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重大事件第一篇：从刻符陶文到甲骨文，最早的文字是什么？中华文明有没有五千年？
仓颉造字
想必大家对仓颉造字的故事耳熟能详吧。《说文解字·叙》记载：“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远，万品以察。”翻译过来就是仓颉根据野兽的脚印创造了文字，其发展演变延续至今，便是我们今天所始用的汉字了。不过，故事终究是故事。汉字究竟起源于何方？最早的汉字是什么？我们或许需要从考古材料中寻找答案。
自从殷墟甲骨文字确认以后，人们知道商代的文字已是十分成熟的文字，已具备系统的字法和句法规则。出土总数达16万片的甲骨，单字字数已多达4500个，完全可以满足当时的需要。距今只有3600多年的甲骨文被认定为中国最早的文字，这比苏美尔和古埃及的文字晚约2000年，意味着中华文明只有3600年。不过，甲骨文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不可能突然冒出来的。按照一般逻辑，在甲骨文之前，应该有其逐步形成并发展的阶段。
殷墟甲骨
但是，这个阶段究竟有多长时间？早期文字究竟什么？今天我们就从新石器时期文化及其刻画符号（被定义成为文字之前暂称“刻画符号”或者“刻符、“陶符”）说起。
中国早期刻画符号所属考古学文化一览表
中国早期刻画符号所属考古学文化一览表（续）
贾湖遗址所出（约公元前6000年）最早，是否为原始文字，争议比较大。半坡遗址所出（约公元前4500年），裘锡圭（古文字学家，现为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叫甲类符号。大汶口遗址所出（约公元前4100-公元前2600年），裘锡圭叫乙类符号。再晚，丁公遗址所出（约公元前2300-公元前1800年）、龙虬庄遗址所出（约前2000年），属于广义的龙山时代。中国进入铜石并用时期，城市遍地开花，开始出现成行成片的符号。很多人说，这些总该是原始文字了吧，但裘锡圭说，这些符号是“走入歧途的原始文字”，无法断定与作为成熟文字的甲骨文有关。
贾湖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西南1.5公里的贾湖村，C14测年结果显示其年代为公元前7000至公元前5500年，是淮河流域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存。
贾湖骨笛
贾湖遗址共发掘出三十余支骨笛，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管乐器。经中央民族乐团黄翔鹏等音乐家对其中一支七孔笛测试，知其已具七声音阶，并能完整吹奏现代乐曲。它把人类音乐史向前推进了3000多年。
贾湖刻符
贾湖契刻共发现十七例，分别刻在甲、骨、石、陶器上，其中龟甲上刻符9例，骨器上刻符5例，陶器上刻符3例，其特点均是契刻而成。有些契刻符号的形状与其4000年后的商代甲骨文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形似眼目的“目”，太阳纹等。
贾湖刻符与甲骨文对比
贾湖契刻形成年代，早于安阳殷墟的甲骨卜辞4000多年，领先于素称世界最早文字的古埃及纸草文书，比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和山东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文字早2000年。新发现的甲骨契刻符号，为探索中国文字的起源提供了实物资料。
半坡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浐河东岸，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聚落遗址，是一处母系氏族公社聚落，年代为公元前4900至公元前4000年。出土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约1万件，生产工具主要有石斧、石锛、石铲、石锄、矛头、箭头、鱼叉、鱼钩、纺轮、骨针等。
半坡陶符
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器上多绘有各种图形，器物表面多饰有绳纹、线纹，还绘有人面、鱼、鹿、植物等花纹，红底黑纹。在一些陶钵的口沿上还刻有各种符号，有20-30种之多。多年来一直没有人能辨识出来，有的学者认为是汉字的起源，还有的学者认为不是汉字。
大汶口遗址山东省岱岳区大汶口镇的汶河两岸，大汶口文化的发现地和命名地，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父系氏族遗址，年代为公元前4100至公元前2500年。出土文物有造型美观的背壶、钵型鼎、镂孔豆、高柄杯、彩陶豆以及磨制精细的石斧、石锛、石铲、石凿、骨器等。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为山东龙山文化找到了渊源。
大汶口陶樽符号
大汶口文化的刻画符号陶尊分别出自陵阳河、大朱家村、杭头及诸城前寨等遗址，另外在安徽蒙城尉迟寺等遗址也发现有相同或相似的刻画符号。刻画符号陶尊多竖立于墓主人的脚端，刻画符号朝向墓主人，部分符号还有涂朱痕迹。这些刻画符号目前已发现30余个，可分为8类，其象形元素主要包括日、月、山、树、钺、锛、王冠等。其中有些与甲骨上所见的字类似。不少学者认为它们当是原始阶段的文字。文字学家于省吾将其中的几个刻划符号释读为“旦”、“锛”和“斧”等字，学者唐兰也释读了“灵”、“炅”和“斤”等字。不过，另有不少学者则认为这些刻划符号仅“代表个人或氏族的形象化的图形标记”，与真正意义上的文字尚有很大的距离。
良渚遗址位于浙江省余杭县和德清县境内，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群，年代为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000年。良渚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区在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而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则在钱塘江流域的东北部、东部。该文化遗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挖掘自墓葬中的玉器包含有璧、琮、冠形器、玉镯、柱形玉器等诸多器型。此外，良渚陶器也相当细致。
良渚玉琮
玉器和陶器上还出现了不少刻划符号，这些符号在形体上已接近商周时期的文字。良渚博物馆及相关学者已经整理出刻画符号超过600个，分布在500多件器物上，符号种类超过300种。出土文物的图片以及相对应的拓片、摹本等已汇编出版《良渚文化刻画符号》一书。
良渚刻符
经过与甲骨文的对比，似乎从某种程度上，有一些联系，但具体是否有联系，有待进一步考证。由于这些符号还在研究中，我们不知道它是否形成一定体系，也难以判定是否“运用成熟”。但多数专家认为这些刻符很显然在表达某种意思；即便不能完全承认是一种文字，也已经具备了文字的象形功能，是文字的一种“初始形态”。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是黄河中游地区以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为主的遗址，年代为公元前2600至公元前2000年，大体相当于古史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
在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发现了规模空前的城址、与之相匹配的王墓、世界最早的观象台、气势恢宏的宫殿、独立的仓储区、官方管理下的手工业区等。有许多专家学者提出，陶寺遗址就是帝尧都城所在，是最早的“中国”。根据发掘的成果来看，陶寺社会贫富分化悬殊，少数贵族大量聚敛财富，形成特权阶层，走到了邦国时代的边缘和方国时代。
陶寺扁壶
扁壶是陶寺遗址常见的一种汲水用的陶器，其造型的基本特征是口部和腹部均呈一面鼓凸，另一面扁平或微凹，以利入水，颈或口部设泥鋬，便于系绳。扁壶皆为泥质灰陶，手制，其使用时间与陶寺文化相始终。出土朱书文字扁壶的灰坑，属陶寺遗址晚期。
扁壶朱书
扁壶为残器，存留口沿及部分腹片。朱书“文”字偏于扁壶鼓凸面一侧，另在扁平的一面尚有一组朱书文字符号，又沿扁壶残器断茬边缘涂朱一周，当为扁壶残破后所描绘。朱书文字有笔锋，似为毛笔类工具所书。
罗琨先生《陶寺陶文考》，对“文”字做详备考述，认为殷墟卜辞中，“文”主要用为先王的尊号，周代金文中，“文”表示有文德之人，用其引申义。何驽先生将扁壶背面原来被看作两个符号的朱书视为一个字，认为其字符分上、中、下三部分：上部是有转角的“◇”即土字，中部为一横画，下部为“卩”字，合起来就是古“尧”字，即古史传说中五帝之一的帝尧名号。
龙虬庄遗址位于江苏省高邮市龙虬镇，是江淮地区东部最大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
龙虬庄陶符
高邮龙虬庄遗址发掘出来的磨光泥质黑陶盆口沿残片，残片上刻有八个类似文字的刻画符号，左行四字，以直线为主，横平竖直，结构有序，近似甲骨文；右行四字，类似动物侧视图形，第一个似兽，第二个像鱼或鳖，第三个如蛇，第四个若鸟。如此图文并茂的刻文陶片，在中国还是首次发现，其重要性也不言而喻。两行刻于内壁的文字符号，笔画纤细，技法娴熟。
李鹏飞教授认为，从形体上推定，高邮龙虬庄陶文为早于甲骨文的一个文字体系；从其文字组合来看，比较成熟，似成词语，并已脱离了早期发现的如仰韶、良渚等遗存的单个字节，更接近成熟的甲骨文，因而这些文字符号被有关古文字专家称为“对探究中国文字的起源十分重要”。据南京博物院研究员张敏考证，龙虬庄这层遗址被划为“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年代“不早于公元前2200年”，这正是帝尧时代遗物。
丁公遗址位于山东省邹平市长山镇丁公村东，为典型的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遗存，年代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800年。在遗址中发现大量龙山文化及岳石文化遗物。出土文物主要有石铲、磨制石斧等石器，还有骨簇、骨针及具有龙山文化典型特征的蛋壳陶片。尤为珍贵的是黑陶鬼脸式鼎腿、猪嘴鼎腿等。
丁公陶符
丁公陶符，系刻在一件大平底盆底部残片的内面。陶片上现存文字计5 行11个字，右起第一行为3个字，其余4行每行均为2个字。这11个刻字，笔画比较流畅，个个独立成字，整体排列比较规则，刻写也有一定章法，显然已经脱离了刻划符号和文字画的阶段，全文很可能是一个短句或辞章。史学家田昌五认为：陶片上的字有象形字，也有会意字，由于是刻在陶器上的成组文字，建议称为“陶书”。但是，这陶片上的刻符是不是文字，是怎样的文字？专家们的意见并不一致。
有些学者还基于对商周文字的知识，尝试对陶文释读。如第一行第1字，严文明疑是“鸟形”；第一行第2字，李学勤释“父”；第一行第3字，蔡凤书释“以”；第二行第1，王恩田释“夋”，陈公柔释“夒”；第二行第2字，李学勤谓“似为有角的走兽形”；第三行第1字，李学勤谓“似顾首短尾的动物”……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偃师市境内，属二里头文化，年代为公元前1800至公元前1500年，相当于古代文献中的夏、商王朝时期。二里头遗址对研究华夏文明的渊源、国家的兴起、城市的起源、王都建设、王宫定制等重大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学术界公认为中国最引人瞩目的古文化遗址之一。
遗址内发现有宫殿、居民区、制陶作坊、铸铜作坊、窖穴、墓葬等遗迹。出土有大量石器、陶器、玉器、铜器、骨角器及蚌器等遗物，其中的青铜爵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二里头遗址是二里头文化的命名地，并初步被确认为夏代中晚期都城遗址。
二里头陶符
二里头文化陶器上的刻符，见于大口尊和卷沿盆的口沿上，系陶器烧成后用锐器刻划而成。针对二里头文化陶器口沿上的刻符，有学者考虑到这些刻符所在的器种和位置，推测其中有些应起着标记的作用，如在公共场合使用时便于相互区分；但有些很可能就是早期文字，分别表现数字、植物、建筑、器具以及自然现象等。有的学者指出这些刻符与后来的甲骨文有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进而释出“矢”、“井”、“皿”、“丰”、“道”、“行”、“來”（小麦）以及女阴和鞭子等的象形字。到目前为止，二里头遗址陶器上发现的刻符，总计达数十例。对于它们究竟是不是文字，学者们见仁见智，尚无法形成统一的意见。
总的来说，在甲骨文之前，最像是文字的符号就是陶器上的刻符了。刻符不像甲骨文那样有成文的篇幅。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商代晚期，现在已出土的刻符以贾湖刻符为最早，距今大约8000年。此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时期，也都有陶器刻符。对这些刻符的性质，学界看法不一。有人认为是“记号”，有人认为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而有学者则认为已属文字范畴。破解这些刻符相当困难，至今也只有几个字能猜测它相当于后代的某字。不过，刻符与汉字有渊源关系，应该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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