫，歙县人。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有成就的光学家。于1835年写出《镜镜泠痴》一书。这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阐述光学原理和制镜技术的科学著作。全书5卷，分为明原、镜类、释圆、述作等四部分。详细的介绍了光学原理和望远镜、显微镜等17种光学仪器的制造技术。
三十一、姚莹
姚莹（1785—1853年），字石甫，一字明叔户，号展和，桐城人，嘉庆进士，鸦片战争期间任台湾兵备道，禁除鸦片，会同总兵达洪阿，抵抗英军，屡次击退英舰。《南京条约》签订后，遭诬陷，贬官四川，再罚往西藏。在颠沛流离的生活环境中，他以满腔的爱国热忱，“就藏人访西事，”致力于对祖国西南边疆的考察，写成记述我国西藏地区，进而考及藏外印度、泥泊尔以至英、俄等国情况的《康 纪行》，为巩固西南边防提供了借鉴。
《康 纪行》凡16卷，是姚莹“翼雪中国之耻”的“喋血饮恨”之作（东溟文后集·复光律原书），写作目的极其明确，虽被贬官，但正是到西藏去实地考察的好机会，可以取得“闻所未闻”的知识，弄清“英人近我西藏之地，与夫五印度、俄罗斯之详”（《康蝤纪行·自叙》），求得正确的对付未来侵略的方法。全书内容大体包括六个方面：“一、乍雅使事始末；二、喇嘛及诸异教流源；三、外夷山川形势风土；四、入藏诸路里远近；五、泛论古今学术事实；六、沿途感触杂撰诗文”《康 纪行·自叙》。最后一卷为中外四海地图说。
姚莹的《康 纪行》是历史学和地理学著作，它摆脱了乾嘉繁琐的考据，开创了清末学术界一代新风，是转向经世致用的重要标志。
三十二、王茂荫
王茂荫（1793—1865年），歙县人，字子怀。道光壬辰（1832年）进士。1851年起先后任监察御史、户部右侍郎、兵部右侍郎、署理左副御史、工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等职。他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著有《王侍郎奏议》，书中汇集了1851年后历年奏折，涉及社会政治、财政经济、人才观等，基本反映了他的思想概貌。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他的货币理论—主张发行纸币的思想。
王茂荫关于货币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以实运虚”。其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以数实辅一虚”，二是货币必须可以兑现。他认为纸币只是代用品，不能完全取代金属货币的流通。在纸币发行过程中，必须有较大的金属货币作为准备金。在《再议钞法折》中具体提出四条意见：1、钱钞可取钱；2、银票可取钱；3、各项店铺用钞可易银；4、典铺出入均准搭钞，强调纸币应当兑现并与金属货币同时流通。由此可见，王茂荫对纸币发行的规律已有认识，其纸币理论已接近科学的边缘，在中国货币思想史上占有较重要的地位。
三十三、夏燮
夏燮 （1800—1875年）字季理，号慊甫，别号谢山居士，笔名江上蹇叟，安徽当涂人，其父和几位兄长均有相当学问，他们“自相师友”互相影响，可谓家学渊远。夏燮不仅精通神韵，且“兼深文史，留意时务，时论宏通”（《清儒学案》卷一五五《心伯学案》）。道光元（1821）年中举人，后屡任训导。咸丰十（1860）年入曾国藩幕府，此后历任江西永宁、永新、宜黄等县知县，曾亲手经理长江设关及通商传教事宜。他蒿目时艰，感慨国事，忧国忧民。
夏燮是我国清末著名的史学家，一生著书颇丰。除编写《明通鉴》外，还有《中西纪行》、《粤氛纪事》、《五服释例》、《述韵》、《校汉书八例》等多种，编辑明人文集数种，另有文集、史籍等。
《中西纪行》是一部当代史著作。该书采用纪事本末体，始于通商起源，迄于同治初年，分类记述，24卷。《中西纪行》重点记述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史实，揭露了英、法、美、俄等殖民主义国家的侵略罪行和清朝统治阶级的腐朽，颂扬了爱国的仁人志士。作者在已认识到殖民主义国家必然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来掠夺财富，这是夏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高出常人对时代的正确认识。
《明通鉴》，凡90卷，又前编4卷，附编6卷，编年体。该书对明朝朝廷纪纲、礼乐、刑政、天文、历法、河道、漕运及营兵、练饷、折色、加赋等“有关一朝治乱之源者”（《明通鉴·义例》），都有详细记录，反映了明朝社会矛盾加深的过程及其发展情况，力图系统总结明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明通鉴》在写作方法上反对“春秋笔法”，主张寓“评”于“编”，重在记事，“义取简明，不主褒贬”，但要“直书其事而得失劝惩寓焉”。在体例上继承和发展了《资治通鉴》的编年体，对编年体例作了一些改进，把明一代史分为《明前史》、《明纪》、《附编》三大部分。在史料处理上，也有其特色，“择野史之确然可信者，参之《明史》及《明史纪事本末》等书，入之正文。而以杂采稗乘疑信参者，夹行注于下，是即裴松之注《三国志》之例”（夏燮《与朱洋明经论明通鉴书》）。他是鸦片战争后研究明史第一人。
三十四、程长庚
程长庚（1811—1882年），潜山人。小时候在北京入昆曲“和盛成”科班学戏。后来他执掌三庆班，并任三庆、四喜、春台三大徽班总管长达30年，此间正是京剧从孕育到形成，从形成到成熟的重要时期。他善于取长补短，把徽调、京腔、楚音、昆曲的唱法融于一炉，其声腔高亢洪亮，动作程式刚劲威严。
程长庚是一位集艺术家、教育家于一身的戏曲大师。在从徽剧发展到京剧的过程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被称为京剧的鼻祖。
三十五、胡光墉
胡光墉，（1823—1885年），清代著名徽商。字雪岩。绩溪县湖里村人。年轻时家境贫苦在杭州钱铺做杂役，办事勤快，善于机变，颇受钱庄主人赏识。庄主没有后代，临死前，决定将钱庄赠送给胡光墉，他于是一变而成富商。此后，胡光墉开始以商人身份涉足政治活动，入浙江巡抚王有龄幕中，为清军筹运响械镇压太平军。左宗棠抚浙后，为左军总理粮台，以谙洋务著称。胡光墉在上海为左宗棠大借外债，购运军需物品，为镇压捻、回起义出力。因而在左宗棠等人的推荐下，得到朝廷嘉奖，赏穿黄马褂，赐紫禁城骑马，被授于江西候补道职务。并且依靠湘军的势力，在全国广设当铺和银号，操纵江浙商业，专营丝、茶出口，操纵市场、垄断金融，成为富甲江南的特大官商。
胡光墉在上海独资开设“阜康钱庄”；在江浙、两湖一带，开设“典库”23处；在杭州开设胡庆余堂药铺，接受军队订货，获利甚厚；并经营出口丝茶业，操纵江浙商业。1872年，胡光墉在杭州创办“胡庆余堂国药号”，不惜重金聘请江南名医和著名药剂研制专家，精心配制400多种中成药，并雇人穿上"胡庆余堂"字号的甲马，停立杭州名要道，施药于百姓。胡光墉的这一系列活动，使"胡庆余堂"名声大振，药店所制"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 "紫雪丹"、 "胡氏辟瘟丹"等药品畅销全国，与北京"同仁堂"一起平分中国药业秋色，成为驰名中外的中药老店铺。胡光墉为发掘中国药学遗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1884年，在外国资本的倾轧和冲击下，胡光墉破产。
三十六、李鸿章
李鸿章（1823—1901年）字少荃，合肥人。清末重臣，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
李鸿章道光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1853年受命在籍办团练，协助镇压太平军，在曾国藩的支持下，1861年筹建淮军，1862年3月淮军宣告成立，不久率领淮军9000余人从安庆乘英国轮船去上海组织“常胜军”，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淮军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壮大，李鸿章升任江苏巡抚。1865年署两江总督。1866年11月被任命为钦差大臣，镇压捻军，淮军势力越来越大，遍及长江和黄河一带。1870年由曾国藩推荐，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从此掌握了清王朝军政、外交、经济大权。成为清末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淮军也成为国防军。
李鸿章在任期间，正是清朝内外交困，行将灭亡的年代。为了挽救腐朽的清王朝，积极参与和倡导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前后分别提出了“自强”和“求富”的口号，创办军火工业和民用工业（如江南制造总局、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织布局等），创办北洋海军。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对我国近代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技术，为中国出现第一批近代企业做出了贡献；2、在其创办近代工业的同时，客观上说为我国培养技术力量，积累了办近代企业的经验；3、创建淮军—近代我国第一支海军和最先进的陆军，创办了近代军工企业，为我国近代军事及军事工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李鸿章从19世纪70年代起，他受命代表清政府同外国侵略者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约》、中日《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并“在90年代，他先后两次被沙俄以总计350万卢布的巨额贿赂所收买，与沙俄签订出卖中国领土主权的《沙俄密约》和《旅大租地条约》。他是中国近代最大的卖国贼之一”（《中国历史》八年级上册·教师教学用书51页）。
三十七、孙家鼎
孙家鼎（—1909年），字燮臣，号蜇生，寿州（今寿县）人。咸丰九（1859）年中状元，授修撰职，次年任武英殿纂修官，旋任总纂。同治三（1864）年提督湖北学政。光绪四（1878）年起与翁同和一起成为光绪皇帝的师傅。历任内阁学士、工部侍郎和工部、礼部、吏部尚书等职。
孙家鼎在维新变法时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作为清朝统治集团的重要人物，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参与了维新变法运动。认为：国家欲富强，民族要振兴，当务之急就是要开办学堂，培养人才，广开民智，“务使学堂所成就者，皆明礼达用，以抑付我国家振兴人才之至意”（《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86页），并且指出，“兵知学，则能知形势，守纪律；农知学，则能相土宜，辨物种；工知学，则能通格致，精制造；商知学，则能识盈虚，综名实”（《戊戌变法》第二册427页）。只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兵农工商才能够启开智慧，精其各习之业，才能实现民富国强。他在1898年奉光绪帝诏令，自办京师大学堂。在创办过程中，他通过对中外教育体制综合考察，并加以取舍创新，拟定了京师大学堂章程，。他在办学宗旨中写道：“中国五千年来，神圣相继，政教昌明，决不能如日本之舍己芸人，尽弃其学而学西法。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戊戌变法》430页）。在近代教育史上首次提出了“中体西用”的办学指导方针。但因戊戌变法的失败，在1898年7月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办时，没有开设孙家鼎所倡设的天学科、地学科等10科自然科学课程，仅仅诗、书、礼、易及春秋等讲解经学的旧式学堂。到1912年京师大学堂正式改名为北京大学。
三十八、吴汝纶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桐城南乡（今枞阳县）人。同治三（1864）年中举，次年中进士，授内阁中书。他历任深州（今河北深县）、冀州（今河北冀县）知州。后辞官不就，充保定莲池书院山长。光绪二十八（1902）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同年5月赴日本考察学制，写成《东游丛录》。9月归国，先到家乡桐城创办桐城小学堂。不久，在准备回京复命时去世。
吴汝纶曾师事曾国藩，是著名的“曾门四弟子”（张裕钊、黎庶昌、薛福、）之一，又与李鸿章是同乡关系密切，先后在曾、李幕府任事，参与起草了二人的奏章。从他参与起草的奏章中可以看出，他主张讲洋务，开工厂，办学校，修铁路，重理财，研求富国强兵之道，甚至提出要重用外人比于“秦之客卿”。
吴汝纶为后期桐城派的代表作家，著有《吴挚甫文集》、《吴挚甫尺牍》、《吴挚甫先生函稿》、《桐城吴先生日记》、以及《深州风土记》、《李文忠公事略》、《桐城吴先生全书》等重多作品。他的散文议论恢宏，气势纵横，故严复请为其所译《天演论》作序，为时人备极称道。
三十九、段祺瑞
段祺瑞（1865—1936年），生于六安，后随家人迁居合肥。幼年随祖父在宿迁读书，17岁（1882年）去山东投靠其叔父段从德，20岁（1885年）时考入天津武备学堂炮兵科，学习4年，毕业后不久被派往德国军校见习。回国后随袁世凯创办北洋军，任北洋军械局委员，1912年任袁政府陆军总长，1913年指挥北洋军镇压“二次革命”，1915年遭袁世凯疑忌被解职，1916年复被起用为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陆军部长等职。袁世凯死后，成为皖系军阀首领，以国务总理控制北洋政府，他对外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对内镇压人民革命。在“府院之争”中，1917年通过支持张勋复辟，把总统黎元洪赶下台，进一步控制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北京政府。在其执政时，以参加一战为名，出卖国家利益和主权，大借外债，扩充军队。1920年在直皖战争中失败，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被张作霖、冯玉祥推为北京临时政府执政。1926年镇压北京各界人民的反帝斗争，制造了“八一三惨案”。4月被冯玉祥驱逐下台，蛰居天津租界。1933年移居上海。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四十、陈独秀
陈独秀（1880—1942年），安徽怀宁人。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在创刊号上发表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提出六项希望，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市里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保守的”。“敬告青年”一文是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标志，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向尊孔复古逆流展开了猛烈进攻。1917年陈独秀又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主张废除反映封建思想的旧文学，号召打倒“贵族文学”，建立“国民文学”,要求从形式到内容进行文学改革。此时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教授。陈独秀
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把《新青年》从第八期起改为机关刊物，介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俄国情况，转载列宁的一些著作，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陈独秀因故未能参加，委派包惠僧代表他参加了会议。因为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及党内的影响，被选举为第一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1922年7月，陈独秀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中心任务是制定中国革命纲领，通过了《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等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并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在1927年，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时，陈独秀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致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中国共产党遭受重大损失。
四十一、胡适
胡适（1891—1962年），字适之，原名胡洪骍。安徽绩溪人。出身官僚地主兼商人家庭，幼年在家乡读书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具有坚实的国学文化基础。1910年赴美留学，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第二年转入该校文学院，这是胡适学习哲学的开端。1915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受业于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后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在哲学、史学和文学等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是中国近代著名学者。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文学改良八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方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学俗语。”鼓吹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并把提倡白话文与反封建主义、宣扬科学与民主思想联系在一起，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他对开展文学革命和创建新文学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十二、王明
王明（1904—1974），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人。早年参加过学生运动，在“五卅”运动中加入国民党。1925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回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又随米夫去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任教。在此期间，他在米夫支持下，搞宗派斗争，打击异己，逐渐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其思想“左”倾，教条主义严重。1929年10月回国后，任《红旗》编辑，发表“左”倾思想文章。1930年底借批立三路线，1931年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选入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补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取得了中央的领导权。1931年6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米夫以共产国际名义指定由王明为代理书记。党内开始了第三次“左”倾错误统治。
1931年9月，中央机关遭到破坏，王明随米夫去苏联，认中共驻国际代表，并指定中央由博古负责。博古执行的仍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革命带来很大的危害。
抗日战争开始后，王明又回到国内，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抗战初期在武汉任长江局书记时给党带来很大损失。1942年党整风时王明态度恶劣，拒绝参加整风。“七大”时为了团结他，仍选他为中央委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明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1956年去苏联定居，以后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撰文歪曲党的历史。由于政治见解不同，攻击毛泽东思想。1974年3月病逝于莫斯科。
四十三、王稼祥
王稼祥（1906—1974年），原名王嘉祥，安徽泾县人。192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苏联期间，他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于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2月，王稼祥回国参加革命斗争，任宣传部干事，负责编辑党报。同年6月，他因批评李立三的错误被撤掉中央宣传部干事，调任党报香港记者，12月又调回上海工作。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他任中共中央学报委员会秘书长兼《红旗》、《实话报》总编辑。不久，王稼祥又担任中共苏区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1月，他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2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派他与刘伯坚、左权一起指导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的工作。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王稼祥被增补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是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之一。1935年6月，第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他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红军到达陕北以后，他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937年6月，他赴苏联治病，11月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
王稼祥1938年8月从苏联回国。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政治部主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兼任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主任，协助毛泽东处理了大量有关党、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重大事务，成为毛泽东在延安的主要助手。1943年3月，王稼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委员、宣传委员会副书记。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他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任北平执行小组顾问，后再去苏联治病。1947年5月回国以后，他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城市工作部部长。1949年，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递补为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任外交部副部长，不久，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1951年初，他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兼外交部副部长。1953年3月，他任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王稼祥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和迫害。1973年在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1974年1月25日，病逝于北京。
王稼祥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为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走出困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四十四、冯玉祥
冯玉祥（1882—1948年），巢县（今巢湖市）人，曾任国民党联军总司令。1926年，率军加入国民党，正式走上国民革命的道路。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率先奔赴抗日战场。1933年华北危急，他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开展长城抗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寇。七七事变后，他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了淞沪战役。1946年出国考察，1948年9月，在回国途中，因轮船失火，在欧洲黑海遇难。
四十五、方振武
方振武（1885—1941年），寿县人。1933年，日军侵入热河，方振武毅然变卖房屋、财产，集资10万元，去山西召集旧部组成抗日救国军，随后与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汇合师。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多次对日军作战的胜利，将日军驱逐出察哈尔省，使全国人心振奋。七七事变后，方振武回国，力图报效祖国，但受到蒋介石的迫害而出走香港。1941年在广东遭到暗杀。
四十五、张治中
张治中（1890—1969年），字文白，巢县（今巢湖市人）。曾是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总队代理总队长，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关系密切。抗战期间，任海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积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国民党在江西围剿红军时创办的《扫荡报》更名为《和平日报》。抗战胜利后，任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他曾指示兰州《和平日报》和《新疆日报》不报到反共宣传内容。
1946年初，国民党因军事进攻失败和人民反内战运动的高涨，被迫和共产党进行停战谈判。张治中作为国民党代表参加了重庆谈判，积极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国内问题。谈判期间，他对毛泽东的生活和安全做了周密的安排。“双十协定”签订后，张治中亲自登机送毛泽东回延安。
1946年2月，张治中与周恩来、马歇尔组成三人军事小组，商谈军事改组问题，并签订了相应的协定。为贯彻停战协定和军事方案，张治中与周恩来、马歇尔一道乘飞机到各地视察，最后到了延安。到达延安后，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到机场迎接，当天中共中央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会上，张治中幽默地说“我这是第三次到延安，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啊！”博得全场的热烈掌声。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国共双方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4月，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共和平协议上签字，作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的张治中作出了正确的抉择。他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与国民党反动派划清界线，留在北平参加新中国的筹建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张治中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60年4月6日病逝于北京。
张治中的一生为祖国的和平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人们称之为“和平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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