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惶恐，纷纷调兵将，“讨伐”起义军。正在九江开会的汪精卫、孙科、朱培德等人听到南昌起义消息，立即结束会议，一方面派张发奎偕黄琪翔、朱晖日两军长“督师进剿”，一方面急赴汉口，进一步研究对策。
1927年8月4日《新闻报》刊登2日从武汉发出的消息：
其一“当局通令：据报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及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受共产党指使，公然叛乱，除派兵往剿外，希一律缉拿”；其二“当局电令朱培德、张发奎将赣东、赣南各处驻军听候调集，肃清南昌共产党军队”。
面对敌人即将开始的围攻，前敌委员会决定起义军按照原定“先取东江，充实力量，次取广州”的计划，立即撤离南昌，由临川、会昌直奔东江。
当时做出这一决定的基本想法是：
“(一)工农力量在东江的厚，(二)东江地形较北江平易，且敌军已集中于北江不能各个击破他，(三)东江海口便利，可望苏联接济，财政亦丰，(四)可以以福建为后方”。
广东东江地区，包括潮州、汕头、海陆丰等25个县，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有较好的群众基础。起义军打算第一步以东江地区为根据地，利用海口取得国际援助，发展革命力量，建立工农政权，实行土地革命。
待条件许可时，再进一步夺取广州。
南昌起义后，起义军撤出南昌，摆脱强大敌人的围攻，企图寻找新的根据地以发展革命力量是正确的。然而，由于缺乏经验，再加上对与农民运动结合尚缺乏足够的认识，选择广东作为根据地，以致劳师千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失误。
周恩来后来总结经验说：
“南昌起义后不是在当地进行土地革命，而是远走汕头；假使就地革命，不一定能保住南昌，但湘、鄂、赣三省的形势就会不同”。
朱德也说：
“假如当时能够利用军阀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就在江西各地开展农民运动，解决土地问题，建立革命根据地，同时也改造起义军本身，那是完全可以站得住脚的。”
参加南昌起义的重要干部陈毅回顾说：
“起义是胜利了，下一步棋应该怎么走呢?经吉安、赣州直下广州是一条路；折回武汉转道湖南，发动两湖地区的革命群众，也是一条路。这两条路都有可能，但都有困难。向武汉，向长沙，虽有革命群众基础，但张、唐的力量很强，如果蒋汪合作，形成夹击形势，就不好搞。
下赣州至广州，却已是朱培德的退路，堵在路上也不好通过，结果选了一条偏僻的、完全没有群众基础的路至潮汕。'陈毅指出：“这个决定……着眼点不在如何发动广大群众，而在于单纯的军事进攻'。
8月3日至5日，起义军先后撤离南昌，浩浩荡荡的铁流，向临川急进。担任左纵队前卫的部队，是第十一军第十师。
该师师长蔡廷锴，本来就态度动摇，迫不得已参加了南昌起义。
8月5日，该部到达进贤时，蔡即叛离起义军，解决了中共控制的第三十团，并宣布：
“为保全本师，我不得不请本师共产党军官暂行离开，各人的薪饷，当然发给，并且护送各人离部，使各人安全”。
随后把部队拖到浙江去了。由于中国共产党没能对这支旧军队及时加以整顿和改造，使起义军出师伊始就损失了5000人的作战力量，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起义军出师受挫后，接着又迎来了更大的考验。行军开始后的头几天，由于受反动派欺骗宣传的影响，沿途农民闻风逃散，起义军所需“食物与饮料全买不到，甚至终日难得一粥，渴则饮田沟污水'。加之天气酷热，山路难行，部队病号增多。
当时，起义军还没有军医处和卫生处等机构和设施，无法救治，以至因病倒毙者，络绎于道。
前委警卫队干部粟裕在《南昌起义前后片断》一文中说：
第一天行军，一个团“就中暑死了十几个同志”。不少人因为经不住苦难煎熬，纷纷离队。从南昌到临川200多里路程，行军3日，由于疾病、逃亡，“实力损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
根据上述情况，前委决定在临川停留几天，使起义军得到休整并加以整顿。
在加强部队政治教育的同时，把一些不可靠的旧军官换了下来，进一步健全了党的组织。各军均设军委会，师设师委会，团设总支部或支部。为了扩大党的力量，开始加强党的组织工作，先后发展了许多优秀分子入党。
贺龙、郭沫若、彭泽民等，都是在南征途中(会昌战役后)加入共产党的。当时，党内有些人出于“左”的偏见，对贺龙这样“草莽英雄”出身的旧军官参加革命，抱怀疑态度，曾产生种种误解。前委则认为，经过南昌起义以来的考验，说明贺龙要求加入共产党的态度是真诚的，决定同意贺龙入党，由周逸群、谭平山做介绍人，在瑞金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
在临川，数百名原第十一军政治部的同志，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党的负责干部陈毅等人，还有不少被打散的群众团体中的党员，从九江等地，冲破敌人重重阻拦，赶上了起义军主力。陈毅被派到第七十三团任团指导员。此外，分散在临川附近的党团员、青年学生和原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学员数百人，也积极参加起义军。
经过临川整顿，加强了组织建设，充实了骨干，部队总兵力尚有“一万三千四百人”。起义军在细雨濛濛中告别临川，以高昂的士气继续南征。
从临川出发后，前委对起义军的行军路线作了修改。
“因为二十军、十一军的参谋都逃跑了，原定军事计划，有完全泄漏的危险。所以决定到瑞金后，改道经汀、杭取东江”。
蒋介石发现起义军兵锋直指广东，急令盘踞在两广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总指挥李济深组织堵截。李济深以黄绍竑为第八路副总指挥兼前敌总指挥，将两广反动军队组编为中、右、左三路：黄绍竑兼中路总指挥，辖第七军2个师；钱大钧为右路总指挥，辖新编第一师等4个师；范石生为左路总指挥，辖第十六军2个师，全力阻击起义军。
起义军开至广昌时，得知：
“广东李济深已以钱大钧、黄绍竑两部共十五团人，移动至于都、会昌、瑞金阻止我军攻入广东”并“知敌有一师在宁都布防(赖部)，一师在瑞金布防(钱部)，我军以第十一军(二十四、五两师)为右翼军驱逐宁都之敌，二十军为左翼军驱逐瑞金之敌”，于20日分两路从广昌出发，约定在壬田会合入瑞金。
壬田是通往瑞金的必经之路。敌新编第一师王文翰部在此布防。8月25日上午，朱德率前卫部队进至壬田与敌遭遇，展开激战。
下午贺龙率第二十军主力赶到，于次日晨向敌发动猛攻。
“斯役俘敌官兵数百，获枪数百，机枪六支，于下午追击敌人至瑞金南门十余里宝塔高地一带，敌向会昌大道溃退”。
8月27日，起义军领导机关及后卫部队全部到达瑞金。进城后，从缴获敌人的文件中得知，敌钱大钧部共10个团，集结于会昌一带，桂军黄绍竑部约7个团，集结于白鹅墟附近地区，与会昌成犄角之势，企图堵击我军。
前委认为：
不破会昌之敌，我军有后顾之忧。于是，决定先攻会昌，然后折回瑞金，再转道汀州、上杭入广东。
进攻会昌的布署是：
以叶挺指挥的第十一军2个师为主力从西江市、洛口迂回其后，攻击会昌；朱德指挥第二十军第三师教导团和第六团向会昌东北面佯攻；由贺龙率第二十军主力为总预备队，位于瑞金附近，策应支援各方。约定30日拂晓，同时发起攻击。
30日晨，朱德指挥佯攻部队，首先打响会昌战役。由于二十五师未能及时赶到，敌人的压力全部集中到佯攻部队方面，整连整营地向佯攻部队冲锋。朱德率部坚守阵地，打得勇敢顽强一次又一次地打垮敌人的进攻。
一直坚持到午后，第二十五师赶到，遂迅速攻克寨栋、岚山岭和几个重要山头。二十四师也在城西发起攻击。激战至下午5时，起义军全部占领会昌城。
会昌战役(包括壬田之战)，为历史上罕见猛烈战事，是起义军南征途中的一个大胜仗。俘敌2000余人，枪1000余支。钱大钧指挥的军队，除伤亡俘虏逃散的约6000人，只剩得约3000人，向南逃窜。起义军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伤亡达1700多人。
会昌战役后，起义军返回瑞金。在瑞金，前敌委员会进行了党的发展工作；进一步研究了土地革命政策；在财政政策方面，也在逐步摸索中有了新的发展。南昌起义军南下时，“由南昌带出现洋仅数万”，纸币“三十万之谱”，沿途以钱买粮供给部队。
而有些将领开始也“以王者之师自居”，不主动向地主征粮征款。随着军饷一天天困难，引起了关于财政政策的讨论。
一种意见主张，每到一城，即行提款、派款、借款，“实际上就是利用一般劣绅土豪来筹款”，结果还是加重了一般群众的负担。
一种意见主张，“应该以征发(如征发地主的粮食)、没收(没收劣绅反动派等的财产)和对土豪劣绅的罚款等'解决财政困难。
后一种办法，在实行中也碰到了问题，“谁是大地主和土豪劣绅很难于调查”，因此从临川至瑞金筹款方法极为混乱，“至瑞金后，越感困难，影响于行军之迟缓。最后是粮秣管理处开始征发地主食品以供军用”。
9月5日至9日，起义军先后离开瑞金到达福建的长汀。
由于当地党组织的积极发动，沿途群众不再逃避，而是纷纷起来支援起义军。工人农民“给起义军带路，还把粮食清理出来送到城里”。
特别是伤病员在长汀有了很好的治疗机会。长汀有家教会办的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是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满腔热忱，救死扶伤。在他的带领下，全体医务人员和临时请来的教员、学生，立即投入伤病员的救护工作。起义军的几百名伤病员，包括徐特立、陈赓等，在傅连暲等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下，生命得以挽救，身体得到康复。
在汀州，前委进一步讨论了攻取东江的计划。
“当时有两方面的意见：一，主张以主力军由三河坝经松口取梅县，再经兴宁、五华取惠州，以小部分军力(至多两团)趋潮汕，盖料敌人恐慌已极，潮汕空虚，可以不战而败。并且经潮汕再取兴宁、五华攻惠州，过于迂缓，敌人有集中兵力攻击我之可能。
二，主张以主力取潮汕，留一部分兵力于三河坝监视梅县之敌，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取惠州。盖恐敌人死守，潮汕不得，便难取得外面的接济。恩来、希夷（叶挺）均主前说，俄顾问与贺龙、伯承等均主后说。同时一般军官长期行军之后，均欲得地休息，多赞成后说，遂照后说意见决定”。
后来，事实证明周恩来、叶挺的意见是正确的。三河坝分兵，是导致起义军失败的直接原因。
随后，周恩来就向潮汕进军问题给中央写信，报告中央“我方目的在先得潮汕海陆丰，建立工农政权，如情势许可，自以早取广州为佳”，并指出：
“我虽胜敌，但兵员与子弹之缺乏，实成为入潮梅后必生之最大困难”。希望中央“电知国际能于外埠装好货物，一俟汕头攻下，在十日内即能运至汕头方好”，并“电知粵省委号召东江潮汕工农响应一切，以巩固工农政权及其武装”。
1927年9月18、19两日，起义军进入广东省大埔县，根据分兵决定，由朱德指挥第二十五师2000多人，扼守三河坝，大部队沿韩江直下，23日占领潮州，24日进驻汕头。
汕头工农群众纷纷组织起来，欢迎起义军到来。
《晨报》10月7日登载来自汕头的消息云：
“今晨(二十四)马路上触目皆是臂系红带之农工分子，有所谓农民自卫军，农工义勇队，总工会讨逆军东路先锋队，类皆便装持械，沿途检查行人，潮阳澄海各地之间便装农团军纷纷抵汕，以中山路之农会为大本营。
马路上大张'打倒新军阀'，'欢迎叶贺两军凯旋回粤'，'反共产即反革命'，'打倒大地主’，'建设农工政府'等标语。八时许，叶部军队列队入驻市内，惟各机关多被农工队占据，叶部则驻警备司令部，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师第五团所部。据该军官对人称，军长贺龙定于今日(二十四)由潮州乘车来汕，叶挺则明日(二十五)可到”。
起义军到达潮汕后，立即开展各种工作：肃清反革命，恢复社会秩序，组织革命政府，发布各项施政纲领。同时，派出宣传人员，到市镇、农村宣传。
潮汕地区大革命时期播下的革命火种，随着起义军的到来，又燃烧起来。各地群众纷纷起来“没收五十亩以上的大地主，捉拿土豪劣绅等等，闹得轰轰烈烈”。
起义军从9月24日到30日，进占潮汕虽然只有7天，但这段历史却在潮汕地区广大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把这7天称为“潮汕七日红”。
《晨报》民国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报道：“当共军败退之际，潮汕徒手农工随同退却者，共有二千余人，农工之醉心共产，亦足见一斑矣。”
在起义军占领潮汕前夕，中共中央派张太雷于9月中旬到达汕头，24日与起义军会合。张太雷向起义军主要领导人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关于成立南方局的决定。大家“因张国焘有问题，同志对他动摇不满意”，不赞成中央原定张国焘为南方局书记的意见，改推张太雷为书记。28日，在张太雷主持下召开第一次南方局会议，就若干重大问题做了进一步研究，如“国民党的恢复已决定停止”等。
与此同时，广东军阀黄绍竑、陈济棠、薛岳、钱大钧等反革命军队，已集中2.7万多人，抢先控制了自汤坑至五华、兴宁、梅县、松口一线，对起义军取两翼包围态势。钱大钧部3000人，在梅县方面牵制三河坝之二十五师；黄绍竑部9000人，由平远经丰顺、留隍取潮州；陈济棠、薛岳和王俊等部共1.5万多人，经河源、汤坑趋揭阳。
而起义军这时已不满万人，分布情况是：
朱德、周士第率第二十五师及教育团2000多人，位于三河坝，与主力相隔四日行程，鞭长莫及，难以互相支援；潮州有第二十军第三师一部约1000人，担任卫戍任务，汕头仅有一个多营兵力留守；主力部队只有第二十四师和第二十军之一、二师，共三个师约6500人，能开赴前线作战。显然敌我力量对比悬殊。
刘伯承在《南昌起义始末记)中指出：
如果我军照预定计划在潮州不停滞，即一齐向揭阳、汤坑前进，27日即可在梅江与三河坝之第二十五师联同作战，乃事实大谬不然，有些在政治方面的同志，忽视军事地说，军事不成问题，只看政治如何主张。而武装同志大多数感两月长途困苦，一见繁华的潮汕，不免有留连休息筹款给兵之表现。非同志之表现尤为不好，怠慢迟延，本可24日集中揭阳者(潮安距揭阳70里)，竟至27日尚未完全集中。
这是我军遭大大失败的罪过。
由于起义军领导未能及时了解敌我形势的严重情况，还想乘敌人大部集中之前，一鼓作气予以击渍。于是作出错误的决定：把主力全部投入揭阳、汤坑方向，和超过我四倍之敌作战。
起义军于9月26日中午到达揭阳城，守敌撤退。总指挥部接到不准确之情报：有敌千余人集中在汤坑，于是决计全力吃掉该地之敌。28日晨，起义军向汤坑方向进发。中途到达山湖(属揭阳)丘陵地区，与敌王俊部接触，激战1个多小时，将敌击溃。接着又与薛岳部遭遇，薛部不敌。陈济棠师又接踵而来，与我死拼。敌人人多势众，轮番上阵，起义军虽英勇善战，但寡不敌众，很难应付。敌人潮水般涌来，起义军英勇阻击，把敌人压了回去。
从中午12时到下午9时，彼此往返冲锋数十次，形成拉锯战，各自坚守阵地，僵持不下。经过两昼夜激战，起义军毙敌3000人，我军亦伤亡2000人，且全军弹药将尽，无力再战，不得不于9月30日晨向揭阳退却。
10月3日，自汤坑撤退的起义军在普宁县境流沙镇，与前一天由汕头退到这里的前委和革委会领导机关会合。前委、革委和有关军事负责人，在流沙天后庙召开紧急会议。
参加者有：
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彭湃、贺龙、叶挺、刘伯承、谭平山、张国焘、聂荣臻、郭沫若、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贺昌、廖乾五、彭泽民、陈公培及国民党左派人士张曙时、姜济寰等，还有中共汕头市委书记杨石魂。
流沙会议根据当时的形势，对会后方针和去向做了研究和部署。会议大体上决定了的善后的办法。
——武装人员尽可能收集整顿，向海陆丰撤退，今后要作长期的革命斗争。这工作已经做得略有头绪了。非武装人员愿留的留，不愿留的就地分散。已经物色好了好些当地的农会会友作向导，分别向海口撤退，再分头赴香港或上海。”
10月3日午后3时，前委机关和起义军主力部队撤到距流沙3公里半的乌石山村，遭到敌陈济棠和徐景唐两个师的伏击。
机关和部队被压在一个四面皆山的小盆地里。虽经英勇搏斗，终因敌众我寡，至晚10时，部队和机关被打散，只好分别冲出重围。
在汤坑战斗的同时，钱大钧集三师之众，向三河坝扑来。10月2日下午，敌军进入三河坝地区，战斗开始打响。三河坝位于梅江、汀江、韩江的会合口。起义军在朱德指挥下，以江为屏障，连续多次击退敌人的偷渡。3日拂晓，大雾弥漫韩江，数十步外不能见人。敌人乘机渡江，占领滩头阵地。起义军虽数次反击，但渡江敌人愈来愈多。
下午3时许，敌人调来大量机枪和迫击炮作掩护，起义军伤亡人数不断增加。入夜，师部根据起义军已处敌三面包围之中，且连日绝粮，弹药将尽的恶劣形势，决定当晚撤离战场。
三河坝之役，经三昼夜血战，消灭敌人1000多人，起义军亦有数百人伤亡。第二十五师参谋处长游步仁、第七十五团第三营营长蔡晴川等党的优秀干部均在此役牺牲。第七十五团团长孙一中和排长许光达等也身负重伤。在全军面临覆没的危急时刻，朱德果断地率3个团建制的2000多起义军，撤出战斗。
至此，南昌起义军在广东潮汕地区的汤坑、潮州、三河坝等三处均遭失败。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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