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碑刻
从书法发展来说,汉代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西汉尤其西汉初年(碑刻)书法,仍沿袭秦代的书法传统。现在可以看到西汉书迹有极少数的石刻(碑刻)。西汉的石刻,有《祝其卿坟坛刻石》、《上谷府卿坟坛刻石》、《群臣上寿刻石》、《鲁灵光殿址刻石》、《霍去病墓刻石》、《五凤二年刻石》、《?孝禹刻石》,王莽时期的《莱子侯刻石》等,其笔划简直,属于没有波势的隶书。还有《鲁北陛石题字》等。这些西汉石刻中,有一部分为篆书,大多数是承袭秦代小篆的风格。其中《鲁孝王刻石》是篆书向隶书过渡的字体。
以上这些刻石的书体,基本上是方整的小篆,形成了汉篆体方、笔挺,结法密的特点。尤其是方折笔道,它是秦篆过渡到汉篆,以至汉隶的重大发展。尽管这些刻石的字数虽然不多,可是它是研究我国汉字字体演变的重要实物资料;同时,它的书法艺术成就很高,成为我国西汉隶书碑刻的代表作。
总之,到西汉时期,从以上所列举的一些刻石来看,有些为篆书刻石,可是已带有隶意。如《鲁北陛石题字》,其中的“月”字,虽为隶书,可是仍带有篆意。另外,西汉成帝以前的一些刻石中,其隶书和篆书并列使用,或者说是已参杂使用。可以从西汉的刻石中得到证实,如西汉《霍去病墓石刻》字,一石作“左司空”为篆书。可是,到了汉顺帝以后,汉隶已到了成熟的时期,秦隶便已绝迹。
这里必须交代清楚的是,到了汉朝,尤其是西汉初期,虽普遍使用隶书,可是也有用小篆的。《后汉书》光武记注说“汉制,帝之下书有:策书用篆书,三公罪免赐策,用隶书。”汉代的篆书石刻,传存于世的有赵王群臣上书,鲁王判治刻石,阳嘉四年刻石、祝其卿坟坛题字、上谷府卿坟坛题字、少宝神道阙、开母庙、是吾碑、建初残石、三公山碑以及汉魏诸碑额、如衡方碑额、孔彪碑额、韩仁铭碑额、白石神君碑额、张迁碑额、华山碑额等,魏三体石经里的小篆等,都是汉魏小篆的大本营。
碑在西汉时,极为罕有,欧阳修曾说:“至汉以后,始有碑文,欲求前汉时碑碣,卒不可得。”到了后汉时突然大增,即到了东汉,隶书逐渐成熟。
可是,东汉前期的隶书碑刻和刻石,由于它是承袭了西汉末期的书风,所以其笔划无波势和有波势的两种风格并存。如东汉初年的《三老讳字忌日记》(东汉建武二十八年)和《开通褒斜道刻石》(东汉永平六年)。这两种石刻,虽是东汉时代的石刻,但由于它是属于东汉初期的刻石,所以与西汉时期的隶书相近,外形扁方,笔划简直,虽与篆书大不相同,但与西汉的隶书很是相似。到了东汉中期以后,由于当时树碑的风气很是盛行,石刻渐多。这时期的汉隶比起东汉初期,其点划波磔显明,已完全脱离了篆意,已变为纯粹的隶书了。到了东汉桓?灵帝(公元147~189年)隶书定型化,即汉隶已到了完全成熟的时期。这个时期,汉碑的精华,包括笔法、结体、风韵和格调,是个大力加工更绚烂的时期。因而书法日趋精巧了,这种法书为森严的官定标准书体,成为汉隶的极盛时期。并且遗留下许多碑版,直至现在还陆续有所发现。
由于东汉树碑立传之风很是盛行,所以遗存的碑版为数最多,并最精湛。人们通常说的汉隶主要是这类碑版。在东汉隶书中著名的碑刻很多,见于著录者有三百种以上,现尚存者有一百七十余种。这种碑版书法多种多样,笔法互异,体态不一,风格亦不一,但都属成熟的隶书,成为后人学习的善本,其最具有代表性者亦相当多。倘按笔法来分,大致可分为方、圆笔道;倘按风格神韵,大致可分为五大流派:
(1)属于工整精细,法度森严一派的有《乙瑛碑》、《史晨前后碑》、《礼器碑》等,是隶书的正宗。
(2)属于飘逸秀丽,圆静多姿一派的有《曹全碑》、《孔庙碑》、《韩仁铭》等,这一派是汉隶的精品。
(3)属于风神纵逸,烂漫多姿一派的有《石门颂》、《杨淮表》、《封龙山颂》等。
(4)属于方整宽厚、茂密雄强一派的有《张迁碑》、《鲜于璜碑》、《衡方碑》等。
(5)属于气度宽阔,厚重古朴一派的有《?阁颂》、《鲁峻碑》、《夏承碑》等。
以上列举的几种不同派别的碑版,可以看出,汉代书学的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石刻在汉代极为盛行。其中大部分是在坟墓上立的碑、碣,也有一部分为功德颂碑,以及还有石表、石阙等。在汉朝墓碑占据主要地位,在我国东汉初期开始流行起来。从那时起,立碑的习俗就一直延续到现代。所以,至今保存下来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石碑,成为我国古代书法发展演变的可靠见证。可是,有的碑版,在历史文献和历代金石书籍中均无著录,因而就更加显得珍贵。这些实物资料,成为研究汉字的演变和汉代书法艺术,提供了十分理想的资料。
此外,在东汉碑刻中除上面所说的隶书碑版外,还有嵩山开母庙、少室、太室、三室石阙中的开母、少室二阙均为汉篆。这种汉篆直接秦篆,但与汉金文篆书不同;其笔道较为圆融,体势长方。另外,又有汉篆精品《袁安》、《袁敞碑》,其特点稳重、宏伟。
三国时期的碑刻
三国时期的石刻,虽与汉末的碑刻隶书差别不大,但其字形渐趋于方,其字势向纵的倾向发展。因此,三国是隶书向楷书过渡的时期。三国魏的隶书,方笔直势居多,倘若笔划没有波磔的话,那就与楷书很相近了。
潘天寿在《中国绘画史》所说魏晋绘画“承汉末之遗势而顺进之”。而魏国的书法也无不如地因袭汉代。当时的碑版和写经仍然使用隶书或篆书,由此而产生了一些优秀的书法艺术的代表作品。如《受禅碑》、《上尊号碑》、《孔羡碑》、《范式碑》、《曹真残碑》、《王基残碑》、《十三字残碑》、魏正始《三体石经》等等。由于曹操立法严禁,禁止立碑。以“不惜倾无量之资财,以博建立碑碣之虚荣”为理由,而严禁立碑,所以这时期的碑版较少。
吴国地处江东其书险怪诡谲,大有楚风。所以,吴国出现了一些极为著名的书法家,并留下了艺术价值很高的石刻。吴国时期的碑版,真书刻石有《葛府君碑》、《九真太守谷朗碑》;以方笔写篆的有《天发神谶碑》、吴《禅国山碑》等。
晋朝碑刻
晋朝距汉时尚近,石刻多完好者,可供晋人深造,发展书学有良好的基础。可惜由于曹魏时已禁立碑。晋承袭曹魏禁碑之旧习,故亦下禁碑之令。其理由“妄媚死者增长虚伪,而浪费资财,为害其烈”为辞。故晋代遂向帖学发展,所立碑版不多。现在存留下来的晋碑廖若晨星,仅有:《郛休碑》、《任城太守孙夫人碑》、《齐太公吕望表》、《刘韬墓志》、《枳杨府君碑》、《爨宝子碑》、《好大王碑》、《王兴之夫妇墓志》等。
十六国碑刻,主要有《广武将军碑》,现在西安碑林。碑四面刻,前面刻碑文,碑阴及两侧刻部将姓名。隶书。正文十七行,行三十一字。碑阴二列,一侧二列,一侧八列。额隶书“立界山石祠”五字。碑阴、碑侧,则信手刻凿,有行书流便之意,奇志横生。康有为跋其为“北魏近新出土,以此为古雅第一。关中楷隶冠。”前秦石刻甚少,除《邓太尉祠碑》外,仅有此碑,故为人所珍视。《邓太尉祠碑》,此碑隶体已杂有楷法,书法亦佳,为苻秦碑刻代表作。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原碑藏于柏林国家博物院,二次世界大战被毁,仅存孤本拓本,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北凉传世书迹极少,故此刻极为珍贵。
晋之《爨宝子碑》与南朝宋之《爨龙颜碑》,皆汉魏书法之衍流,而此碑兼而有之,实属可贵。此碑又一明显的特点是,古今字和别体字颇多,这些结构字体之形成,能查出它的来龙去脉。此碑书法、书势很优美,颇具古质而今妍之志。
南朝碑刻
南朝碑刻,大体由东晋为南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时的碑刻,也大多继承了东晋的风气,好书法的风尚仍不亚于东晋。上自帝王,下至百姓,都极其喜爱书法。可是,南朝至齐末,仍承袭东晋禁碑的规定,当时曾有“南朝禁碑,至齐未驰”之说。因南朝仍沿魏晋遗制,有禁之律,故造成书法流传帖多于碑。所以,一般来说南朝碑版流传下来的很少,但并不是绝对没有。其原因:不外乎有的蒙朝廷特许而立;有的亦间有犯禁现象,所以尽管在禁碑的南朝三百年间,所建立的碑版亦不下数百种。可是,因受到人为的破坏,这是碑碣的莫大厄运。所以存留于今的不过数十通。《刘怀民墓志》书在隶楷之间,凝重圆润,与《爨龙颜碑》、北魏《中岳嵩高灵庙碑》相似。刻的虽不甚精,但刘宋刻石与之相似者少,故为世所重。
宋《爨龙颜碑》,为刘宋正书碑刻。字体方正,险劲简古,有气魄而多变化,仍存隶意,自有意度,为楷隶极则。这种雄浑庄严的书体,实为北魏碑的先河,并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梁《瘗鹤铭》,真书,文自左而右。此碑的书法艺术是代表了南朝的时代风格,虽已是成熟的楷书,但仍能看出篆隶笔势的遗意。其笔势富有骞举意趣,飞舞回旋如鹤翅高翔。可见,此碑的书法精妙,使历代文人为之赞叹。自宋代吴琚直至清末龚自珍、刘鹗等都有“我生好读浮邱经,焦山来访瘗鹤铭”的雅举。它亦是研究我国书法及碑刻发展史的重要资料,学习书法艺术的一个重要范本。
总之,由于南朝文化发达,艺术兴盛,这大大有利于书法的进步。同时,在这动乱的年代,不仅老百姓遭殃,连中、小地主、士族也大感失意,使人们精神上感到空虚,以信仰佛教来寻求精神寄托。正因为佛教到了南朝有了长足发展,各地的佛寺,激剧增加,塑造佛像。在造像方面,大多用金属铸造形象。这就势必延聘文学之士或书法家来撰文纪事,更为普遍的是凿石作碑碣,或在天然的岩石上凿刻,即称摩崖刻石。这种自然会使书法艺术得到普遍的发展。