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2月24日清晨，江西省永新县城尹家巷22号。
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第一个闯进袁文才的房间，直接朝睡梦中的袁文才开枪，把袁文才打死在床上。
清晨的枪声很是刺耳，加上头天晚上王佐就有所察觉，所以，听到枪声，王佐立刻与刁飞林等几个亲信赶忙往宁冈方向的东门跑去。此时，负责解决王佐的永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彭文祥正前往王佐的驻地——尹家祠。
王佐一行人赶到宁冈东门时，发现浮桥已经被拆除，王佐等只好涉水过河。由于水急河深，王佐等不会游泳，就被淹死在东关潭里。
而后，袁文才部的主要骨干李筱甫、周桂春、谢桂标、陈慕平、谢华光、朱游庭等先后被抓住枪杀。王佐部也只逃出小部分，共计打死、淹死40余人。
剩下的战士关了3天，愿留下的编入红五军一部分，编入宁冈游击队一部分，不愿当兵的发给路费。袁、王两支部队从此消亡了。
由于袁、王被错杀，在井冈山根据地失去了民心，老百姓再也不相信共产党了，井冈山根据地很快失守。
红军多次想打回井冈山，都没有成功。后来，萧克指挥17师，已经打到了黄洋界哨口，就是攻不上去，因为老百姓不支持呀！一直到1949年9月，解放军18军，才打下井冈山。
你可能要问了：袁文才、王佐不是最早收留毛泽东带领的秋收起义失败的部队到井冈山的吗？而且和毛委员一起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吗，怎么就被自己人给打死了呢？
说来话长，听我慢慢地给你说。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和卢德铭领导了湘赣边秋收起义。由于敌众我寡，起义部队由刚开始的5000多人锐减到1500多人。
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不能按照中央的指示去打戒备森严的大城市长沙，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在浏阳的文家市转兵，经过在永新县的三湾改编之后，在当地地下党的帮助下，决定到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安营扎寨”，慢慢地发展壮大。
此时，在井冈山的茅坪、茨坪，有两支当地的地方武装，一个头领叫袁文才，一个叫王佐。
袁文才，排名显泉，又名选三。1898年出生于宁冈县茅坪马沅坑村一个客籍农民家庭。
袁文才少年时念过私塾。成年后，因新婚妻子被当地土豪强占，从此与豪绅结下深仇。
他刻苦学习，准备有朝一日出人头地，报仇雪恨。
1922年，袁文才考入永新禾川中学。在这里，他结识了当地进步青年刘真、贺敏学（贺子珍的哥哥）、王怀等，继而踊跃投入新文化运动。
后来，袁文才的父亲去世，他只好中途辍学回家务农。
在袁文才回家务农过程中，随时受到当地土豪劣绅的盘剥和欺负。其时，在茅坪半岗山活跃着一支以胡亚春为首的绿林“刀马队”，专吊土豪劣绅的“羊”（即绑票）。
胡亚春没有文化，他非常需要一个能写会算的人给他当师爷，需要“吊羊”时给对方写“勒令”。于是，胡亚春就找到了有文化的袁文才。
刚开始，袁文才只是暗中为胡亚春办事，可是，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土豪谢冠南就知道了袁文才的事儿，派兵去捉拿袁文才。袁文才年轻力壮，逃入了深山，家里人倒霉了。反动军队冲入袁文才家，烧了房子，杀死了他的母亲。
从此，袁文才怀着夺妻、杀母的仇恨，毅然投奔了“刀马队”，落草半岗山。
由于袁文才有文化有韬略，很快就成了“刀马队”的参谋长。
1925年春，江西省政府派出第3军第8师牛文田团刘汉涛一营兵力，分路“进剿”。袁文才等凭借地形熟悉，巧妙地与“进剿”军周旋，使敌人疲于奔命，毫无收获。“刀马队”从此声威大震。
1926年7月，龙超清受中共江西省党组织派遣，回县从事农运工作。龙超清经常和袁文才谈话、谈心，宣传共产党的宗旨和目标，启发他走上革命道路。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龙超清等共产党员的带动下，1926年11月，袁文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袁文才
王佐，又名云辉，号南斗。1898年出生于遂川县下庄村的贫苦农民家庭。由于生父和养父均相继过世，王佐自小就跟人打短工，13岁转学裁缝。
王佐在学习裁缝的过程中，还苦练武艺。由于他艺高胆大，在给井冈绿林头目朱孔阳缝衣服的时候，被朱孔阳聘为“水客”兼采购。
1924年，王佐脱离了朱孔阳，自己拉队伍，打出了“劫富济贫”的旗号，开始了绿林生涯。
1926年，王佐的部下发生内讧，他险些被杀，于是，他逃奔到茅坪袁文才处，向袁文才求援。
由于袁文才和王佐同庚，斗争目标又一致，所以，两人都有相见恨晚之意，立刻义结金兰，拜为“老庚”。随后，袁文才帮助王佐铲除了内讧分子，王佐重新归位，遂发展到60支枪。
此后，袁文才在井冈山的茅坪，王佐在井冈山的茨坪，互为犄角，遥相呼应，雄踞于罗霄山脉中段的丛山莽林中。
毛泽东在三湾的时候，给袁文才写了一封信，信的主旨是想与袁文才合作，共谋大业。
信是由一位姓李的本地老表送到茅坪的。袁文才接到信后，立即召集在茅坪坚持斗争的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尤国恩及自己身边的主要头目一起商讨。
当时，参加会议的农民军司书陈慕平告诉袁文才：毛泽东是共产党的中央委员，是他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时的老师，前不久在湘东赣西领导了秋收起义等等。
大家经过讨论，最后决定：不能让毛泽东带领着部队上井冈山，怕他们“鸠占鹊巢”。
于是，袁文才修书一封，让龙超清、尤国恩、陈慕平为代表，去三湾和毛部接头。
袁文才的信是这样写的：
毛委员：
敝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
敬礼！
袁文才叩首
龙超清一行3人携信于10月2日到了三湾。毛泽东立即在“协和盛”店铺接见了他们。
毛泽东诚恳地、耐心地和他们说明了工农革命军上山的意图等等。龙超清等表示欢迎工农国民军进驻宁冈，可先在离三湾30里的古城住下，好安排袁文才与毛泽东见面。
在分手时，毛泽东见3人徒手而来，立刻送了他们3人3支好枪。
经过毛泽东与龙超清们的多次会面和交谈，袁文才终于同意与毛泽东见面，见面的地点安排在大苍。
大苍，是位于古城和茅坪之交的一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居住着明末清初从福建迁徙过来的十几户客籍山民，这个村里的大户叫林风和。
宁冈苏区老干部、当年参加这一活动的苏兰春回忆：“大苍会见是寒露前两天（寒露是10月8日），毛委员是由古城至龙市，由龙市经茶梓冲进来的。共来了7个人5匹马，有的穿大衣，有的穿长衣。毛委员披了一件大衣。
袁文才当时不了解毛委员的部队，心里有点怕，预先在林家祠堂里埋伏了20多个人、20多条枪。这20多人始终没有给毛委员发现。
袁文才、陈慕平、邱凌岳、李筱甫等在林家祠门口石桥上等候毛委员，在石桥上可以看得很远。如果发现毛委员带兵来，便命令祠堂里的人马准备战斗，后来见毛委员只带了几个人来，便迎了上去，一直带到林风和家。
吴石生在林家门口杀猪迎接毛委员。毛委员和袁文才等在林风和家吊楼上边吃瓜子花生、喝茶，边和袁文才等人说话。”
“会见那天，毛委员在林家吃了中饭。他和袁文才从上午10点谈到太阳快挨山边。离开林家后时，袁文才给了毛委员1000块大洋。其中袁文才自带200元，在马沅坑钟家借了300元，在林风和家借了500元。毛委员还决定赠送100支枪给袁文才。毛委员离开时侍从林家门口一条山路经木鸡拢回古城的。”
就这样，毛委员慷慨赠枪给袁文才，让袁文才深为感动，打消疑虑。袁文才也很讲义气，立即回赠毛委员1000银元。袁文才表示：工农革命军吃的粮食，伤病员的安置，都包在他身上。
毛部得到了袁部的鼎力相助，方得休养生息，渡过难关。
毛泽东、袁文才在大苍会面后，一个回了古城，一个赶回茅坪。
为了迎接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袁文才和龙超清等动员茅坪群众做了以下7件事：
（1）用8张砻彻夜砻谷，以解决部队用粮；
（2）让人买了两头大肥猪，准备以山区特隆重的礼仪来迎接革命军的到来；
（3）组织了几十个妇女将攀龙书院、阎仙殿等公产神产族产打扫得干干净净；
（4）调集了18杆抬铳，以备明日放铳壮威；
（5）邀集读书人赶写标语；
（6）请当地采茶三角班来唱戏；
（7）通知茅坪百姓，腾房子、下门板、打地铺，铺好稻草，以备部队住宿。
袁文才还让自己的妻子谢梅香连夜给毛委员准备了衣衫、布鞋。袁文才又叮嘱大家准备轿子，因为毛委员的脚上有伤。
毛委员这里也没有闲着，他回到古城，立刻向干部们传达了大苍见面的情况，细致安排了次日去茅坪的行军路线，并宣布了部队纪律要求和应注意的事项。
10月7日，工农革命军兵分两路，向茅坪进发。
当两路部队在马沅坑汇合后开进茅坪时，茅坪群众在龙超清的指挥下，18杆抬铳一起扣响，村头阎仙殿前四个汉子把早已绑好的两头大肥猪架上长凳，以当地传统的最高礼节——杀猪迎接。戏班子敲锣打鼓，吹起唢呐，老表点燃了鞭炮，热烈欢迎工农革命军的到来。
这一切，让工农革命军的战士们颇受感动，大家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7日晚上，毛泽东参加宁冈党组织召开的党员大会后，袁文才将在茅坪一带坚持斗争的永新、莲花、宁冈3县共产党“头面人物”召集起来，来到了八角楼（八角楼是茅坪村中央的老中医谢慈俚家的楼上，毛泽东住在这里。）
来的人有贺敏学、贺子珍、刘真、王怀、刘作述、刘仁堪、刘辉霄，刘克犹等人，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见到贺子珍。
当袁文才介绍到贺子珍时，毛泽东竟有点惊讶。他没有想到，这里还有一位貌美如花的姑娘。这次会面，竟是毛泽东与贺子珍后来成为革命伴侣的开端。
毛泽东带领的工农革命军于10月24日来到大井。在大井，革命军受到了王佐及农民自卫军的热烈欢迎。因为，王佐已经从袁文才那里知道了毛泽东以及工农革命军是一支纪律严明专为老百姓打天下的部队。
王佐腾出大井的新屋场营房让毛部住宿。这天，王佐还差人杀了4头大肥猪，大摆宴席，热情款待工农革命军将士。
毛泽东当即决定赠送王佐70支枪，王佐也当场表示赠送500担谷子接济工农革命军。
当晚，毛泽东带领军队和王佐部一起，把拿山的恶霸尹道一的保卫团的团部拿下，击毙几十个团丁，缴获十几支枪。毛泽东把枪都给了王佐部，把个王佐乐得合不拢嘴。
第二天，王佐就邀请工农革命军住到比大井更为广阔的地方，王佐的司令部驻地——茨坪。
茨坪地处湘赣边陲，四周崇山峻岭，古木参天，住着几十户人家，是当时井冈山四周最大的村庄。
从此，毛泽东带领的工农革命军和袁文才、王佐的地方武装合兵一处，力量更加壮大，他们紧密配合，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
1928年5月初，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成立了红四军，袁文才、王佐的部队改编成32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1928年，王佐加入中国共产党。
王佐
1928年6、7月间，中共中央在苏联莫斯科郊外召开了党的六大。中共六大是在斯大林、布哈林、罗米纳兹、米夫、罗易、牛曼、库西宁等人指导下召开的。
其中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对土匪的关系”规定：“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之后宣布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作为反革命头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灭。”
这里面对待土匪武装的做法，真有点中国的老话说的“过了河就拆桥”的味道！
六大决议案辗转传到井冈山时，正是1929年1月4日至7日在宁冈县柏露村召开边界联席会议期间。参加会议的有红四军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以及各县县委负责人共60多人。
这次会议史称“柏露会议”。
在柏露会议上传达六大决议案时，毛泽东巧妙地回避了“诛杀土匪”这一内容。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没有照搬六大决议案，决定不杀袁文才和王佐。而且，为了保护袁文才，把他从32团团长职务上提升到红四军担任参谋长，1929年1月，朱毛红军下井冈山时，让袁文才跟随红军主力一起行动。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已经调任红四军参谋长的袁文才和调任红四军前委秘书长的刘辉霄等，却在东固私自离队了。
他们离队的原因，是因为在东固偶然看到了中共“六大”决议案中关于诛杀土匪首领的文件。
当时，袁文才、刘辉霄、谢桂标、刘天林4人一起决定离开部队回家去。袁文才、刘辉霄、谢桂标3人各带一支手枪，袁文才化装成做小买卖生意的，肩挑一担烂萝，里面放了些辣椒、大蒜。
谢桂标挑着两个布袋，布袋里装有花生和一杆小秤，手枪夹在手腋下。袁文才的手枪放在他自己挑的萝的下层。刘辉霄和刘天林作为买牛皮的，刘辉霄夹一把雨伞，刘天林带一副绳索。
1929年5月份，他们4人返回宁冈，住在柏露梨树山。
袁文才等回到宁冈后，和王佐秘密地见了面。此时，边界已经组建了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王佐为团长。王佐历来对袁文才敬佩至极，就让袁文才当团长。袁文才知道自己是私自离队，就让王佐去找宁冈县委书记何长工“讨个保”再说。
何长工得知袁文才私自回来，马上与宁冈县委几个常委商议。结果，土籍革命派的龙超清、谢希安等人深为不满。何长工只好向边界特委巡视员宛希先做了汇报。
说到湘赣边界的土客籍矛盾，这时一个由来已久的历史问题。本地人的土籍与数百年前殖民来此的广东、福建籍，两者之间发生很大的界限，历史上仇怨非常深，成了很激烈的“民族”斗争。
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最为严重。
土客籍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到了井冈山不久就发现了，他曾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过。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毛泽东等人曾经做过大量的工作。使得土客籍间的矛盾趋于缓和。
1929年1月，朱毛红军下井冈山时，把袁文才、刘辉霄调到红四军担任参谋长和前委秘书长，就是为了消除土客籍的矛盾。没有想到，袁文才和刘辉霄又私自离队了。
宛希先与袁文才关系特铁，他懂得袁文才私自离队的苦衷，觉得目前正是用人之际，于是给了袁文才一个“党内警告”处分，袁文才倒是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处分。之后，让袁文才担任县赤卫大队大队长，刘辉霄、谢桂标回宁冈县委、政府做事。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情，直接引发了土客籍之间矛盾的升级，那就是宛希先被害事件。
永新县委负责人刘真娶了一个漂亮媳妇，但是这个漂亮媳妇是永新县浬田的大土豪龙庆楼的妹妹。结婚期间，正好边界特委有事，边界特委巡视员宛希先多次派人去叫刘真回来办事。可是，刘真刚结婚，不愿意离开家，就没有回来。
于是，有坏人造谣说，刘真的媳妇是内奸，想利用刘真的关系打入革命内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听信谣言，就把刘真的媳妇给打死了。
这可惹恼了她的哥哥龙庆楼，龙庆楼就在刘真开会途中把刘真给杀死了。这时，又有人造谣说，是宛希先杀死了刘真，永新县一班人就信以为真，在1929年冬组织永新赤卫队向宛希先兴师问罪。尽管宛希先逃到了深山，还是被赤卫队抓住，用残酷的方式杀害了。
宛希先是袁文才的好朋友，听到宛希先被永新赤卫队杀害，袁文才气愤至极，就大骂永新县委。这话传到了永新，当时永新的边界特委委员朱昌偕、王怀等又和袁文才结怨。
宛希先事件后，土客籍之间的矛盾再次升级。加上袁文才素来“只信仰个人，不相信群众”，毛泽东在时，他只佩服毛泽东个人。对宁冈的土籍党很看不惯，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意见不合，比如在打土豪、分田地、人事安排方面等与宁冈土籍革命派龙超清等意见不合。
边界特委一些负责人就想把袁文才、王佐按照“土匪”处理，加上有中共“六大”的决议案作为政策依据，他们就开始了制定要杀死袁文才和王佐等人的计划。
1929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派潘心源为巡视员来到湘赣边界巡视工作。在他的指导下，1930年1月18日至21日，湘赣边特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在遂川县于田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
这次会议错误地作出了武力解决袁文才、王佐的决定。他们的方法是：特委以攻打吉安、部队听编为由，将袁文才、王佐两支部队“骗”进永新城，进而借调红五军第四纵队，杀害袁文才、王佐。
引发袁、王被杀的直接导火索是“罗克绍事件”。
罗克绍是茶陵县反动警卫团的团总，又是茶陵、酃县（今天的炎陵县）、宁冈、永新、莲花“联防”总指挥。罗克绍有个30多人的兵工厂，能造枪。袁文才、王佐一直想把这个兵工厂搞过来，成为边界红军的兵工厂。
1930年刚过完阴历年，茶陵新游击队队长吴光涛忽然跑来报告，说罗克绍住在茶陵江口两里远的蕉坪他姘头家。
得到这个消息，正月初四，袁文才、王佐率领部队从新城出发，在蕉坪抓住了罗克绍，同时还抓住了罗克绍的28名枪工。回到新城，袁文才给罗克绍松了绑，还好酒好菜地招待罗克绍及其他的枪工。
这事引起了宁冈县委书记谢希安的强烈不满，提出要杀掉罗克绍。袁文才、王佐不杀罗克绍，是为了要掌握他的兵工厂，但是，他们并没有及时地向宁冈县委的负责人说明白。结果，谢希安把这件事报告给了龙超清和特委。特委就下了除掉袁文才和王佐的决心。
1930年2月22日，袁文才、王佐突然接到“毛委员来信”，说是要袁、王部队配合红五军攻打吉安，将队伍开到永新城听编。
袁、王历来崇拜毛委员，高兴地带兵来到永新城。为了迷惑袁、王，永新、莲花、茶陵的地方武装都来了。
特委事先安排袁文才住在尹家巷22号，王佐住在尹家祠。
晚上，特委通知开会，袁文才、王佐都参加了，会议由中央巡视员潘心源主持。会上，潘心源指责袁、王“反对分田”，“勾结土豪”等等，在袁文才为自己辩解时，潘心源居然把勃朗宁手枪拍在桌子上，王佐是个烈性子，也把枪拍在桌子上，会议弄得不欢而散。
会议结束后，特委安排了采茶戏班子唱《刘海砍柴》。
23日，照例没有事，晚上，还备有大量的酒菜。但是，王佐发现了一个细节：除了袁文才、王佐的部队，其他地方武装都在铺子里买白布编带子。王佐就同袁文才商量说：“老庚，看样子有情况，我们不能不防。”
袁文才说：“不能多疑，哪有自己人打自己人的？”
此时，潘心源和边界特委已经给红五军去信，并派朱昌偕、王怀连夜前往红五军驻地安福洲湖。请求彭德怀派兵，立即解决袁、王。
彭德怀听了他们的汇报，感到十分突然。但是，红五军当时归边界特委指挥，又有巡视员的来信，又有特委书记朱昌偕等当面请求，于是，彭德怀就派了红五军四纵队23日赶往永新。
四纵队赶往永新城时，已经是24日拂晓了。到永新后，就包围了袁、王及其部队驻地，每人手臂上扎白带子为标记，并更换了口令，遇到没有白带子的对不上口令的即开枪。
这就出现了开头我们叙述的一幕。
袁、王被错杀的教训是惨重的。在袁文才、王佐及其40多个骨干被害后，谢角铭（袁文才妻子的叔叔），王云龙（王佐的哥哥）即收拢残部，“通电反共”，投靠敌人。从此，井冈山军事根据地陷入敌手，从红区沦为白区，直到1949年解放，长达19年。
袁、王被错杀的教训是沉痛的。当时，杀袁、王的“理由”主要是：（1）认定袁、王氏“土匪首领”；（2）认为袁、王有两大罪状：“一是反对分田反对苏维埃”；而是勾结茶陵靖卫团，扰害永新赤色政府。
实际上，这些罪名都不成立。毋庸讳言，袁文才、王佐及其部队是有缺点和错误的，但只能是作为内部矛盾，绝不应该当成土匪给杀害。
袁、王被错杀，是我党我军早期历史上的一起冤案。1930年10月，毛泽东就说过，袁、王这两个人是杀错了。1965年5月，毛泽东主席重上井冈山，还特意会见了袁文才、王佐的遗孀，握着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老人的手说：“袁文才、王佐不在了，他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袁文才、王佐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已经平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想必，袁文才、王佐在天有灵，也会感到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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